15个与新传相关但是你在书中找不到的年度热词｜考前背多分系列

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罗兰·巴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用以分析广告中的图像说服力，是指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主体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相应地，视觉修辞方法主要体现为面向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的修辞分析。由于视觉文本与受众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结构，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视觉修辞方法，也即视觉修辞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不同应用维度。

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人类社会控制的方式的一个比喻。在传统社会，社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成本更低、效率很高的社会治理的。这种控制形式恰如古罗马人发明的一种金字塔式的监狱：犯人被监禁在不同的牢房中，狱卒则处于最高一层牢房顶端的监视室内，他可以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们却看不到他，并且犯人们彼此之间也缺少有效沟通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管理者是否到位或者缺位，犯人们都假定它的存在，因而不得不接受外在控制，同时也自觉地规罚自己。“共景监狱”是一种微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个体由之前的“被监视者”转变为“监视者”,舆论监督的权利转变为公众所有。因此,监督主体的扩大可形成对某一对象的被监督和讨论,使这一对象成为公众议题并产生相应的公众舆论。

最早诞生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从广义上，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从狭义上讲，数字经济可以简单理解为社会各主体间，通过网络进行交易，推动社会发展，例如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移动支付。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是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典型代表，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子商务”，它代表的是新的产业变革，在新时代下，为各行各业赋能。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与活力。

媒介地理学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85年英国一本文化地理学的论文集中；1992年，中国传播学者邵培仁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一文中首先将其引入中国。研究人类与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既研究人与自然和媒介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人之间和媒介之间的空间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经验主义，也注重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方法。是新闻学、传播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但其学科渊源主要来源于西方的文化地理学。1925年美国人索尔出版的《景观的形态》标志着文化地理学的诞生。索尔通过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

理论由德国当代学者阿斯曼夫妇创建的。在《文化记忆》中，扬·阿斯曼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为基础，强调了记忆的“文化”维度。所谓文化记忆就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这种记忆的是对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有关过去的信息，这段过去构成了该社会或时代的集体记忆，如南京大屠杀、知青、金字塔等。文化记忆关注的通常是凝结成了可供回忆的象征物。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可以说，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文化记忆的主要形式是仪式和节日——节日和仪式的定期重复，可以保证和巩固集体认同知识的传承，并保证文化认同的再生产。

是当前新闻学术界比较新的一个研究视角，目前还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学术界讨论的一般是指将具身性引入传播与身体研究中的传播类型，身体成为传播媒介的一个部分。这种类型在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早期传播基本就是靠人力在有限时空内进行，人的动作、表情、讲话等身体语言就是传播的主要形式。而且，这种具身化传播从未消失，即使是在离身传播出现并成为主流后，“市井传闻”这种形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是无法替代的。具身性作为一种观念被系统论述，最早源自于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并集中体现在其具身的主体性。具身性首先作为一种观念介人主流传播效果研究时，将为我们理解信息流作为一种环境刺激与受众态度的变化或者强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维度。

也叫做协同过滤，是推荐算法中最经典的一种，是一种基于领域的算法。其基于系统中其他用户的评分或行为进行预测和推荐，通过集体智慧的力量过滤掉那些用户不感兴趣的物品，筛选出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基于协作式过滤的推荐算法技术是推荐系统中应用最早和最为成功的技术之一。它一般采用最近邻技术，利用用户的历史喜好信息计算用户之间的距离，然后利用目标用户的最近邻居用户对商品评价的加权评价值来预测目标用户对特定商品的喜好程度，从而根据这一喜好程度来对目标用户进行推荐。比如在电商推荐系统中，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得到用户喜好后，可以根据用户喜好计算相似用户和物品，然后基于相似用户或者物品进行推荐。协作式过滤能够很好地通过行为识别用户的喜好程度，借助相似度来按计算用户对未知商品喜好程度，以达到推荐的效果，然而这种过滤方式使用的信息非常有限，只有简单的用户喜好信息，而忽略了各种诸如地点、时间、用户性格、产品信息、品牌信息等多重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荐内容非常受限。

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Callon）和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所谓行动者，“行动者”既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参与者，如法律、技术等。这些参与者各自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行动者利益相互妥协、达成协议的过程被称为转译，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行动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加以重新界定、安排。同时，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而非中介者，即任何行动者，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被看作具有能动性。转译是指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感兴趣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的过程。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联结起来，形成行动者网络。卡龙认为转译有五个关键，分别为：明确问题（problematis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zation）及排除异议（dissidence）。这里的“网络”概念有别于类似互联网等技术意义上的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行动者网络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而非单纯描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理论。对于同样的新闻事件，主流媒体报道它们认定的真相，事实核查机构查验媒体与政客所宣称的事实，社交媒体就该选择相信哪些事实进行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和再创作。信息在事实核查与社交媒体这里发生了转化，这种转化随时间的推移而更新，因而是动态的。因此，在真相建构的网络中，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都是“行动者”，与主流媒体享有平等的“转译”权利。

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的新闻报道形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由记者对现场进行深入观察，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并做作详尽分析。采用多个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法；充分记录人物的对话，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报道中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代表人物包括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和亨特·汤姆逊等。新新闻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实务新闻学最激进的一种报道理论，冲破了传统新闻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新新闻主义的某些理论及方法已渐渐渗透到现代新闻业中。但新新闻主义某些理论与实践是与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相矛盾，不能广泛的适用于新闻写作的各个方面。

就是通过相关设备，如计算机、视频卡等来合理搭配编辑软件，从而较好地处理计算机中的视频，并经视频卡将已编辑的视频输出，实现输出与输入的相互转换。就数字非线性编辑而言，指的是在编辑过程中，将所有素材，诸如音频、视频以及字幕等，转化成数字信号，然后将其保存在计算机硬盘之中，并对保存的素材进行后期处理。运用上述方式，能够通过硬盘随机存取功能编辑数字化视音频信号的方式，即为数字非线性编辑，我们当前常说的非线性编辑也就是数字非线性编辑。其次，非线性编辑不只是属于编辑技术或系统，其还属于编辑思维。非线性编辑是相对于传统上以时间顺序进行线性编辑而言的。非线性编辑借助计算机来进行数字化制作，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在计算机里完成，突破单一的时间顺序编辑限制，可以按各种顺序排列，具有快捷简便、随机的特性。非线性编辑只要上传一次就可以多次的编辑，信号质量始终不会变低，所以节省了设备、人力，提高了效率。非线性编辑需要专用的编辑软件、硬件，在现在绝大多数的电视电影制作机构都采用了非线性编辑系统。

是一种先进的内容创意理念，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首次提出。跨媒介叙事表示这样一个过程，即一个故事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穿越于多个媒介传播渠道，如电影电视、漫画小说、游戏及网络等，系统构建出一种协作合一的娱乐体验。在理想情况下，每一种媒介对于故事的展开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如美国《黑客帝国》系列主要情节信息由三部电影，九部动画短片，两套漫画，一系列游戏及玩具等传递给观众，这些不同的媒体平台承载的故事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观众从中获得的整体娱乐体验大于个体之和。跨媒介叙事其实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具体可以体现为五个“多元”：多元化的故事情节、多元化的传播载体、多元化的叙事主体、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多元化的受众接收参与方式。在此基础上，詹金斯还提出了跨媒介叙事的七个要素：可传播性与可钻研性、连贯性与多样性、沉浸式体验与萃取性体验、世界建构、连续性、主体性和表现。

又称倒融合，这与传统语境下所指涉的媒体融合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它与传统语境下的融合指向“相向而行”，是指商业新媒体平台向传统媒体主动地寻求话语资源、合作路径、科层内社会网络资源等，因此对象主体多探讨的是商业网站，研究议题多为在动态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之下，对于新媒体平台的行业结构和产品形态的形塑；另一方面“反向融合”的首要目的是增强企业自身的系统安全性而探索确保政策合规性的资源和路径。反向融合主要表现为从内容产品的话语层面、人才资源的流动层面，以及资本结构层面的融合。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指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后来，潘忠党从人与技术相结合的层面考查环境对媒介技术的影响，将可供性的概念拓展为媒介可供性。指某一特定背景下行动者感知到的其能够使用媒介展开行动（与其需求或目标有关）的潜能与媒介潜在特性、能力、约束范围的关系。举例来说，抖音的点赞、评论、转发等技术功能为我们提供了与他人互动交流的“可供性”，而人们感知到这种可供性，并且利用其实现对社会议题的参与，甚至基于“趣缘”而形成传播圈层。媒介可供性主要包括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分支。生产可供性主要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主要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移动可供性主要包括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媒介可供性为我们研究媒介的功能和意义提供了分析框架，是我们理解社会、技术、文化等的重要视角，它让我们得以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和媒介自身的属性出发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

指大众催促新闻生产的现象，用户催更对新闻加速具有重要驱动力。新闻生态内行动者间的关系互动塑造了新闻加速，新闻加速以其时间结构反作用于新闻生态内的未来生产实践及关系互动乃至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新闻加速下的用户情绪化催更风险。在盲目性催更基础之上，当新闻加速满足不了用户催更需求，在新闻评论区中极易出现情绪化的催更评论。新闻加速不但使媒体从业者时间压力剧增与情绪崩溃风险，还会对媒体组织及其从业者带来巨大的情感压力。新闻加速下的媒体专业面临权威丧失的风险，用户认可与信任极有可能下降。

是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一种特殊情感实践，算法作为一种可交互的传播主体，与用户之间存在复杂的“情感关系”，该概念最早由皇甫博媛在论文中提出。算法冒犯呈现出多维度的内涵：既是用户直接的负面情绪表达，也构成了算法在互动关系中对用户主权的“越界”和“僭越”。同时，这也是“算法批判”的集体叙事在个人层面的彰显，具体体现为画像失真、语境失当和隐私侵犯。其中用户自主性则是用户应对算法冒犯的主要机制，表现在温和抵抗、自我调适、算法素养三个方面，通过凸显情感实践维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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