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扒到了重庆各大高校新传名词解释的秘密！附4年冷门名解答案~

可视化新闻是以数据为核心，以信息为支撑，以可视化为基本载体的跨媒体新闻报道形式，始于《卫报》《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的尝试，国内也有搜狐的“数字之道”、财新的“数字说”、人民网的“图解新闻”等一些可视化新闻栏目。可视化新闻包括三个要素：数据分析、视觉呈现、新闻报道。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可视化作品中常见类型有数据地图、时间线、信息表三大类。可视化新闻综合了现代信息技术、数据化制作和可视化生产等多种应用，将新闻转化成图像与图形相结合的形式，相对于传统新闻报道形式，新闻可视化基于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完美呈现，有数据化、直观性、简洁性、对比性和高效传播效果的特点。

“霸权”一词，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A·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最早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主概念加以使用。葛兰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作是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葛兰西的这个观点，把“霸权”看作是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虽然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未能关注或很少关注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领域，但由于其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他们仍为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进展提供了极具现代意义的理论模式。

“数智化”指数字化转型的更高层级发展即“智能数字化转型”。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三大技术的持续性突破，新一轮数字化转型正在升级为数智化转型，媒体融合进入了数智化融合的深度融合阶段。数智化融合是深刻的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和关系逻辑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呈现出以数据驱动为新引擎，以人工智能全面嵌入媒体内容生产为新流程，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协同为新生态的内涵特征。进入媒体融合后半程，人工智能技术奇袭了传统的传播生态，带来结构性而非功能性的变革，人不再是单一的传播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更是重构了新闻生成流程，革新了新闻工作机制，并对新闻理念和机构产生结构性冲击。为此，主流媒体应该进一步数据联通，构建一体化底层支撑体系；加快技术开放，形成规模化开源应用生态；强化跨界跨域合作，打通全产业链条通道。

孔德在19世纪中期提出了实证主义，是指通过经验数据或者科学实验验证社会科学的合理性，认为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能只根据哲学思辨，而必须有经验证据作为支撑。数字实证主义是指在数字时代，人成为了数据人，在互联网上的行为、言论等都可以转化成为数字，通过对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数字痕迹，借助计算机、大数据、算法等技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数字实证主义有实证主义本身的特点：坚决反对柏拉图主义在经验对象之外随意设置其他对象的做法，认为有且只有一种实在，即感官可以把握的个体对象；承认感官经验为人类认识的源泉，科学的任务在于把握经验的材料并以尽可能简单即最节约的方式描述并整理它们；知识是统一的，科学具有统一性，也就是说可以将运用于自然世界的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将非描述性的陈述从知识和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但是也有自己本身的特性：数字实证主义的数据具有海量性，是通过互联网的用户行为进行收集的；数字实证主义需要借助科学的方法，包括大数据分析等。

1968年，德国学者汉斯·马格涅斯·恩泽斯伯格在《意识工业》一书中提出“意识工业”的概念。1977年，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学者达拉斯·斯麦兹发表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指出大众传媒的产业本性是“意识工业”或“文化工业”，认为媒体是由“传媒技术（物质基础）”与“传媒艺术（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意识工业体系，“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才是传播以及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斯麦兹剑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忽视了大众传播系统的政治经济意义,强调应当对意识工业进行唯物主义分析,重视媒介对资本再生产的作用,揭示媒介本身在剥削经济系统中的剥削机制的力量。

数字排毒于2013年首次被收录进《牛津词典》，其定义为“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代表了一种反数字依赖的实践。数字排毒的特点：数字排毒是一种“人本”理念。数字排毒并不否定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只是反对过量连接或过度沉溺其中，强调个体保持对技术的克制使用与反思意识。数字排毒是一种“治疗”手段。不仅有特定的疗愈过程，还是一种自助净化行为，犹如道教“辟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提倡的“断食排毒”等。数字排毒是一种“共生”关系。数字排毒给予了人们如何对待数字技术的新思路，即学习健康使用技术，与之建立共生关系，让技术辅助我们工作生活，提高幸福感，而非任由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具身传播是不同传播主体间并行的、高度互动的耦合现象，主体间的意义创造构建着全新的传播情境，从而也会重塑人的身体经验和具身认知。具身传播的本质表现为人与技术在同一场域中创造新的情境，以及基于“人—机”具身关系的意义创造与再生产。具身传播具有以下特征：①具身传播旨在促成受众的“体认”感知。在新媒介技术的赋能下，具身传播具有真实性和交互性，注重调动身体实践的体验和体认。②具身传播在传播情境的基础上，构建受众所在的时空体验感。③在具身传播中，认知、身体与传播环境处在相互耦合的动力系统之中。元宇宙是基于VR应用基础上游戏与社交深度融合的场景再造，属于典型的具身传播。

“矩阵”原本是一个数学概念，指一个长方形阵列排列的复数和实数集合。对于新媒体矩阵，可以将其定义为能够触达目标群体的多种新媒体渠道的组合。新媒体矩阵有横向矩阵和纵向矩阵两种类型。横向矩阵指企业在全媒体平台的布局，包括自有App、网站和各类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企鹅号等，也可以称为外矩阵。纵向矩阵主要指企业在某个媒体平台的生态布局，是其各个产品线的纵深布局，也可以称为内矩阵。比如在微信平台可以布局订阅号、服务号、社群、个人号及小程序。新媒体矩阵的优势：降低用户获取信息的难度、协同放大IP品牌效果、多元化内容生产及呈现、增强抗风险能力。

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数字游牧是一种叠加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受传统工作地点的束缚，通常从事创造性和趣味性的工作，能够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以实现工作和休闲的动态平衡。大多数数字游民遵循地理套利的逻辑，即利用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在物价相对较低的地区生活，实现货币价值的最大化。但数字游民在不停的迁移过程中可能会陷入一种情感“停滞”状态，数字游民人际互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事缘型”交往，这种社交模式呈现出“接入—拔取—再接入”的特征，导致数字游民之间的关系强弱不断转换，无法满足数字游民深层次情感需求的。在浙江安吉，由数字游民创建的小型工作室孕育出了丰富的文创衍生内容，在推动白茶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全球南方一般是指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三世界”一词的替代。在传播研究领域，“全球南方”视角关注全球及民族国家内部的传播制度设置、资源分配状况以及围绕传播资源的抗争和维系行动。这一视角强调从南方的立场出发，探寻公平正义，关注全球不公正结构下受剥夺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行动和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全球南方视角下，中国传播研究面临三个重要议题：国内层面，民主传播的迫切性：随着媒体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传播资源分配两极化，媒体公共性丧失，需要重建公共性。国际层面，南南传播的可行性：中国需与其他南方国家联动，发展南南传播体系。全球层面，重启“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可能性：中国需在国际层面争取话语制高点，改变现有国际传播秩序。

记者修养主要包括作风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技能修养、情趣修养、体质修养、公关修养等。作风修养指记者要有优良的思想作风和顽强的工作作风，要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道德修养指记者在采写、传播新闻过程中与人、与社会相处时的行为规范。知识修养指记者应当博学多识，在理论知识、新闻传播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等方面自觉加强学习。技能修养指记者对采访写作技能熟悉和掌握的程度。情感修养指记者在采访写作过程中情感的浓度。体质修养指记者体质的健康程度。公关修养指记者与采访对象、社会团体建立的友谊和互信程度。记者个人素养始终是媒体的内容生产的关键。传播环境、舆论生态的变化，既需要记者转型调整、以变应变，也考验着记者的定力和坚守，记者“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的职责使命不变，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能力要求不变。

新闻线索，也称采访线索、报道线索，是指为新闻采访报道提供有待证实、扩展和深化的讯息，给新闻记者提示新闻的所在、新闻采访的方向。新闻线索是可能成为新闻的或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某种事实所传播的信息，也可以说是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新闻事实所发出的信号。新闻线索不等于新闻事实，是记者发掘题材的一种凭据，它比较简略，要素不全，没有事物的全貌和全部过程，常常只是一个片断或概况。获取新闻线索的渠道：来自发布新闻的党和政府的有关机关，或者是编辑部提供给记者的新闻线索；来自基层广大通讯员和读者（受众）提供的新闻线索；来自记者的发现、寻找和挖掘；参加各类会议，从领导讲话、会议文件和有关工作简报上寻找新闻线索。网络新闻线索征集平台的出现，为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了在更短时间内得知线索、在更短时间内一条线索被多家媒体采用追踪的泛传播平台，同时也加剧了媒体的竞争力，让更多真实的新闻不再因个别媒体的瞒报而消失在公众眼中。

体制性失实是新闻失实的一种，是指基于一定价值观或指导思想而扭曲事实造成的新闻失实，是一种客观环境影响下的失实。新闻传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其真实性必定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当客观事实与政治相冲突时，新闻媒体必须对事实进行再加工，从而新闻失实。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媒介成为政具，假话、大话、空话泛滥，造成新闻严重事实。网络环境下，体制性失实的现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由于新闻的发布者不仅仅是专业媒体，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媒体发布事实，使其不受其他因素的控制，所以，由体制限制造成的新闻失实不断减少。同时，我国在信息公开方面也改善了许多，政府不断受到媒体、公众的监督。

“可供性”的概念源自生态心理学，最早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于1979年提出。最初定义指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行动可能性”。后被引入媒介研究，被用于解释某些行为为何会在特定媒介形态中发生。2017年，学者潘忠党将媒介可供性的概念引入大陆传播学界，他发展了一套媒介可供性的框架，即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后被学者修正为传播可供性）。生产可供性主要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五个方面。社交可供性包含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和可连接四个方面。媒体的移动可供性包括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和可兼容四个方面。媒介可供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动态的研究和分析视角，揭示了媒介技术环境对于行动者行为逻辑和模式的基础性作用。

媒介偏向论是哈罗德·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他认为传播媒介具有控制时间或空间的偏向性。英尼斯认为用于古代文明中的媒介，如黏土、羊皮纸和石头，经久耐用，但是难以运输，这些特性有利于控制时间，但不利于控制空间。而不那么耐用和容易运输的媒介，如纸浆和纸，由于分量轻、容易运输而具有空间的偏向。他认为以时间为偏向的传播体系见于有着大量的口头传统或书写技术的社会，以空间为偏向的传播媒介倾向于现在和未来。基于这一分析，媒介的空间偏向使得远距离的管理成为可能，有利于帝国的地理延伸，也刺激了军事扩张。这一观点改变了传播学以信息内容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开拓了媒介与社会文化、经济、权力结构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但是过分强调技术的决定性作用。

社论是指代表报社、刊物或者通讯社编辑部就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事变或者问题表达立场的指导性言论，具有权威性、政论性。时评是指以议论事时为主的评论。所以社论时评化具体来说就是代表编辑部的记者个人或者编辑部就新进发生的事实进行评论的一种评论趋势。社论时评化的意义表现在：①它使社论的题材更为丰富，更有新闻性。②使社论这样一种多年来已经濒临僵化的报纸文体重新焕发出了生机。③使社论的刊发频率更高，符合每天发表社论这样一个全世界报纸遵循的普遍规范。④使长期以来社论在党报体制之内的崇高地位有所下降。⑤使得社论有可能脱离千报一题、抽象层面的议论，而更多地触及地方的社会生活。

音频新闻是指利用声音作为主要传播手段，通过数字化技术报道新闻、传递信息的媒介形式。它涵盖了所有通过音频手段发布的新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播客、网络电台节目、有声新闻简报等。音频新闻作为广播新闻的升级版，在数字化和智能化传播生态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具有个人化、移动化、社交化等特征。音频新闻在内容生产上注重故事性和启示性，力求为公众提供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新闻信息。同时，它也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商业模式，以应对变现困难和在线视频等新型媒体的竞争。

1992年10月28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应运而生，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形成竞争态势，他们倡导以提高节目信息量为标志的开放型改革思路：新闻编排打破了先本地、后国内、国际的陈旧模式，根据新闻本身的“重要性”排座次；不“画地为牢”，请进各方代表人物进直播室；努力开放节目资源和频率潜力，实现24小时直播。东方广播电台的做法，深化了大板块直播节目的内涵，实现了广播节目与社会活动的内外联系，以媒体活动和品牌主持人来树立电台的品牌形象。尤其重要的是，引入了竞争机制，触动了体制方面的某些问题，使广播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开拓。

由美国学者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提出，认为人们像对待真人实景一样对待媒体，即：媒体＝真实的生活，人与电脑、电视和新媒体的互动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和自然的。媒体等同是从媒介效果研究的角度提出的人和媒介互动关系的新理论，它有两层涵义：一是把媒体内容当真；二是把媒体当人。媒体等同观念引入了人与媒介关系的新思维，批判了单纯的媒介工具论，验证了人性化媒体的合理性，并将媒介认知纳入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的框架中，将媒介客体主体化，带来了媒介思维上的新突破。但该理论在根源寻找上显得武断和片面，某些结论的推广也缺少条件的限制。

SNS全称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即社会性网络服务，专指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它起源于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六度理论，即最多通过6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基于此理论的SNS网站2003年3月在美国出现。SNS的传播学特征：SNS是一个完全由用户来生产内容的网站，因此它具有典型的社区性质；SNS的内容形成机制，也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成的机制；SNS更多是通过某个成员所列出的兴趣爱好，来展现一个人的形象与思想，它实际也成为了人们塑造自我形象的一种手段；SNS编织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网络，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文化产品。SNS的商业价值：打造用户资源管理、进行精准化营销。

文化变迁就是指由于族群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个族群文化的改变。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一是内部的，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二是是外部的，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盟迁徒、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讲，文化的变迁来自人们的发现和发明，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不同文化的接触而发生的文化传播。也可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

嵌入性是经济社会学里一个重要的概念，泛指经济活动受到非经济制度的约束。最早由卡尔•波兰尼提出，经马克•格兰诺维特进一步阐释而成为新经济社会学里一个最常被引用的关键性概念。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学家过分强调个人对社会价值的服从，将个人“过分社会化〞；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个人与社会的隔离，将个人“过分原子〞化。个人既不是“社会人〞亦不是“经济人〞，而是联入到社会关系中的理性人。即个人虽然追求个人大利益，但由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给他带来长远的利益，因此，个人会遵守人际交往的规范，以维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非平衡性原理是大众传播系统的自组织原理之一，指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远离平衡是大众传播这种耗散结构之源泉，这里的离开平衡态不是混乱一团，而是大众传播系统要从环境中吸收能量、物质和信息。

在数字时代，平台作为新闻业的基础设施，“镶嵌”在新闻业的结构与运行系统中，接入平台已经成为媒体机构融入当今新闻生态的必要条件。平台之于数字新闻业，是一种复杂的“前设”：一方面，平台帮助数字新闻业突破媒介局限、扩大用户规模，并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盈利模式；另一方面，平台的逻辑也渗透到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等各环节，既对新闻业固有的体制和规范构成挑战，也对新闻学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合法性构成挑战。

报刊的有机运动是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提出的关于报道新闻的过程理论，用来描述报刊揭示事实真相的动态行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在规律和活的灵魂。马克思将报刊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新闻记者是机体的一部分，单篇新闻报道是整体的一部分，由于报道的侧重面不同，单独看起来可能是片面和有偏差的，但只要报刊的有机运动在正常进行，事件的真相就会逐步展现。有机运动的实质就是新闻真实实现的运动，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新闻真实的实现具有时间性，新闻记者要做的是确保每个当下的报道都符合客观事实。其次，新闻真实的实现具有系统性，对完整事实的揭示应有明确分工；最后，新闻真实的实现具有艰难性，新闻记者要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做出客观、准确的报道。

信号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新闻传播方式的一种，通过一些信号进行信息的传递。好处是传递速度快，但只能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传递复杂的信息比较困难。如古代的烽火台、敲锣报警都是信号媒介的一种。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是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敌人入侵而建的，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是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消息传递方式。

是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隐喻。柏拉图把世界比作一个地下洞穴，人是一生下来就被捆绑在洞穴的囚徒，他们不能走动，更不能转头，只能看着眼前的墙壁。在囚徒他们背后有一堆火炬，火后面有一堵墙，而囚徒只能看到被火光投射在墙壁上的幻像，于是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作了现实的存在，而对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毫无知觉。洞穴隐喻引申到传播学中常被用来比喻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影响，而是通过制造信息环境，影响我们关于世界的想象。

鲍曼在2000年后先后出版的《液态现代性》、《液态时代》等书中提出了液态社会的概念。现代社会从一种坚固、沉重、形状明确的固体状态变为流动的液体状态。液态化是与固态化相较而言的，人们对瞬时与快速的追求取代了对连续持久的期待，流动性与速度成为社会分层的决定性因素：既有的规则与标准都正快速液化，不再存有稳固的单一权威。在液态社会的背景下，新闻业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记者身份的“液化”、新闻的用户同时也是新闻生产者，二是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液化”，新闻生产的开放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源头不再局限于职业新闻从业者。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具有“信息回避”（informationavoidance）倾向，即当一条信息令人感到不适或挑战人的世界观时，我们会下意识地回避它。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回避还指用户由于时间、精力、知识背景以及兴趣爱好不同等原因有意识地对某些信息进行忽视、回避，以达到提高信息利用效率的一种信息行为。社交媒体用户信息回避行为有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信息因素（如信息质量、信息数量等）、用户因素（如认知、情感、使用行为等）和环境因素（如社交媒体特征、社会影响等）。

该理论最初由德弗勒和鲍尔·基洛奇提出，其核心思想是受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媒介传播的信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而人们也加重了对信息的依赖，对于媒体介质的过分依赖，失去了与某媒体介质的接触后便出现心理或生理问题产生生活障碍的症候，这就是媒介依存症的一部分体现。媒介依存症是伴随着媒介技术日益发展而产生的作用于人的心理的一种社会病理现象。一种媒介一旦出现就会跟受众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双向性质，但强势的一方是媒介，它们从传播内容上控制着受众。人们越是希望得到有意义的信息，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就越强。

非事件性新闻是指与事件性新闻相区别的新闻报道，即对一段时间或若干空间近而发生的情况、经验或问题等概貌性或阶段性的反映，其时态往往是渐进性的。非事件性新问包括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经验性消息、述评性消息等等。它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或阶段性，一般是报道实际工作、生产、经营、科研和教学等进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就、经验或存在的问题。这类报道的内容不是突发性的，又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有较长的过程和时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是顺应我国媒介生态衍变与主流舆论阵地建设的系统性路径，同时也是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声量支撑。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立足于主流价值引领，发端于媒体生态重构，落实于媒体深度融合，主要由横向融合发展、纵向结构完善、整体机制创新三个层次构成，进而形成环环相扣的发展格局。全媒体传播体系目标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核心在于把握意识形态主阵地的要求，同时结合数字时代发展的趋势进行媒体建设与转型发展。

同题报道是指围绕一个人、一件事、一场活动、一个单位，诸多媒体同时进行的新闻报道。近年来，随着新闻媒介飞速发展，信息来源日益广泛，传播渠道愈发多元，信息处理方式不断更新，同题新闻报道已成为新闻生产的主要形式之一。如何在同题新闻中做到突出，是各大新闻机构所关注的内容，主要方式有：多写细节、事实说话，材料鲜活、尽量独家，巧妙布局、引人入胜。

也称为准社会交往或类社会交往，由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于1956年提出，用来描述电视、广播及电影受众与媒介人物发展出的单向关系，特别是电视观众往往会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产生某种依恋，把他们当作真实人物并做出反应，进而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与真实社会交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面对面交往不同，在准社会关系中，用户与媒体人物之间缺乏互利互惠，这种互动是单向的、非辩证的，由表演者控制，且不易相互发展。然而，一些观众积极地与媒介人物互动，仿佛与他们之间产生了互惠关系，不自觉地认为媒介人物也在回应自己，就像面对面交流一样。准社会交往是用户对媒体人物的即时反映，而准社会关系则是基于准社会交往发展的长期状态。

编后语是指附于新闻报道或其他文章之后播出的广播评论。属于本台名义播发的微型评论，兼具类似报纸的“编者按语”和“编后”的表现功能，既可像“按语”那样只作论断而不具体论述，也可像“编后”那样有所发挥。二者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都着眼于通过适当提示，引起听众重视，启发他们思考、联想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多用于阐述某些一点就明或处于萌芽状态、但须提醒人们注意的问题。写作上力求内容精练、语言简洁。一般由播音员口播，用于新闻性专题的编后话还可以作为解说词或串联词的一部分播出；这种编后话除表明对于事物的看法和态度以外，实际上还具有承上启下、增强节目整体感的结构功能。

网络协议是网络运行的基石。在网络中，网络设备、传输介质、网卡又各有不同，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也会使用不同的规则进行传输，而这些规则是依靠网络协议完成的。网络协议为计算机网络中进行数据交换而建立的规则、标准或约定的集合，它规定了通信时信息必须采用的格式和这些格式所代表的意义。网络协议使网络上各种设备能够相互交换信息。网络中存在着许多协议，接收方和发送方使用的协议必须一致，否则一方将无法识别另一方发出的信息。网络协议分为OSI（七层）和TCP/IP（四层）。

精神交往理论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理论，该理论为确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传播观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该理论认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除了受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制约以外，还具有自己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启示我们不能孤立地考察传播，而应该把它放在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的总体(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不能抽象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互动，而应该把它放在具体条件下，放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中加以考察。

媒介决定时代特征，时代也赋予媒介独特内涵和外延，决定媒介群的媒介形态。媒介形态也可分为可视形态和潜在形态。与泛媒化紧密相关的媒介技术发展趋势是媒介可视化，即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倾向于全面、深刻的图像化。可视化不是简单指原来看不见的事物现在变得可见,而是指以文字为核心的印刷文化或概念文化向以图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的转向,它深刻地揭示出视觉范式的当代转变。

体验式采访是指记者以一个参加者的身份，始终身临新闻现场，靠观察和询问进行采访。这种采访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多用于人物报道、深度报道等。体验式采访的优点有：（1）有助于记者尽快接近采访对象，密切和采访对象的关系；（2）有助于记者获得真知，更深入了解客观实际；（3）有助于记者思想作风的锻炼和敬业精神的培养；（4）有助于记者把报道写得更真切感人；（5）有助于记者积累生活经验、生产经验、工作经验。但体验式采访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采访时间较长，新闻生产周期长；由于参与新闻现场，对于事件发生发展走向产生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记者应加强自身学习，锻炼实际的工作的能力，丰富社会经验，提高自身素质，以便在体验式采访中更好地把握事实。

是指采用有关市场调查的方式和方法，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地搜集、分析与广告活动有关的消费者信息、传播媒体信息、产品和企业信息以及广告效果信息等的活动。一般来说，广告调查的主要内容分为信息研究、媒介研究和效果测定三类。广告调查包括广告的前期市场调查、媒介调查和广告实施后的广告效果调查。调查的方法有:访问法、观察法、实验法和固定样本连续调查法。其基本程序为:明确调查目标，制定实施方案，录入并调整调查信息，撰写调查报告。进行广告调查对于准确测定广告效果、评估广告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殖民是信息化时代下西方发达国家对他国进行侵略、控制的新方式。与工业化时代，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主要以暴力掠夺来实行殖民政策不同，在信息化时代，西方霸权主义大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控制信息网络来实现殖民利益。他们通过发展和垄断信息技术，确立信息霸权，并以国际互联网为工具，掠夺他国的信息资源，控制他国的信息网络系统，同时对他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达到对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控制。同以往的新老殖民主义相比，信息殖民主义更具隐蔽性。

交互式数据新闻是数据新闻发展形态的进阶表现，是以允许读者查询和添加数据的开放式数据库为基础，以计算机算法和程序为手段，以鼠标点击、拖拽等指令触发为途径，将数据与数据、数据与其他媒介形式相关联，进行多维度可视化展现和实时互动的新闻。人机交互是交互式数据新闻的基础，传受交互是交互式数据新闻的趋势。交互式数据新闻的基本特征包括：①多维度展现新闻关系，多用于深度报道；②鼓励和引导读者参与，“新闻共产”成为可能；③使新闻成为“产品”，要求后期维护。目前，交互式数据新闻也面临着数据资源的获取困难；数据资源缺乏统一的格式，可操作性差；数据新闻团队建设仍需加强等困境。

常量是固定值，在程序执行期间不会改变，这些固定的值，又叫做字面量。常量可以是任何的基本数据类型，比如整数常量、浮点常量、字符常量，或字符串字面值，也有枚举常量，常量就像是常规的变量，只不过常量的值在定义后不能进行修改。一般在数学和物理中会存在很多常量，它们都是一个具体的数值或一个数学表达式。例如，数学中的圆周率π。就是一个常量，它的取值就是固定且不能被改变的。

“文化指标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就包括“讯息系统分析”剩下两个为“制度分析”和“培养分析”。讯息系统分析指大众传播的讯息是通过语言、文字、画面、影像等象征符号来传达的，这些讯息并不是符号的随意组合，而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后的具有完整意义结构的系统。讯息系统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媒介讯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

在2016年，欧洲学者斯尔尼塞克在研究了数字平台的物质性后，指出数字平台造就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Capitalism)。他认为数字平台过计算机技术搭建一个可编程并且用以连接不同用户的信息构造，将用户的行动轨迹与资本的复制逻辑相重合，使平台成为连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触点，从而生成的新型资本复制模式数字平台是当前世界的媒介基础设施，它作为一种中介允许各类行动者跨时空产生交互和进行以内容和数据为主自组织自生产，通过创建种数字化的界面，将社会各种资源转化为统一的数字化模式，并从中榨取作为原材料的数据，经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最终生成剩余价值。在当前，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在许多数字经济生态中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网络市场、众筹和共享经等表现形式。关于对平台资本主义的评价，一方面平台资本主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带来了覆盖面极广的基础设施和大量的用户资源以及升级用户的体验。另一方面，平台资本主义也带来了数字劳动与工作条件恶化、数据滥用与隐私侵犯甚至消费主义的陷阱和娱乐主义的漩涡。

计算传播是指数据驱动的、借助于可计算方法所进行的传播过程，而分析计算传播现象的研究领域就是计算传播学。计算传播的应用有很多，例如数据新闻、计算广告、媒体推荐系统等，在过去的几年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计算传播学是计算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它主要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基础，以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以非介入的方式)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数据，挖掘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和法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新闻和计算广告等场景。

是指以若干家影院为依托，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由一个电影发行主体和若干电影院组合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院线与影院之间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以供片纽带的仅实行统一排片的发行放映机制。我国实行院线制是为了彻底打破电影市场的区域垄断，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以省、市、地、县行政区划的地区垄断发行架构。改革前，国内影院更多采用供片联结模式，对旗下加盟院线的经营也缺乏统一的管理。我国自2002年推行“院线制”改革以来，一些城市取得了一定的探索性成果。全国建立了统一性的跨省市、跨地区的电影发行渠道。影院市场主体地位被确立，院线投资影院的热情提高，加之一系列政策的推出，放开了投资准入门槛，多元投资主体进入电影市场，这不仅推动了整个电影业的发展，更形成了新的商业格局。

概率抽样是指在调查总体样本中的每个单位都具有同等可能性被抽中的机会，又称随机抽样。概率抽样以概率理论和随机原则为依据来抽取样本的抽样，是使总体中的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事先已知的非零概率被抽中的抽样。根据样本调查的结果可以从数量上推断总体，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总体的性质和特征。概率抽样的基本原则是：样本量越大，抽样误差就越小，而样本量越大，则成本就越高。概率抽样一般分为：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

“实际恶意”是指“明知所言不实”或“全然不顾其真伪”，是指被告故意忽略言论的真假，“利用内容错误的出版物来对他人实施损害”，有损害他人的某种意图。“实际恶意”原则要求公众人物在诉告媒体诽谤或侵犯其名誉权时，必须证明媒体报道中确实有“实际恶意”，否则法院不能判媒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一原则的确立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扩大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范围，为美国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比较有效的法律保护。“实际恶意”原则确立于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得新闻报道中的不恰当信息甚至错误信息同样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即“保护自由表达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

谈话实录型通讯,是一种由谈话充当重要角色的通讯。在谈话实录型通讯中，记者或记录人物之间的对白,或按原样保留自己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对谈。或录下被访者的谈话并予以披露。如此看起来,谈话实录型通讯所录的谈话,无疑应以他人(当事人或被访者)的谈话为主。而对象的谈话,又可以区分为面对记者所作的谈话和当事人在未觉察记者存在的状态中的谈话(包括与记者的谈话)。

社论是指代表报社、刊物或者通讯社编辑部就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事变或者问题表达立场的指导性言论，具有权威性、政论性。时评是指以议论事时为主的评论。所以社论时评化具体来说就是代表编辑部的记者个人或者编辑部就新进发生的事实进行评论的一种评论趋势。社论时评化的意义表现在：(1）它使社论的题材更为丰富，更有新闻性；使社论这样一种多年来已经濒临僵化的报纸文体重新焕发出了生机。(2）它使社论的刊发频率更高，符合每天发表社论这样一个全世界报纸遵循的普遍规范。(3）它使长期以来社论在党报体制之内的崇高地位有所下降。(4）它使得社论有可能脱离千报一题、抽象层面的议论，而更多地触及地方的社会生活。

即人们为了传播而进行的传播行为，包括对所传递符号的定义及其诠释规则的约定。美国社会科学家贝特森于1955年发表的论文《一项关于玩耍和幻想的理论》中提出了“元传播”概念，用以指称人际互动中“关于传播的传播”现象，也即“所有被交换的涉及编码及传播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线索和命题。元传播本质上是关系传播传播的内容不起决定作用，更有意义的是传授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元传播具有功能性导向意义，具有描述、解释人的自我、人际关系以及人类群体生活等的独特视角。它是“传播的传播”，界定基本的原则和关系，对传播观念具有本质影响。

OSI，全称OpenSystemInterconnection，即开放系统互联，一般称之为OSI参考模型，是1985年由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的一种概念模型，一个试图使各种计算机在世界范围内互连为网络的标准框架。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给开发者一个必须的、通用的概念以便开发完善、可以用来解释连接不同系统的框架。OSI将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划分为七层：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它定义了开放系统的层次结构、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层所包括的可能的任务，作为一个框架来协调和组织各层所提供的服务。OSI参考模型只是描述了一些概念，用来协调进程间通信标准的制定，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实现的方法，即OSI参考模型并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个在制定标准时所使用的概念性框架。

市场细分(MarketSegmentation)的概念是美国营销学家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Smith)在1956年最早提出的，此后，美国营销学家菲利浦·科特勒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温德尔·史密斯的理论并最终形成了成熟的STP理论，它是战略营销的核心内容。STP理论中的S、T、P分别是Segmenting、Targeting、Positioning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即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三者之间是逐层递进关系，即先有市场细分，再有目标市场，最后才有市场定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STP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战略营销的执行框架，而不完全是广告策略的执行框架。

早在1928年瑟斯通就提出了舆论的“显—潜标准”，他认为“潜舆论就是内在态度、潜在意愿表达出来的舆论”。潜舆论就是指存在于特定事件之前的公众对社会事物的既有情绪和意见，显舆论是指事件爆发下得到公开表达的各种意见，行为舆论是以行动作表征的意见。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类突发事件和冲突事件背后都暗藏着大量未被公开表达或公开传播，却具有强大思想号召力和情绪感染力的社会潜性舆论。这些作为“暗流”存在的社会潜舆论，相比显舆论来说，它所隐含的社会影响力更为巨大和深远。尤其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它随时都有可能激发声势浩大的舆论洪流，其隐含的社会风险相当之大。

奥尔波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忽略人们可能持有，但没有表达出来的潜在意见，应该改变以往的‘只有表达出来的或公开的舆论才具有政治力量’”的观点，主张重视潜舆论传播的力量。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将舆论界定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是某种公共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该辞典在诠释民意时,将其表现形态概括为: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在通常情况下,以特定客体为因由而生成的民意,上述三种形态并不一定都会出现。一旦全部出现,则总是顺着由“潜舆论”到“显舆论”再到“行为舆论”的次序而发生。

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异质建构论或转译社会学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Callon)和约翰·劳(JohnLaw)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这一理论强调需要从参与过程的参与者的角度分析每个案例，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从研究者既有研究框架着手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研究社会和技术结合在一起的问题，是研究创造和维持由人和非因麦组成的共同广泛的网终在行动老网终理论中，“行动者”“转译”“网络”是这一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其中“行动者”既指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参与者，如法律、技术等。这些参与者各自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行动者利益相互妥协、达成协议的过程被称为转译，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行动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加以重新界定、安排。

该书是美国批判传播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1984年发表的著作，探讨了新闻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基本观点包括：①将世界的媒介体系分为三种模式，即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②一切媒介都不是独立的、自为的，媒介历来都是受到某种权势控制的工具，新闻媒介都是掌控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③新闻媒介的内容主要是由财源决定的，四种财源形式包括官方形式、商业形式、利益形式、非正式形式；④所有新闻体系无不以信仰言论自由为基础，但各自解释言论自由的方法不同。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又一本颇具经典色彩的著作对施拉姆等倡导的“社会责任论”进行了驳斥和挑战，提出了对“四种理论”构成挑战的独家之见。

指的是第一时间抢发新闻，然后再一层一层向纵深挺进，使新闻由浅入深，揭示事件真相的新闻形式。特点体现在以互联网为核心平台进行新闻生产，使得专业人员与用户能进行广泛深入的互动。例如，有关胡鑫宇事件的报道就是在媒体与用户的互动中由浅入深，逐渐揭开失踪少年死因真相的，属于典型的迭代新闻。迭代新闻生产和传播的门槛低发布更新速度快，互动性强，有助于新闻事件或主题相对完整的呈现。迭代新闻并不能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且在专业人员与用户的互动中容易导致群体极化和从众效应。

劝服理论又译为“说服理论”,是传播者试图利用传播的信息来改变他人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努力。对说服性传播效果的研究，是传播学的重要课题。其研究指受传者的态度沿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变化。代表学者是霍夫兰，他的劝服研究揭示了单一的大众传播并不能导致人们态度的改变，效果的形成并不简单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受到传播主体、信息内容、说服方法、受众属性等各种条件的制约。该研究否定了“魔弹论”效果观。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诉诸理性与诉诸情感，明示结论与不明示结论，恐惧诉求等都是说服性传播中的常用技巧。

是1960年代晚期由拉丁美洲学者提出的一套关于国际关系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它将世界划分为先进的中心国家与较落后的边陲国家，后者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受到中心国的盘剥，因此得不到发展，或因此产生腐败等问题。其基本观点包括：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并存而又依附的关系；②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发展，必然造成和加深外围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即西方国家的发达正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⑤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要实行“脱钩”战略，自力更生，打破现有体系，改造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依附理论把不发达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外国的经济掠夺，而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内部制度、文化、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制约，没有提出不发达国家自身的改造任务。

蒙太奇又称镜头语言，即在影视作品的创作中将一个个的镜头，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组接在一起，通过形象之间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关系，相互作用，产生连贯、对比、呼应、联想、悬念等效果，形成一个含义相对完整的表意整体。从概括性的角度来说蒙太奇主要分为两种:叙述式蒙太奇和表达式蒙太奇。前者是具逻辑思维的因果串联关系，而后者则突出艺术感染力的并列关系.蒙太奇的意义:(1)作为影视艺术反映现实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即直观视听形式的思维;(2)作为影视作品基本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3)镜头剪辑的具体技巧和技法。蒙太奇作为剪辑技巧具有多种形式和表意功能。

1990年，美国的营销专家劳特鹏提出营销的“4C”理论：1.需求（consumerwantsandneed）：企业应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而非自己能制造的产品。2.成本（cost）：企业要研究消费者的收入状况、消费习惯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而非品牌策略。3.方便（convenience）：销售的过程在于如何使消费者快速便捷地买到该产品，由此产生送货上门、电话订货、电视购物等新的销售行为。4.沟通（communication）：消费者不只是单纯的受众，本身也是新的传播者，必须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以谋求与消费者建立长久不散的关系。通过“4C”理论可以看到，企业整个营销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企业的经营方向和营销策略，当然也决定广告的内容和形式。以消费者为核心的营销理论就是整合营销。整合营销主张依据消费者的实际情况确立统一的传播目标，并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作用，以达到整体传播效果。

数字劳工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互联网技术社会状况中劳动生产模式的新变化，数字劳工的思想最早可追湖到1977年传播学者斯麦兹提出“受众商品论”广义的“数字劳工”是指从事数字媒介技术操作和内容的生产、流通与使用过程中“数字劳工”概念是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领域内的用户，用户每天发朋友圈、发微博、看视频等活动都被看作在为平台从事数字劳动。数字劳工的特点表现为劳动者多元化、劳动对象数字化、劳动工具技术化。

公民新闻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伴随着今天Web2.0时代的到来而兴盛。公民传播是指公民通过大众媒体、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其特点是：原创性、互动性整合性、自主性。公民传播的主体是单个的个体，并且是非专业的普通大众，因此会存在新闻价值缺失、主观性过强、把关弱化等问题，可通过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加强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合作、强化公民的新闻道德意识强化公民传播。

以一个独立的新闻事件为核心而展开的新闻报道。它十分强调新闻的时效，其新闻价值与生命力同及时密切相关，要求迅速地反映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事件性新闻包括大量的动态消息和现场特写性新闻等。它要求记者有高度的新闻敏感，闻风而动，尽快准确地把握事件的个性特征和本质，迅速简明地加以报道。必要时可用连续报道。事件性报道按照报道次数，可分为一事一报式和一事多报式。一事一报式大致对应以往的动态消息；一事多报式则包含了分段报道与连续报道。

新新闻主义又称“新吉纳主义”，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其最显著特点是将文学写作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刻画细节。发展高峰在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等，作品主要发布在《纽约客》《老爷》《乡村之声》，新新闻主义运动推动调查性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的产生与发展。在应用写作中，新新闻主义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计算机网络系统就是利用通信设备和线路将地理位置不同、功能独立的多个计算机系统互联起来，以功能完善的网络软件实现网络中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的系统。通过计算机的互联，实现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从而实现计算机系统之间的信息、软件和设备资源的共享以及协同工作等功能，其本质特征在于提供计算机之间的各类资源的高度共享，实现便捷地交流信息和交换思想。计算机网络系统是由网络硬件和网络软件组成的。在网络系统中，硬件的选择对网络起着决定的作用，而网络软件则是挖掘网络潜力的工具。

语言符号是一种有组织结构的、约定俗成的习得符号系统，用以表达一定地域社群和文化社群的经验。人类语言符号的特点是：①具有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不仅能够表述现在，而且能够表述过去和未来；不仅能够表述眼前的事物，而且能够表述遥远空间发生的事情；②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在表达内容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③具有发音的经济性，能够以最小的体能消耗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音声能力；④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包括表达内容的更新和表达方式的改进，也包括符号体系的相互转换和人工语言的创造。语言的历史就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历史。对人类语言符号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学和普通语义学领域。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学科，由索诸尔创立。

非语言符号是除了语言符号之外的一切其他符号系统，它可以加强或者削弱语言符号的传播效果，同时也是艺术表现的重要方式之一。非语言符号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①语言符号的伴生符。如文字的字体、大小、粗细，声音的高低、大小等。②体态符号。③物化、活动化、程式化的符号。非语言符号的功能：传播态度与情感：比如强调，否定，重复，使得信息更加准确；辅助语言传播，调节语言交流状态，补充的作用；代替语言：当某事无法通过语言来传播时，可以运用非语言符号进行说明，避免交流双方产生的尴尬。

除了将这些名词解释记下来之外，宝子们如果在今年的考试中发现完全没见过的词语，也可以用直译法和拆分法讲名词解释转换成熟悉的词语，然后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就可以啦！祝大家今年都高分不断！

人生就像一场修行，也许结果会慢点到来，但永远不要停止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