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按：“有关紧要”是由明室Lucida出品的一档播客，专注于书和与书相关的一切，致力于邀请朋友们一起还原、搜集、探讨我们心中的“有关紧要”。本期节目，编辑绪军分享了他在镜中的店长生活，而在这份“松弛”生活的背后，也对独立书店的生存现状有了直观的感受。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坦诚、具体地讲述了离开拜德雅的原因、对做书这件事思考上的转变，以及重光成立前后的故事。

陈希颖：大家好，欢迎来到“有关紧要”最新一期，这期我请到了我们首位编辑中的返场嘉宾，当然在这一年之中他自己有很多变动，他的身份也有很多的转化。那就是我们新的出版品牌重光relire创始人、编辑任绪军。任老师之前的身份是拜德雅的编辑，也上过一次我们的播客。那任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任绪军：“有关紧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重光”的编辑任绪军。

陈希颖：任老师现在正在长沙镜中书店做驻店店长，给镜中书店的海蒂女士“打工”来着。他每天在书店写的日记，包括他的生活都非常地有意思，所以我就被吸引到了长沙镜中书店，进行了一轮探访。同时我也非常好奇，一个新的出版品牌的编辑在书店会干些什么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的海蒂女士现在为了养活书店，正在北京打工，每一个季度，应该是每两到三个月，她就会请一位作家、编辑、译者之类的过来，做驻店店长。那前一任店长是诗人丝绒陨，他结束了他的驻店工作之后，就轮到了我们的任绪军老师。诶，那就先从我们这个契机开始说呗~

# “重光”主理人这样来到镜中书店#

任绪军：为什么会来镜中书店做轮值店长，这其实还跟重光的第一本书蛮有关系的。重光的第一本书是《光从哪里来》，作者是远子。我们当时带着远子，做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有一站就是在长沙的镜中书店，当时丝绒陨在这边做春季轮值店长。我们在这儿嗦粉的时候，丝绒陨突然给海蒂发了一个微信说，诶，你的下一季轮值店长找到了。我当时真的以为是开玩笑的，然后海蒂有一天就突然跟我发微信说，票定了吗？我说，啊，什么时候？但其实我坦白说，我在来的火车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去到这个地方，我能做什么？然后我能够给这个书店带来什么？我来的第一周，一直在观察，我认为还是能做一点点有价值的事情。

任绪军：比如我发现书架好像不是能够让读者很清晰地找到书，那我在它基础的书架分类上，又做了一些调整。包括你进门的时候会发现，右手边多了两个主题的书架，一个是女性主义的书架，另外一个是非虚构的书架。那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因为我平常会关注不同的书，这是做书的人可能会想到的一点，那我可能会在选书上面给他们带来一些我的想法。然后第三件的话，也是我觉得收获很大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店里面，我就坐在窗边，然后观察来的读者，因为有些读者需要跟我交流，所以我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读者，甚至有些变成了蛮好的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自己好像给书店带来了一点点更活跃的东西，或者是让人和书店的关系更密切了一些。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在以“做书”的思路来给这家书店做一些事情，包括它的重新整理、它的上架、新书的精选，再包括跟读者介绍书。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犹豫这么做是不是对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书的人没有做过书店，然后会天然地以为这样子是更好的。比如说我以为把书架调整得比较清晰之后，让它重点更突出之后，这个书的销量会提升很多。但其实我在7月份看到了6月份的书店财务报表，总体上的营业额跟 5 月份的几乎没有差别。

陈希颖：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得要更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其实我为什么会被吸引到这家书店来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在朋友圈发的那些非常个人化的驻店日常，比方说，你说你在书店学会了怎么去做第一杯咖啡，然后你说你特别喜欢在院子里看岳麓山的天空......这些东西特别打动我。刚刚我们聊了聊你给书店带来了什么，其实反过来也想问，你觉得书店给你的这段生活、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任绪军朋友圈的岳麓山的天空

任绪军：这其实也是我非常想聊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能给这家书店带来的东西十分有限，而且我做店长的时间也很短，就两个月。但这家书店带给我的东西，至少在我目前的认知里面，可能会成为我一辈子的非常宝贵的财富。特别是在做书这件事情上，因为我本人也不是这家书店的老板，我只是一个观察者，或者就是来协助做一些事情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诶，让大家好像更自主一些，反而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二个我觉得是读者们教会我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想不到，比方说有个人走进来，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买书。但是跟你聊过几句之后，他会对你的工作很感兴趣。比如我说我是做书的，我在镜中书店当轮值店长，那他就会持续地问你，诶？什么叫轮值店长？做书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说自己是编辑，那大家可能会理解你在做什么；但你说“做书”，他可能就不太理解做书是什么样子的。再比如，当我跟每个读者介绍一本书的时候，这个交流的过程其实让我对某些书产生了一点新的想法。

我就举两个例子。镜中书店旁边是一个党校，我们店在夏天是下午1点钟到晚上8点钟营业。那天已经7点多了，有一个公务员在这边的党校培训，晚上来镜中书店逛逛。我看他在书架前逡巡了很久，每一个书架基本都看了一遍，我就过去跟他聊了几句，说：你需要我帮你推荐书吗？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我发现他是喜欢诗歌，喜欢文学的，那我就慢慢地给他推荐了一些书。

在这期间我说，诶，有一本书叫《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也许这本书还蛮适合你的。他说，为什么适合我呢？我说，我自己看了这本书之后，对中国的基层行政有了一些新的认知，也许这些内容正是你需要的。他说自己刚好是研究这个方向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基层公务员。之后我又陆陆续续跟他聊了一些诗歌方面的话题，我发现他平时写诗，也对文学抱有很大的热情。聊下来之后我发现，哇，由书建立起的人际连接，可能会让你对一个人的职业底色展开新的想象。我们可能会天然地认为公务员就是什么样子，他一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说着什么样的话，但其实不是这样。来到书店之后，你会发现，透过书这一层的关联，你会看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人。

我觉得这是书店带给我的新认识，这个认识是从书本之外得来的，但是它又是通过书所建立的人际连接生发出来的。这是镜中带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我可能永远无法回报它这一份情谊。我在这边认识了太多的朋友，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花花，她是做食品的，人也非常nice。我来镜中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花花做的清远鸡煲，特别好吃。另外有一个读者，她是英语老师，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她来到店里面，说晚上要请我吃饭。我说我请你，她说不行，晚上必须要请我吃饭。我说为什么？她说就是想请你吃饭。昨天还有一个外科医生来我们店，他其实来过两三次了，他一进来就说中午我请你吃饭。也是在办公室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才了解他做的这个职业。之前我会天然地以为，做外科医生应该会很辛苦很累。

我就问他：“你会觉得疲倦，很厌倦这个工作吗？”他说，没有，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做手术就像是翻越高山，你一座一座地翻过去，这就跟自由攀登是一样的。”我说，诶！刚好我们有本书新到了，是讲自由攀登的。（《比山更高》）聊过之后，我觉得一方面自己交到了一些朋友，另一方面我对人的理解变得更具体。

我认为这些都是镜中书店给我带来的非常重要的影响，或者说补充了我人生当中的一些缺失，如果不是因为海蒂叫我过来，或者那天丝绒陨没有跟我开玩笑，可能也就不会有这么一个事情。

而且坦白说，我特别喜欢在天气好的时候坐在镜中书店的院子里。如果有朋友来到长沙，一定要来这个书店的院子里坐一坐。我平常以为那个山是静止的，但在天气好的时候，因为有天空、云彩、光线的变化，你会发现这个山是在动的。这时我的心特别安静。而且，我之所以要做重光这个品牌，就是想让自己放松下来。现在我的工作伦理就是“松弛”，慢一点，再慢一点。我觉得这也是在镜中的一个收获，所以说，某种程度上，在“人”和“自然”这两个维度，镜中回馈了我很多东西。

#直面独立书店生存现实#

陈希颖：刚刚听你说了这么多，能感受到你非常享受在镜中的这段时光。感觉你每天都很充实，可能一天要发好几条朋友圈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你之前也说，自己之所以可以保持这样享受的状态。是因为你其实并不需要对这家书店的盈利或结果负责，所以你才可以让自己投入其中。那做书为什么反而是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因为我们必须要对做书的结果负责，但在书店里做一段时间的驻店店长，可能就不需要操那么多心。

任绪军：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对我来说，这家书店不是我的负担，因为我不是它的经营者，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观察的人。我觉得海蒂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她把这家书店交给我，然后说：“这家书店随便你怎么玩。”对，她是用的是“玩”这个词。

但在当时，我会觉有些轻率，因为我很担心，如果是一个“玩”的状态，万一哪天这个书店完蛋了该怎么办？不过之后我也理解了，她所说的“玩”，无非是让你把你的想法投注到这个书店里去。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发朋友圈，一来我确实很希望有朋友能够到这家书店看看，买买书或是做些别的事情。二来我是想记录一下，因为我每天都通过朋友圈来梳理自己干了些什么。然后我观察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是在这家书店之外的，我是可以跳出来的。但我们的店长世林，他是很焦虑的。因为他每天要真正地面对财务报表。坦白说，在经济层面，书店的经营确实很困难，当然，我也真心觉得可以找到盈利的点。

现在我真正对独立书店有了理解。独立书店之所以叫独立书店，是因为它和书店的运营人或主理人是密切关联的。主理人会跟这家书店死死地绑在一起。像更小的一些独立书店，它的老板甚至是全年无休的。只要这家店还在营业，他基本上都在店里待着。他的生活，他所有的想法和感受，都是跟这家书店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个事情我做不到，我很难想象自己在一个地方，每天从早待到晚，重复做这个事情。所以，做了一个月店长之后，我现在真的很佩服所有做书店的朋友们，对他们怀着由衷的敬意。

#“编辑”书架：

用“做书”的方法“做书店”#

陈希颖：其实，正是因为你以一个体验者的姿态来到这家书店，所以才会觉得一切美好。把这样一种美好留在这个短暂的时光里，我觉得可能就够了。其实刚才我也挺想问你的，你说你是在用编辑的思维做一家书店。我之前也看到过类似的说法。日本有“选书人”这个职业，有的“选书人”会说他在“编辑书架”，他用了“编辑”这个词。那你觉得，你在选书或“编辑书架”的时候，你是怎么让这件事与做书关联起来？

任绪军：比如说，我们刚才进门，右手边就是“女性主义”和“非虚构”这两个专题的书架。为什么我想把这些书整理出来呢？因为在这之前，文学、社科、哲学等类型的书籍可能散落在不同的书架中。那很多读者可能会因此错过这些书。比如像你们做的《语言恶女》这种书，它可能会被归类在社科或者哲学里面，但其实它完全可以被拎出来展示。

因为我们做书的也知道，在这两年，女性主义、非虚构，特别是像关注我们的“附近”、底层叙事这类主题的书，都蛮受大家关注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类书专门摘选出来，而且它们本来就值得开辟一个单独的书架去展示。有一天，一个朋友过来买书，他把那个书架上第一排到下面一排的书基本都买了一遍，然后跟我说，这个书架上的书好像很有系统。我当时在整理那个书架的时候，确实在潜意识里是按照一个体系去放书的。你看最上面的那一排，它是偏理论类的，包括我为什么把《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摆在第一本？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了解女性主义的起点，然后慢慢开始有一些理论，包括《性别攸关》《性权利》，再往后是波伏娃的一些书，因为它读起来更困难了。之后慢慢过渡到一些非虚构的书，包括讲职场的、讲母女关系的、讲女性情谊的，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做书的思路是贯穿始终的。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真的有效，因为6月份和5月份的营收确实几乎没有差别，所以我还蛮怀疑这个思路的。但是，至少每天在店里面，我能看到一些变化。比如有人顺着那个书架把女性主义那一系列的书都买回去。这个时候我会觉得，也许起到作用了吧。

#“镜中夜聊”：

定格“此时此刻”的记忆#

陈希颖：你刚刚讲的那些，我觉得充分说明了你之前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独立书店身上一定会带有书店运营人的印记。其实现在的镜中书店，就带有你的印记。不过你少说了一个你给镜中书店带来的、很具体的东西——“镜中夜聊”。

任绪军：来了之后我就想到，因为在重庆那边，包括在成都的很多书店，像匿名书店、野梨树书店，他们都会做一些公共话题的讨论，比如“重返公共生活”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很多议题是非常值得去聊的，无论是经验层面的，还是关于某个主题的一些分享和思考。第一次夜聊是我和海蒂对谈，真的非常非常试验，场面一度有点尴尬，因为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该聊什么。那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顺利。第二次夜聊的时候。镜中正好做了一个“挖矿漫画展”，我们就把策展人请过来做分享，因为他不是我们通常认知里的、从机构里出来的策展人，他们分享了之后，我觉得他们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整个氛围也非常棒。甚至我们聊到 12 点过，把嘉宾都聊走了。但现场还剩下两个朋友，也是画漫画的，一个叫易达，一个叫大圣，他们两个人还留在店里继续聊。第三次夜聊在6月29日，我们请了胖达叔过来聊教育这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确实很吸引人，我第一次在镜中同时段见到那么多人，把店塞得满满当当的，包括我们刚刚上来的这个螺旋楼梯都坐满了人。那我觉得，可能我的工作慢慢地有了一些效果，但这个经验纯粹是我从在重庆、成都参加过的那些活动中移植过来的。如果从营收层面上讲，其实镜中夜聊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也许镜中夜聊会给这家书店带来一些气质、一些灵魂，或者提供一些让读者更能和书店互动的渠道。

陈希颖：因为平时做活动，基本都是嘉宾在台上，读者在台下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比较有距离感的。但你刚刚讲的“镜中夜聊”的模式，其实让我一下子想到成都的那些独立书店。因为我也拜访过很多书店，他们经常是这种模式：一个嘉宾到这里来，我们就随便抓一个书店，然后一起聊聊天，包括匿名书店、野梨树书店，大家都是这种活动方式。除此之外，嘉宾可能会在成都很多的书店都巡回一下，大家是没有距离的，可能嘉宾坐在中间，然后大家围在他旁边，一起去聊某一个话题。这个活动形式会让人特别珍惜一种即时的感受，把这种感受留在记忆里就够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任绪军：虽然这些书店和空间所探索的这个活动模式难以维系，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镜中夜聊”能够做到100期，我想书店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也许这个城市在某些非常细微的层面上也会有一些变化，那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吧。

我特别喜欢镜中一楼墙上挂的那句北岛的诗：“镜中永远是此刻”。我觉得这句话对于这家书店来说真的蛮重要，或者说对于每一家书店来说都很重要。比如说，这个空间就是处于“永远在此刻”的这个状态里，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那种距离感，或者是那种距离的减少或消失，我觉得这种状态太重要了。

#离开“拜德雅”的原因：

“某天，突然意识到我做的书自己看不懂”#

陈希颖：总结得非常好。“镜中永远是此刻”。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你做店长这件事情和你之前的选择，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关联，所以我就想把时间点回溯一下。上一次你接受“有关紧要”采访的时候，还是“拜德雅”的编辑。然后其实在去年10月份，你差不多就已经从拜德雅独立出来了。不管是业内的朋友还是很多读者，都挺好奇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回溯到那个时间，让所有人很震惊的一点是，你开创了一个挺新颖的模式在做“一个人的出版”。那在当时，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任绪军：你是指为什么从“拜德雅”独立出来，然后做“重光”这件事情？

陈希颖：我当时觉得很突然，你觉得突然吗？

任绪军：是挺突然的。因为对于我来说也挺突然的。

陈希颖：是吗？因为我跟你聊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四五月份吧？当时好像还看不出来你有任何独立做书的意思。

任绪军：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来聊这个事情。做出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非常突然的，我是在去年国庆节前后开始陷入非常大的精神危机中，整个人的状态，就像橡皮筋崩到极致了，我很难用言语去描述当时的那种感受，就是突然不知道在做什么了，好像在一个临时流的状态中，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会觉得有以下几点吧。第一点，就是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做的好多书我都看不懂。这个事情让我非常非常地震惊。我就问自己：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如何去传达我在做的工作？它跟我的心思，是一致的吗？我有没有说欺骗人的话？我说的“看懂”的意思是，我大概知道怎么跟我的读者、我的朋友们来传达我做的这本书，我至少能对自己写的每一句文案负责。那当我察觉到“我看不懂”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惊。

第二点是，我突然发现我们之前在拜德雅做的很多书是偏理论的，或者是偏哲学的，当然我这个说法肯定不太公允，只能是针对我自己而言。我内心依然非常喜欢拜德雅这个工作室，我也依然觉得前同事们都非常非常优秀。但我仍会觉得自己之前做的工作是在为学术话语生产体系服务，而这个东西在我这边是不成立的。因为我觉得这项工作应该由学术界或者专门的学术机构来完成，而不是小型的几个人的工作室。而且，我本来就是因为拒绝做学术，所以才来做出版的。我把出版当成一个实践，或者借用项飙那句话，是“把自己作为方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之前做的工作好像和自己最初的愿景背离了。

第三点是，某种程度上，从重庆大学出版社出来之后，其实我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里，每天都要面临“这个工作室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这个状态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甚至还影响到了我的家庭生活，通常的情况是，我已经回到家了，但还在处理工作。这个事情太糟糕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是那样子过活的？而且还活了好几年。我觉得非常非常疲惫。

陈希颖：你的那种紧绷的状态，可能是因为需要面临一些盈利上的压力？

任绪军：对，那几年里，我感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想怎么快速地推进一本书。但其实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矛盾。另外一个层面是，当你想到你要去招人，你有新同事进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想到大家的工资该怎么办？那种焦躁的情绪长期累积，橡皮筋崩到极致的时候，它就“啪”得断掉了，你会对你这几年做的工作产生怀疑，想把一切推倒重新来看。

所以在当时，我说自己要重新出来做出版的时候，包括我当时去跟前同事们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惊，说，你怎么了？你会不会是抑郁症啊？还是怎样的？其实不是的，我真的只是在发现这一系列事情之后，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很快地投入到另一种做书的工作中。去年整个国庆节期间，其实我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跟妻子对话、通过独自反思，翻来覆去地琢磨过去的工作。想明白了之后，我当时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原则：慢一点，再慢一点，松弛下来。

当我做了这个决定，并且跟同事们完成了一系列工作交接之后，我感觉整个人好像重生了。我可以用这个词吗？感觉好像升华得比较高，但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状态。说到这里我都有点激动，我手都在抖的，确实是这样。

从拜德雅出来之后，有一次杨全强老师就问我要不要去南京参加一个同行交流会。其实我当时很尴尬，我说我要从前一份工作中离开了，还不知道要用什么新的身份去介绍我自己，他很震惊，之后他就说，要不你就用新的工作室的名义来介绍自己。我当时其实已经想好了新工作室的名字。

陈希颖：当时就已经有“重光”这个名字了吗？

任绪军：对，因为我出来之后，答应杨师傅要去南京的那个活动。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参加。过了段时间之后，我很快就想好了名字，就是现在的这个。

陈希颖：你这个名字来得挺快的，我们的还想了蛮久的。大家都觉得“明室”跟“重光”还挺配的，哈哈哈。

任绪军：对，虽然我对自己之前的工作方法、工作内容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甚至试图推倒重新来，但我对“做书”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怀疑的。其实当时我已经想好了自己要做什么。首先肯定是从我已有的这些作者里面去找选题。像我现在出的“重光”的两本书《光从哪里来》和汪民安老师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都是我在拜德雅的时候就已经在做的选题，但我只是觉得，在我离开拜德雅之后，再来做这两本书可能要更切题一些，或者对于我来说，至少是一个起步阶段的很大的帮助。

#“我想让我的选题跟现实发生一些跟密切的联系”#

陈希颖：可能你从来没有这么坦诚地去讲过这段经历，所以所有人都非常好奇。因为大家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出来以后的转变。你现在做的书，跟以前在拜德雅做的那些学术社科类型的书，几乎是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比如重光的第一本书是远子的原创小说。然后第二本是汪民安老师的书，多少跟之前的书有所关联。但看到内容之后，大家就知道这本书并不难，它就是一个访谈集。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些稿件为什么一开始会在拜德雅？

任绪军：我非常非常乐意来讲远子的这本书，其实《光从哪里来》是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图书公司、两任编辑之后才转到我手里的。在第一家出版公司的时候，这本书已经临近出版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停下来。第二次又是因为那个出版机构自身的问题，所以也做不了。

书稿到我这里的时候，其实远子可能已经绝望了。因为我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不可能把一个小说交到一个做哲学、做理论方面书籍的编辑手里。他当时也跟我说，能出就出吧，出不了就算了。我当时还在拜德雅，其实也很没信心，我说，我确实没有做过这类书。但是我看了稿子之后，就跟同事们说，你们来决定这个书要不要做。同事们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所以我就打算做这个书了。因为我确实被远子的书稿冲击到，或者说被唤醒了某一部分意识吧。我之前做很多理论类的书，我会觉得那套语言、那个逻辑、那个方式好像是很棒的。但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它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那套话语体系。用理论去理解世界，和你在实际生活当中去思考或者看见某个事物，我觉得这是不太一样的。

陈希颖：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对于你而言，小说是更好的一种表达方式？

任绪军：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特别是远子的这个小说，他写乡村、写县城，但把那种“田园诗”一类的东西全都剪除掉了。我当时就举了例子，塞尚画的《圣维克多山》，就是一堆石头堵在你面前，你必须要去看这堆石头，你要从这些石头里面看出它的棱角、锋芒、质感，或者硬度。那远子的这个小说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它就是在我面前摆一堆现实的石头，特别是它里面讲到的教育问题，包括其中的第一篇小说，是一个关于高考的辩论。我想让我的选题跟现实发生一些跟密切的联系，哪怕它是一个纯文学的选题。所某种程度上，不是我帮远子出了这个书，而是远子帮我找到了一个方向。远子的这本《光从哪里来》，其实暗中决定了我要做“重光”这个品牌。

更巧的是，因为我之前在想品牌名，想了很多，也跟朋友们聊过。我还跟我们的老朋友、“刀锋书酒馆”的江凌老师，一起想了好多名字，什么“阿莱夫”之类的。有天晚上，我跑到江凌的书店，我们就在店里面把他们的书架都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一个很好的名字。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坐在我们楼下的那个肯德基吃早餐，抬头一看，结果看到我们楼下地铁站的名字就叫“重光”，我说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然后就用了这个名字。

陈希颖：这个名字的来源真的简单，哈哈哈！

任绪军：对，然后我要出的第一本书还叫《光从哪里来》——然后在“重光”后面，我又加了一个法文单词“relire”。这个单词的前缀“re”其实就是英语里的“re”，它又在那个法文单词里重复了两次。并且“re”作为前缀词，有“重复”的意思，那刚好不就是我做的第一本书《光从哪里来》？我跟远子说，天呐，我一定要用这个名字，任何人都阻拦不了我。所以我会觉得，不是我去做了这本书，而是这本书让我做了新的自己。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意义，比对任何一个读者的意义都更为切身。

#“做书”，

本质上是要建立人和人的连接#

任绪军：有时候我真的非常感激。要不我再讲一下这个故事吧。我特别感谢能够做汪老师的书，对我来说，如果“重光”能够生存下来，那汪老师的书可能是让重光活下来的第一个契机。

陈希颖：咱们远子的这个书现在已经几刷了？

任绪军：一刷还没卖完。但可能快卖完了。

陈希颖：反正应该是迟早的事，因为我听说这本书的首印也挺高的。像汪老师的书现在已经加印到第三次，应该马上要加印第四次了。可以说，这个成绩对于一个新品牌而言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品牌成立时间也没有很长，去年11月才刚刚成立。所以，你怎么看待你获得的这个好的开始？

任绪军：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非常非常感激我所遇到的这些作者，包括能够让我去认识这些作者的朋友。另外我一直会说的一件事情是，“做书”本来就是“做人”的。我不是说道德修养层面的“做人”，而是，借用海鸥的话来，“做出版”就是在“做出版关系”。我觉得“做书”本质上是要建立人和人的连接。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做了汪民安老师的学生的书，那么和汪老师合作的想法也是蛮早就萌生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契机。之后，有一次在北京图书市集，我就约汪老师见面。在聊天的过程中，汪老师说，我的书已经排到很多年后，都已经签出去了。然后他提出，如果做一个访谈，然后集成一个集子，这样可不可以呢？我当时一听很兴奋，就说我愿意尝试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年学者的访谈，其实蛮受大家关注的。

陈希颖：访谈确实是更好读的一类书。

任绪军：一方面确实是好读，另外一方面是，我梳理了一下这些年读过的访谈，包括项飙和吴琦的对谈，最近推出的鲍曼的访谈。我觉得访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窗口来了解这个学者，能让我们从那个好像固若金汤的、持续循环的学术生产话语体系中跳出来，去看这个学者。很多记者在做访谈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带着某个特定的学术背景，那么在访谈的过程中，你其实会看到作者有一个很即时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可能不在他预料之中，可能还是一个现场的思考。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宝贵的。所以，当汪老师跟我说了出访谈集的想法之后，我很兴奋。我真的太幸运了，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用心的作者。汪老师把稿子交过来时，那个目录结构就已经很妥帖了，基本就跟现在正式出版的目录结构一样。

陈希颖：相当于他也在做编辑的工作了。

任绪军：妙就妙在，我是在访谈里才知道汪老师之前是做过编辑的，至少是好几年的编辑。在他整理自己的书稿的过程中，这种经验其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把稿子交过来的时候，内容结构已经非常清晰，而且他自己也做了很重要的编排，并修订了里面的文字。当时拿到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说，哇，我一定要出这个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自己相当幸运。

陈希颖：其实之前这个书还没出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过，说《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这个书名就能让这本书卖好几万本。但我非常好奇，整本书里并没有这么一句话，其实这个书名是从访谈里面“造”出来的。所以我很想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书名的？

任绪军：这个书名不是我想的，是汪老师自己定的。然后这个书名，其实是那本访谈的总结。汪老师一直在思考亲密关系的问题，但他所谓的“亲密关系”是比较宽泛的，并不局限于两性之间，而是可以包括同性之间、朋友之间、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这些年，他慢慢意识到亲密关系是一个延展性的概念。而在英语的语境，包括我们当下的语境中，亲密关系往往指的是两性关系。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友谊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呀，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当时还在拜德雅的时候，我其实是拒绝“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这个书名的。我跟汪老师说，你还有一篇访谈叫《人有不去做的潜能》。一说到“潜能” ，大家就会想到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我说能不能就用这篇访谈的标题做书名？汪老师说，如果用这个书名的话，这本书可能不太好卖。当然汪老师也跟我讲过，他希望这本书能够被更多人拿起来。所以他真的是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陈希颖：真是个很厉害的编辑。

任绪军：他说，如果我们都不能让这本书被更多人拿起来，那你也不可能指望把它的内容传达给更多人吧？那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证明他的考量是对的。我在豆瓣上看了很多评论，很多读者说，自己之前压根不知道福柯、布朗肖、阿甘本、德勒兹是谁，但是因为他们看了汪老师的这本书，所以想要再去了解一下这些哲学家的书。我觉得这就是做书的意义所在。

任绪军：然后我想聊聊“重光”的第三本书，是何大草老师的书。他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就收录在这本新书里面：《夜行者：从荆轲到铸剑》。他 1994 年开始写小说，到今天已经 30 年了，很早很早以前，他就在重要的期刊像《人民文学》《十月》上面发表过作品，并且在当时，他的作品也是被很多人讨论的。但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他的书没有被更多读者看到。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乐府”重新发现了何大草老师，包括出版何老师当时的新作《春山》、之后的《隐武者》，以及把他之前的作品拿出来，重新再版。某种程度上讲，《春山》让读者再一次看到了何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坦白说，我能做何老师的书，也跟“刀锋书酒馆”、跟江凌有莫大的关系。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反正就是春节前，我在书店里待着，在书架上偶然看到一本书，就是《隐武者》，因为它的封面还挺吸引人的。我当时拿起来，随便坐在吧台那里，一下子就看进去了，看了20 多页，欲罢不能。我说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这个书。好巧不巧，回去之后我就感染了，开始发高烧。我大概是在发烧期间把这本书读完的，整个人处于双重的高烧之中。一个是病毒造成的身体上的高烧，另外一种是精神上的高烧，因为我读了一本闪闪发光的小说。之后我在豆瓣上给《隐武者》写了一个评论，我说，在我读到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我认为这本书大概可以排进前五或前十。在别人看来，这个评论可能非常夸张。

燕姐是他们的老板，江凌就跟她介绍我，说我现在做了一个新的图书工作室，我读过何老师的书，而且给何老师的《隐武者》打了很高的分。但是江凌没有跟燕姐说的是：我给《春山》打了很低的分。燕姐说，诶，正好何老师有一部系列的历史小说，可能想出版。我当时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来七八本书，就是以前我们能看到的那种系列书。我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一个宝藏。因为我很喜欢《隐武者》，我对这个作者很期待，以至于我当时非常唐突。因为当天下午我要做活动，第二天是星期天，所以我就跟燕姐说，星期天下午我能见到何老师吗？当我真的遇到好东西的时候，那种激动的感觉就会直接流露出来。

燕姐说，你太着急了。我说，那星期一下午可以吗？她说，要不你重新再找个时间吧。因为燕姐可能感受到了，我当时太狂热。她说，要不你冷静冷静？但我回去之后，越冷静，越是想要认识这个作者。我就跟燕姐约定，我出来做“重光”这个品牌之后，会密集地出差，那我的第一站就是成都。之后那天下午我就见到何老师了。我见到何老师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俩坐下来促膝而谈的时候都没有寒暄，感觉彼此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似的。甚至我跟何老师说我很喜欢《隐武者》，但是我不喜欢《春山》，以及我为什么不喜欢《春山》。何老师跟我说，我知道你给《春山》打了很低的分。

然后我当时就拿出一个本子来，说，何老师，我听燕姐说你有一系列的历史小说，我们来把书名列一下。他说他现在年龄也大了，也写不太动。只是他早年有一些中篇的、写历史人物的小说，有没有可能做一本集子？听他讲完后，我说我非常有兴趣。对，我看里面有一篇小说写得非常精彩，主人公叫卞先生。

然后第二篇写鲁迅，第三篇写李广，第四篇写荆轲刺秦。这些听起来好像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但是何老师在后记里面也讲了，他说当现有的评论不能去呈现他所想象或认知的一个人的样子时，他需要用叙事、用小说的形式去书写、重现这个人的生命，哪怕是这个人生命之书的最后一页。

听完之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做这本书。我觉得何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者。他当天晚上回去后就把书稿发给我了。我当时在双流机场旁边的酒店里，特别兴奋，心说我要赶紧睡觉，明天一早起来，我就要看这个小说。

第二天在双流机场的候机大厅，离登机还有1个小时，我就打开电脑开始看何老师的书稿，我当时还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何老师。我在候机大厅，特别急，差不多把小说的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看完了，我觉得，天呐，写得太好了！究竟是什么样的运气能让我遇到这样一本书？我当时就跟何老师说，我决定了，我要做这本书。基本上在出差期间，我就把合同整理好发给他了，回来之后很快就跟他签了合同。

真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作者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他们能够信任我？虽然我之前也做了很多年书，但我做的书和他们的书很不一样。而且我是独立做一个新的图书品牌，这个图书工作室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说是前途未卜。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愿意让我来试一试。我到现在也没有问过他们这个问题，我大概也不会去问他们，总之，对我来说，真的很幸运。

陈希颖：你刚刚一直在讲幸运，其实我觉得当作者遇到了解他、喜欢他并且能够理解他作品的人时，这也是他的幸运。我会觉得你跟何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彼此理解的两个人。他可能会碰到别的编辑，可能对方会开出更好、更高的条件，甚至那个出版公司更大，给他的服务更好，但是他未必能够遇到一个真正理解他作品的人。

任绪军：对，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坦白地讲，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坦诚的人，特别是出来做“重光”之后，我给自己立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在跟作者、译者、朋友们交流时，我不能夸饰，也不能把自己的因素代入过多，不能给他们造成一些虚假的判断。当然，有时候我也控制不住了，但是我会尽量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在十分真诚地和他们沟通，哪怕这个选题、这本书谈不成。我希望对方是在冷静考量的情形下做决定，而不是基于一种狂热的状态把书稿交给我。但我确实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来聊重光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想好，可能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都是经验或者情感层面的。

#用极度的真诚，化解难免的摩擦#

陈希颖：你尊重了你内心的选择，我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你应该很早就想做原创，包括你特别注重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你会从这种交流、交往中得到乐趣。其实我很好奇，因为我也做过原创，而且还做过挺多的，我也跟很多编辑，比如丹妮姐，聊过做原创选题的一些困难。她会讲，当这一年过去之后，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她和她作者的关系。这一年下来他们心中是没有疙瘩的，是没有芥蒂的。毕竟人和人之间，除了有相互理解、相互合作这种很真诚的交往关系之外，也会有一些矛盾摩擦。你会怎么看待这些呢？

任绪军：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坦白来说，目前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复杂，一切都很顺利，重光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困难。那在我的想象或者认知里，我觉得跟作者的相处，其实就跟与任何一个人的相处是一样的。无论这个关系有多紧密，一定会遇到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刻，对吧？不管是因为对某一个选题有意见，还是因为一些插曲，比如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你做一个原创选题，已经把它做到有一定的市场度了，或者是已经把它做得蛮好了，推出去了，结果最后它被别的出版机构挖走了。我觉得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陈希颖：对，其实你讲的这些已经是出版过程中比较后期、比较大的一些事情了。但其实我想聊的是一些很小的摩擦，比如你们对书名的意见分歧，你们对封面效果的犹疑，甚至细化到，比如你现在要和作者一起共同创作，那么在此过程中，你们可能会有想法不一致的时候，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任绪军：我明白你的问题了。我以前不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包括现在也是。我会不停地输出，然后有时候过于狂热。但是现在的我就会努力地倾听。比如说封面——这也是让我吸取教训的一个地方，我非常喜欢我的设计师左旋，他一开始给《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做的封面是比较试验的，我当时说，要不先给汪老师看看，看完之后如果他有修改意见，我们再一起来改。之后我就意识到，汪老师看完那个封面之后可能不太满意，他当时应该非常失望，可能会想：你这个人做书怎么做出来这么个东西？确实，如果是我自己的话，也不会接受那个封面。后来我就跟左旋说，以后做封面，我们先自己定下来，然后再拿给作者看，再去请其他朋友来看。万幸的事情是，虽然我们会有摩擦，但我会很坦诚地跟他讲，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这本书做好。当然我也必须承认，在做原创选题方面，我确实缺乏经验。我会先把这个前提讲清楚，再来一起解决问题。那到后面这个封面呈现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是OK的。所以这也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陈希颖：你有点像在重新开始学习。

任绪军：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陈希颖：但你做的其实相当好，因为你在和作者交流时，一直都保持着极度的坦诚，其实不是所有的编辑都能做到这点。

任绪军：我现在会极力地避免给作者造成幻觉，特别是在和年轻的作者交流时。汪老师跟很多人说过，绪军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当然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和汪老师是熟人，有时候我会比较固执，他就在电话里直接和我说，绪绪，你这个人太固执了。因为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有点强迫症，比如我觉得那句话、那个句子的表达，是不是换个词会更好一些。然后你会看到，“重光”的封面的设计其实是统一的，除了护封不一样之外。

陈希颖：其实我之前都没注意到这一点，你说了我才发现。你真的打算以后就延续这种设计吗？就是一个宽腰封，然后大部分的设计都集中在腰封上面。这个我还挺震惊的。

任绪军：因为汪老师之前的很多书都是精装，然后我用了很久时间跟汪老师说，我要做平装书，我做的书就是这个样子。汪老师一开始特别不喜欢那个护封的形式，就是那个高腰封的样子。那我就用了很久时间跟他商量。但是我猜，汪老师现在应该也没有太接受这个设计，如果汪老师听到的话，幸好汪老师应该不听。（笑）但是汪老师就说，绪军啊，你这个人太固执了。但其实我是有长远的考虑的。我不是随随便便做了这样的一个封面形式，包括我们内文的版式，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文字书的版式，但这些都是我和设计师调试、打样了十几版之后才定下来的。

陈希颖：连版式都会固定下来吗？开本也会吗？

任绪军：我们有两个开本，但内文的版式是相对固定的。当然，个别的书可能会有特别的形式要求，那是另一说了。但是封面形式确实跟设计师打磨了好几版。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设计师左旋，和我们排版的工作人员，像刘西，谢谢他们愿意和我一起来尝试。我就记得很多次打电话，汪老师都会说，绪军啊，你这个人太固执了。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就会跟他解释。其实他当时特别担心这个书最终的效果不会太好，虽然我也没和汪老师确认过，但是我猜想，当他拿到样书之后，应该算比较放心吧。所以说在封面设计上会面临这样的摩擦。包括像现在书出版之后，因为它还蛮热门的，能够尝试做一些活动。一开始我跟汪老师要了他的日程表，问他要不要做一些活动。因为汪老师以前是不为自己的书做活动的。他之前出席的很多活动，都是为了别人的书、别人的事情。直到去年，他在“守望者”那边出了很多书了，“守望者”希望能请他做一个活动，他才去南京，而且是推迟了之后才去的。

一开始，汪老师当然是蛮拒绝这件事的，后面可能是汪老师觉得我一个人特别不容易，所以就答应做活动。我觉得这就是一人图书工作室特有的优势，当你跟作者沟通的时候，作者可能会觉得：你一个人应该挺不容易的。所以他想帮帮你。

任绪军：但在做活动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汪老师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他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精力上顾不过来，但这是我不具备的经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发生了一点点摩擦的，但后来我觉得，汪老师说的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自己不太擅长在公共场合讲自己的书，觉得让读者们去读他的书就好了。我明白了之后就会主动减少去书店分享新书的这类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了解、互相理解的过程。

陈希颖：根据你刚刚讲的这些，其实你已经把之前编辑可能会踩的坑都踩了。其实作者跟作者之间真的非常不一样，但很多编辑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比如作者喜不喜欢做活动？擅不擅长在公共场合发言？做这个活动对他的书是否有助益？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编辑要去思考的。

任绪军：昨天我还跟何大草老师打电话商量，因为《夜行者》这本新书马上要出来了，老师你愿意做做活动吗？何老师就说，哎呀，就不要让我们这种老头子抛头露面的，我就想用所剩不多的精力好好写书。我欣然同意，就说，那挺好的，就不做了。我顶多给他安排成都和重庆这边比较好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

陈希颖：你讲的这些，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编辑都经历过。有时候我觉得，其实编辑跟原创作者之间是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因为你们既是利益一致体，但同时，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有想法，你作为编辑也需要对他的作品提出建议，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张力和摩擦。那编辑对作品的掌控应该限制在什么程度？毕竟作品是作者的，他对内容可能有很强的掌控欲，但译者对译作的掌控欲就不会这么强……

任绪军：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之前会听你、还有丹妮的播客，也会看你们写的相关工作经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确实没法儿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没有这种经历。

陈希颖：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原创选题是编辑和作者一起去完成的。在这个时候，双方必须达成一种默契，就是所有的选择都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做出的，当我们面临一个好的结果或一个坏的结果的时候，不要说这是其中某一个人的原因。这是我特别想跟作者达成的一种默契。

任绪军：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曾经看过的那些出版人的传记和回忆录。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出版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

陈希颖：都会。海鸥也说，做出版就是做“出版关系”，把“关系”和“人”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有的编辑做原创选题，TA会想要逃避的，尤其是他们可能不擅长与人打交道，或者说他觉得那个状态非常不舒服。嗯，我遇到过蛮多这样的编辑。

任绪军：对，我理解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一直跟别人说我是一个i人，但其实,当我想要聊一个事情、觉得能聊、而且能聊开的时候，我倒不畏惧或者不排斥跟一个陌生人交流，其实我是一个对陌生的人与事都保持好奇心的人，不单单是对我的作者好奇。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目前做“重光”的一大动力。

#整理心情再出发：

“慢一点，再慢一点，大不了就不做了”#

任绪军：上次在南京的时候，丹妮就坐在我旁边，她说，做出版到底是做“人”的出版还是做“市场”的出版？按照我目前的设想，我觉得我不想把自己和作者的关系，看得过于的重。当然这也许只是我的一个理想状态。因为坦白来说，我之前在“拜德雅”时，就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重了，或者说，“想象”得非常重，而那个“重”已经到了我无法承受的程度。

我觉得，当你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很重时，你去处理自己和TA之间的具体某件事情，看待问题的眼光以及处理方式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现在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实在不行就算了，松弛一点，大不了就这样吧，慢一点，再慢一点。这几句话，每天都会时不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陈希颖：我想把话题继续回到重光上。刚刚听完你说的这些，其实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出版体系里，如果你真的要做纯粹的“一个人的出版”，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就像虽然你说自己目前在做一人图书工作室，但其实你有很多合作者，比如封面设计师，还有排版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还要把书送到出版社，走三审三校的流程，包括领书号，请出版社帮我们做一些手续之类的。像我们公司，也只能做到产品出厂，然后再由出版社的发行部门帮我们把书发到各个书店、网店。

其实我在日本的时候，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的出版社。因为日本没有CIP书号这些东西，哪怕是书店，出版人都是独自去跑的，甚至在出版人的办公室里，都有书店来回的退货，包括一些残破的书。这些残破的书都是出版人自己补好了之后，再一家家地发给书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人的出版”。

但是像重光这样，做到产品出厂，然后由出版社发行，我觉得可能是会是一个独立出版公司惯有的模式。当这个公司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任绪军：好像目前没有困难呢。

陈希颖：我还以为你会想说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

任绪军：那倒不会，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的上一份工作，就是把自己陷在了琐碎的状态里。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处理好所谓的琐碎的事情。因为当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在应付一些琐碎的事情时，你其实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稿里。至少现在我不会让自己这样了。我可能会说，慢一点吧。以前，我属于那种人，比如今天有个事情来了，那我今天不解决掉，我就睡不着觉。

陈希颖：嗯，这个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我现在也在刻意地让自己慢下来。

任绪军：这个处理方式对我们做书的人来说太重要了。我们总要有个“重要”“次重要”之类的分级方式。我现在都不这样分级了，而是会跟自己说，没关系，就算你不做那件事情又怎样呢？比如说有一个媒体来找我，说你今天必须把这个东西给我。其实你会发现，就算你第二天给TA也没什么关系。

陈希颖：所以我真的觉得你的改变特别大。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和一年前的完全是两样。

任绪军：你今天不是说我瘦下来了嘛。其实某段时间，我的白头发疯长，头两侧白发特别特别多。然后有段时间我很焦虑，其实我以前感受不到焦虑，也没有白头发。我的前同事们看到后，就说，你现在焦虑什么呀？你这头发都白成这样子了。其实我很难去讲自己在焦虑什么，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没有跟自己和解。这话听起来可能很心灵鸡汤，但确实是那样子的。我出来做“重光”，特别是来镜中之后，我发现自己头两侧的白头发都减少了。

陈希颖：真的，对。

任绪军：而且，虽然从我的朋友圈来看，我每天的状态好像闲人似的，但我依然在做事情，而且我发现自己效率变高了。我突然想起来，刚刚你说的困难其实是有的，但我觉得这可能不仅是一人图书工作室的困难，而是所有的出版人都面临的困难。就是你会发现，书的宣传和营销点是很难找准的。或者说，我们的宣传没那么有效。这也是我头疼的问题，所以现在我想要去找一些不同的朋友，一起想想在传统的图书营销方式之外，还没有别的营销方法。从去年到今年，大家一见面就在聊整个图书市场有多低迷，这固然是一个困难，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困难，对不对？不论这是自我麻痹，还是自我和解，我的态度都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昨天和一个记者朋友聊，他说，你有没有投资啊？有没有人要给你投资啊？他当时跟我讲了四个字“自给自足”，我觉得他讲得好实在。确实，现在的我可以自给自足，我可以养活我的公司，我的公司就我一个人，而我背后，是我的家庭、我的作者、我的设计师、我的排版人员。

陈希颖：你没有像别人一样卖了一套房子然后做书吗？（笑）

任绪军：哈哈哈，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一件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当时我们刚从重庆大学出版社出来做拜德雅，当时需要大家一起筹钱，而我正好想买一把电动牙刷。然后我就说，要不暂时不买了吧。之后我把这个事情发在了豆瓣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做书的朋友姚颖，她现在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她就在这条动态下留言，说，不至于吧，你做书都做到这么困难的程度了吗？其实没必要让自己过成那样子。如果你的生活都已经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了，那我觉得就不要去做书了。或者你先去做别的，赚一笔钱，然后再来做书。那我从“拜德雅”出来的时候，坦白讲，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钱，更多是家庭的支持。因为我们不需要为房子的事情发愁，这是我的另外一份幸运。我们双方的父母，不仅在物质上支持我们，也对我所做的事情有一种“不理解中的理解”。尤其是我的父母。

陈希颖：父母现在还没有理解吗？

任绪军：他不是说不理解你，他当然知道他的孩子很优秀。我母亲是喜欢夸奖我的一个人，她只是不知道做书是在做什么，因为我母亲是小学毕业。还有我的妻子，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我从来没有当着她的面表扬过她，但我真的觉得，如果没有她，可能就不会有我现在做的事情。她理解我，帮我分析情况，包括我对人的感知，都是通过和她聊天逐步建立起来的。总之我觉得，做出版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定那么必要的，因为我希望做书是赚钱的。对，如果重光哪天不赚钱了，我绝对不会做下去了。

陈希颖：这点讲得非常重要，其实我也是这个感觉。如果哪天真的因为做书，大家都陷入生活窘迫的境地，咱们就没有必要做了。讲起来可能有点悲情，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虽然我觉得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觉得让它默默消失就可以了，不就是经营失败嘛。咱们做这些书出来，重要的还是要把书卖给读者。如果真的不能卖了，读者不需要了，市场不需要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没有意义了。

任绪军：刚才我们讲到，“做书”也是一门生意，这一点和它背后的价值或拔高的那一部分，其实是并不冲突的。比如说，我现在做“重光”这个品牌，首先是对我自己负责，其次要对我的作者、对我所有的合作方负责，然后就是要对我的家庭负责。我需要这些书。为什么我说赚钱很重要，把做书当成一门生意来做很重要，是因为需要秉持这种思路，然后才可能赚到钱，让我的作者拿到钱。特别是我们要知道，对于青年作者来说，一笔稿酬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当远子跟我说，《光从哪里来》是他有史以来稿酬最高的一本书时，我真的特别感慨，这一点其实是出乎我意料的。我觉得首先要把生意做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论及我做了一本好书、做了一个很好的作者，只有这样子后者才成立。所以说，如果现在你要让我把房子卖了来做书，那我不会做书了——除非我有好几套房子，卖一套也无所谓。

陈希颖：我觉得总归能活下去。因为其实这公司主要就你一个人。

任绪军：上次我们是不是聊到，我说，做出版做不下去，我可能会去挑小面。

陈希颖：啊，好像有说。

任绪军：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因为我知道，挑小面挑好了之后大概每天能赚多少钱，那远远比卖书的收益好太多太多。但挑小面也真的很辛苦，挑小面也有挑小面的乐趣。我这样讲其实是非常不公允的。因为，当一聊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希望自己说，我在享受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乐趣，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愿意为它付出我的时间。但我当然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朋友，其实是被工作虐待的，或者就是不得不去应付所谓的“狗屁工作”。

汪老师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里，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我希望所有人不劳而获》，当然这是一个很乌托邦的理想状态了。但我觉得里面有一点挺对的，他说，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劳动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意义感和价值。当然这样讲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过于精英的想法。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做所谓的“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都不开心了，那就把这份工作放弃掉吧，除非这样会让你和你的家庭活不下去，那是另一码事儿。这种情况就不得不忍受了，对吧？如果我明天都吃不了饭，那我也得去忍受。但如果你还有选择余地，那就辞掉，难道明天天就不亮了吗？总之我想多聊聊这个话题，但又怕节目上线之后大家的评论。我知道我们很多同行，特别是海鸥，是相当喜欢这份工作的。当然，我也喜欢这份工作，但我确实也觉得，如今要说自己喜欢一份工作，其实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一个莫大的幸运。

陈希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能做书还是挺幸运的，虽然其中也有很多不开心的部分，因为毕竟是工作，但凡是工作，它就会带来这些东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任绪军：我感觉“有关紧要”应该是出版业的同行们听得更多一些，所以我得先声明，我没有任何资格来指导别人，或者给别人灌输一些教条式的、鸡汤式的东西。但我觉得，我这一段时间的经验，也许会有朋友需要吧。我想说，真的，慢一点，再慢一点，让自己松弛下来，难道明天天就不会亮了吗？大不了就不做了呗。开心很重要。

陈希颖：嗯，你这个结尾很好，我觉得升华了。我们还是应该开心地做书，也能开心地工作，虽然可能大家越来越觉得，工作和开心之间是矛盾的。那最后，能不能请你推荐一本镜中书店的书？

任绪军：一旦到了荐书的环节，我脑海里就浮现出来一堆书。我真的非常推荐《语言恶女》这本书，我在镜中已经补了一次货了，第一次是5本，这次也是5本，在独立书店中，一本书能达到这个销量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老早以前就关注了这个选题，而且这也是我想去做的选题。当然我知道，这个书后面你们来做了。在镜中书店，我们做了一个女性主义图书的专架，然后大家会觉得，哇，怎么出了这么多女性主义的书？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的努力，还有很多很多好书没有被引进。我觉得《语言恶女》这本书，不论是对当前我们的女性主义认知，还是对我们的生活认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因为它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我们的日常用语，比如人称代词中隐含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而且坦白说，在学术书里，这本书也蛮好读的。所以我真的诚心地推荐这本书。 

陈希颖：这本书基本上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你刚刚推荐得很好，我还想补充一点，其实这本书主要讲了英语中的性别偏见这个问题，虽然它只分析了英语，但是，如果你把其中的一些现象、观点对应到中文语境中，就会发现相似的例子其实俯拾即是，这个现象其实是在一个巨大的厌女文化环境中生成的。所以这本书不仅仅与语言学有关，它也促使我们反思身边的厌女文化。当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中文里有什么词语已经不是它原来的意思了。我最近忽然看到，小红书上有人说“遗孀”这个词是不可以乱用的，我之前完全没想到这一点。

任绪军：我之后会看看那篇帖子，确实，我没意识到你说的这个问题。

陈希颖：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非常开心大家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任绪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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