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受邀出席上海书展暨国际文学周。作为阿瓜卢萨作品中文版编辑，我有幸陪同作家参访上海、北京两地。阿瓜卢萨对讲故事抱有巨大的热情，他的日常生活也充满故事，我记录下这些故事，它们不仅闪耀着一位杰出作家的独特性格，也指向他关于文学、写作和看待世界的理念。
国际文学周主论坛会场签名
01
初见水先生
从里斯本飞来杭州萧山的航班延误，预计08:02分落地。
航班抵达时间变成了橙色，比原定晚了32分钟，大屏幕上的即时状态不断翻滚，我的心也跟着相互推搡的字母和数字加快跳动。有点紧张。
如果把接待作家纯然看作一件工作，按部就班完成即可。但我如此喜爱阿瓜卢萨的作品，喜爱他小说中流动的诗歌、梦幻和人性关照，以至于产生了一种隐忧——万一作家并非人如其文怎么办？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字和人格之间存在分裂，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作为当今葡语文学的翘楚、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得主，如果他不是那么亲和，表现出几分盛气凌人，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旅客们推着行李，带着另一片大陆的新鲜气息陆续走出来。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外贸生意人、留学生，一位年轻的母亲紧紧拥抱住从出口处朝她飞奔而来的小男孩，笑着亲吻他的脸。又等待许久，在我眨眼和疑惑的刹那，一个瘦高的人轻轻走来，穿着浅蓝牛仔裤，同色系的浅蓝西装里是一件橘红色T恤，老者的沉静和孩童的惊奇同时混合在那张带着疲惫与懵懂的脸上。我像做梦一样问：“您是阿瓜卢萨先生吗？”
“是的，”他的声音低沉、轻柔，仿佛不愿惊醒自己身在其中的梦境，“我是。”
阿瓜卢萨目前居住在莫桑比克岛，来一趟中国非常不容易。小岛与莫桑比克大陆仅有一条路相连，他先从小岛去往北部港口城市纳卡拉，然后飞到首都马普托，再经历十个小时的航班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再从里斯本到中国。看得出来，旅途让他十分疲倦，但他依然好奇地打量着周遭。他问我名字里的“沁”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以水浸润”，他微笑起来，“来自水里的人。”他说，Agualusa这个姓的意思就是“闪亮的水”，在风平浪静的海上，水面在阳光下熠熠发光。他的父母是分别从巴西和葡萄牙去往非洲的移民，他猜想也许某个先祖曾是海员，在大海上获得了这个姓氏。他的笑容包含着一种纯真的快乐：“我们都来自水，生命都来自水。”
阿瓜卢萨拍摄的莫桑比克岛海面
前一天我刚刚读过他发来的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发言稿《叙事的界限》，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谈到“仇恨的第一步是制造他者”。而写作和阅读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力图打破人为制造的身份标签，“难的是倾听敌人的声音。更难的是套上敌人的皮肤，感受他的心脏在我们胸中跳动，并流下他的泪水。”这也是他文学写作的一个起点：靠近并努力成为他者，以共情替代隔绝。当他提到水是我们的共同属性时，我一下子意识到他递来的友善，陌生感和局促感霎时减少了。
去上海的路上，我询问了他的饮食习惯，介绍了接下来几天的安排。他说得最多的就是“OK,OK”，饮食没有禁忌，一切都可以。考虑他之前去香港和澳门参加过文学节，我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澳门豆捞。第一口牛肉片吃下去，他两眼散发出光彩，仿佛在濒临没电的边缘急速充上了电，“这也太好吃了，和我以前吃过的中国菜味道完全不一样。”
他说话的时候会微笑看着对方，那眼神也是一种包含温度的语言。他听我对服务员说“xiexie”，便问是不是Thank you的意思，于是这成了他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在此后的几天里，每当有服务员来上菜或者换碗碟，他都会认真看着对方的眼睛，微笑着说“谢谢”。服务员也被他感染了，她们会带着开心的神色主动来问，要不要给他拿刀叉，甚至免费送来果汁。
吃完第一顿饭，我把他送到酒店办好入住后，同事发消息问我感觉如何，我回道“温柔亲切”。
02
马克思和枇杷树
阿瓜卢萨1960年出生于安哥拉万博。万博位于安哥拉中部内陆高原，在葡萄牙殖民时代是重要的经济和农业中心，殖民者一度将这座城市改名为“新里斯本”，显示殖民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视作葡属安哥拉的中心。
1975年，葡属安哥拉独立，随之而来的是反抗殖民运动中发展壮大的三个民族解放组织爆发冲突。其中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领导人萨文比选择以万博为首都，这场长达27年的内战既是安哥拉国内政治武装派别的相互撕扯，在冷战背景下，也成为苏联、古巴、美国、南非等国的博弈疆场。
作为安盟的核心据点，万博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战火蹂躏。大部分安盟控制的道路上都布满了地雷。《贩卖过去的人》中写道，“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安哥拉的土地里埋了多少颗地雷。一千万到两千万。地雷有可能比安哥拉人还多”并非夸张之语，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贩卖过去的人》实拍图
走在上海的街头，阿瓜卢萨最感诧异的是并不是魔都的高楼大厦，而是“上海很绿”，这样一个大城市，到处绿树成荫。这可能和他最初在葡萄牙学的是林学和农学有关，但树木对他而言还有更深的意义，树木搭建的生态系统是和生命本质相连的。他关心的问题也具有平民视角：听说中国通过治沙让北方一片沙漠消失了，是真的吗？中国的医疗制度是怎么样的？穷人能看上病吗？在最落后的地方现在还有没有饥饿？看到公园里退休阿姨伴着小音箱里的乐曲翩翩起舞，武康路上的时髦男女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个女孩还穿戴了一对翅膀）凹造型拍照打卡，他一边笑一边赞叹“有趣极了”。
在复兴公园，他远远望见一座雕塑，瞪大眼睛：“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他如老友相逢一般大步走过去，并把手机交给我，让我给他们照一张。独立后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曾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他目前居住的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还有一条路名为“毛泽东路”，更不巧的是，原来美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就在这条路上。“他们去找莫桑比克政府，想让这条路改名，但莫桑比克人说不不，名字我们是不会改的，要不你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吧，于是他们现在得到了一片很大的新馆。”
如逢旧友
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一会儿丛林中出现了一位姿态曼妙、袒露双乳的法式少女雕像，他哈哈大笑，“法国少女和革命导师做伴，真是太妙了，上海总是给我惊喜。”
漫步在梧桐树的浓阴里，他常常说起遥远的祖国，记忆是一条割不断的尾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安哥拉独立初期的第一代革命者都怀揣理想主义，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尤其因为富有石油，一批新富阶层应运而生，腐败逐渐滋生，这也恰恰对应着《贩卖过去的人》中的情节。新贵阶层有钱有势，呼风唤雨，唯一的遗憾是缺少体面的出身，小说主人公的工作便是为他们造出一个风雅高贵的族谱，满足他们对身份的虚荣渴望。记忆和身份是可以贩卖的，也就意味着历史的虚无。“我常常在想，是否因为虚假的记忆，我们的现实也是不真实的呢？我们到底是谁，这个身份问题总会让我不安。”
快走到上海图书馆时，他突然指着院墙里的一簇肥绿的叶子惊呼：“哦，是枇杷树！”在万博老家，后院里就长着几棵枇杷树，很奇怪，他从来没有在安哥拉别的地方看过这种树。
原来如此——《贩卖过去的人》里写到翻过围墙偷枇杷的男孩，“如果那些男孩中有一个成为了工兵……有一天他要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个外国记者抛来的，混合了好奇与恐惧：‘清除地雷的时候，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位仍在里面的男孩微笑着回答：‘在想枇杷果，先生。’”
这个细节见证了阿瓜卢萨举重若轻的笔力，他如此熟稔又自然地将残酷和温情融合在日常经验中，平静而又如雷鸣。但最初读到这一段时，我有些奇怪，非洲也有枇杷树吗？为此专门向译者朱豫歌求证，豫歌查了原文，用的是nespereira这个词，确实是枇杷树。
他眨眨眼睛：“或许是漂洋过海的中国人把这种树带去非洲的。”
万博最惨痛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992年底，政府军和安盟在那里连续激战55天。我暗暗想，那一年，作家32岁。直到2002年，萨文比在战斗中阵亡，安哥拉才终于迎来和平。
他依然没有完全倒过时差，在街上转了一会儿，想要回去休息。回去的路上，他问我最喜欢他作品里哪一个人物，我说是蒙特，《遗忘通论》里面的秘密警察，他坏事做尽，血债缠身，却喜欢读马尔克斯和若热·亚马多，还很爱他的妻子，最后他竟然是因为要给妻子装天线从屋顶上掉下来死的，“也就是说，他死于爱情”，这太好笑了，也让我非常感动。他笑吟吟地说，很高兴你喜欢蒙特，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即使在最残酷的环境中，最坏的人也会保有人性。
《遗忘通论》实拍图
03
居住在语言之中
生活中，阿瓜卢萨是一个有点笨拙的人。比如方向感很差，其实我也常常需要依靠手机导航，但这个人的迷路水平远在我之上。每次活动回酒店，他脸上都会露出一种“原来已经回来了”的诧异。一天下午，在同一家茶社有两场采访，因为就在酒店附近，中途我们步行回酒店休息。第二次出门时，正好我要回复几个信息，走了一段才反应过来，我把路带反了。我连忙向他道歉，他慢悠悠地说：“刚才我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但我想最好不要发表错误的意见……”然后又兴高采烈接道，“米亚·科托也是这样的，我们俩每次去圣保罗都会一起迷路！”
他喜欢走路，走路的时候各种人物、情节和异想天开的念头都能在脑中汩汩流动，沉浸在那个世界里，让他常常难以分辨真实世界的细节。多年前有一次他去购物中心，出来的时候在偌大的地下停车场找不到车了，四顾茫然，只得求助一个小伙子帮他找。小伙子倒是很热心，问车牌号，那当然是不记得的，那你的车啥牌子？不知道，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后来每次要去购物，我就在一天中最晚的时候去，车库里只剩下一辆车，那肯定就是我的。”
此外他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也不太好，尤其在面对压力的环境中。过海关以及漫步街头时，他发现中国的警察都比较友善，不像美国的警察，太凶了。他说自己有一次过美国海关，警察颐指气使地盘问他是不是阿拉伯人，如果不是阿拉伯人，为什么去过那么多阿拉伯国家？他说自己是作家，当然要去不同的地方走走看看。警察又问，既然是作家，那有什么代表作呢？“我当时又紧张又生气，竟然一本也想不起来了！”
我脱口而出：“连《遗忘通论》也想不起来了吗？”
“没有，一本也没有。”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他打算去给夫人买礼物，我们去了七浦路上的国际服装城。我事先叮嘱他，这里是市场，不是商场，一会儿进去以后，你先不要做声，我来和老板谈价格。他郑重点点头。谁知走进一家丝巾店，他就像小孩一样，按捺不住满脸欣赏喜悦的神色，一边连连赞叹“多么美丽，她一定会喜欢的”。老板脸上乐开了花，我心里很无语，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180，我心想最多80，让老板便宜点，老板胜券在握，笑着说150吧，还没等我展开第二轮谈判，他已经“OK，OK”，兴高采烈地掏出了现金。
相比这种天真的慷慨，他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在主论坛上穿的淡蓝色西装，接缝边缘已经洗得褪色发白，身边的物件也都普普通通，他觉得“过多的物品会反过来吞噬掉人”，就像他虽然喜爱中国菜，却也克制不吃晚餐，“在睡觉之前，身体里不应该留有食物”。
离开上海时，我们从虹桥火车站出发，坐高铁前往北京。当巨兽一般的高架桥、站台和密密麻麻的人流徐徐展开，他的神色变得有些仓皇，我和营销同事以为是连日活动疲惫所致，他小声地说“我有点害怕过于巨大的物体”。于是我们俩一前一后，让他走中间，那是整个访问过程中我觉得他最脆弱的时刻。
现代化景观带来效率的狂飙也催生了心灵的压迫，对他而言，更有魔力的是宁静的大自然，他生活的小岛上只有一万多人，岛民们以他的小女儿基安达称呼他为“基安达爸爸”；是缓慢的时间和开放的空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如果自己可以变成一种树，那么希望是棕榈树，这种树很优雅，更重要的是长寿，他能够体验一种更为宽松漫长的时间。最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只有栖身其间，他才能产生真正归家的亲密感。
“太初有言，言与神俱在”，《生者与余众》正是围绕着“语言创世”的主题而展开的，当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岛屿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猝然中断，作家通过写作创造了新的世界。初读这个故事时我感到一丝不可思议，难道作家真的相信，靠文学和写作就可以解决气候危机、核扩散、种族冲突这些问题？这种乐观是否包含了过多的天真，甚至有些幼稚病？但阿瓜卢萨的人格魅力确实让我对自己的怀疑有了再反思。他微笑着说：“葡萄牙作家贡萨洛·塔瓦雷斯有一次在一家外国酒店里写作，如此专注，浑然不觉周遭发生的一切，直到猛然发现房间漏水了，水已经没到了他的膝盖。许多人不相信这个故事，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写作的巨大魔力会把人牢牢吸附，忘掉现实的一切。”在他看来，写作即是完成一个世界并居住其间，因此具有创造的魔法。
《生者与余众》实拍图
除了母语葡萄牙语以外，他熟练掌握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当然还有数种非洲本土语言。与米亚·科托的友谊也始于语言，大概30多年前，他读到科托的短篇小说集《入夜的声音》，大为激赏，在报纸上写了一篇书评，二人至此成为好友。他们常常四手联弹，一起出唱片，一起写剧本，一起写小说，让读者来猜哪一部分究竟是谁写的，甚至还打算将来一起讲脱口秀，关系好得不分彼此。2017年，《遗忘通论》和科托《母狮的忏悔》共同进入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决选名单，最后大奖花落阿瓜卢萨，但科托表示，“那样的话我并没有输。我们赢了！”讲到科托，阿瓜卢萨也变得滔滔不绝，“他奇妙的语言几乎不可翻译，有浓厚的诗意，矛盾而互为张力的意象和修辞，还有讽刺幽默。”
与米亚·科托一起出专辑
而中国之行中，让他最为震撼的无疑也是阅读和文字。他觉得上海图书馆东馆是他见过的最美图书馆，木结构效法自然，光线通透，更重要的是有这么多市民来图书馆借阅、学习。在博物馆里看到六书古本，他对汉字的形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上海活动的译者沛霖、《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乃清、他的作品译者王渊以及北京活动的译员泽浩名字里都包含“水”时，他大笑命运让他和一群“水之人”相遇，又忍不住怅然若失，“我希望来生能有机会完全理解汉字。”
04
快乐的作家
对阿瓜卢萨而言，写作是一种巨大的愉悦，不同于一些欧美作家努力朝自我深处开掘的写作路径，他总是向着广大的世界触碰更具有普遍性的故事，“安哥拉处处都是故事，当我走在大街上，故事就掉落到我手中”。他也不像葡萄牙作家那样，惯于从忧郁悲伤的深渊汲取灵感，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得深沉，他是一个快乐的作家。说到这里他又笑了起来，“有一次我对一家葡萄牙报纸说我很快乐，他们看了很生气，说你是个作家，作家怎么能快乐呢？”
他的写作中充满了嬉戏，在文本中与读者捉迷藏，期待读者能根据他留下的线索找到阅读的宝藏，如果哪个不识趣的编辑给他的用意加注，那简直是大煞风景。例如在《贩卖过去的人》中，白化病人费利什·文图拉葡语原文连起来意思是“幸福的结局”，前来复仇的布赫曼名字发音则近似“书人（Bookman）”，暗示了人物的阅读嗜好和命运轨迹。而让博尔赫斯转世成为蜥蜴则是他小小的甜蜜复仇，因为“虽然我很爱博尔赫斯的作品，但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在北京方所的对谈活动上，谈至兴浓，他调皮又神秘地眨眨眼，说我来讲一个你们都不知道的故事。大约15年前，一家葡萄牙女性杂志向他约稿，当时他已经接受了另一家媒体的独家约稿，无法再接受新的邀约了，但女性杂志很坚持，于是他干脆给自己编了另一个身份：一个有阿拉伯血统的莫桑比克女人，名叫法伊扎•哈亚特。交了第一篇稿子后，杂志编辑跑到照相馆里，买了一张女性照片，也没跟他商量，直接放在了文章旁边。这下好了，他想着反正也不是自己，于是放飞自我，无所禁忌，渐渐地法伊扎变得有名起来。
北京方所书店活动现场
在北京方所书店
阿瓜卢萨有一个好朋友叫佩德罗，是葡萄牙的记者，当时比较缺钱，他就邀请佩德罗来一起写。于是两个人轮流创作，法伊扎的性格也变得稀奇古怪，上一周带着深沉的葡萄牙忧郁，下一周又变得非常乐天。女作家得到了巨大的成功，甚至有一个葡萄牙作家写信来，想邀请她出去约会。后来阿瓜卢萨和佩德罗还以法伊扎的名义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付梓出版时，阿瓜卢萨就邀请法伊扎的灵感原型，一位住在巴塞罗那的女士去发布这些作品，这下所有人都确信法伊扎确有其人了。但在新书巴西的签售会上，法伊扎并没有现身，编辑只好编了一个借口，说她的车在阿富汗抛锚了，实在是赶不过来。现在维基百科上甚至还有一个法伊扎的页面，但上面的信息都是读者拼凑出来的。他露出明亮的笑容，“如果我现在跑到葡萄牙说我就是法伊扎，没有人会相信我。”
法伊扎的维基百科页面
阿瓜卢萨为什么可以如此快乐，以至于只要靠近他，也会不由自主地被快乐感染？我想起阅读《遗忘通论》时，尤其在读到蒙特过结婚纪念日的章节，我真切感到一种绵绵不断的幸福。“那段日子很幸福，他和玛利亚·克拉拉抓甲虫和蝴蝶、读书、乘独木舟漂流。有些人害怕被遗忘。这种病症叫被遗忘恐惧症。而在他身上发生的正相反：他一直害怕的是别人永远忘不了他。但在那里，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他曾感到被遗忘。当时他很幸福。”我确信世间有永恒的人性，确信一切会得到自然的赦免，这种幸福后来长久伴随着我。
或许可以解释为，他本身是一个好人，一个具有非凡同情心的世界之子，不仅在写作中追求对复杂人性的体谅，也在生活里践行对具体的人的尊重。他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约好10点大堂见，他往往9点50就会步出电梯等待。书展组委会组织参观上海地标建筑的那天下午，正是他时差反应最严重的时刻，前一天晚上他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了，但参观过程中，对每位前来采访的记者，他都报以微笑，参观结束大巴发动，他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力气了，还不忘朝窗外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
对待读者，他更是从不拒绝，因为“读者是国王”。我说：“可《遗忘通论》里说，有好故事的人才是国王。”他哈哈大笑：“不不，读者才是。”他相信好的作品必须经由好的读者发掘、理解才能最终形成，而一个好的社会则必然要允许书籍流通到伟大的读者手中。一些读者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他入住的信息，抱着书来酒店找他签名，无论多少本，无论题写什么，他都欣然应允。而从他的神色和声音可以看出，他几乎已经处在疲累的极限。离开上海那天清晨，我和同事到酒店时发现有几人抱了很多书，在大堂里将他团团围住，看着不像读者，而他为了把书签完，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在高铁上谈起这件事，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认出他们是书商，但没关系，这样也可以让更多读者读到这些书。”
走在街头被读者截获
将力量蕴藉于温柔，世界也报之以歌。他欣喜中国有这么多人，尤其这么多年轻人在读他的书，读者提问题的水准、对他作品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的预期。在上海的现场活动中，一个请他签名的男生在《遗忘通论》的扉页上用葡语写了一段话：“先生，我不懂葡语，这是我从翻译软件上抄下来的，我想告诉您，我会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喜欢的女孩。”在北京，有一位从新疆专程赶到现场的读者，他还收到了读者带来的各式小礼物：一只名叫“爱”的木头鸽子、吊坠玩偶、敦煌文创茶杯……读者给予给他的爱也让他得到滋养。
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基于所挚爱的葡萄牙语开辟一种强势文化以外的文学景观，从而构筑一个与当下政治权力结构平行，却更加平等多样的世界。在读他的作品之前，我对安哥拉、莫桑比克乃至整个葡语世界都非常陌生，除了对佩索阿略知皮毛以外，其余可说是一片空白。阿瓜卢萨的故事让我了解安哥拉南部的少数民族、莫桑比克的岛民、前往巴西的贩奴船只、印度果阿的教派斗争，他将遥远的人民融入故事星座构建的宇宙之中，这不是简单的关于热带的猎奇或后殖民话语，而本身就是我们所处的星球真实存在而又屡屡被忽略的风景，甚至这种结构性的忽视本身也因为长期普遍的存在而被我们视作理所应当。
“就拿莫桑比克岛来说，那里的文化印记非常多元，除了当地人以外，还有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葡萄牙人，现在海滩上还有男孩向游客兜售当地挖掘出来的中国瓷器碎片，它们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和莫桑比克的交往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远超我们的想象，你知道吗，莫桑比克的‘摄影之父’Kok Nam有中国广东血统？”
很惭愧，我此前并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去中心化，也更加开放的世界，不仅人与人之间消除了隔阂，人和动物、植物也没有界限，生命的灵性在万物中流动。人在摒弃自我的傲慢之后也会得到生命的赠礼：对存在的无尽赞叹和惊奇。
作者在书房
短短数日，作家要启程回国了。在告别数日后，我常常想起有一天傍晚送他回酒店，我说起自己非常喜欢《遗忘通论》的最后一章，看了很多遍，简直可以背诵。“他们谈着过去和未来，互相交换着回忆，笑谈起他们怪异的相识方式。两人的笑声在空气中震荡，就好像一团鸟儿照亮了平静的早上。”他默默听着，会心微笑，直到“两人朝着光的方向走去，言笑晏晏，仿佛要乘船出海”，刚刚走到酒店门口。
于是，我向他微微欠身：“那么明天再见了，阿瓜卢萨先生。”
本文作者杨沁，世纪文景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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