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家20岁的出版品牌告别我们
文化
2024-10-31 12:46
北京
“各位书友，这是我们最后一本新书。三辉已经于去年10月底起停止经营，这之后我们努力将有望付梓的书做完，《碳民主》是最后一本。希望它如三辉以往的出版物一样，成为求知者理解世界的有用的思想资源。”昨天，三辉图书正式官宣“停运”的消息在豆瓣、微博等平台引发热议，这家创立于2003年的图书品牌终于在20周年之际与读者挥手作别。其实，三辉的离开早就有迹可循。近几年来，因为种种不可抗因素，三辉图书的出书频率逐年下降。2021年新书预告中的39种书，最终只出版了11种，创始人严搏非称之为“一个悲剧”。2022年6种，2023年7种，2024年3种，这样的节奏更像是在努力交付所托，给译者、编辑、读者一个交代。在2022年新书预告中，三辉“插播”了一则合作方征集，坦言自己是“一家几乎没有出过畅销书的出版公司（不是不想）”，希望寻找独具眼光的选题机构、踏实靠谱的合作团队。这份新书计划预告了26种待出图书，结果只有6种顺利出版。对于一家手握众多外版书版权的出版机构而言，这样连续性的“悲剧”注定是难以为继的，如今看来，寻找合作方的愿景也落了空。为何三辉近年来出书越来越艰难？显然不是团队有意躺平。在前两年的新书预告中，三辉都给人以一种“只争朝夕”之感，加紧“填坑”以往思想书系的同时， 也在努力推进对于女性主义、动物福利、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思考和讨论，哪怕年年惨淡，但团队仍然怀抱期望——“总不至于如西西弗斯推石头一般徒劳无功”。当很多出版机构都在追求“重版出来”时，三辉却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初版出不来”状况，以至于去年11月起专门在微信公号开了一个专栏，推送那些出版无望的书稿书摘，让曾经的努力不至于全然虚掷，“思想即使无法付印于油墨，也能让它自由散发光辉”。在2008年的季风书园保卫战前夕，严搏非曾经接受《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此时三辉已经出版了200多种图书。在采访中，他坦言“自己不研究畅销书”“公司的图书基本上不能赢利”，做这些书主要是“与我对未来的悲观想象相关”。作为一家不追求畅销书的公司，三辉能够生存至今，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也说明有一群追求自由智识生活的读者在默默支持着它。在国内的出版品牌之中，三辉图书是相当低调的一家。一位读者回忆了她对三辉的第一印象，——“第一次知道三辉图书应该是在书展上。跟其他热热闹闹的摊位比起来，三辉的摊位显得尤其干净和寂寞。在一众彩色中，它是黑白的，书的选题冷门，封面设计朴素，除了书，没有过多的装饰和介绍。它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切之后，就停下来了，静静等待。这种克制感打动了我。”没有固定合作的出版社，出版品牌的标识也并不显眼，很多人可能并未留意到很多经典著作都出自三辉，比如《极权主义的起源》《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等，也并未意识到它是国内最早引进安伯托·艾柯、尼尔·波兹曼、安·兰德、托尼·朱特、普里莫·莱维等重要作家的出版机构。打上三辉鲜明品牌印记的，主要是一系列书系，如剧场和戏、左翼前沿思想译丛、现代人小丛书等。长期关注思想史领域的读者，一定都从三辉系统引进的思想资源中获益良多。从汉娜·阿伦特、普里莫·莱维、叶礼庭到刘绍华、钱永祥、徐贲，三辉是在有意识地为国内读者点燃一些政治启明的光亮。近年来，在动物福利、女性主义、能源政治等前沿领域，三辉也都早已筹划良久，积极布局。早在2018年时，三辉的“女书系”就已经箭在弦上，预告了《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和强奸》《不重要的生命：印度全球代孕的代价》《喀布尔的地下女孩》等多种直面敏感议题的著作。然而，迄今为止“女书系”只成功出版了一本《如何抑止女性写作》。2022年3月，行思、鹿书两家出版品牌同一天宣布告别，并以新行思、惊奇文化的身份另起炉灶。两年多过去了，这两家新品牌都已经走上了新的轨道。这也让不少读者怀抱三辉图书涅槃重生的希望。然而，行思团队的出走源于投资方资金链断裂，鹿书的终结是与出版社的合作破裂，两者都可以通过更换合作方来解决，三辉的新书“难产”，更多是一种出版理念在当前环境下的“日暮途穷”。前几天，在接受《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采访时，接力出版社白冰直言“现在是我从业近40年最难的时刻。”在这样哀鸿遍野的行业环境中，注定将有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告别我们，而且很可能不会再有重生的希望，正如一位读者所言“寒冬中总有冻毙者，区别只在于，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让我们再最后重温一下三辉的出版理念——“三辉图书，一家出版公司。关心时代的精神状况，关心被淹没的历史，关心人的自由与权利，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也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虽然品牌已经不再，但它所秉持的这些熠熠闪光的理念，已经随着600多种图书，散播到了无数读者心中。在读者每一次重读之时，三辉都会一遍遍获得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