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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疆英模风采录---千岛传奇——海上优秀指挥员张逸民沉浮录（19）
作者简介：陆其明，男，陆其明（1931-2017.12.20）笔名陆子良、江苏省沙洲县（今张家港市）。1948年6月参加党的苏南武工队。1949年4月参加人民海军。历任华东军区海军、中央军委海军《人民海军》报记者、编辑，海政新闻处副处长，新华社海军分社记者、副社长。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年。
5、同“四人*”捆在一起批
吃过早饭，张逸民走到桌前，又拿起结论稿。
这是结论的第二稿，在10天之前，就送来了。张逸民也记不清看了多少遍。这份“结论”二稿，比起一稿有些变化，比如，指控张逸民是美国走狗和特务、日本汉奸的内容给删掉了，污蔑张逸民霸占嫂子和住普陀山游山玩水的内容也不提了。但是，关于有关“阴谋活动”、“政治问题”的大部分内容都没有改变，只是变了角度、换个说法而已。
正当张逸民研究结论二稿时，专案组组长李以光带着全组人马，又来到高炮八连，找张逸民谈话。
谈话时，突然发现褚成方又没有来。
在这以前，张逸民己几次发现，褚成方没有随同专案组来了。他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给自己通风报信，被他们发现，开除出专案组了。
张逸民的判断大体没错，褚成方的确已被处理出部队了。经过情况是这样的：
褚成方是专案组的年轻干部。能到专案组的人都是十里挑一，受到党组织信任的人。所以，褚成方初到专案组，心里还是挺高兴的，批斗张逸民也是很积极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褚成方对一些人的不实事求是、动不动“打态度”、搞变相逼供的做法不满意，好说两句，于是他们就说褚成方是“右倾”；后来褚成方发现，他们经常侮辱张逸民，感到这样做很不人道，实在看不惯，就说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政策的。他们受不了了，反而指责褚成方“立场不稳。”尤其是在做结论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把张逸民定位于敌我矛盾。褚成方认为，这是在搞“扩大化”，为此还同他们争论起来。这可不得了啦，他们就开会批评，褚成方哪受得了，无奈打报告要求转业。他们呢，就趁此机会把褚成方处理出部队。转业时，他们还在他档案里塞了一份诸如“犯立场性错误”之类的鉴定材料，致使一些单位不敢接受，只得自谋职业。
张逸民见褚成方又没有来，内心先是感到歉疚，继而又产生感激之情，牵挂之情……李以光见张逸民闷头不说话，问：“你在想什么呢？你对结论二稿有什么看法？”
张逸民：“有些变化。”然后谈了几个变化的地方。
甲某：“这不是什么变化不变化的问题，这说明组织上对你的问题还是实事求是的，是宽宏大量的。”
张逸民：“你们是不是把自己评价得太高了，那些不实之词，本来就是捏造的，现在你们把它删掉，也是应该的，必须这样做。”
甲某：“评价是高是低，我们也不和你争了，但是，你应该承认，结论二稿总比一稿好吧。”
张逸民：“我承认这稿比前稿好一些，但关键问题仍不符合事实。”
乙某：“既然二稿比一稿好，那就签字吧！”
乙某马上把结论二稿放在桌上，还递过去一支笔。
张逸民用手推开桌上的二稿，又挡住递过来的笔。
张逸民：“很抱歉，这个结论二稿，我仍不能签字。”
乙某：“为什么？”
张逸民：“这还用问吗？一直到现在，你们还认为我参加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还认为我在许多政治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你们所列的所谓罪行和错误，都是不实之词，真正的事实我都作过多次交待了。”
乙某：“不对！你张逸民的要害是搞阴谋活动，你想抵赖是永远抵赖不了的。”
张逸民：“这不是什么抵赖的问题，这是事实。是事实，我想抵赖也抵赖不了的；不是事实，你们想强加于我，也是办不到的。”
李以光：“这么说，结论二稿你仍不签字。”
张逸民：“不签，再说，你们的结论二稿也没有写完整。”
李以光：“什么没有写完整？”
张逸民：“比如，怎么处理我，没有写上。”
甲某：“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舰队还没有讨论么。”
张逸民：“你们明明已经决定，别再演戏了。”
三人大吃一惊，一时无言对答。
张逸民：“其实，如果按照你们二稿上列的罪行和错误，你们完全可以把我交给军事法庭判刑！”
甲某难以正面回答，只好反问：“你到底签不签字？”
张逸民：“不签。”
乙某：“真不签？”
张逸民：“哪还有假的？！”
李以光见状，带着甲某乙某就走。他走到门口，还不忘给张逸民扔了一句：“希望你再想想，想好了告诉我们。”
结论二稿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专案组又送来三稿、四稿和五稿。但是基本内容没变，只是在文字上玩游戏。而且所有结论稿上，都没有写“组织处理”。
对三稿、四稿、五稿，张逸民仍然拒绝签字。
对于张逸民拒不在结论上签字的态度，专案组奉命采取了新措施：押回基地批斗，张逸民三次拒绝签字，就押回基地批斗三次。这种新措施，现在对于久经批斗的张逸民来说，不但起不了作用，反而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1977年初，张逸民拒绝在结论五稿上签字，被押回基地批斗回来以后不久，专案组人员又来到高炮八连，找张逸民谈话来了。
张逸民一见李以光带着几个人走进门来，就主动上前打招呼：“结论六稿写好了？”
李以光严肃地说：“第六稿结论以后会写的，现在你首先要做的，是交待与‘四人帮’的关系。最近有人揭发你与‘四人帮’来往密切，干了许多坏事，你要老老实实交待，要老账新账一起算。”
李以光说完就带着专案组人员走了。
交待与“四人*”的关系？张逸民不禁一怔。揪出“四人帮”，全国齐庆祝，张逸民也感到高兴。对“四人*”的倒行逆施，张逸民也极为反感。但是，张逸民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要他交待与“四人*”的关系！此刻，张逸民才突然想起，这次押回基地批斗，不少人发言时已经给张逸民戴上了“四人*”骨干分子帽子。当时听了，还以为他们是信口开河，故意吓唬自己，不想他们早有预谋。
与“四人*”能有什么关系？一连几天，张逸民都在寻找答案。但是，什么“关系”都没有找到。张逸民同“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接触过，也没有任何书信往来，连一起参加什么大会也没有，哪来的“关系”呢？更谈不上“来往密切”了。但是，专案组手里肯定掌握了什么线索，才说这话的，这个线索又是什么呢？
张逸民实在想不出与“四人帮”的关系来，无奈地悲叹了一声：听天由命吧！
张逸民虽然想不出自己与“四人帮”的关系，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海军杨九岭等人所说的“把张逸民同‘四人帮’捆在一起来批斗”，就要兑现了。
杨九岭为什么要把自己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呢？张逸民思考再三，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可以把张逸民的问题严重性提升一步，可以更有力地“打倒张逸民”。张逸民不得不承认这一手是多么狠毒。
自已是由于所谓参加了林*集团的阴谋活动而被关押起来的，为什么非要与“四人帮”捆在一起批呢？开始，张逸民是想不通，但是在回顾了历次政治运动以后，他很快弄明白了。彭**是在1959年被打成**集团的头子的。“***革命”开始以后还继续挨批挨斗。l957年被打成“*派分子”的那些所谓骨干，都十几年了，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挨批挨斗呢。由此可以预言：如果若干年后，又来一个什么政治运动，如果彭老总还健在，那些*派骨干分子还活着的话，肯定还要再拉出来批斗一番。这也许就是中国创造的历次“**运动”的一大特色吧。联系到实际，既然海军和舰队一些人要打倒张逸民，把张逸民与“四人*”捆在一起批，也就很自然的了。
但是，如何与“四人*”捆在一起批呢？开始张逸民怎么也预料不到，是后来随着专察组人员不断的揭发和批斗，才逐步了解到的……
“捆帮”批斗之一：
一天上午，专案组人员来到高炮八连。李以光首当其冲先要张逸民交待：你是怎样同反革命分子洛又林勾搭上的？
张逸民的嘴唇只是动了儿下，却没有声音。
甲某：“张逸民，听见了没有，李组长问你呢？”
张逸民：“我听见了。”
甲某：“听见了怎么不同答。”
张逸民：“我听不懂。”
乙某：“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李组长要你交待怎样同反革命分子洛又林勾搭的！”
张逸民：“我仍听不懂。”
李以光心想，这就怪了，张逸民是个聪明人，脑子又灵，怎么会听不懂呢。
于是，他就换了一个话题。
李以光：“你同洛又林是什么关系？”
张逸民：“洛又林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关系。”
李以光：“真的没有关系？”
张逸民这才想了又想，肯定地说：“没有关系。”
李以光：“我再提醒你：有没有人给你送过什么中*文件？”
张逸民想起来了：“有。”
专案组人员一听有门，齐声追问：“什么时候，怎么联系的，为什么联系？”
张逸民回忆说：一天傍晚，张逸民坐在房前休息。突然发现一个中年干部骑着自行车从前面的路上过去。没多久，又转身回来，然后推着车子径直向张逸民走来。
这人站在张逸民跟前问道：“你是千岛基地的张逸民吗？”
张逸民回答说：“是。”
这人马上将一个纸包递给张逸民，说：“有人托我把这包东西捎给你。”
张逸民接过纸包，随即打开，见到是一份中*文件，还附有一张便条。张逸民首先看了便条的最后签名是“洛又林”三字。
张逸民只听说过洛又林其名，但从来未见过其人。他为什么给我送中央文件，还写便条。张逸民感到这个做法不妥。张逸民既不看便条，也不看中央文件，马上原样包好，交给来人，说：“请你将东西带回去。我是受隔离审查的人，不能与外人接触。今后你不能再来，否则我要向领导报告。”
来人一听，接过纸包，骑着自行车就走了。
……
李以光听了张逸民的叙述，问：“就这些？”
张逸民：“是的，就这些。”
李以光：“同洛又林还有什么关系？”
张逸民：“没有了，这件事情如果有错，那就是我没有向你们及时报告。”
甲某：“没有了？没那么简单！你必须交待与洛又林秘密策划上书**篡党夺权的阴谋！——”
乙某：“张逸民，必须交待！”
专案组人员齐声呼叫：“张逸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张逸民还是不吭声，后来实在逼急了，才重复了一句：“我还是听不懂。”
张逸民说“听不懂”，不是假话，是真话。因为张逸民不认识洛又林，更不知道洛又林同“四人*”是什么关系。
张逸民不承认，他们就组织批斗。他们自己批斗还不够，又把张逸民押到基地轮番批斗。他们批斗越狠，张逸民反抗越烈。之后，专案组慢慢发现，再这样下去，不但不会有好结果，连自己都会下不来台，所以就停止了批斗。
“捆帮”批斗之二：
专案组就张逸民与洛又林的关系“停止批斗”后，又要张逸民交待：你是怎么与施良玉接上关系，搞串连，为“四人*”*党夺权服务的？”
他们这里所说的施良玉，原是某基地副政委，他也是在军区炮校隔离审查的。施良玉是先解除隔离，后作结论的。
一天，专案组人员来高炮八连，就这个“串连”问题要张逸民交待。这次，专案组接受了教训，改变了先定性后交待的做法。
专案组人员：“你是怎么与施良玉联系上的？”
张逸民：“通过女儿捎信。”
张逸民如实交待说：“女儿张帆，在某基地当兵，她休假回家路过机场，来高炮八连看望。乘此机会，张逸民给施良玉写了一张条子，由女儿捎给了施良玉，后来施良玉也通过女儿给我写了回信。”
专案组：“写了什么内容？”
张逸民：“了解组织上是如何给他做结论的，中央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政策。仅此而己。”
专案组：“你这样做对吗？”
张逸民：“我违反了隔离审查的规定，我有错，我检讨。”
专案组：“你明明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为什么还明知故犯！”
张逸民：“我也是被逼的，走投无路才这样做的……我的动机没有错，很想了解党的政策。”
专案组：“谁逼你了，难道是我们逼你了？！”
张逸民：“你们一次又一次给我做结论，可是我看不到中*文件，不知道中*对我们这些人的政策是什么，所以我不好表态，不愿签字。后来，我又一次又一次给舰队写信要求看有关文件，也都石沉大海。既然你们不给我看文件和有关政策，实在没办法，我才这样做的。”
专案组：“你知道这样做的错误性质吗？”
张逸民：“这还能有什么错误性质呢，不就是违反了隔离审查的具体规定吗。对此，我再一次向你们作检讨。”
专案组：“没那么简单，你这是在串连施良玉，帮助“四人*”搞*党夺权！”
张逸民吃了一惊，心想，这怎么能与“四人*"联系起来呢。他正想责问他们，但为了怕遭批斗，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专案组：“老实告诉你，施良玉，他既是帮助林彪*党夺权的骨干分子，又是支持‘四人*’*党夺权的骨干分子。因此，你与他串连一起，说明你们都是一丘之貉！”
张逸民又把到嘴边的话，第三次咽了下去。
也许感到疲劳了，或是感到连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把张逸民与“四人*”捆帮起来批斗，专案组人员一个个夹着皮包就走了。
“捆帮”批斗之三：
专案组要张逸民交待的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支持宋之正和冷西漂反击*倾*案风的。
张逸民根据专案组的要求，先写一份书面交待。
这里提到的两个人，宋之正是基地的一位处长，冷西漂是基地一个大队政委。两人都是正团级干部，工作都很出色，冷西漂的那个大队还是海军和舰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
大约是1976年夏，张逸民妻子魏淑霞来高炮八连看望。谈话里，妻子告诉张逸民：宋之正和冷西漂在基地大院贴大字报了。张逸民一听心里很不安，也不问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只是感到军以下单位是中央军委规定不搞“四大”的单位，贴大字报本身就是个错误。于是，张逸民要妻子转达他对宋之正和冷西漂两人的意见。张逸民说：我有预感，宋之正和冷西漂两人要犯错误了。他们两人的脑子发热了，这样下去肯定要犯大错误。妻子听了，对张逸民说：你说的话，我怕传达不清楚，这样大的事，还是写个便条好。于是，张逸民就写了一张便条。便条的内容大体是：你们千万别再参加任何这类贴大字报的活动，要再干下去，肯定要犯大错误。张逸民写完便条，交给妻子转交给了宋、冷两人……
专案组看了张逸民的交待材料，马上就来到高炮八连。
李以光：“应该承认，你交待的事情经过是基本符合事实的，但是，你没有交待问题的实质。”
问题实质是什么？张逸民又弄不懂了。既然不懂，少说为妙，免得挨批挨斗。
甲某：“是不是又听不懂。”
乙某卷起袖子：“你这是怎么啦，怎么总是听不懂，你听不懂，我来教教你……”
李以光摆手制止：“让他再想想，给他一个主动交待的机会。”
张逸民真的又想了一会，但仍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乙某：“还是我来教教你吧。当时，全国在‘四人帮’的操纵下，正掀起了反击*倾翻案风，而宋之正和冷西漂的大字报，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你的那张便条，看似是在劝说他俩不要犯错误，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他们照样贴大字报。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嗯？！”
张逸民：“要说错误，我还是违反了隔离审查期间不与外界联系的规定。对此，我认错，我检讨。”
一炮手：“认错，就认这个错误？不行！你的错误就是支持他们跟着‘四人帮’搞反击右倾翻案风！”
双方又争论起来。专案组知道张逸民不会承认的，于是又把张逸民押到基地去批斗，这似乎已成了专案组在没有办法时所采取的一种惯用手法。但是这种手法对张逸民已经失去了任何作用，他永远也不会承认专案组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实质性错误。
……
上述三件事，就把张逸民与“四人*”捆在一起批斗了整整两年多。
张逸民从这两年多的批斗中感受到：专案组人员的那种捕风捉影的侦察手段，实在高明，令人“钦佩”；钦佩他们能把张逸民每次与外界联系的具体活动及时掌握到手。但是，他们那种无视基本事实而屡屡碰壁，最后只能靠大批大斗给他们自己找下台台阶的做法，实在是低能得不能再低能。
6、惨遭妻亡家破
专案组又把张逸民与“四人*”捆在一起批了几次，见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才把工作重点转回到做结论上来，并很快给张逸民送来了结论第六稿。
张逸民像过去一样，对结论作了分析研究。他发现，原来的那些内容一点不少，现在又把所谓支持“四人*"*党夺权的内容加了上去。在表述这个新内容时，专案组只写了定性观点，不列具体事情。很明显，他们是想蒙骗张逸民签字。这种拙劣的把戏岂能骗得过张逸民，他把结论六稿原封不动地退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又送来第七稿和第八稿，这两稿的结论内容仍是大同小异，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张逸民拒绝。
张逸民对每次结论，虽然都坚决拒绝签字，但是内心却真是焦虑，这要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呢！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几乎天天夜里都做着有关结论的梦，不是与专案组闹翻，就是被押回基地批斗。
张逸民就是在这万分焦虑中迎来了1979年的春节。
这个春节，张逸民是同前来探望的妻子魏淑霞及儿女一起渡过的。
这次春节团聚，没有给张逸民带来一点欢乐，却增添了无穷痛苦。
张逸民发现，妻子身体已经很瘦弱，白发又增多了，儿女也一个个消瘦得变了样。张逸民问妻子生活怎么样，开始，妻子还不想说，怕张逸民为自己、为全家担心。可是张逸民问多了，她实在憋不住，流着眼泪说开了。她告诉张逸民，自停发薪金后，那60元生活费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没办法，在保证孩子上学外，只有在吃的上面打主意。填不饱肚子，就到菜场上拣些人家扔下的菜帮子；再不行，就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再就是把干饭改为稀粥。
至于看病，就更难了。由于生活条件差，生病次数也多了。魏淑霞每次去基地门诊所看病，医生只是开一般的药，敷衍了事。有位护士长悄悄地对她说：“魏大姐，你别来看病了。金地天副司令已有交代，你家的人来看病，不准给好药。”有一次，魏淑霞发烧40度，门诊部也只是开了几片退烧药片。……
听了妻子的哭诉，张逸民心如刀绞，把眼泪咽进肚里。自己落难，难道妻儿也要遭殃吗？这是什么世道呀！这不是继承了封建社会的那一套做法吗？
妻子临走前，流着泪说：“逸民，我总担心，我怕熬不到你出来了。”
张逸民强行控制着自己感情，安慰说：“淑霞，不要这么说，你要坚持住，为了我，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这个家，一定要坚持到我出来。”
送走妻子儿女后，张逸民为妻子的病得不到好的医治整天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出于无奈，张逸民只好求救舰队。他每个月给舰队党委写一封信，请求组织出面，允许给妻子看病。专案组每次来人，张逸民都要打听上面有没有消息。得到的回答是：上报了，没有回音。一次专案组组长李以光率直地对张逸民说：信虽然给转了，舰队不会管这个事的。“青办”也不可能为你家属治病的事去基地专门解决问题。你不要再写信了，没有什么用处。张逸民想，是呀，他们整天变着法打倒你呢，还会管你妻子儿女的死活吗。尽管如此，张逸民在以后的几个月内仍每月给舰队写一封信，敦促给妻子治病，他也知道不会有什么作用。他所以坚持这么做，是为了记录在案，看看这些人是怎样整人的。
同年6月，妻子魏淑霞一人来看张逸民。张逸民痛苦地发现，妻子瘦得已皮包骨头，两人一见面，就抱作一团，失声痛哭。
妻子擦擦眼泪说：“我的身体不行了，下次来不了，我会让孩子来看你的。”
张逸民痛苦地安慰说：“你不能这样说，你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要你常来看我，我不能没有你。”
妻子说：“我的身体真的不行了，再说，路费也没有；孩子又要读书，今后也不可能来了。逸民，你自己保重吧。”
张逸民：“门诊部不给你看病，你就到地方医院去。“
魏淑霞：“你真傻，我们有钱吗？现在连糊口都难呀。我只有等死了。”
张逸民：“不准你瞎想，你答应我，一定要等我回去。”
妻子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就回基地去了。
妻子给张逸民留下的，是更深的痛苦，更深的思念，更深的不安和内疚。
张逸民在这痛苦、思念和牵挂中度过了一年。
张逸民盼了很久的日子1979年12月22日，终于来到了，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是对张逸民来说，这是一个永远记在心坎上的日子。
因为这个日子是爱妻的生日。
在家时，每年这一天，张逸民都要用各种形式为妻子祝寿。关押的8年里，每到这一日，张逸民也都要为妻子做生日。
这天中午，开饭了。张逸民多么希望是吃面条。但是进食堂一看，又是米饭，无奈之下，张逸民在炊事班长的理解和支持下，自己作了一碗面条，端着回到住房。
张逸民站在那里，手捧一碗面条，好象爱妻就站在他的面前。他一边吃，一边说道：“淑霞，祝你身体健康，长寿平安！”是啊，结婚34年了，真算得上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啊，怎么能不倍加思念呢？
这天夜里，张逸民又在思念中进入梦乡：
……魏淑霞躺在一条大河的中心岛滩地上，头发散乱，口角流血。张逸民见状，立刻跳进大河，游到中心岛，爬到妻子身边，抱着妻子痛哭：“我们不是都说好的吗，要坚持到底，等我回来，你怎么独自走了。……”
张逸民突然被什么响声惊醒，感到心跳加剧，预感到爱妻出事了。记得幼年时，奶奶常说，半夜的梦最准。他马上看手表，正是午夜才过5分钟。张逸民产生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不安、悲伤、恐慌。
这天早晨，张逸民好像预感到妻子要出事了，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晨练，而是在屋里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回基地。上午8时，张逸民吃过早饭，刚回到住处，听到外面有吉普车的声音。他想，不好，一定是专案组送坏消息来了。这时坐在床上的张逸民，浑身瘫软，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5分钟，专案组人员进了屋，一见到张逸民就说：“张逸民，你家属病危，舰队决定让你回去探视，你马上收拾东西，立刻就送你回去。”
天哪，这对张逸民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呀！他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张逸民从来不信神，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可是，此刻的他确实被这个噩梦打动了。莫非真有神灵？张逸民想，如果真有神灵，就请神灵保佑我妻平安吧。因为现在，求党组织已经不灵了，只有求神灵了。
张逸民回到基地，才知道妻子重病卧床已有半月。
从医生那里，张逸民知道了妻子发病经过。12月20日，女儿张帆从外岛卫生院回到基地（她是1976年复员的，因父亲事受到诛连，发配到外岛卫生院），发现母亲已经严重腹水，立即跑到基地门诊部找主任，好主任马上派了救护车，将妈妈送到海军医院。医院于22日——正是魏淑霞生日那天，也是张逸民为妻子祝寿那天发出了病危通知……
张逸民赶到医院，径直向妻子病房走去，专案组人员马上抓住张逸民的胳膊，说：“你不能单独进去！”专案组立即指派四名武装战士跟上张逸民。张逸民发火了，骂道：“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专案组人员仍要武装战士跟着张逸民进病房。张逸民摆脱了专案组人员，转身往外走，大声吼道：“我不看妻子了，你们立即把我押回到高炮八连去！”李以光仍拦着张逸民：“我是奉命行事，也是没有办法。”
张逸民大骂：“你们没有人性，‘青办’没有人性，海军、舰队和基地的某些头头更没有人性，是一群法西斯。”如此双方相持了一小时。这时专案组人员已打电话请示了舰队，才允许张逸民单独走进病房。
此刻，妻子魏淑霞已经瘦得变了模样。医生对张逸民说：“你妻子腹腔内全是大大小小的疙瘩。开始搞不清楚什么部位有癌，因为早已扩散转移了。现已确诊为腺癌，这种腺癌如果早点治疗，至少有10年的存活期，可惜给耽误了。实在可惜呀。”张逸民听了，失声呼喊：全是他们害的，他们丧尽天良！
妻子的病己无药可治，每天只是靠服用解痛药物维持生命。
张逸民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妻子床前，尽可能多给妻子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但是张逸民的精神却受到从未有过的打击和折磨。这种打击和折磨，就是来自某些当权者对他妻子的长期迫害……
早在军区炮校被隔离审查时，张逸民曾有过幻想：自己虽然被隔离审查了，一切自己担着，家属会受点牵连，总不致于遭到迫害吧。至少赵宗博不会那样做。因为赵宗博是张逸民的老首长。经过10多年的战斗生活，总是老上级关系，老战友。赵宗博虽然揭批张逸民不讲情面，有行为过火，但那是政治斗争，再说，赵宗博也有保他自己的问题，能够理解，但总不能对我张逸民的家属也毫不留情吧。事实证明，张逸民想错了。
早在1971年10月14日，张逸民到军区炮校才半个月，那时还没有被隔离审查，（两个月后才宣布隔离审查），赵宗博就背着张逸民停止了魏淑霞的工作。赵宗博假惺惺地对魏淑霞说：“群众有揭发，舰队有指示，认为你不再适合在水站工作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很为难，请你谅解。等张逸民的问题搞清楚了，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的。”
赵宗博嘴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就在赵宗博要魏淑霞“谅解”的时候，却组织大会小会揭发张逸民，说什么张逸民私心很重，自己老婆根本不符合招工条件，就私自把她安插到水站工作，只拿钱不干活。
赵宗博又在这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曾几何时，赵宗博为魏淑霞安排工作是何等的热心、何等的主动！魏淑霞因身体不好，孩子又小，一直在家操持家务。1969年下半年，魏淑霞同张逸民商量：自己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两个孩子也大些了，想出去工作。张逸民很支持，说：“出去工作可以，但现在地方搞得很乱，两派还没有联合，到地方工作不行。”魏淑霞说：“那就到部队当个职工。”张逸民同意，还说：“这事你直接去基地政治部干部处找管家属的干事谈，我不便插手，也不应该插手。”于是魏淑霞向管干部家属的干事谈了自己工作愿望。
这事很快反映到时任副司令员的赵宗博那里。一天，赵宗博亲自来到张逸民家，与魏淑霞谈话，说：“老魏，你想工作还找政治部干什么？跟我说一声就行了。你把工作关系交给我，我给你办。”赵宗博又问：“老魏，你想干什么，是在地方当职工，还是在部队当职工？”魏淑霞当即说了自己愿在部队当职工的想法。还说，最好离家近一点，好照顾孩子。于是赵宗博亲自出马，在基地后勤部直接管理的水站工作。由于魏淑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工作又积极，一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魏淑霞的工作被剥夺以后，1972年8月，基地司令部管理处又奉赵宗博的指示，每月从张逸民薪金中扣除100元，说是补交房租费。魏淑霞跑到管理处问个究竟，得到的回答非常简单：你家从1969年7月搬进现在的住房后，每月只交了一半的房租，现在要把这三年所欠的租费全部补交，所以要每月扣100元，并告诉她：这是基地党委常委的决定，是赵宗博司令员的指示。
就这样，又切断了魏淑霞的一个经济来源。
这里所说的欠房租费，是张逸民于1969年1月1日正式调到基地工作以后发生的。开始张逸民一人住在第一招待所，魏淑霞及女儿仍住在快艇支队。每到节假日，由基地派交通艇接送张逸民回家。时任基地司令员李静和老政委沈忠厚，还有尚未调离的原司令员周传正等人都异口同声要张逸民把家属搬来基地。周传正甚至说，知道你要来基地工作，我们去年10月就把你的住房准备好了，你的家属不搬来不好。张逸民坚持不搬，并说了不少理由。可是他们都不同意张逸民所说的理由，一定要张逸民搬家。直到这时，张逸民才如实地说了搬家的难处。张逸民说，自己的级别低，是15级，每月薪金有限，还要瞻养父母，如果住一幢楼，交房租的负担很重，难以承受。张逸民又说：如果一定要搬家也可以，请管理处另外给我安排一个普通干部住房，有40~50平方米就行了。
老政委沈忠厚听了说：“是啊，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这样吧，我们几个常委议一下再定，这个问题就不难为你了。”大约过了两三天，沈政委和李司令找张逸民说：我们几个常委议过了，还做了个决定，你还是把家属搬到基地来，并且要和我们住在一起。还说，你要是单独住在普通房子里，我们会受到批评的。你住进来，房租减半。张逸民无奈地说：“既然常委决定，我住进小楼可以，但住楼上一层。楼下一层留给别人住。”李静说：“不行，不行。你想到没有，每周来回接送你回家，往返交通艇要跑两个航程，一个月跑四个航程，别的不算仅仅耗油要多少。而少交一半房租费才几个钱。你把家搬来，给国家还省了不少钱呢！”沈政委也坚持说，这个账算得好，快搬家吧。张逸民想，李司令员、沈政委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自己还能说什么呢。就答应搬家。沈政委很高兴地说：“明天就搬，你不用操心，我告诉管理处一声就行了。”张逸民这才搬进了靠山的一幢小楼里。
时下，周传正、沈忠厚都已去舰队当副司令员、副政委，李静也被隔离审查，赵宗博等人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推翻了基地前任党委常委的决定，要张逸民补交两年的房租费，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先是剥夺魏淑霞工作，然后是每月补交100元房租费，再就是海军杨九岭停发张逸民薪金的命令，魏淑霞每月只能拿到60元。这60元，要管一个大人和两个小孩的肚子，还要供两个儿子读书，至于其他如衣服等必须品的添置更无从谈起。长期在饥寒交迫中过日子，魏淑霞怎能不大病常犯，小病不断呢！
可是魏淑霞无论是犯大病，还是犯小病，都得不到最起码的治疗。
那是“四人*”刚揪出后不久，海军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个被人们称之为“翻烧饼”的、非常独特的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凡是曾经所谓反对过杨九岭的人，都遭到了轻重程度不等的“整顿”。其来势之猛，手段之狠，堪称空前。张逸民是他们列为打倒的对象，其所受冲击的猛烈程度可想而知，而舰队和基地的一些人则密切配合，对魏淑霞的迫害步步紧逼。
魏淑霞终于支持不住了，病倒了。她患的是重感冒，高烧达40度，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可是门诊部奉命就是不给她治疗。就在此时，基地司令部管理处突然派人来到魏淑霞家里，向她宣布基地常委的决定：立即搬出小楼。来人对魏淑霞解释说：“张逸民是**集团的骨干分子，群众对你们仍住着小楼极为不满，基地党委常委根据群众要求，决定你搬出现房，另找住处。这个“常委”魏淑霞不用猜，就知道是赵宗博。因为他是现任司令员。
魏淑霞挣扎着想下床，但怎么也爬不起来，她苦苦哀求来人：你看我现在正发着高烧，实在支撑不起来，能否宽限一个星期，等我的病好一点再搬。
来人回去作了报告，又很快来对魏淑霞说：金副司令员说了，不能拖延，明天就搬。
第二天，果然来搬家了，先是来了一辆卡车，卡车内坐着一个警卫班。魏淑霞没有想到的是，现场指挥搬家的，竟然就是副司令员金地天。
金地天来到张逸民家门口一站，手一挥，管理处的干部领着警卫班就冲了进去。金地天又在门口喊着“快、快、快”，病卧在床上的魏淑霞见状，又苦苦哀求。
这些人在金地天的命令下，一个个变成了铁石心肠，他们硬是从床上拉起魏淑霞，逼着她穿好衣服，而后又由两名战士架着魏淑霞拖到院子里。与此同时，他们又将家里的衣服、家具等各种杂物搬上卡车，许多搬不走的、已经摔坏了的用品撒了一院子。就这样，魏淑霞和两个儿子被强行搬进了后勤部在一座小山上的一幢简易楼内一套40平方米的住房里。
搬家以后，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原住处是基地领导的宿舍，有警卫，相对无外人干扰。搬到小山上，魏淑霞及孩子们成了一些人的攻击对象，只要魏淑霞一出门，一些人就围上来，大喊：“反革命老太婆出来了，大家来看呀。”见到张逸民的孩子，这些人也不放过，辱骂他们是“反革命的兔崽子”。有的甚至拿弹弓射打他们的住处，把窗上的玻璃打得飞溅。魏淑霞去管理处反映，他们不但不修理，还遭到辱骂，说他们不给反革命家修房子。特别是张逸民被押回基地轮番批斗期间，一些人更是紧密配合，对魏淑霞及其孩子进行围攻、辱骂、甚至动手动脚……
魏淑霞的病情，正是在这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不断恶化的。
张逸民眼看着妻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脸上的神色一天比一天痛苦，张逸民的心呀，犹如刀绞血流。
张逸民每次问妻子想吃什么，她总是摇摇头。
魏淑霞陷入半昏迷状态，几天不说话了，眼睛也很少睁开。
一天上午，魏淑霞突然睁开眼睛，呶着嘴唇，张逸民立即把耳朵贴到她的嘴唇边。她的声音是那么的轻微，但张逸民听到了，她说：“我想吃西瓜。”
天哪！大冬天的，这里哪有西瓜呀，省城倒是有，可以托人去买，但是哪来的路费呀。张逸民为不能满足妻子吃西瓜的心愿而咽下了一口又一口的泪水。
2月10日下午，魏淑霞又从昏迷中醒来，突然变得很有精神，又要喝水，又要吃东西，还向张逸民交待了许多的事。她对张逸民说：“逸民，给我擦擦脸，亲亲……我吧。”张逸民没有给妻子擦脸，却不顾一切地抱着妻子的头最亲最亲地吻了她。之后，妻子闭上眼睛又进入昏迷之中。
2月11日上午，魏淑霞再次从昏迷中醒来，突然抓住张逸民的手，呶动着嘴唇；张逸民迅速把耳朵贴过去，魏淑霞的声音更低了。
魏淑霞缓慢地说：“逸民，请你叫后勤部水站党支部书记来一趟。”
张逸民惊奇地问：“叫支部书记来干什么？”
魏淑霞：“我……要……交……党……费。”
张逸民一阵心酸，心想妻子病倒以后，党支部从来没有派人来看望过。党支部书记会来吗？但转念又想，这可能是妻子最后一次交党费了，支部书记总该来吧。于是，张逸民托人转告水站党支部书记，表达魏淑霞的心愿。但是，不仅党支部书记没有来，连支部的党员也没有来一个。
张逸民突然发现妻子的眼眶充满了泪水，又在呶动着嘴唇；张逸民急忙又把耳朵贴上去。
魏淑霞喃喃地说：“共产党也不要我了……”
妻子说完就闭上了眼睛，从此再也没有睁开。
1979年2月11日下午2时58分，魏淑霞就这样含冤与世长辞，终年才56岁。
张逸民原本有个美满的家，就这样被他们害得妻亡家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