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海蓝鲸--中国海军常规潜艇部队成长纪实（五）
文/陆其明
第十三章 一次沉重的教训
随着海上训练的强度加大，大队几位干部的担心也多了起来，特别担心出事故。为此，大队几个领导严密组织，只要有艇出海，都轮流跟着。尽管如此，事故还是发生了。
艇长张继业
这起事故发生在1955年6月初。这天夜幕笼罩着海港。“新中国12号”艇由训练区返航进港，与出港的山东水产公司75号渔船相遇。当潜艇与渔船相距40链时，潜艇发现渔船，艇长张继业请示“减速”。随艇出海的苏联专家却不同意。随艇的一位大队领导不好表态，望着两人默不做声。
张继业不敢擅自减速，只好指挥潜艇继续前进。可是，潜艇避开了前面的渔船，却与后面突然出现的渔船撞上了……
潜艇与渔船碰撞以后，张继业当即请示“怎么办”？苏联专家说，先检查本艇的破损情况。张继业下令“双车停”。通过各方观察，没有发现渔船发声号或信号。同时，舱内与水手长均报告“未发现破损”。根据这个情况，苏联专家说“既无破损，可以返航”。当时在舰桥上的所有指挥人员也都认为，潜艇外壳钢板很薄，却没有破损，因而推断对方渔船也不会有所破损。张继业这才指挥潜艇返航。
山东水产公司75号渔船的灯光很弱，在潜艇没有发现以前，首先发现了潜艇，但没有采取诸如鸣笛等措施，反而抢主航道，与潜艇碰撞后，搁靠到团岛南侧的礁石上。船体大部没于水中，但没有沉没，人员也没有伤亡，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后来，青岛港海上安全监督局审定为“相撞”、“互撞”、“双方均应承担碰撞责任”，潜艇方面的责任“应略高于渔船方面”，还认为“潜艇如果及早减速可以避免造成紧急的局面及碰撞的结果”。
与渔船相撞后，“新中国12号”上部构造外侧凹进直径约40厘米，凹深约2厘米，凹进下边缘在水线上约80厘米。对此，海军青岛基地判“新中国12号”潜艇为二级责任事故。
对这次事故，开始对艇长张继业并没有作什么处置，这主要考虑到两点：第一，当时艇长没有独立采取措施的权力，遇到问题都必须请示苏联专家决定；第二，从相撞过程来看，所采取的措施，不完全是艇长个人所为，而是由苏联专家和一位大队领导共同处理的。因此，上级领导仍允许张继业率艇出海训练。
但是，后来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大队两位领导找张继业谈话，谈话的气氛很紧张。两位领导毫不含糊地批评张继业：第一，发生的事故是严重的，你要认真找出原因，切实接受教训，要受一定的纪律处分；第二，主要错误是对苏联的看法和顶撞苏联专家，是非常严重的，违背中央精神，影响甚至破坏了中苏友好，要找出根源，深刻检查，彻底克服。
张继业是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独立思考，常想别人不想的问题；心直口快，常说别人不说的话；敢做敢为，常做别人不做的事。同时，他又是一个自尊心、自信心、爱国心很强的人。对于大队两位领导的严厉批评，张继业马上承认了第一条，愿意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也愿意接受对自己的任何处分。
“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张继业申辩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位领导马上问道。
“我只检查属于我的错误的部分；不属于我的错误，我不能检查，也无法检查。”
两位领导很明白，张继业这里说的“不属于我的错误”主要是指苏联专家不同意“减速”和批准“可以返航”这两点。因为这是事实，两位领导也不好说什么。
关于第二条批评，张继业听了差一点要蹦起来。
“我对苏联专家是有看法。”
张继业承认说，这个看法过去在潜艇学习队时就存在。如苏联专家瞧不起中国人，对我国的援助也不是无偿无私的。但是这些都是事实，要说是错误，最多是犯了不应该说的“错误”。
关于“顶撞苏联专家”，张继业承认，有过不尊重苏联专家的现象，但是这大都是苏联专家自己不尊重自己而造成的；就算是错误吧，也不能扣上破坏中苏友好的帽子。
张继业越想越生气。他不但不接受所有不符合事实的批评，反而又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专家不同意“减速”，苏联专家不敢承担，对此，我有意见，不能把罪名加在我头上；
第二，同苏联专家的关系很难处理。比如，在训练中，专家之间的意见常常不统一，我听了这个的，就必然顶撞了另一个，因此建议在出海时少去几个苏联专家，我只听一个苏联专家的；
第三，上级交待的任务是要我们加紧训练，争取早日执行参战任务，可是当前苏联专家不放手，我成了传话筒，这样就练不出真本领。这样下去，如果去打仗，不仅打不了胜仗，甚至可能造成本艇覆没，请领导建议苏联专家放手叫我操纵指挥。
这三条意见，条条都是事实，都是心里的真话。但是，就是因为都是事实，都是真话，这两位领导却认为张继业已无法挽救，现在是讲“中苏友好”，是讲“一边倒”，是讲“全面学习苏联”，你张继业名为提意见，实为攻击党的外交政策，那还了得！这两位领导立即按级上报到海军。一位海军领导人一听，火冒三丈，当即下令：宁可潜艇停航，对这种人也要严肃处理！
于是，张继业受到了不是一般的处分，而是遭到了逮捕法办！
1955年10月20日，海军青岛基地军法处呈请海军军法处核准，判处张继业有期徒刑1年。
张继业接到判决后，根据青岛基地军法处限定的“十日内上诉有效”的条文，反复思考，决定暂不上诉，原因是害怕再戴上“不认罪”的帽子，追加刑期。张继业到了劳改农场才开始申诉。张继业在申诉书上叙述了发生事故的经过以及自己应负的责任以后，明确指出，“未减速”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专家不同意，在场的一位大队领导不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坚持“减速”，岂不又要犯“顶撞”苏联专家的错误。
发生相撞后，对本艇已进行了“破损检查”，苏联专家正是根据破损检查情况而命令我返航靠码头的。张继业强烈要求重新调查，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
但是，军法处驳回了张继业的申诉，维持原判。此刻，这个坚强的汉子只能感叹：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几十年，为什么此时此刻行不通？！为讨好苏联，对自己的同志这样整法，真理何在？张继业在大牢里想了许多许多。他想到了“全面向苏联学习”。
苏联什么缺点也没有吗？中国就没有一点优点吗？“全面学习”的提法对吗？他怀疑，他茫然。他又想到了“一边倒”……他不敢再想下去，他怕想多了，憋不住，再闯出更大的祸！张继业下了决心，以后再不去想，再也不去说了！
但是，另一个决定又逼着他去想。1955年12月14日，张继业被开除党籍。他无法理解，他想不通：自己向领导说的心里话，怎么也成了开除党籍的“错误事实”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张继业想呀想，怎么也找不出答案！
几个月来，傅继泽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张继业是他提名担任艇长的，如今，竟然落得个被判处徒刑、开除党籍的下场。他想说话，但已无用。傅继泽心情沉重。他万万没有想到，4年前，是苏联顾问把他提名担任艇长的袁翠承除了名；4年后，却是我们自己把他提议任命的艇长张继业关进了监狱。
痛哉！悲哉！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第十四章 绝不能丢掉自己的特色
1955年，潜艇独立大队接连发生几件喜事。
7月6日，从苏联购买的6艘潜艇来到青岛潜艇基地。这6艘潜艇是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购买的。至此，大队潜艇总数达到8艘。
8月6日，国防部电令：潜艇独立大队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第一支队”，下分一大队和六大队。傅继泽被任命为支队长，南平波为政委，李克明为副支队长，张震春为参谋长，陈琪为政治部主任。
9月，中央军委分别授予傅继泽为海军少将，南平波为海军上校，李克明为海军大校，张震春为海军上校。
9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在肖劲光陪同下，到青岛分别视察了潜艇学校和潜艇第一支队。
南平波政委上任来了，汽车在司令部门前停住。
“终于把你盼来了！”傅继泽紧紧握着南平波的手说。
“你辛苦了！”南平波也久久地握着傅继泽的手不放。
“什么时候向你介绍情况？”两人来到会议室，傅继泽问：“是我先向你介绍呢，还是开个领导干部会议介绍？”
“你是支队长，由你定吧。”
“你是政委，又是党委书记，还是由你定吧。”
“我的意见是先让我走走看看再说。”
“这样也好。”
“但是，请你先给我说说，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南平波要求说。
傅继泽沉思片刻，谈了自己的看法。
“你观察时，请多注意两个方面的情况：现在虽然由大队扩建为支队，从海军各部队调来了一些人，但是部队的基本骨干都是在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支队学习的那批学员，现在虽然离开了苏联海军潜艇支队军营，但是仍有80余名苏联专家在支队工作。”傅继泽提醒说：“你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这两个情况对我们支队有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对我们的政治工作会带来什么新问题，希望你多注意观察研究。”
“这个提醒很重要。”南平波高兴地说。
南平波是一位有着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政治工作者。担任过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等。来潜艇支队前，是海军长山要塞的副政治委员。南平波很快以他那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开始观察这支新型的、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潜艇部队。
一连数天，南平波到处观察、倾听。机关、基地、码头、艇上，只要有人的地方，他都去；苏联专家的住处也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碰到了入伍近20年来从未碰到过的新鲜事。
南平波来到司令部作战科。参谋给他拿来了支队出海训练计划表。他看了一会，又叫参谋拿来各艇的出海训练计划报告表。他细致地看着，见一艘潜艇训练报告表上，只签了艇长的名字。问道：“这张报告表上怎么没有艇政委的签名？”
这位参谋乍一听感到奇怪，你这个支队政委怎么问这样的问题。他转念一想，南平波过去连水面舰艇都没有呆过，这次也是第一次看到潜艇，当然不知道情况。不知不怪嘛。
“过去都是艇长签名上报。”参谋解释说。
“其它艇也是这样的吗？”南平波问。
“每艘艇都是这样的。”
参谋说着，又随手拿起几份训练计划报告表给南平波看。
“为什么没有艇政委签名呢？”南平波看了一会，又问。
“报告表上没有政委签名的地方。”参谋指指报告表回答。
“为什么不给政委留一个签名的地方呢？”
“报告表上没有印呀。”
“为什么不印呢？”
参谋不觉一愣，但马上就作了回答。
“苏联海军潜艇的报告表上都是这样印的。”参谋解释说：“苏联海军所有舰艇都是只有舰（艇）长签名。”
“那是苏联海军，我们是中国海军！”南平波有点不满意了。
参谋先是摇头，继而耸耸肩，最后又把双手一摊。
南平波正想张嘴说参谋几句，怎么把苏联军人的这一套也学来了。但他马上闭上了嘴，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南平波出了门，又到处转悠去了。他这里看看，那里问问，不知不觉又向修理所方向走去。正走着，忽然听到从码头方向传来说话声，他停步细听，好像是武装更同什么人发生了争执。南平波随即朝码头走去，但只见武装更独自一人在那里站岗。
南平波走上前去，问：“你刚才同谁说话？”
“同一位艇上的副政委。”武装更答。
“怎么，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人呢？”
“他要上艇，我不同意，他就走了。”
“他是上自己的艇，还是上别的艇？”
“上他自己的艇。”
南平波不觉一瞬，望望武装更。
“为什么不让他上艇，他是艇上的副政委呀！”
“这是规定，不管是艇政委，还是副政委，要上艇，都必须由艇长批准。”武装更解释说。
“如果是副艇长上艇呢，也要经过艇长批准吗？”
“那不用。”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艇政委、副政委上艇必须经过艇长批准？
“这是哪来的规定？”南平波进一步问。
“苏联海军舰艇都是这样做的。”
喔，又是苏联海军的规定。
“我们是中国海军，应该有自己的规定呀。”南平波本想继续说下去，一想对武装更说也没用，就算了。
“那么，你对这个规定怎么看呢？”
这个武装更不知怎么回答好，只是摇头，耸肩，要是他手里没有拿着枪，肯定也要摊开双手。
这些事情，引起了南平波的思考。怎么回事？在潜艇学习队执行这些苏联条令，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一切都由苏联海军主持；可是，现在是我们自己主持了呀，怎么还执行那些与中国军队传统相抵触的苏联海军的规定呢！
南平波越来越感到不自在！
南平波的办公室和支队长、副支队长、参谋长在同一层楼上。慢慢地，他发现，包括苏联专家在内，往支队军事领导干部办公室跑的人多，来自己办公室的人，除了几位艇政委，却很少有人来。开始，南平波以为他们不知道支队政委来了，就在一次会议上，向到会的人作了自我介绍，希望有什么问题今后多找自己。可是好多天了，来他办公室的人仍然不多。南平波感到有问题。他询问了几位艇政委。他们抱怨政治工作不被重视，受苏联军队的影响太深。
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南平波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又找了“新中国12号”艇政委张鼎铭谈话。
“你这个政委上艇，也需要艇长批准吗？”南平波问。
“过去要，经过我提意见，现在不用了。”张鼎铭回答。
“其他政委上艇还需要经过艇长批准吗？”
“有的要，有的不要。”张鼎铭说：“有的政委提意见多了，不用艇长批准就可以上艇；有的不提意见或少提意见，还是要经过艇长批准才能上艇。”
“那些政委为什么不提意见或少提意见？”
“怕戴‘反对苏联’的帽子呗！”
“你是怎么看的？”
张鼎铭以我军实行的“双长制”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军实行的是军事指挥员与政治委员共同负责的“双长制”，这个制度在战争年代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而苏联军队实行的是只有军事指挥员负责的“一长制”制度，这个制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能向他们学，而要坚持我们的传统做法。不能因为对“一长制”提些意见就是“反苏”，更不能以此来削弱甚至取消政治委员制度。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对这类问题，都要作具体分析。在具体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时，要讲究方法，不能生硬，更不能对抗。
“有人说你们政工干部是‘压舱铁’，还要给你们画张嘴巴和一支笔作为你们的专业符号，有这种事吗？”南平波想证实一下自己听到的情况，问。
“有，但是很少；多数人，特别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南平波首先与傅继泽作了一次深谈。
交谈是在南平波的办公室进行的。
傅继泽与南平波，两人的军衔虽然相差两级，但是年龄、军龄和党龄则相差无几。论经历，傅继泽大部分时间是搞军事工作，南平波大部分时间则是搞政治工作。由于两人都看到了对方的长处，因此能做到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在不长的时间里，已初步建立了友谊。
“怎么样，支队工作中的问题不少吧？”傅继泽首先说：“特别是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更多了。”
“看来你心里很清楚。”南平波笑了笑，说。
“只能说知道一些，我一直忙着支队的扩建以及其它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系统调查，更没有认真思考。”
“我虽做了些了解，只是初步的。”南平波谦逊地说：“现在我就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吧。”
“应该我向你介绍情况。”
“还是我先谈，你补充、纠正吧。”
于是两人就支队的现状交谈起来。
南平波首先谈了对支队军事训练的看法。他认为，几年来广大指战员比较系统地获得了多方面的海军知识，基本掌握了海军潜艇技术，制定了有关潜艇的各项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为部队训练和管理工作迅速走上正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南平波赞扬说：“在短短的四五年里，就建起了一支科学技术比较复杂的潜艇部队，不简单、不容易呀！”
“你只是说了一个方面，”傅继泽补充说：“如果与海军对支队的要求相比，与实战要求相比，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还需要加倍的努力。”
接着，南平波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谈了政治工作情况。
“支队的政治工作是有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南平波分析说。
“你听说了没有，有些人要给政工干部佩戴一个嘴巴与一支笔的专业符号？”傅继泽插了一句。
“听说了。”南平波点点头。
“这是轻视政治工作最典型的表现。”傅继泽很不满意地说。
“但是，这些不良倾向的出现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南平波就这些原因作了具体分析。第一，现在支队的骨干都是老虎尾潜艇学习队的成员，由于那里的一切都是由苏联海军主持，因此一些不适合于我们的东西也带来了；第二，苏联军队实行的是“一长制”，无形中削弱了我们军队的“双长制”、“党委制”；第三，对这些倾向，又由于刚由大队扩建为支队，领导干部不齐全，精力顾不过来，还没有来得及抓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客观原因固然都存在，但主要还是要从我们主观上来检查。我们有些军事干部，在苏联海军一些条令条例的影响下，有意无意地产生了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傅继泽高兴地说：“现在你来了，希望你好好抓一下。”
接下来，两人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支队党委会。
支队党委会通过分析讨论，很快统一了认识：应该承认，潜艇的技术装备，比其它水面舰艇的技术装备更加复杂，更难掌握；但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政治优势，是我军由弱到强、克敌制胜的传家宝，也是我军区别于其它军队的重要标志，这个传统永远也不能丢；学习苏军的先进军事技术和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在政治工作方面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绝不能丢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