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男，1931年1 2月出生于江苏省沙洲县（今张家港市）。1948年6月参加党的苏南武工队。1949年4月参加人民海军。历任华东军区海军、中央军委海军《人民海军》报记者、编辑，海政新闻处副处长，新华社海军分社记者、副社长。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年。离休后，仍坚持采访写作至今。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特写集、报告文学集、长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等30多部著作，约千万字。其中有10余部著作获奖。作品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以我党我军革命传统为内容，既是富有感染力的军事文学书，又是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书，还是丰富的海军建设史料书。作品都与海洋和海洋军事紧密相连，是当今中国海洋文学和海洋军事文学主要作者之一和积极开拓者。
内容简介
中国海军常规潜艇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一支坚强的水下突击力量的？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第一次全景式地作了披露。
这部纪实文学是以中国常规潜艇部队的发展为主线，以重大事件为中心而展开的。全书着重写了一批人物，其中既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海军建设，又写了海军官兵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之间的崇高友谊，真挚感情和生活命运。
引 言
20世纪50年代初，当中国组建第一支潜艇学习队的时候，世界上拥有潜艇的国家已有十几个。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即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潜艇大国。
这是一个出乎许多世人意料的飞跃。
这个飞跃是由许多“之最”构成的。与许多国家的常规潜艇发展相比较，在那时，中国潜艇建设速度是最快的，航行半径是最远的，下潜深度是最深的，集群战术是最成功的……
正是这些“之最”构成了中国常规潜艇的发展史。
但是，中国常规潜艇创造的“之最”，又都是从一个又一个“零”字开始的……
第四章 “紧箍咒”的效应
“出国”留学的头三关总算顺利通过了。中国潜艇学习队的官兵能不能通过条令关，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潜艇学习队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海军的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海军直接领导；又生活在苏联海军潜艇部队之中，学习、行政管理都由苏军领导。学习队全体学员日常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按苏军条令条例办事。
然而，官兵在执行条令条例中，总是磕磕碰碰。比如，苏军要求穿军装要熨烫，裤线要直，皮鞋要亮，而有些中国官兵则用手拉拉衣服，用布随便擦擦皮鞋了事；苏军要求出营门之前，要用擦铜油把军装扣子、皮带卡子、军帽帽徽擦得锃亮，有些中国官兵则是随便用手抹抹就算。这些不符合苏军要求的情况，一旦被苏联官兵发现，轻则要受到严厉批评，重则还要受到处罚。对此，有些中国官兵时有不驯。因此，两军官兵争吵的事情时有发生。对此，傅继泽决定采取措施。
就在傅继泽准备采取措施抓条令贯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而且是发生在3号艇艇长张继业的身上。
这天，一位苏联潜艇副长来到餐厅，发现一张桌子上剩饭剩菜和刀叉瓢盆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很是恼火。他马上把中国值日军官、3号艇艇长张继业找来，不容分说，就狠狠地把他训斥了一顿。最后还说：“看看你们中国水兵，真不讲文明，这样还能学什么潜艇技术！”本来，不愉快的事情可以不发生。张继业知道那些没有收拾于净的刀叉瓢盆，是苏联水兵干的，与中国水兵无关，他只要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再叫人收拾干净，也就没事了。但是，张继业却当即反驳了这位苏联潜艇副长。
“你说，那是谁干的？”张继业指指刀叉瓢盆提高嗓门吼着。
“这还用说，是你们中国水兵！”苏联潜艇副长的嗓门更高。
“你再说一遍，那是谁干的！”
“你们中国水兵，只有你们中国水兵才干得出来！”
两人“舌战”一阵后，张继业马上把一个苏联水兵找来。
“请你说说，那是谁干的？”张继业用手指着桌上的刀叉瓢盆，温和地问苏联水兵。
这位水兵虽然害怕，但还是说了实话：“是我们干的。”
张继业得理不饶人，转身指着苏联潜艇副长的鼻子，狠狠地训了他一顿。说得苏联潜艇副长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傅继泽知道后，火冒三丈，当即把张继业叫来。
“你还是艇长呢！这么简单的事都处理不好。”傅继泽两眼瞪着张继业：“你给我好好挖挖思想根子，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处理！”
张继业看着傅继泽那恼火的样子，这才开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张继业入党、参军以来，一直是一帆风顺，听到的都是赞扬声，慢慢地产生了一种“傲气”。可是他这种“傲气”又偏偏最容忍不了那些苏联官兵瞧不起中国官兵的“傲气”。
他自来到苏军军营以后，经常听到苏军官兵好吹嘘自己，有时到了不顾事实的程度。更受不了的是，他们还故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自称苏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和民族，甚至把无线电、鱼雷、汽车、飞机等人类文明成果，都按到苏联人的头上。还用轻蔑的口气，对中国翻译说：“我们苏联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发达。你看，我们吃饭用的刀叉多么精美耐用，而你们中国人却用筷子。这是远古人类简单地取食用的两根木条，这是落后和愚昧的表现！”
本来，用叉子还是用筷子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可是苏联这位军官扯到文明不文明的问题上来了！苏联历史最悠久的俄罗斯民族，也不过600多年。中国人用筷子吃饭时俄罗斯公国还没有形成呢！可是，这位苏联军官竟在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面前吹嘘自己，侮辱别人。凡此种种，像张继业这样既有“傲气”，又有强烈爱国感情的人，怎么忍受得了？所以他抓住机会，狠狠地捉弄了那位苏联潜艇副长。
“你那个‘傲气’一定要克服，你那个热爱祖国的感情要发扬，”傅继泽听了张继业的检查，警告说：“以后你要特别注意，同苏军官兵发生矛盾时，即使你有理，也不要去争，更不要去抗，要严格要求自己。”
“这不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了吗？”张继业心底的疙瘩仍没有完全化解。
“要知道，我们是处于特殊环境中，执行着一个特殊任务，”傅继泽说：“为了完成学习任务，我们必须这样做。”
张继业再也没有吭声，走了。
傅继泽马上召开队党委会，分析学习队在贯彻条令及其它规章制度中的情况。委员们认为前段时期所以产生这些现象，原因首先要从自身去找。一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官兵，由于没有受过严格的正规训练，游击习气比较严重，现在要用条令规范自己，一下子适应不了。
从院校出来的，也缺少严格的正规训练，有的连军队生活的经验都没有，就更适应不了。委员们通过分析，认为，正因为有个“不适应”，就更应该认真执行各种条令和规章制度。
“现在我们是生活在苏联海军的军营里，要按《苏联海军舰艇条令》执行。”傅继泽提醒大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干部一点都不能含糊。”
队党委还通过这类事情得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启示：“在执行苏军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同时，又如何坚持我军优良传统？”委员们对苏军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舰艇条令有关条款进行分析后，做出了正式决定：坚持队党委、艇支部集体领导制；坚持政治委员制；坚持艇长、政委为潜艇最高首长制。布置学习任务、奖励、处分等均按这3条原则进行处理。最后还决定，由党委书记傅继泽向全队学员作一次关于贯彻条令的动员报告。
动员报告还没有做，海军司令部发来通知，要傅继泽上北京汇报。傅继泽到北京时间不长，约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在北京，肖劲光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了傅继泽的汇报。
傅继泽回来立即向队党委传达了肖司令员的指示。
“肖司令员指示说，”傅继泽翻了一下记录本，一字一句地说：“先全面学过来，‘只准搞好，不准搞坏；只准服从，不准反抗’。但党委集体领导这一条不放弃。”
接着，召开了全体队员大会。
如果说，在离开北京前，海军首长所讲的“领袖所嘱，全军所托，全民所望”那12个字是学员们学习潜艇技术的动力的话，那么，这次海军党委所讲的“只准搞好，不准搞坏；只准服从，不准反抗”16个字，就是规范学员们行动的“紧箍咒”。
这个“紧箍咒”，立即发生了作用。
一天假日，中国学员没搞宿舍卫生就进城了。正巧，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位将军来中国学员宿舍视察。这位苏联将军见宿舍里满地纸屑，眉头立即紧皱起来。
“这像什么样子？为什么不打扫干净？”苏联将军发火了。
“学员们放假走了，没有来得及打扫。”中国值日官答道。
“放假就可以不执行内务条令吗？”苏联将军严厉反问。
“是，以后坚决改正。”
“我要你立即改正！你给我马上动手打扫。”
“等你走后，我就打扫。”
“不行！我要你立即打扫！”
中国值日军官二话不说，拿起毛掸，掸着桌椅板凳上的灰尘；又拿起扫帚，扫着地上的纸屑。顿时，室内尘土飞扬，直扑苏联将军的鼻孔。可是这位苏联将军竟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监督中国值日军官打扫。当中国值日军官打扫完毕，这位苏联将军认真检查了一遍，才满意地走了。
傅继泽得悉此事，找到这位值日军官，问他有什么体会。这位值日官坦率地说：要在过去，我才不那么办呢。学员不整理内务就走，作为值日官，当然也有责任。但是，总不能冲着我一个人，更不能叫我来整理内务呀。当时，真想“辩”几句，但一想起海军党委的16个字，马上又收敛了自己，老老实实地服从。
“你做得对。”傅继泽高兴地表扬了值日军官：“以后就要这么办，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条令怎么规定，你就怎么办！”
苏联将军狠抓条令落实的做法，也启发了傅继泽。
傅继泽在六舰队当参谋长时，管理部队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小中见大，要求特别严格。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严是爱，松是害”。
可是看看那位苏联将军的做法，特别是学习队来这里后出现的一些情况，作为学习队队长，他感到严格得还很不够。
傅继泽决定从自己做起。他又把苏军内务条令细细读了一遍，然后一滴一点照着办。就说日常的军容风纪吧，每天早晨，他都要整理一次，不管衣服皱不皱，都要拿熨斗熨一熨；不管衣服钮扣、皮带卡子、军帽帽徽上有没有污点，都要用铜油擦一擦；不管皮鞋上有没有灰尘，都要用鞋油刷一刷。自己不放心，还要叫别人检查一遍。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傅继泽对自己严，对学员也严。他按照条令规定，走到哪里，检查到哪里，纠正到哪里。他严得有理，严到是处。有个学员初次上艇，处处感到好奇，这个摸摸，那个动动，打开了消氢器的阀门又忘记关闭，一位苏联水兵发现后，马上把它关上。中国学员的这个动作，由于潜艇是靠在码头上，因此不会导致致命的危险。但却反映了一个随便乱动的坏习惯。傅继泽马上集合队伍，公开点名批评了这个学员。
“在舰艇上，特别是在潜艇上，一颗螺丝的松紧，一个阀门的开关，都要按规定操作，不能随便乱动，这一点，从现在起，就要养成习惯！”傅继泽严肃地说：“要记住，在潜艇上，没有小事，都是大事！潜艇在水下航行，更不能随便乱动乱摸，操错一个动作，旋错一颗螺丝，都有可能造成艇毁人亡的大事故！……”
学员们对傅继泽的这种严格管理，先是敬而远之，继而敬而近之，最后是敬而敬之，都亲昵地叫他“严队长”。
学习时候的傅继泽
第五章 一个绝妙的折衷方案
条令在慢慢地、无声地缩短着两个国家、两支军队、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
但是，两个国家、两支军队、两种文化的距离又同样被条令慢慢地、无声地拉开了。其中尤以官兵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
苏军官兵之间有着明显的界线。有的正是条令强行把他们拉开的。在条令里，强调军官的职责是指挥，士兵的任务是执行。他们官兵的衣、食、住、行严格分开。潜艇靠上码头，除了一名值日军官留下外，其他军官都上岸干自己的事情去了，而士兵则抱作一团消闲。就是娱乐，官兵也是分开的。军官进军官俱乐部，士兵“不得擅自入内”；士兵俱乐部，军官也“不得擅自入内”。各玩各的。由于受了苏军官兵分离的影响，中国学习队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在不知不觉中摆起架子来。这就引起了多数官兵，特别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那些官兵的强烈不满。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是劳动日。按苏军条令规定，军官一律不参加劳动。在苏联军队宿舍那边，苏联水兵照例擦玻璃、拖地板，忙得满头大汗，但没有一个军官参加。在中国军队宿舍这边，水兵们清理干净室内卫生后，又到室外去忙着拔草、浇花、平地。这时，一位机电长坐不住了，拿起一把铁锹就去和水兵一起清理水沟。这位机电长正忙着，被路过的一位苏军士兵看到，毫不客气地上前制止：“这是水兵干的，快走开！”这位机电长无奈地摇摇头，只好放下手中铁锹走了。
一次，潜艇学习队的两位部门长和两位水兵在一起打扑克。结果是两位水兵赢了，马上伸出手指刮着两位军官的鼻子。边刮还边取笑。就在他们刮鼻子取笑的时候，一位苏联军官上前吼道：“军官不像军官，水兵不像水兵，平时搞习惯了，将来打起仗来，还能消灭敌人！”搞得四人不欢而散。
这一件件事，引起了潜艇学习队官兵的强烈不满。
这一桩桩事，无不敲打着潜艇学习队队领导的心。
由于国情、军情及其文化的不同，中苏两支军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很自然的。在《苏联海军舰艇条令》中，就包含着苏联及其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但是，它的条令的某些部分又排斥着中国军队的官兵一致的传统作风。而实行官兵一致，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官兵关系，正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正是我军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正是这种优良传统作风，在战争年代，保证了我军亲密团结、克敌制胜。难道中国军队的这个优良传统作风，也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海军舰艇条令》而放弃吗？不能，绝对不能！那么，去否定《苏联海军舰艇条令》中不适应中国军队的那一部分内容吗？不行，也不行！傅继泽与几位队领导认认真真地讨论着、思考着。结论是一致的：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不能丢；态度也是明确的：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不仅不能因“全面向苏联学习”而丢掉，而且要坚持下去，发扬光大！
苏联125潜艇支队长格洛瓦乔夫海军少将
在苏联军队的军营里，怎样才能做到既不违背《苏联海军舰艇条令》，又能保持和发扬中国军队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呢？傅继泽决定同苏联潜艇支队长戈罗瓦乔夫上校谈一谈。
谈话是在苏联潜艇支队长的办公室进行的。
傅继泽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很尊重贵军的条令，并努力贯彻执行；但是，我们中国军队也有自己的优良传统……”
“你是指什么？”戈罗瓦乔打断傅继泽的话问道。
“我是指我军实行了几十年的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
“官兵一致！官就是官，兵就是兵，这怎么能一致？”戈罗瓦乔夫又打断傅继泽的话，不解地问。
“我军官兵一致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是这样的，”傅继泽解释说：“官兵政治平等，实行民主制度，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的恶劣影响，根除打骂现象，建立自觉纪律；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这就是我军正确处理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必须遵循的原则。”开始，戈罗瓦乔夫还能安静地听着，到后来，也许对这个不感兴趣，也许根本就听不懂，有点不耐烦起来。他一会儿摸摸脑袋，一会儿抓抓耳朵。
“傅将军，你打算怎样实行官兵一致呢？”戈罗瓦乔夫问。
“比如说劳动吧，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水兵见军官袖手旁观不劳动，思想上很反感；而我们的军官呢，在战争年代'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和平时期是以身作则，处处带头，都习惯了，现在在一旁光看不干，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你的意思是，让指挥潜艇的军官与水兵一起拿着扫把去扫地，拿着铁锹去平地？”戈罗瓦乔夫反问道。
“不，我们尊重贵军的条令规定。”傅继泽马上摇头否定。
“那怎么办？”戈罗瓦乔夫疑惑地问。
“我们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傅继泽说：“让我们部门长以下的军官一律换上水兵服。”
“军官穿水兵服？”戈罗瓦乔夫耸耸肩，不可思议地问道：“你怎样去向你的军官解释呢？“
“我们潜艇学习队，包括我在内，全部是学员。既然是学员，就有学成与学不成两种可能。谁学得成，谁学不成，现在不能定论。待将来通过毕业考试，合格的就任命，再穿军官服，不合格的，仍穿水兵服，或者调任他职。你看这个办法好不好？”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折衷方案！
戈罗瓦乔夫无言以对，只好妥协。
从此，全队除艇长、政委以上十几名军官外，部门长以下军官一律穿上了水兵服。
穿水兵服的军官情绪怎么样？苏联潜艇支队长怀着疑虑和担心找到了傅继泽。他想，穿上水兵服的军官，情绪肯定低落。
“我想看看那些穿水兵服的军官。”戈罗瓦乔夫说。
“走，我陪你去。”傅继泽会意地点点头。
傅继泽陪着戈罗瓦乔夫来到靠在码头的潜艇上。只见学员们正忙着擦拭各种仪器，转动各种机械，他们那种欢快劲儿，你无法知道哪是水兵，哪是军官。
傅继泽又陪着戈罗瓦乔夫来到正在复习功课的教室。教室里，学员们有的在讨论苏联军官讲课的内容，有的在研究解决难题。他们亲密和谐的气氛，你也无法弄清哪是军官，哪是水兵。
戈罗瓦乔夫似乎非常激动，惊奇地问傅继泽：“你们的军官为什么爱穿水兵服，为什么喜欢同水兵在一起？”
傅继泽笑而不答。因为他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往往是只能意会而无法言明的。
戈罗瓦乔夫见傅继泽只笑不答，更感到不可理解，摊开双手，耸着肩膀走了。
第六章 队长吹响了冲锋号
其实，学习队令苏联官兵难以理解的事多着哩！
中国潜艇学习队官兵的文化程度大多偏低，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潜艇理论和技术呢？开始，苏联官兵也无法理解。
按照苏联海军规定，一般专业水兵，都要具备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而学习队的官兵文化水平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小学文化程度约占33％，大学文化程度约占7％，中学文化程度约占60％。粗看起来，他们的总体文化水平还说得过去。但是，细细分析，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小学文化程度”，多数只读了三四年书，真正小学毕业的很少；“大学文化程度”，只有胡维行、李建球、金士谟、刘天河等20多人，而且多数是没有毕业的一、二年级大学学生；至于“中学文化程度”差距就更大，真正高中毕业生极少，大多是初中还未毕业的学生。如果要按苏联海军“高中毕业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学员队只有约20％的学员符合要求，约80％的学员却不具备学潜艇技术的条件。
但是苏联官兵却忽视了中国学员的另一面。从200多名学员中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参加过战争的人多；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三，在战斗及其它工作中立功的人多。这些特点说明，中国潜艇学习队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是好的，这是掌握潜艇技术的基础。
由于苏联官兵忽视中国学员的特点，开始时总是错误估计中国学员掌握潜艇技术的能力。他们认为中国官兵就那么一点“文化水”，要想掌握艇长、航海、机电、通讯、声纳、鱼雷、枪炮等20多个涉及高等数学的大小专业是难以理解的。
一天，苏联教官给学习队官兵上了一堂高等数学方程式的题解课。苏联教官讲完后，抬起头，双眼扫视了一下课堂。
“我敢说，在座的没有一个能听懂我刚才讲的课！”苏联教官不无轻蔑地说：“这还是比较浅易的课题，以后还有更难的呢！”
果然，教室里一片寂静，连喘气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报告！”一个身着水兵服名叫叶楠的学员，突然举起了右手。
125潜艇支队机电业务长沙赫特与学习队机电业务长叶楠
叶楠是河南信阳人。1948年参军，1949年底考入大连海军学校学机械工程。后又调入潜艇学习队学习机电专业。叶楠高中没有毕业。他也没有学过高等数学。但是到了海校，特别是到了学习队，深知高等数学对于学习潜艇各个专业的重要性，就自学高等数学。他天赋聪慧，又能刻苦钻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初步掌握了高等数学这门课。现在，叶楠见这位苏联教官如此轻视中国官兵，很不是滋味，就举手“报告”，站了起来。
“我听懂了！”
叶楠准确而又流畅地叙述了方程式的解法。
苏联教官先是惊愕，继之赞叹：“好。非常好！”
叶楠的这一举动，既打掉了苏联教官的“傲气”，又增强了中国官兵的学习自信心。
中国学员们的这种学习自信心，在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视察学习队以后有了质的飞跃。
那是1952年秋。一天，周恩来总理在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和市长欧阳钦的陪同下，突然来到老虎尾。消息传开，全队振奋。周总理非常关心潜艇学习队。为组建这支学习队，从审批海军计划，购置苏联潜艇，到学习队的编制、学习、驻地、生活，他都一一过问过。现在，周总理又亲自来看望学习队，学员们怎能不高兴！在会议室里，周总理听取了傅继泽的汇报。周总理在傅继泽汇报过程中，不时地插话说“这样抓得对”，“就是要严格些”，“一定要尊重苏联专家”。……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周总理问。
“没有，就是有点困难我们也能克服。”傅继泽回答道。
“有困难就给市委书记和市长讲么。”周总理侧身对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和市长欧阳钦说：“当初，我们考虑到旅大地区没有我们驻军，所以把潜艇学习队党组织关系转到你们这里，由大连市委直接领导，你们可要负起领导责任呀！”
大连市委书记和市长点点头。
“还有，你这位队长，也要经常向市委汇报工作。有了困难，就去找他们，他们解决不了，就向海军肖司令员报告，也可以向我报告！”周总理又对傅继泽说：“现在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向苏联学习潜艇技术。你们能不能学到潜艇技术，关系着中国海军能不能建设一支潜艇部队，关系到能不能提高海军战斗力。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呀。”
周总理讲完话，又由傅继泽陪同，到宿舍看望了中国学员，还去看望了苏联官兵，最后登上“秀克”型潜艇，走遍所有舱室，并与许多官兵握了手，谈了话。
继周总理以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元帅以及罗瑞卿、张爱萍也先后视察了潜艇学习队。他们有的发表谈话，有的题词做诗，也有的与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彭德怀是志愿军司令员，他是从朝鲜战场来到学习队视察的。他感慨地说：“你们要很好学习，掌握技术，如果朝鲜战场有这么一条潜艇也管用！”他们的每一次视察，都极大地鼓舞着学习队的学员们。
一个学习潜艇理论的新热潮很快在老虎尾掀起。
在这个学习新高潮中，军官们始终站在潮头上。
傅继泽既要领导全队学习和处理繁多的党政工作，又要学习潜艇技术，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苏联潜艇支队长马斯洛夫和后来的支队长戈罗瓦乔夫，都曾多次劝他放弃学习，最多听听课，看看讲义，了解一般知识就行了。可是，傅继泽执意要学。他说：“不会潜艇操作的指挥员，就不是称职的指挥员。”课堂上，他用心听，做笔记；课后，他认真复习，认真写体会。艇长学的内容，傅继泽全学，常常学得比艇长还多还深。理论学习，他力求弄懂弄通，重要处，他要硬背死记。晚上躺在床上，白天走在路上，还要默背几遍。傅继泽更重视实作。对艇长下达的每一个口令，他不仅研究领会口令的内容，还要研究领会下达的时机、下达的节拍，还请苏联教官进行监听，直到苏联教官满意为止。
一天，苏军潜艇艇长、教官普雷孔阔夫中校带着中国学员上艇熟悉管道阀门的位置和形状。学习这个内容，必须爬到底舱去摸去看。普雷孔阔夫叫一个，中国学员就爬进去一个。
“下一个，上！”普雷孔阔夫叫道。
“到！”
普雷孔阔夫一看，犹豫了。
“傅将军，你也要爬到舱底去？”
“是！”傅继泽笔直地站在教官面前，坚定地说：“要当指挥员，首先必须当好水兵！”
“好吧，”普雷孔阔夫敬佩地点点头：“准备，开始！”
傅继泽马上趴下，往下钻去。他个头稍胖，钻了几次，才钻到舱底，爬到一个管道阀门跟前。傅继泽细看它的位置和形状，又伸手去摸着体会。这时，舱底又闷又热，傅继泽已是大汗淋淋，直喘粗气。他抹掉脸上的汗珠，向另一个管道阀门爬去。紧接着，他又向第三个、第四个管道阀门爬去……
“傅将军，身体受不了，就快上来吧！”普雷孔阔夫喊道。
“能坚持！”
傅继泽摸看了最后一个管道阀门，才爬上甲板，只见他衣服已被汗水浸透，脸上沾上了油泥，手指也变成黑色的了。
“傅将军，你真了不起！”普照雷孔阔夫激动地说。
“谢谢你的指导！”傅继泽恭恭敬敬地向他敬了一个礼。
傅继泽的榜样，像号手吹响了号角，干部们率先向“制高点”发起了冲击！
八十年代张予三
张予三，是学习队的秘书。傅继泽交给他的任务有3个：组织打字员打印讲义；保管各种文件；做各种会议记录。这些都是非常繁忙而又必须做的工作。就说学员用的讲义吧，苏方为了保密，明天要讲的课，今天才能交给翻译，不早也不晚，天天如此。翻译翻成中文以后，再交给打字员打字、油印、装订、登记、分发，其工作量可想而知。打字员忙不过来，张予三就一起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忙到深更半夜。他每天这样忙，哪有时间学习！所以，在苏联教官的学员名单上，没有“张予三”这个名字。为此，张予三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教官提过意见。苏联教官反问他：“你有时间学习吗？”问得张予三哑口无言。
张予三是个有宏大志愿的人。他在大连海校时，就立志献身于海军事业；到了学习队后，这种志愿又具体化了，要为潜艇事业奋斗终身。不学会潜艇技术，志愿再好再美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找到傅继泽：“让我下艇学技术吧。”傅继泽摇摇头：“你走了，会影响更多人学技术，还是自己抓时间，边工作边学习吧。”张予三一想也是，到学习队来的人，都是有抱负的人，任何一个人调来做自己的工作，都会影响学习。他又想，队长不是更忙吗，可是他并没有耽误学习呀！方向明，决心大，办法就多了。
张予三很会“假公济私”。翻译把译成的中文讲义交给张予三，他就先看一遍，再送打字员打印，这是必经的手续。过去他看讲义，只是注意语句通不通顺，有没有错别字，现在不同了，他还要进一步领会其内容。打字员打出讲义，他又通过校对，再加深对讲义内容的理解。因此，教官在讲课前，张予三对第二天的上课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所以，他听起课来，领会就比其他人快一些，深一些。
张予三很会“发挥优势”。教官讲课，张予三很少能听完整，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更多的是旷课。可是张予三发现，中国教员和翻译都与队部住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由于工作关系，与苏联官兵接触的机会多。他很会利用这种优势。他看了讲义，或听了课，遇到不懂之处就记在心里，一有机会就向中国教员或苏联教官提问请教。由于目的明确，提问具体，张予三听了记得更牢。有时，教员和教官竟被他“问”住了，需要准备一番再回答他。对这些内容，张予三领会得就更深，记得更牢。
张予三还很会“利用时间”。时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限的，对张予三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时间又是“无限的”，就看你如何利用它了。他脑子里经常装着一些学习题，睡觉想，走路背；他手不释卷，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一次，他跟傅继泽上北京汇报工作，张予三把要学的材料全带在身边。不约而同，傅继泽也带了全套学习材料。两人走一路学一路。那种刻苦精神令人敬佩。
学得怎么样？张予三报名参加考试。可是苏联教官不允，说：“你不是正式学员，又没有系统学习，不行。”张予三再三申述，苏联教官仍坚持己见。最后还是傅继泽出面说了话：“让他试试吧！”试的结果，嘿！张予三竟考了个优秀！
干部们率先攻下“制高点”，战士们一呼百应，紧紧跟上，终于提前攻下了“理论关”。结业考试，无论是个人的成绩，还是专业部门的成绩，平均成绩都在4分以上（5分制）。没有出现一个人或一个专业部门不及格的现象。
苏联教官们惊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