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陈泽平：略论福建方言熟语歌谣的收集整理——代序《莆仙方言熟语歌谣》

熟语歌谣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凝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劳动经验、社会习俗和情感体验，在民俗学、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上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早在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就率先进行了民问歌谣的调查研究工作，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会刊，分期发表收集到的各地歌谣和研究讨论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继承，在50年代和80年代都组织了民歌的收集工作，成绩显著。但有两个方面的制约使这两次大规模的“采风”成果打了折扣：一个是当时“左”的官方文艺思想误导了具体负责采集整理工作的基层文化组织。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片面地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指导工作，许多熟语歌谣的内容被认为“愚昧、落后、迷信”或“低级趣味”，被排除在采集范围之外，而一些有明显伪造痕迹、实际上是宣传口号、宣传打油诗一类的东西因为能迎合主事者的需要，却塞了进去。所谓“大跃进歌谣”就是这样的东西。80年代的“民间文学三集成”项目的汇编材料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其次，是技术上的问题。由于方言记写的困难，收集材料时容易产生偏差。例如记写方言词的用字比较混乱，许多方言词语不好写就较随意地用普通话翻译代替了，记下的方言词语注释不全或偏颇，使得最终整理出来的材料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学术价值。如果说，这些材料在熟悉本地方言的读者看来还差强人意，不会说该地方言的读者就无所适从了。

技术上的问题其实也是项目组织者认识上的问题。方言熟语歌谣属于下里巴人，但将它作为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却是很专门的研究工作，没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和较高的文化修养是做不好这项工作。明代杨慎编《古风谣》，冯梦龙编《山歌》，清代李调元编《粤风》，杜文澜编《古谣谚》，自不待言；二三十年代从事这项工作的也全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顶尖级学者，如：顾颉刚、刘半农、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等。而我们在80年代组织这项工作时，却仍然是“领导挂帅、发动群众”的老路子，由市、县、乡、镇的行政长官挂名，具体工作交给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层文化馆人员去做，尽管有些工作人员热情很高，但缺乏专业指导，成果的质量必然成问题。

福建省是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分布区域，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方言熟语歌谣蕴藏丰富，等着我们去收集整理。但闽、客方言又是和共同语差异最大的方言，并且从未有过较为完整的书面表达手段，方言歌谣的收集整理难度特别大。笔者在评估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从材料筛选、标音、用字、注释几个方面讨论如何整理方言熟语歌谣资料。

田园调查工作的原则是不抱先入之见，仔细调查，忠实记录，材料多多益善。但整理过程却要做好分析、比较、鉴别、筛选的工作。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沈兼士先生在给顾颉刚先生的信中就提出必须区分“自然民谣”和“假作民谣”。他说：“民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谣，一种为假作民谣。二者的同点，都是流行乡里间的徒歌。二者的异点，假作民谣的命意属辞没有自然民谣那么单纯直朴，其调子也渐变而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去了。”

笔者认为，鉴别真假民谣首先是审看歌谣的语言。真民谣语言质朴、俚俗，它的自然韵律是在口口相传中洗炼出来的，没有雕凿的痕迹。通篇应当是流畅如话，纯粹的口语风格。而所谓假民谣其实是佚名作者的打油诗，或民间艺人的唱词，为凑成七言一句、两句一对的格式，往往用词要夹文夹白，杂进一些口语中不说的文言词。用同样的语言标准也可以将真正的谚语和文人创作的警句区别开来。

其次，真正的民谣应当是流行区域内民间风俗文化自然孕育出来的，有深厚的民众基础，这一点正是它们的特殊价值所在。有些属于个人的创作，如方言打油诗之类，虽然敝帚自珍地保存了下来，或在亲友之间小范围地传抄，艺术价值姑且不论，其社会文化价值毕竟很有限，不能跟真正的民间歌谣相提并论。因此，应当把是否具有相当的普及性作为筛选条件之一。

口口相传的熟语歌谣往往会形成好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作为原始资料自然应该有闻必录，兼收并存，在整理过程中却要通过比较鉴别，选择“善本”。明显是由于讹误、混杂或次序颠倒的“版本”应该剔除，难以判别的“版本”可以将其中有差异的部分摘录下来作为“善本”的附录。有的歌谣在传唱中衍生成内容和格式都“小同大异”的另外一首或数首，这正是歌谣创作的自然过程，当然又当别论。

辑录方言资料，用字是个回避不开的难题。闽方言的书面表达比起吴粤等方言，这个困难更突出一些。据统计，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头三年间收集到的各地歌谣共有13339首，其中采自福建的仅占54首，发表了25首，数量显得特别少。在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里，闽方言难以记写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以往坊间印行的或以手抄形式流传的方言文学资料中用字十分混乱，不仅不同的收集整理者用字习惯不同，而且往往同一人记录下的同一篇材料中，对同一个词上文写了甲字，下文又写乙字。最糟糕的作法是以“整理”为名，碰到不懂怎么写的方言词就任意替换成书面词语，有的甚至把整个句子用夹生的普通话重新改造了。这种记录不是记录、翻译不成翻译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甚至会让不明底细的读者产生误会。

清代以来一些学者致力于考求方言本字，例如杨恭桓的《客话本字》，章太炎的《新方言》等，他们的方法不很科学，只要方言中某个词语与古代典籍的某个字的音义有些相似，就靠标准十分模糊的“一音之转”联系起来，认为就是本字。这样考求的结果，大半是经不起验证的。近年来，方言学者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更为周密谨慎的研究，为一批方言口语词找到了比较可靠的词源，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用汉字记写方言资料以及分析方言词的意思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方言本字的考释还是存在大片的空白，仍有许多口语常用词目前还不能有把握地和汉字联系起来；而且还有一些从古籍中考出的本字过于生僻怪异，或由于字词脱离关系太久，语音和词义的演变使它们很难恢复约定俗成的代表关系。在语言学的论文中分别书写一个一个的方言词自然应该尽量使用有文献依据的本字，以便观察语言的变化。但记录方言文学资料，成句、成篇的方言作品却不能一味追求本字。字是在书面上代表词（语素）的符号，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本字代表方言词迷失已久的词源，原来的约定俗成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而本方言区内通行的俗字以及方言词的俗写正是现实的约定俗成的结果。因此，记录方言歌谣，在一般条件下，民间通行的俗字或俗写应该优先于“本字”。例如：闽语的“宰杀”一词，俗字写作“刣”。罗杰瑞考出的本字是“治”，本义是“剖鱼”，引申为“宰杀”。“治”的这个音义在共同语中失传已久。但“治”字和普通话对应的音义现在也是一个闽方言中的常用词，如果“宰杀”也改写本字，二者在书面上就会混淆，不如仍写俗字妥帖。

既无通行的俗字俗写，也没有确切的本字可写的方言词语，可以采用变通的方法，逐字斟酌，选择借用字。借用字按借用的渠道可以分三种：同音借用字、同义借用字（训读字）、读音或字形相关的字，这里不拟展开说明。总之，选择用字的原则是尽可能借字形提示关于该词（语素）的读音或义训的信息，并且尽可能避免书面上可能发生的混淆。同一个词应该尽量保持用一种写法。偶尔一用的随文附注其用字依据，多次出现的字可以在附录中列表。

用汉字记录闽方言熟语歌谣资料虽然有很多困难，但绝不能因为写不出字而取巧用类似翻译的手法擅改歌谣、熟语中土俗的词语。因此，一套标音符号是必不可少的。

方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见诸书面的地方口语。闽客方言跟汉语书面语的距离很大，不论在用字问题上下了多少功夫，总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方言中的合音、分音和丰富的语流音变都是方块汉字难以对付的。口头流传的方言歌谣用方块汉字记录总是隔了一层，那种口头文学从语音韵律上产生的审美感受总要在口头表达中才能体现出来。也许能说当地方言的读者只需根据方块文字记录的提示就可以实现从书面到口头形式的“还原”；不会说当地方言的读者则必须依赖精细的标音来做到这一点。早在歌谣研究会时期，黎锦熙先生就在《歌谣调查根本谈》中指出：记录歌谣“非有能够尽量而且尽致地表现方言的语音符号不可。若只用汉字，简直地是白费功夫”。

毋须赘言，“汉语拼音方案”是为北京音系度身定制的标音符号，根本无法拿来给方言注音。

给方言注音的一种办法是为特定方言设计出拉丁字母的“方言拼音方案”，十八九世纪时外国传教士就是用方言拼音来编写方言版的福音书和圣歌。闽南话、客家话、福州话、莆仙话、福安话等都曾有过这样的拼音方案，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使用了。近年来出版的某些方言词典也尝试过这种注音方式，但几乎完全不能被读者接受。从实践上看，方言拼音不难设计，能说本地方言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方言拼音方案不难掌握，但很难要求偶尔涉猎的读者都先花时间学习掌握这样一套特殊的拼音系统。而且这种方言拼音符号不能达到专业工作者所要求的精确表音要求，如果必须为这样的拼音字母详加语音描写，实在还不如直接采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的国际音标来标音。

得力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成果，现在闽客各地方言大体上都有了经过方言学家精细描写的国际音标标音系统，加上直观的调值符号，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方言资料的语音面貌。有了完整的注音，即使某些方言词用字选得不很妥当，也不影响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了。

限于笔者本人的眼界而言，总觉得历年来出版的方言文学资料注释不够充分。即使是自己熟悉的方言，见到书面形式也觉得有几分陌生，就更不用说原本就陌生的方言了。虽然言语作品可以凭上下文猜测某些方言词语的意思，但猜测是否正确则无从核对。像闽方言、客家方言这样特殊词语较多的方言，如果不是以之为母语的读者恐怕连猜测都很困难，勉强为之，难免会出笑话。

所以说，整理好的方言资料应该详加注解，让不懂该方言的读者也能正确理解资料的内容，以免郢书燕说。整理者自己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方言歌谣（特别是童谣）中有某些词语连提供资料者也说不清是什么意思。口头传播的熟语歌谣代代相传，传唱中出现讹误，或者因方音混杂，词语更迭或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其中某些词语的意思变得难以理解是正常的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注解中说明一下，存疑待考，是认真负责的做法。

注释的对象是妨碍一般读者理解的方言词语，如果一句话的句法结构特殊，分别解释了方言词之后还是不好理解全句的意思，可以辅以整句的翻译，这是为一般读者编古典诗词读本的做法，可以借鉴。“以今言释古语”和“以通语释方言”应该是性质相似的工作。至于是否像余冠英作《诗经今译》那样，把方言歌谣用普通话整首翻译过来，那纯属翻译者的个人兴趣，对资料整理工作来说，不是必要的。

根据以上这些想法，我动手将历年来积累的福州方言熟语歌谣资料编成了一本《福州方言熟语歌谣》，1998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颇受福州读者青睐，也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好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编写目的。受到鼓舞之后，我有心以同样的方式陆续整理福建其他方言的熟语歌谣，使之形成一个系列，这个只以社会效益为着眼点的选题再次得到了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莆仙方言是福建各姐妹方言中很有个性的一种，区域性文化的积淀深厚，方言熟语歌谣的蕴藏丰富。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迟迟不敢贸然下手。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的刘福铸副教授是莆田人，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教授多年，研究莆仙方言很有心得，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编写的《莆田县志·方言卷》、《涵江区志·方言卷》均已面世，由他执笔的《莆田市方言志》一书也即将出版。谈起如何整理方言熟语歌谣，刘先生的意见和我不谋而合，他能够承担编著《莆仙方言熟语歌谣》一书的工作，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应他的约请，我把以上几点想法整理出来，作为这本书的序言。

陈泽平

——2000年10月，于福州守耕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