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特别推送 | 甘于恩：行走南粤地 绘就语宝图——《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前言【上】

广东地理语言学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亲历者，本人见证了广东地理语言学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长的过程。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中国地理语言学（现代意义上的）的发展，不过数十年的时间，可谓年轻的学科，广东的地理语言学更是如此。与方言学相比，地理语言学是一门基于语言事实的、凸显空间性质的学科，强调点、线、面等概念。因此，无论是描写的工作也好，解释的工作也好，都是眼下这门学科所迫切需要的，数据的积累越多越好，没有数据的支撑，所谓的解释就会陷入空谈、猜测的危险境地。我们需要基于事实的地理语言学，在此基础上，这门学科必须走向解释，并最终生发出中国自己的语言学理论。

《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23）经历千辛万苦，出版在即，因此，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做一些交代或阐述。

图1：《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书影

一、地理语言学的涵义

本节对“地理语言学”的内涵进行讨论。关于“地理语言学”的定义，百度百科的释义如下：

地理语言学是指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专门以绘制地图的方式来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差异的学科。它把某语言集团的地理位置和该语言集团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研究，阐述一个区域中某地区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在类型上是怎样相似的，在此基础上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分类，以发现语言变迁的痕迹。其目的是研究语言的历史。

曹志耘（2006）为“地理语言学”下这样的定义：

地理语言学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后来，曹志耘（2010）进一步把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简要概括为“调查、画图、解释”。

不过，他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基本上是属描写性质的，所以岩田礼（2012）评价道：

曹先生主张，在现在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做好描写记录的工作。是描写好还是解释好，我不认为这种二律背反的议论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我的主张是：“词形分类的结果能在地图上显示出整齐的分布的话，这样的分类是成功的；如果不能出现整齐的分布，那么分类就应该重新进行。”

图2：《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词汇卷）

大西拓一郎基于“方言信息也是地理信息”的观点，倾向于使用“语言地理学”这一术语，他说：“语言地理学就是一门研究方言的差异在地理空间当中如何表现的学科。”“语言地理学并不是集中于某个特定目的上的研究领域，其更宽泛的目的是为通过语言和地理空间的关系，去思考人类的存在形态。”（大西拓一郎，2013）也就是说，语言地理学既不是纯粹的地理学，也不是纯粹的语言学，而是源于此二者的更高形态的人文地理学。

图3：《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

洪惟仁（2016）主张“根据观察角度、研究对象的不同，把地理语言学分为两个分科：‘地理语言学’（geolinguistics）和‘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前者处理的范畴是变体分布，后者处理的范畴是语种分布。”“‘语言地理学’把语言加以分类为不同层次的语种（语言或方言），把分类的语种视为独立体，研究语种在空间上的分布及语种之间的互动关系。……‘地理语言学’正好相反，重点在语言形式的地理变异，追究其分布、扩散与变迁的原因。”但他同时也认为“广义的应该合称为‘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换言之，《中国语言地图集》侧重于分区，应属于“语言地理学”，《汉语方言地图集》侧重于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应属于“地理语言学”。

图4：广东省的汉语方言

图5：粤语的分布与分区

2013年，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召开，甘于恩（2016）在会议论文集《从北方到南方》中的论文提出了另一个定义：

地理语言学是当代方言学采用全新方法后的内涵展现和新视角研究的学科。

在这里，我们不再纠结于地理语言学是“描写”还是“解释”，而是强调方法和视角的进步，所谓方法新，就是地理语言学采用了区别于传统方言学的一些新方法，即录音、数据采集、语料分析、平台化处理等，而视角新则侧重于从时间、空间甚至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代际差异等因素，开展立体化的语言研究。

图6:《从北方到南方》（科学出版社，2016）

虽然“地理语言学”的名称较为通行，但也有学者倾向于使用“方言地理学”来指称以汉语方言为研究对象的地理语言学。项梦冰在为《汉语方言大词典》撰写相关条目时即以“方言地理学”立条，他的定义是：

以地图技术呈现语言的空间差异，并以此探讨语言的区域结构、历史演变、传播方式、接触效应以及地理和文化现象的关联，其基本程序包括方言的区域调查、语言地图的绘制及解释。

图7：项梦冰为《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所撰大条“方言地理学”

简要总结上述观点的共性，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哪种术语，这门新兴的学科皆触及语言形式在地理空间的展示与解释，当然，采用的方法可以多样化。总体来说，地理语言学在我国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这既说明不足甚多，也表明潜力巨大。

二、广东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发展

本节对广东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发展做概貌式的勾勒，以介绍为主，略加点评。涉及广东汉语方言的地理学研究课题详见文末附表（参本文“附录”相关论文）。

随着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勃兴，近些年来，广东的学者在地理语言学方面做了不少理论探讨，有的是宏观的，有的是微观的，也有的是二者的结合。

（一）总述：陈章太、詹伯慧、伍巍发表《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方言2001年3期），此文是从宏观上回顾、总结汉语方言地图绘制的论文，涉及广东地图绘制仅有一部分，但对于广东方言的地图绘制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李仲民发表《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方法浅论》（《南方语言学》第4辑，2012）等论文，介绍一些较新的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性。

2014年甘于恩发表文章《GIS为岭南方言研究提供全新思路》（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2014年2月28日2版）亦属于此类型。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无论计算机如何先进，毕竟还无法完全替代人脑的作用，特别是某些理念、创意的实施，人的作用仍然十分关键。目前软件平台主要还是对语料、数据进行机械性的分类、处理，将数据从隐蔽的形态转化为具象的形态（即地图形式），相关人员（尤其是主持人）具备清晰的逻辑思路，对项目的成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014年8月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研讨会分别由广东暨南大学、佛山大学承办，众多国内外学者齐聚广佛两地研讨，会后精选了18篇论文，出版会议论文集《从北方到南方》（甘于恩主编，科学出版社，2016），其中有几篇涉及了广东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二）粤方言：2001年10月，甘于恩、贺敏洁在西安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1届年会上宣读论文《<广东粤方言概要>地图绘制的理论收获与不足》,此文修改后发表于《中国语文通讯》65期（2003），文章阐述了《广东粤方言概要》的理论收获，主要有以下四点：1）团队合作是大型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2）地图绘制是阶段性成果的高度浓缩；3）方言地图也是宏观审视方言特点的重要手段；4）地图绘制必须精益求精。同时，文章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广东粤方言概要》地图绘制存在的问题，体现了自我批评的勇气。甘于恩还撰写《<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理论价值及相关问题》（语文研究2007，2期），介绍《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设点、特色、架构与进度，对图集研究的思路进行阐释，提出一些原则，这对于后面同类的研究，不无启发意义。《广东粤方言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甘于恩，2007.12，《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谈到对粤语语法特点的新认识，还就地图绘制中地名标注、色彩运用、符号使用等问题做了探讨，是一篇理论及实践意义兼具的论文。2008年12月15-17日甘于恩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历时演变与语言接触：中国东南方言国际研讨会”，提交并宣读论文《从<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看粤方言的特征及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不过论文没有正式发表。2010年4月，“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暨《广东粤方言地图集》专题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甘于恩宣读了论文《广东地理语言学研究之若干思考》，论文修改后发表在《暨南学报》（2010年3期）上，作者对广东地理语言学的成就与不足，都做了客观的分析与评论。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张双庆、庄初升两位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发表论文《广东方言的地理格局与自然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关系》（2008，48期），论文考察了广东方言地理格局与自然地理、地理格局与历史地理的关系，对于认识广东人文地理的本质，起到良好的作用，是一篇值得认真研读的力作。陈李茂、甘于恩也在这方面有所探索，发表论文《广东化州境内粤方言历史地理分布研究》（《南方语言学》第8辑，2015）。

其他涉及粤语研究的有：李立林（2015）发表论文《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东莞粤语语音探讨》（南方语言学第7辑），陈卫强（2015）发表论文《广佛粤语人称代词“我”的读音地理差异与语音变化》涉及人称代词专题（《南方语言学》第8辑）。

（三）闽方言：广东闽方言的地理学研究集中于粤东，主要有：甘于恩的《潮汕方言地理类型学研究的一些设想》（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期），论文对潮汕方言地理类型学做了简要的回顾，指出不足，并提出一些设想与建议，意见有可取之处。甘于恩的另一篇论文《试论潮汕方言研究的若干问题》（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4期），主要从宏观方面讨论潮汕方言的理论问题，强调潮汕方言研究要注重“整体规划及理论探索”，要“借力相关学科，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在方言地理学、实验语音学、病理语言学等方面要有所突破”。2010年11月“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这在中国地理语言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甘于恩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广东闽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刍议》，表达了与前述二文相类似的学术观点（此文收入论文集，2013）。

在第二届中国地理语言学研讨会（2012，南京大学）上，甘于恩、李仲民、黄绮烨合作论文《粤东韩江流域语言地理研究》，运用Glottogram方法，对潮汕地区的方言分布、方言传播以及潮州音和汕头音的消长，进行细致的考察分析，得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结论。

 潮汕本土学者积极介入地理语言学的研究，这是广东闽语走向深入的一个标志。这些学者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潘家懿和林伦伦的《粤东惠河片闽南语的分布及其地理环境特征》（台湾语文研究6：2，2011）和吴芳的《广东潮阳闽南方言的语音分区》，前者对粤东西部方言的复杂多样性进行分析，展示该区域闽语分布及其地形地貌特点，阐述了闽语演变的特点，材料弥足珍贵；后者利用语音特征，对潮阳地区的闽南方言进行下位分片，并着重探讨潮阳方言中的唇齿音声母，论文较具理论深度。林春雨、甘于恩（2015）合作《粤东闽语地理分布特征概述》（南方语言学9辑），讨论粤东闽客方言的地理分布态势；林春雨、甘于恩（2016）合作《粤东闽语声调的地理类型学研究》（学术研究，第5期），讨论粤东闽语声调调值类型、分区声调调类等重要问题。

2021年《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林春雨、甘于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反映广东潮汕地区闽语语音特点的地图集，在广东汉语方言的地理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四）客家方言：在客家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上，广东主要有以下几位学者：严修鸿（连城客家话）论文《连城全境及邻县相关乡镇方言中“儿子”一词的地理分布》，南方语言学11辑，2016）、赵越（粤西客家话，广东客家话）、李菲（梅州客家话）。其中李菲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如《客家方言声调调类地理分布的总体格局》（《南方语言学》17辑，2021）等。

（五）学位论文：近些年来，暨南大学有较多学位论文涉及地理语言学研究，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蔡燕华《中山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硕士论文，2006）、邹珣《澄海方言咸深二摄闭口韵尾的地理分布研究》（硕士论文，2007）、吴芳《粤东闽语-n、-ŋ韵尾的方言地理类型研究》（博士论文，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李菲《地理语言学视角下梅州客方言声调研究——基于梅州五县一市二区的语音规模调查》（硕士论文，2015）、林春雨《粤东闽语语音的地理类型学研究》（博士论文，2015.12）、李菲《梅州客家方言语音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博士论文，2018，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廖小曼《湛江闽语语音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硕士论文，2019），张钟晶《东莞粤方言词汇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硕士论文，2019）等，王晓珊《广州增城客家话语音比较研究》（硕士论文，2021）也运用了地理语言学的一些方法解释增城客家话音变现象。境外也有相关论文，如：黄绮烨《记广东东部闽南语的连读变调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日本金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除上述之外，讨论地图符号设计等技术问题的，则有秦绿叶、甘于恩（2009）撰写的《方言特征分布图的符号应用研究》（南方语言学，第1辑），秦绿叶、甘于恩（2014）《方言地图符号设计》，（《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第8期）对方言特征图符号的性质、类型、设定，符号设计的步骤等技术问题，做了细致的论述，对于方言地图的绘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还有一些论著涉及地名研究，与地理语言学有间接的关系，如詹伯慧、甘于恩《雷州方言与雷州文化》（学术研究2002年9期）、张洪年与片冈新《早期香港地图中的“埔”》（南方语言学3辑，2011）、李冬香《韶关聚落地名研究》（南方语言学12辑，2017）、卞仁海《深港地名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