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6日至17日，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宁波市北仑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文物局）联合承办，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执行承办，浙江省考古学会、浙江省博物馆学会支持的第三届水下考古宁波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港通天下”港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宁波举办。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北仑区人民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辽宁、山东、湖北、安徽、上海、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浙江的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开幕式。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新格局·新理论·新突破，与会代表共提交30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水下考古与专题展陈、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技术、水下考古理论方法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港城考古与航海研究等方面。会议期间，13位专家学者应邀分四场作专题报告，阐述了最新发展格局、交流了最新理论成果、分享了最新工作突破，学术氛围热烈浓郁。现将13位专家发言摘要整理如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研究馆员作了题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与展望》的报告，表示中国既是陆地大国，更是海洋大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大陆性与海洋性文化共存、融合，在辽阔的海疆和内陆水域，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水下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中国水下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30余年的快速发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工作能力日趋提升，已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向全面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转变，作业海域由浅海向深海进发，研究领域从单一层面转向多维角度并进，保护利用由专业领域走向社会共享，有计划地开展主动性水下文物资源调查，国际合作交流与成果分享不断推进，《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理念逐步推广，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国庆副研究馆员分享了《水下考古精细化发掘——以漳州圣杯屿沉船考古为例》，通过科技创新和设备改良，践行《水下考古工作规程（2023年）》，初步实现了2022年至2023年圣杯屿沉船水下考古的精细化发掘，显著提升了我国传统水下考古发掘的水平和获取资料的能力。他提出，进入21世纪，我国考古学逐渐实现从以搜集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工作模式向深入探索聚落空间结构及其发展过程的转变。水下考古学也经历类似的转向，例如，从船载文物研究扩展到船舶聚落形态及遗址发展过程研究，从贸易瓷器研究扩展到海洋商业贸易及社会行为研究，并且努力满足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对水下考古资料的多样化需求。他认为，随着我国水下考古学的持续发展，如何更加科学、完整和系统地获取水下考古发掘资料成为水下考古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研究馆员分享了《以船为中心——“长江口二号”沉船系统性研究》，介绍了“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和迁移过程所采用的世界首创的“弧形梁非接触整体打捞技术”和世界首艘中部带有月池的文物打捞工程船“奋力轮”，并说明以上两者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中国水下考古的新奇迹，为世界大江大河口浑水环境的沉船考古提供了典型案例。他认为，整体出水的“长江口二号”为沉船的系统性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未来将多学科协作开展沉船遗址形成过程、古代木质帆船考古和重建、船货产地溯源和制作工艺、航路航线等方面研究，复原和阐释了“长江口二号”从建造、航行、沉没到考古发现和打捞迁移的“全生命周期”。如：利用分子考古学对嫁妆瓶内稻壳的DNA分析，溯源了瓷器装载地点应为景德镇；高精度动力水槽的实验结果显示，长江径流的强劲冲刷是导致“长江口二号”倾斜的主要原因。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副研究馆员报告的题目为《直下沧海六千尺，“深蓝宝藏”展奇珍》。他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南海深处的珍贵文化遗产逐渐揭开神秘面纱，为我们深入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贸易等方面提供了宝贵实证。其中，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瞩目。9月27日，“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免费开放，沉睡在深海1500多米、历经500多年的两处明代沉船遗址出水文物首次公开亮相。此次特展采取动态更新的形式，根据深海考古新成果，不定期更新内容与上展文物。特展不仅展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深海考古发现，更开启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探索人类文明互鉴的窗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沈大娲研究馆员分享了《宁波“小白礁Ⅰ号”清代海船艌料初步分析与研究》。她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实证，表示使用油灰混合纤维制作的艌料作为木板船的填缝材料是中国古代造船传统，其中，油为桐油、鱼油等；灰为石灰、蛎壳灰；纤维为麻纤维、竹绒等。该研究采用超高效超临界流体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联用、解析电喷雾电离—质谱成像、顶空—气相色谱—质谱联用、X射线衍射、热重分析等方法，对“小白礁Ⅰ号”多个部位的艌料进行了分析。经分析研究发现，“小白礁Ⅰ号”艌料的主要有机组分为天然树脂达玛树脂，艌料中无机组分的含量仅为百分之几，与中国传统造船所使用的桐油加石灰的艌缝材料及工艺差异极大。部分艌料样品中树脂的来源推测为龙脑香科桫椤属桫椤树。除达玛树脂外，艌料的制备过程中还加入了含有挥发物白菖烯的其他天然产物。艌料内层颜色浅，外层颜色深，她认为这种颜色差异应当为艌料物理性质发生变化所导致，与主要有机成分的分布无关。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新鑫汇报了《临时固型材料原位提取水下脆弱文物的研究综述——发展和应用》。他表示水下有机质文物因水、无机盐和微生物的长期作用，导致结构不稳定和力学强度降低，其安全提取出水是公认难题。虽然陆地考古已有多种提取脆弱文物的方法，但受到环境等因素限制，水下脆弱文物的提取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为此，他所在的浙江大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团队借鉴陆地考古经验，经过前期大量的摸索与实验，最终开发了“水下原位临时固型提取技术”以及实验室可控去除的系列工艺，并在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水下30米深处成功提取出水了严重糟朽且饱水率高达700%的竹篾文物。该研究探讨了水下文物提取的方法和前沿技术，重点介绍临时固型材料原位提取水下脆弱文物发展和应用，为水下脆弱文物的提取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藏品保管部）兼藏品修复部副主任叶冲副研究馆员报告的题目为《试论出土（出水）舟船的信息记录范围》。他认为出土 （出水）舟船通常是陆地、水下舟船遗址中体量最大、极其珍贵且重要的遗存，考古工作者应树立“出土（出水）舟船是一号文物”的观念，对出土（出水）舟船的原始信息进行客观、准确、全面、系统、及时的抢救记录。出土 （出水）舟船需要采集、记录的信息应至少包括：出土（出水）舟船的原始埋藏状况、周边情况及总体残存情况；残存船体（含主船体、上层建筑）、工属具的整体与局部状况；残存船体、工属具的状态变化及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像“时间胶囊”一样，涉及舟船的建造、使用、维修等方面，具有抢救性、连续性、关联性、唯一性、专业性和协同性，将为人们揭示出土（出水）舟船的历史、技术、文化等内涵及其背后隐藏的故事与价值，提供最可靠、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上海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丁见祥教授以《水下考古与海洋考古的研究范围和学科属性——以概念的生成演变为视角》为题，梳理了水下考古的研究范围和学科属性的各种不同认识，展现了该研究领域的动态变化和重心转移。在国外，学术界曾将水下考古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讨论，后多认为水下考古不是独立的学科，甚至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海洋考古是专门的研究领域，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它与水下考古技术系统不可分割。在中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水下考古和海洋考古存在多种认识，各有异同。“水下考古是田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海洋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的认识，回归田野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既延续了水下考古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的传统看法，也强调了水下考古是海洋考古学发展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动力，水下考古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范畴，具备田野考古学的地位。由此，水下考古与海洋考古这两个概念具有某种程度的逻辑自洽，这是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认识。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张颢馨馆员汇报了《水下考古区域系统调查回顾与反思》。他认为，“水下考古区域系统调查”这一概念在国内最早于2012年提出；经初步实践后，学界对其进行了系统阐释，并正式修正为“水下考古区域调查”。经过十余年不断发展，该调查方法趋于成熟，成为水下考古最重要的调查方法与手段之一。“水下考古区域调查”的提出，源于“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新要求与学术转型的内在动力；同时，水下考古三十余年实践积累与“区域系统调查”成熟发展为其提供了基础。他结合福建“海坛海峡”与浙江宁波“渔山列岛海域”两个调查案例，初步总结了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方法，并探讨了该方法的适应性、系统性以及水下遗存分布等问题，进而强调，水下考古区域调查与水下考古区域系统调查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调查方法；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所面临的理论问题，要通过建立新的学术导向与理论要求来解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宇轩汇报了《西属美洲马约里卡釉陶消费网络研究》。马约里卡釉陶特指意大利、西班牙及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所生产的锡釉陶。该陶业的生产技术随西班牙殖民活动传入美洲殖民地，又通过跨太平洋马尼拉帆船贸易接触并吸收了中国瓷器因素，在产品面貌上呈现出“西班牙风”和“中国风”两种主要风格。在整个殖民时期，西属美洲地区不同生产中心在不同阶段进行不同风格的生产，并在西属美洲贸易垄断政策的规定下，大多随合法贸易路线运往西属美洲不同区域。不同风格产品的消费可能反映了当地人民不同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文化内涵，但目前却无人探讨其消费趋势问题。为此，她先通过对西属美洲马约里卡釉陶不同阶段风格面貌和组合进行分期研究，再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依据西属美洲殖民地各遗址的陶片统计数据，构建不同阶段西属美洲马约里卡釉陶消费可视化网络，直观展现两种风格的贸易网络发展过程与消费节点分布特征，分析不同阶段的优势风格，并结合历史背景探讨其背后原因。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伍显军研究馆员以《港城一体，海丝节点——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独特价值意义探讨》为题作报告。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城朔门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与古航标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迄今发掘总面积约9000平方米，发现了朔门和奉恩门城门、瓮城、城墙、水门头陡门、10座码头、3艘沉船、干栏式建筑、木质栈道、瓷片堆积带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出土了瓷器、漆器、铜钱、琉璃器等各类文物5000多件、瓷片达20余吨，还发现了丰富的贝壳、果核、稻谷等动植物遗存。他认为，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规模庞大、遗迹丰富、要素齐全、年代清晰，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于一体，体系完备，具有港城一体、海丝节点的独特价值，填补了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体系港口类遗产的关键缺环，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的经典样本和支撑性遗产点。浙江万里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侯昕副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宁波北渔山灯塔——基于海洋文化视域下的港口历史符号解读》。北渔山灯塔位于宁波市象山县北渔山岛，素有“远东第一灯塔”之誉。该灯塔于1895年建成，由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亲自过问筹款，国际知名灯塔信标生产商法国BBT公司设计建造，灯塔所使用的超辐射菲涅尔透镜系统与六芯灯头代表了当时同类产品的技术巅峰。1932年，时任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所著的《中国沿海灯塔志》中关于北渔山灯塔的记叙和历史照片是国内现存最具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近年来，法国国家灯塔博物馆藏的历史照片以及法国学者弗朗西斯·德雷尔有关BBT公司历史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认识北渔山灯塔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全新视角和重要依据。她认为，北渔山灯塔不仅见证了近代灯塔的技术演进，还彰显了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是全球航运的标志性建筑，堪称“海丝要冲、世界航标”。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梅术文文博馆员报告的题目为《吴越——中国舟船的发源地》。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出现在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除了独木舟还有与之配套的船桨；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木桨。截至目前，舟船的出现以吴越地区为最早，吴越东临大海，水网密布，应是我国先民最先探索、利用海洋的地区。他认为，吴越地区史前时期就出现了成熟的榫卯、木销钉等木器加工技术，为后世木板船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随着水运需求的增长，吴越地区的独木舟经过复合独木舟的过渡阶段，逐渐发展到木板船。据文献记载，黄帝部落族人曾来到现在的广东并开始制作独木舟。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大量吴越人因战乱迁徙至闽广，也带去了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有力推动了福船、广船等船型的形成和发展。此外，宋代宁波地区建造的神舟、客舟、商舶，也反映了古代浙江地区不可低估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研讨会开幕式当天，全面反映我国水下考古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的“水下考古在中国”专题陈列2.0版同步剪彩开放。在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及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落成开放十周年之际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及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持续打造集水下考古与港口历史遗产调查、发掘、研究、保护、管理、展示于一体的行业平台和学术阵地提供了专业支撑与智力支持。（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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