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7日至29日，“逐光而行·追溯传承——纪念屈家岭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相聚屈家岭，共同回顾与总结屈家岭遗址的考古工作，有关屈家岭的真知灼见你来我往，相互碰撞交流。
活动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委会指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文化和旅游局、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管委会主办，荆门市博物馆、屈家岭管理区教育文化和旅游局、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屈家岭遗址博物馆）承办。
湖北考古与屈家岭遗址扬帆起航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也是湖北考古的起点。研讨会主旨发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以《屈家岭——湖北考古肇始地》为题，分享回顾了屈家岭遗址早期考古工作历程。诚如王仁湘先生所言：“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在此纪念屈家岭遗址的发现，也更加怀念走在前路的开拓者。”
1954年，王劲先生从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三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即被任命为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调查组组长。还是1954年，石龙过江水库及石龙干渠工程破土动工，由此开启了江汉地区首次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揭开了湖北考古崭新的一页。
1954年遗址被首次发现，1955年、1956年、1989年的三次考古发掘，逐步揭开了其史前文化的面纱。1955年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湖北工作队，开始了探索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工作，发掘由张云鹏先生主持。这是湖北地区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由此，湖北考古与屈家岭遗址扬帆起航。首次发掘让中国考古界认识到屈家岭遗址的重要意义，随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继续在屈家岭遗址上开展探索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掘。
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由张云鹏先生主持，开启了屈家岭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其发掘成果奠定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
1960年，张云鹏先生执笔的《京山屈家岭》初稿完成。直至1965年9月，湖北第一部考古报告《京山屈家岭》出版，长江中游地区第一支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正式命名。
1989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清理了13座油子岭文化晚期的土坑竖穴墓和两期文化堆积，其意义在于提高了屈家岭遗址的年代上限并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来源。
70载惊喜不断 新发现层出不穷
来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陶洋，是如今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用他的话来说，从2014年11月的屈家岭遗址青木河故道疏浚工程考古勘探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与考古圣地屈家岭从此根脉相连、不离不弃，算下来整整十年，这也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
2015年起至今，屈家岭遗址考古工作重启。据陶洋介绍，第四次考古工作完善了屈家岭遗址的文化发展序列，即由早到晚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基本涵盖了江汉平原史前文明的主要阶段，整体把握了遗址的聚落布局和演变，明确了屈家岭遗址点油子岭文化时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主要功能分区。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考古队会同航测学、年代学、环境考古学等专家，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重点勘探了若干疑似水利设施，新发现多组水利系统。其中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利系统极为重要。熊家岭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解剖性发掘显示，熊家岭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年代范围为距今5100年至4900年。
除了水利系统外，屈家岭南部台地大型建筑F38建造工艺独特的“磉墩”与黄土台基相互呼应，加深了对史前木构建筑技术演进的认识，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
相继开展的多学科合作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残留物分析表明，遗址出土的陶杯与壶形器和先民的饮酒行为具有直接关联。出土发现的国内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将我国高温黑釉技术的历史提早了将近一千年。
植物考古方面，屈家岭遗址所处史前文化时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以粟作为辅的农业经济结构。成熟的稻作农业已然成为支撑人群生活的主要物质基础。北京科技大学杨玉璋教授在介绍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植物考古研究进展时表示，“粟、黍传播至江汉地区应不晚于油子岭文化晚期。除个别遗址可能由于地形地貌原因导致旱作比重稍高外，其他遗址粟作农业总体上比重较低，稻作农业优势明显。从地理位置上看，目前出现粟、黍类旱地作物的遗址基本位于江汉平原周边丘陵与山地过渡地带，汉水谷地是北方旱地作物的主要南下通道。”
尽管新发现层出不穷，但回顾扎根屈家岭遗址十年的心路历程，陶洋却依旧在不断地反思。他坦言：“知道得越多、畏惧得更多。现阶段只能说解决了十分之一的问题。还有大把的问题要去解决，比如把视野放大去寻找城墙，寻找史前水稻田遗迹、高等级墓葬等。另外，屈家岭在油子岭阶段是长江中游的区域中心，屈家岭时期成为仅次于石家河遗址的次级聚落，石家河时期全面收缩，其动因何在？”
研究屈家岭但不止于屈家岭 “我们可能低估了对屈家岭文化的认识”
70年来几代考古学者接续奋斗，努力守护好、展示好这份宝贵的史前文化遗产，为屈家岭文化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管委会主任易俊洲表示，湖北省聚力历史文化保护，出台省内首个史前文化遗址保护地方性法规《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条例》。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入选长江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新时代新征程，未来将探索构建以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核心的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贡献更多力量。
首次发掘考古队驻地旧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级教授、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委会主任赵辉表示，近十年间，无论是从考古发现还是遗址保护与宣传利用方面来看，屈家岭遗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屈家岭遗址放眼整个屈家岭文化的研究，赵辉坦言：“目前，我们可能低估了对屈家岭文化的认识，换句话说，对屈家岭文化社会的发展程度、它在中国多元文化格局的地位作用，以及在文明化进程里所发挥的作用的评估或许还不充分。但有些现象已经提供了重要线索，从文化来讲，屈家岭文化的影响不亚于前一阶段仰韶文化庙底沟阶段，向南延续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向东至安徽，和良渚有若隐若现的联系，向北至南阳盆地、甚至在苏羊遗址也发现了屈家岭文化遗迹。屈家岭文化的巨大能量使其文化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从社会来看，江汉平原地区发现了20多座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大部分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可以说，在文明进程上屈家岭文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未来，还需依赖不断的考古工作来补充丰富屈家岭文化资料。”最后赵辉建议，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核心和代表，纪念屈家岭遗址发现70周年，不应仅限于屈家岭遗址，更应立足于屈家岭文化研究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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