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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征
和成立五周年的各种宣传活动比起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成立六周年，就显得低调了许多。只是在2025年1月1日当天，在官方微信上发布了“六周岁”的庆祝。并且披露了2024年的案件情况，全年共受理超过6000件，审结超过4000件。
仅从这个案件数量来看，最高院知产庭的工作负荷已经大大超过了很多一审法院的工作量。2024年前后也正值北京、广州、上海三地最先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十周年之际，三地知识产权法院也披露了这十年来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情况。由于最高院知识产权庭的审理范围主要是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案件，因此单独与其比较专利案件，就能看到这种差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布的白皮书显示，2014-2024年，共受理专利案件21976件，年均增长5.24%，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0.88%，其中一审案件21942件。审结专利案件20874件，年均增长增长22.80%，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0.68%，其中一审案件20843件。这意味着平均下来，每年的受理和审结案件量在2000多件的水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官方微信显示，10年来，累计办结各类专利案件5.3万件。羊城晚报报道给出了明确的数字，共办结各类专利权纠纷案件52952件，其中办结发明专利纠纷案件3263件。这么来看，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专利纠纷可能更多的是集中于外观设计或实用新型类专利。即使以此来计算，大概每年在5000多件的水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并没有检索到具体公布的十年来专利案件数量，不过公布了2015年至2024年上半年，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7272件，审结34377件。其中民事一审案件23548件，民事二审案件7308件，行政一审案件23件，行政二审案件15件，诉前保全案件188件，管辖、再审等案件5906件。不过在2023年发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22年）中，披露2022年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5478件，其中专利案件3832件，占比69.85%，其中侵害专利案件3745件，专利权属案件62件，专利合同案件20件。2024年发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23年）中，披露2023年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6588件，其中专利案件4473件，占比67.96%，其中侵害专利案件4401件，专利权属案件56件，专利合同案件1件。也就是平均下来，每年的受理和结案数量可能在3000多件。从以上数据披露来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审理专利行政案件的专门法院，此类案件数量最多。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介绍中则宣称审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数量居全国知识产权审判机构第一。不管怎样，目前最高院知产庭的年度案件量与专门的一审知识产权法院相比，可以说并不少，已经妥妥的活成了一个一审法院的样子，似乎也成了和打工人一样的牛马，并不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最高审判机构。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在我印象中好像过去五年中提审的专利案件大概在9个左右。那么中国最高院的知产庭为什么要这么拼？在制度设计时，让其管辖的31个省市自治区新疆建设兵团的32个高级法院和47个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能够为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时提供更优质的“飞跃上诉”服务？其核心还是中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动建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审理机制，通过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来统一各地法院的裁判标准，助力我国实现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这一点其实在2018年最高院知产庭成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从首任庭长，也是最高法院副院长来高配兼任的罗东川对记者的答复中也能看出。在他提到的四点意义中，除了激励和保护科技创新、营造优质营商环境和深化改革外，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统一和规范裁判尺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并在对日本电视台记者提问的强化知识产权裁判尺度，会产生怎样的知识产权保护效果也进行了回答。其中将中国的两审终审制与西方国家大多施行的三审制进行了比较。核心还是希望通过“飞跃上诉”，能够直接把最高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图、要求加以落实。由此看来，最高院知产庭在过去六年审理了大量专利案件，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所有法官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方式硬生生的扛下了这泼天的案件量。
那么，最高院知产庭这六年到底受理和审结了多少（专利）案件？五年来受理的民事二审实体案件数量11657件为：其中侵害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6654件，专利申请权及专利权权属纠纷981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16件，技术秘密纠纷326件，计算机软件纠纷2447件，植物新品种纠纷440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合同等其它纠纷689件，垄断纠纷104件。
五年来受理的行政二审实体案件数量为4365件：其中发明驳回复审1291件，发明无效1137件，实用新型驳回复审136件，实用新型无效977件，外观设计驳回复审12件，外观设计无效390件，集成电路补图设计2件，垄断45件，行政裁决368件等。从受理和审结的年均增长量来看，基本保持年30%的速度。已经从2019年起步的每年1900多件，增长到去年的6000多件。
在2018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光明日报记者曾提问，“刚才罗院长讲到，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要审理原来由各省级高院审理的二审案件，这必然意味着大量案子将涌入到知识产权法庭。请问知识产权法庭如何应对案多人少的矛盾？谢谢。”罗东川在答复时表示，“我们这个法庭能不能够承受得了这么大的案件量，之前我们也做过分析论证。按照这几年专利上诉案件的受理数量，年均大概在2千件左右。根据这样的案件量，这次知识产权法庭的法官就要从全国各地从事过专利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的优秀法官中选拔。”在2019年成立时，曾公开首批法官不到30人，当年法官平均结案数是39.2件。到了2020年，法官平均结案数大涨110%，已经达到82.5件。到了2020年12月披露的法官是38人，法官助理44人。2021年2月，知产庭成立两周年时发布的法官数量是39人。2024年发布的2023年年度报告中，2023年法官人均受理案件已经达到140.4件。如果以此倒推的话，意味着法官人数还是在36人左右。到了2024年，如果在法官员额没变的情况下，6000多件的受理量意味着人均受理案件或已经到了157件左右。这一指标已经是2019年工作量的4倍。未来五年超过一万件，似乎也指日可待了。此时，设立国家统一的上诉审理机构的初衷——统一裁判标准的目标，似乎已经成了次要矛盾，而更大的主要矛盾则成为如何缓解案件量激增带来的审判压力。因此，这也是为何会感叹最高院知产庭现在的工作给外人的感觉就像打工人牛马一样，被拴住了。这种方式可以是一段时期的产物，但不应该成为中国最高法院长期审理专利案件的常态，未来必须还是要回归到牵头引导中国专利裁判标准的主航道上。包括尽快成立国家知识产权法院，梳理中国专利制度对于中国本土创新者的激励到底应该如何执行，而不仅仅是照搬西方制度。这些工作虽然现在也在做，包括会定期发布一些典型案例和重大判决，但是无论从传播力还是在社会普遍接受来看，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最高院理应具有的对社会公众和创新者的普遍指导和合理预期的作用。所以这也是很多一线的专利工作者，在聊天中往往感叹当下的中国知识产权环境，与五年前或十年前相比，甚至更加封闭和缺乏敢闯敢干的精神了。包括以往一些锐意进取的法官，现在给人的感觉好像也被束缚在“茧房”里一样。
这些来自社会的反馈，其实都应该是继续深化改革，为创新者打造良好知识产权环境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