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舆丨古代王朝一旦进入末世啥招都没用
文摘
2024-10-12 18:28
泰国
中国自古有人焉，并非都是浑浑噩噩、混吃等死的畜类。尽管极少数的明白人无法改变历史方向与运程，但他们对现实和历史至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甚至也发生了自己的声音。至于能不能改变历史，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要看中国人的造化了。黄宗羲就是这样一个罕有的明白人，因此成了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因感明末家国剧变，乃痛苦沉思，多方著述，以“民本”立场抨击君主专制，堪称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黄宗羲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意思是说，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写进了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并总结为“黄宗羲定律”。这个“定律”被中国当代学界乃至政界获悉后，得到高度认同。20年前的2003年3月6日，温总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 ‘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温总说到做到，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全国废除农业税。2006年1月1日起，在我国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取消。17年来，中国农民的负担似乎确实没有增加，中国历史似乎真的走出了“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不过“黄宗羲定律”不是那么简单，“积累莫返”并不仅仅指赋税方面，更不是仅仅因“并税”而起，它其实仅仅是另一个更深刻规律的特例，就像曾经显赫一时的“牛顿定理”，后来仅仅作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特例而存在。“黄宗羲定律”背后还有东西，那是朝廷官府以及整个权贵集团所占有的权力和财富不能减只能增，而那些貌似做减法的措施，非但不能落实，反而增加了旧有机制的运行成本，而新增加的成本最终都要落回老百姓头上。比如，大明王朝养着朱家250万宗室子孙，仅此一笔支出就要耗费三四个省的赋税，国家想要减少农民的赋税，那可能吗？假如一个朱家王爷养了1000个姬妾，你让他减少500个，他能干吗？不减反增，只是积累莫返的表现之一。其实，还有别的，我将其描述“积累替代”。比如，大明朝廷新出一项举措要全国实施，但西北地区穷得叮当响，实在榨不出油来，地方官想多加税也不成，那他怎么办？他就此作罢？门都没有。他还是要找补回来的。一是把老百姓往死里逼，二是野蛮操作以发邪火。这样他才能找回平衡，哪怕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叫“替代”。明末“流寇”最先起于贫困的陕北，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当地的父母官也要获得像南方地方官那样的“收益”，当然这是做不到的，为此他们只好更加穷折腾，于是老百姓再无活路，于是官逼民反。这还不是“积累莫返”的全部，其实还有一种情况，也还是发生在陕北。可以概括为“升华”。崇祯一上来就发现财政困难，于是他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裁撤了陕北的一些驿站，因为那里也没什么官员要路过，没啥大用，裁了也就裁了。首先它是国家的正式机构，一个驿站得养好几十口子人呢。其次，它整合了邮局（如果对邮局不熟，对物流和快递不陌生吧？）、招待所、联防会、广播站、布告栏等多项重大职能。驿站对于基层治理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按理说不应被随便裁撤。假如陕北某地有个年轻农民，颇识得些文墨，长得也俊朗，20多岁的时候家里给他托关系找后门，好不容易在当地驿站混了个差事。在十里八村，这可是一份光宗耀祖的大事了，比秦末沛县丰邑那个叫刘二的十里亭长也差不了多少，在乡里间都可以横着走路了。他的确有骄傲的资本，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公家人”。可是假如朝廷突然传来一道公文，很可能就是从驿站系统一站一站传递过来的，然后府县衙门收悉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县太爷一定会亲自来到驿站办理裁撤事宜。那你说，这位刚刚做了两天“公务员”心里还美滋滋的年轻农民，现在是一个什么心情？假如，他是一个有志青年，在小小的驿站也算是见过了一些世面，送往迎来、提缰换鞍之时也沾了些官气，铺桌摆宴、吆五喝六之际也有了些组织能力，再加上世道已乱，他是不是会造反呢？有这个可能，因为真有这么一个驿站下岗工，他叫李自成。![]()
事实上，在陕北最初闹事的，还不是下岗的李自成，而是从北京回来的一群乱兵。他们本来是去京师备边的，结果仗没打起来，他们即被遣送回乡，结果路费都不给一个，于是他们一路烧杀掳掠，最后回到家乡大闹。在乱兵的队伍里，也有一个粗通文墨的“有志”青年，他叫张献忠。事实上，他见的世面比李自成还要多，少年时就跟着他父亲到四川做过生意，后来对天府之国一直情有独钟。事实上，下岗的驿卒和自找干粮的兵丁，之所以会闹，也是因为这个“积累莫返”之弊。这些人虽居下寮，但好歹也是“公家人”，朝廷是不应该随意打发他们的。他们的杀伤力可比最底层的市民和村民大多了。古装第一剧《大明王朝1556》，写的是一段因“退稻还桑”引发的上下联动故事，按理说这本是个好事，是朝廷要发展外向型经济，要把江南的稻田改为桑田。多种桑树，自然是为了多养蚕，然后是多缫丝，然后多织丝绸，然后多出口，然后多外汇。其实呢，大明中后期确实是世界第一富国，西班牙人在南美洲辛辛苦苦挖出的银子基本都运到了大明。但大明还是莫名其妙地感到钱紧。——95%的银钱都被权贵拿走了，然后压在床铺底下不流通。但这毕竟还是为了多生钱的故事，属于凯歌行进的好事情，结果差点把嘉靖皇帝气个半死。因为他发现从南方收来的钱，一半被严家父子拿走了，四分之一被太监拿走了，他这个堂堂的皇帝竟然仅拿了四分之一。这还了得？这还是好时候的好事，还都闹成了这样，那么假如是崇祯遇到的那个倒霉时代，一上来就要压缩财政，因为觉得粮食紧缺而要“退桑还稻”，那么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呢？没错，你们已经知道了，只能发展到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样的人出来“闯”。假如当初，李自成把“闯王”的名号让给比他大一辈的张献忠，也许老张后来在四川还不至于那么疯狂。总之，黄宗羲说的“积累莫返”，绝不仅仅说的是税收层面的事情，而是指朝廷和官府的一切，即他们占有的一切只能进不能退。这些思路和理论，其实一点也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差。但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也只能作为“思想”存在，而无法进行实操层面。只有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自古有之的“天下为公”的理念才得以最终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