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舆丨古代王朝最憋懑处是末世之不可救
文摘
2024-09-27 11:41
泰国
中国古代自秦以来的十多个王朝，都有着一个共同“周期律”，即挨不过300年即崩。在一次次王朝轮回中，最让人憋懑的不是王朝崩溃后的“乱世”，而是王朝崩溃前的末世。在大乱之世，固然是战乱不休，人口灭绝，但其间显然也有中国式的“自由”和“创造”。“乱世”的最终“成果”，不过是一群正常人取代了对现实早已丧失起码认知和判断能力的旧权贵，如秦末大起义、新末赤眉铜马绿林大起义、东汉末黄巾大起义及群雄征战、北魏六镇大起义、隋末大起义、元末大起义、明末大起义，皆是如此。其中自然有不成气候的张角、黄巢和闯献，但更有代表民意并漂亮地快收拾江山的刘项、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以元末大起义为例，那时的华夏经历了上百年的幽暗时光，竟然否极泰来，突然焕发出无尽的勇气和伟力：南宋时是官军被蒙古压着打，而此时一切反了过来，是各路民军压着蒙古军打，徐达、常遇春和李文忠一直打到漠北，这里演绎的决不仅仅是所谓的治乱循环，而是可歌可泣的华夏光复之壮剧。![]()
因此，“乱世”其实并不让人憋懑，它往往是一种“解放”，其间甚至还有新的创造，尽管社会制度总体上没有改变，但它至少是一次重启，至少让游戏又能玩下去了。最让人憋懑的，其实是每个王朝的末世阶段。这是因为，那时王朝已向悬崖滑落，此时却无一人能够让其改道或刹车，坐在车上的每个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辆车带着自己跌落万丈深渊，甚至连跳车的机会都没有。造成这种局面的，是制度的阶段性失效，但更多的时候往往是皇帝一人造成的，最好的例证是新莽、隋炀帝和明崇祯。当王莽出台了一个个离了大谱的政策，那时的明白人就知道这个天下要崩；当杨广把对外战争当成了白白消耗国力的武装大游行，当他把一半的国库用来接待西域的“朝贡者”，那时的明白人就知道这个天下要崩；当崇祯把唯一能扛住后金的袁崇焕千刀万剐、把最忠贞的卢象升无辜地置于死地、把最能打的孙传庭下了大狱，那时的明白人就知道这个天下要崩。这么就没人能够改变或挽救时局？首先，王莽、杨广和崇祯是改变不了的，因为这种局面恰恰就是他们制造的。大臣也不能改变？如果一个君主制造了这种局面，那就说明他是不晓事的，那你说他是能听得进意见的主儿吗？如果他有一定的智商或从善如流，这种局面还会出现吗？当然，也确实有一些睿智或理智的君主，即使做了错事也可以自我纠正，并得到天下人的谅解。如汉武帝发动扫北之役，事做得没错，而且也做成了，但他深知此举劳民伤财，于是主动下了罪己诏，而天下也真的原谅了他；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争位而杀了两个兄弟，让父亲李渊早早让了位，但他之后的表现依旧是英明神武的，同时也很爱听取意见，这样的君主后世谁还会骂他？自然还是把他推为千古一帝，因为大家知道李世民双商在线，不会胡来。但刘秀、李世民这样的仁义之君太少了，像汉武帝这样双商在线的君主就更少了，于是末世就被一个个君主制造出来了。于是足憋懑的事情出现了，这就叫“万马齐喑究可哀”，而且这种局面任谁都改变不了。于是，乱世你可以理解为，是人民或豪杰首先要出口气，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在乱世一些有潜力的人才有可能有创造，才可能成为豪杰，即“不拘一格降人才”。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乱世”是人民的“节日”。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是末世乃至“盛世”都是憋懑的，唯有在“乱世”才是舒展的，至少对于某些“豪杰”来说吧。至少，在乱世人民才可以真的创造历史，因为此时旧朝廷真的管不着他们了。在西方的“乱世”，如英国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之役和1640年的大革命，如美国独立战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解放”，更有制度性的创造，这就不是中国古代乱世所能想象了。这是因为，西方社会本有自由，乱世不是争取自由，不是滥用自由，而是在自由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的创造。![]()
而对于中国古代“乱世”来说，首要意义是让憋懑已久、道路以目的老百姓出口恶气，让那些有本事的人以豪杰之姿冒出来，让一群正常人重建一个新王朝，让新的朝廷回到一种能了解和理解民间疾苦的状态，让中国的王朝游戏回到较为清明的初始阶段，然后，再来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