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包小柏，大部分人的印象，应该都是出现在热门选秀节目上毒舌冷峻的评审，以及早年不少热门专辑和歌手的制作人。而最近，包小柏因为将已故女儿用AI重现被广泛热议。
（包小柏）
写这篇文章，也缘起于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和关注，随着查看大量关于包小柏的资料，这个面目模糊的“评审老师”的形象，在我心中也逐渐丰满，他的人生经历极其丰富，而他之所以会做出用AI“复活”女儿这个决定的原因，似乎也渐渐清晰。
很多人都知道包小柏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包小松，其实，他还有另一个同在演艺圈的哥哥包伟铭，兄弟三人以“包家三兄弟”的代号，在台湾被观众所熟悉。
（包伟铭）
包伟铭出生于1964年，包小松及包小柏出生于1967年，他们还有一个出生年份不详的大哥包大铭。包家兄弟的父亲包振铭祖籍浙江宁波，有传是包拯的后代，跟香港船王包玉刚也是同一族。
包振铭大约1924年左右出生，早年在上海做生意，还曾在上海地方法院兼职，国共内战时期，包振铭举家前往台湾。在台湾，包振铭生意也风生水起，经营的南阳百货赫赫有名，还曾获得基隆煤矿的开采权。
但包小柏几兄弟却没有因父亲事业的成功，而成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的母亲是桃园前往台北务工的一名女工，和已婚的包振铭有一段婚外情（由于其母名字不详，以下以包妈妈指代）。
包妈妈家境贫寒，且是家中年纪最长的养女，肩负养家的重任，家里还有癌症的亲人，几乎无力抚养孩子。包伟铭出生后，随着父亲和“大妈”（即父亲的妻子）长大，他在家中受到大妈女儿也就是自己同父异母姐姐的霸凌，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有了寻找亲生母亲的打算。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偷偷从家里逃走，自己坐火车去找母亲。
后来父亲勉强同意包伟铭跟随母亲生活，因为母亲生活困苦，他很小就开始学着打零工赚钱。到小学五六年级，他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有一对小三岁的双胞胎弟弟，也就是包小松和包小柏。
（左包小柏右包小松）
比起跟随父亲长大又找到母亲的包伟铭，包小松包小柏兄弟的幼年经历更是坎坷。包妈妈怀上包小松和包小柏后，本来不想要肚子里的孩子，尝试了吃药和捶肚子种种方法，依然没有让这对双胞胎流产。
在大约一岁时，他们随母亲工作的皮鞋店的店员，也是母亲的干弟弟回新竹老家小住，因为母亲需要做工养家，没有能力抚养他们，于是他们就在新竹的这户人家常居下来。日常养育他们的两位老人被他们称作公公和婆婆（即外公外婆）。
外公是退伍军人，脾气暴躁古板，他反对收留双胞胎，但外婆很坚持，她默默忍受着丈夫的脾气，每日辛勤地做家务、带孩子。外公要求双胞胎行走坐卧都要端正，吃饭要珍惜粮食。每当他发怒时，双胞胎就会拉外婆一起去隔壁躲躲。
包小柏说，那时候自己只有同样牙牙学语中的哥哥，每一天都“只有恐慌和害怕”，他很感谢外婆对他们的呵护，后来，他给女儿起名“包容”，因为这是他对外婆最珍贵的印象。
兄弟俩始终是寄人篱下的处境，几乎没怎么见过父亲。小时候仅有的记忆，就是父亲偶尔会带他们去自己开的百货公司拿玩具，包小柏说：“每个员工都对我们拍马屁，那时觉得自己是阔少爷。”
在兄弟俩到了快上中学的年纪时，因为要支付学费，父亲曾来到新竹，跟公公婆婆商讨。当时只有包小柏在家，他看到父亲还在讨价还价，愤而吼道：“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因此被父亲打了一巴掌。后来他说，这个巴掌甚至有点“幸福”，因为这是跟父亲仅有的几次接触之一，哥哥都没份被打。
但这次谈判后，父亲还是没有付学费，只是给双胞胎一人买了一台自行车。兄弟俩骑着车送报纸，去片场发海报。包小柏后来总结这段经历给自己的影响，是他从此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
到了1980年左右，包振铭去世（后又有报道提到包伟铭十七八岁出道后，父亲还去看过其演出，此处采用流传最广的说法），并给包妈妈留下一栋洋房，但包妈妈后因为赌博欠债，将洋房贱价卖掉。包小柏几兄弟只能随着母亲继续颠沛流离，在学校也常常因为私生子的身份被嘲笑霸凌。
养育三兄弟以及贴补娘家这两座大山压身，包妈妈大约在三兄弟中学时，决定去日本打黑工（疑为做舞女），她入境后非法居留，赚钱就寄回台湾，几年都没有回家看儿子。而在这几年间，16岁的包伟铭首先进入了演艺圈。
三兄弟后来都承认，小时候没有安全感，早早就想打工赚钱，年纪长一些的包伟铭尤甚。他去工地敲砖，也做过电器厂小工，一次，有一名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个去歌厅唱歌的机会，包伟铭积极表现，以充满活力的形象获得了驻唱的机会。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还混不出头，就去混黑道。
包伟铭的歌喉算不上天赋异禀，但他表演刻苦，积极钻研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表演方式，譬如在唱抒情歌时劈腿，一首歌能连续劈腿18次，令观众感觉新奇。1981年，他正式发行音乐专辑，并以歌曲《跑跑跑》走红。
当时，台湾不少歌手会以类似走穴的形式到处表演，包伟铭想到带双胞胎弟弟包小松和包小柏一起跳舞，这样更加有视觉冲击力。一直对做艺人充满兴趣的包小柏欣然同意，包小松却不怎么情愿。
包小柏和哥哥包小松的性格相差颇大，包小柏更加外放、有主见，充满表现欲，而包小松话少、内敛，不喜欢出风头。但被哥哥和弟弟说服后，包小松同意一起上台，双胞胎兄弟和哥哥的组合果然大受好评。
（包家三兄弟）
直到多年后，一播放音乐，兄弟三人还是能不彩排就马上跳起当年的舞步。他们研究出各种新奇的表演形式，学习当时欧美最流行的舞蹈方式，比如在衣服上藏灯串制造闪闪发光的效果、后空翻、迈克尔杰克逊的滑步等等。没有专业老师指导，他们就跟着DVD反复练习。
到了1986年，包小柏和哥哥包小松以组合Twin Star的形式正式出道了。他们是台湾第一代偶像团体，因为组合形式新颖，获得了不俗的人气。
（Twin Star）
他们在台湾的各乡镇巡演，骑着摩托车自力更生，但两人只能赚一份钱。所以，看似热闹的演出后，Twin Star并没有太多收入，包小柏后来说他们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是吃炒青菜、酱油拌饭”。
很快，这对兄弟也要面对哥哥包伟铭已经面对过的问题——兵役。19岁时，包小松和包小柏入伍了，而两年入伍生涯结束后，他们发现，积累的人气早已被像小虎队这样的新晋偶像瓜分殆尽，即便他们回归后又发行了几张专辑，但反响平平，唱片公司不愿意再帮他们发行专辑，事业该何去何从？
兄弟俩决定，既然站在台前无望，那就从幕后做起。所幸，他们遇到了自己幕后工作的贵人——周华健，周华健力排众议，将兄弟俩招进了自己在滚石唱片的音乐工作室。
哥哥包伟铭退役后，去日本找回了母亲。三兄弟还和妈妈一起上过一个母亲节的节目，一起跳了一段舞。
（包家兄弟与包妈妈一起上节目，中为包妈妈）
在节目上，不知情的主持人问起三兄弟和母亲的儿时回忆，当时包家兄弟是私生子的事还未公开，最会调节气氛的包伟铭转移了话题，而在主持人又问及包妈妈的舞技是怎么习得时，三兄弟也嘻嘻哈哈地打岔。没人能看出台上的母子四人曾有这么复杂的过去。
可惜包妈妈与儿子们相聚6年后，就发现身患癌症。包小柏回忆：“妈妈当初罹患癌症，却还热心地开导别的癌症病人，她快过世的那一天，二哥及松先赶到医院，妈妈剩下最后一口气，只为了看到我。”等包小柏赶到医院后，母亲长叹了一口气，就离开了人世。
转到幕后的包小柏和包小松继续在音乐行业耕耘，都成果不俗。包小柏制作了多张热门专辑，譬如1996年苏慧伦的专辑《鸭子》；2000年，他和哥哥以及另一对兄弟李偲菘李伟菘联手，制作了孙燕姿的首张专辑《孙燕姿》；他还为陈小春制作过包括《独家记忆》在内的多张专辑等等。
发展事业的同时，包小柏早早结婚，1996年，他和圈外女友罗美宜结婚，并在1999年生下女儿包容。
在包容小时候，主要陪伴她的都是罗美宜，母女俩大部分时候生活在加拿大。包小柏说自己只要在家，就会陪女儿玩游戏、画画、溜冰。他还形容自己一家三口的关系是，太太是CEO，女儿是老板，他自己是员工。
（包小柏和女儿）
2005年前后，包小柏开始频频登上选秀节目，在节目中常作惊人之语，他能说、敢说，被称为“毒舌评审”，因此重获台前的名气。
2005年，在台湾一档综艺《快乐星期天》上，包小柏对台湾著名艺人余天的儿子余祥铨言辞激烈，因为余紧张忘词，发出几连问：“你是艺人吗？你受过训吗？”“拿了麦克风就是歌手啊？有了乐队老师帮你伴奏，你就是天王了吗？”
后来，有传余祥铨因为大受打击，患上抑郁症。不过在多年后，包小柏又澄清自己是遭节目组恶意剪辑，其实是同为评审的巫启贤说话过于严厉，才让余受挫。
不论余祥铨事件事实如何，包小柏出言犀利是不争的事实。
2006年1月，也是在这档节目上，有四名身份不明的观众，在休息时间，进入嘉宾室对包小柏大打出手。四名打人者说无人指使，单纯是看不惯包小柏说话太狂。包小柏经验伤后确定并无大碍。
也是在这一年，39岁的包小柏经历了一次舆论危机。他与台湾模特陈思璇被发现在一处名叫擎天岗的景点夜游，并在车内共处了90分钟。
被报道后，陈思璇否认了恋情，称两人是在车里讨论剧本。而包小柏接到记者电话时只说“我现在不方便，因为我在录音室工作。”记者又问：“你和她只是单纯的朋友？”包小柏：“我现在先不回答，不好意思。”后来，这次绯闻无疾而终，包小柏的婚姻没有受到实质影响。
2009年6月，包小柏在内地节目《快乐女声》中，因不满节目组让曾轶可晋级，强硬表示“她留，我走。”虽然7月时，他又重返节目，但仍强调希望以后听到“不发抖、不走音”的歌声。
在三十到四十几岁的阶段，包小柏不仅从事与音乐相关的工作，还尝试演戏，在不少影视剧中扮演过角色，因为常年在两岸奔忙，包小柏也感叹过自己和妻子女儿聚少离多，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
（包小柏在影视剧中饰演角色）
2012年时，包小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当时13岁，正在温哥华读私立女中的女儿。他说：“这间学校入学非常严格，不但要面试，还要校友推荐才能入学，她念得很开心，但我很挣扎，学费很贵，一念就是五年啊。”包小柏还提到，虽然因为女儿去海外读书，自己和她不常见面，但她很贴心，很多心事会跟他分享，“我女儿很理性，会跟我汇报近况，连有暗恋她的小男友都会告诉我。”
（包小柏与妻子女儿）
不过，包小柏作为惯于参与台湾各类谈话节目的艺人，所说的话有时会有所反复，他上文提到的这种亲密的父女时光，发生的概率可能不那么高。
2014年，在接受采访时，包小柏提到了他的童年，他说“非常深重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事事都要做到最好”。他对自己的职业要求严格，转作幕后之后，就要求自己三年内做到总监，再三年要做到国际唱片公司的中层。他也一一做到了。
（包小柏的主要职业经历）
而当被问及，事业已经这么成功后，有没有想过和家人长期一起生活，终止这种两地生活时，包小柏说：“希望有那一天，放在心里深深期许，但光芒越来越微弱。”他又提到自己对女儿没有尽到责任，父女俩的沟通基本都是靠妻子中转，当妻子打来电话说女儿近况时，他能做的就是倾听。他担心给家人的还不够，一直无法拥有满足感，总是担心拥有的一切都会顷刻消失。
包容在包小柏心里是个乖女儿，她学业成绩优异，2018年进入了大学学习牙医专业。恰好包小柏也在台湾考取了工科博士。包容开玩笑说，那家里就有两个Doctor了（博士和医生的英文都是doctor）。
到2019年，当时20岁的包容突然被发现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在确诊前，包容用两年半读完了正常需要四年的课程，正在申请读硕博。她刚刚参加完自己舞蹈队的表演，因为身体总有不明淤青，去学校医务室检查。本来以为只是小问题的她，被留在了加护病房，就几乎再也没有出过医院。
包小柏听从美国医生的建议，包了医疗专机，把包容带回了台湾治疗。包小松后来说，他在机场接到弟弟和侄女，感觉自己看到了之前从没看到过的双胞胎弟弟的另一面，说话时忍不住哽咽。包小柏自己将女儿患病后的日子称为地狱。
包容在患病后，还收到了三所大学的硕博offer，但她再也不可能回去读书了。
2019年，包小柏在医生建议下，给女儿做了骨髓移植。不幸的是，这次配型只有50%相合的移植很快导致了排异反应，到治疗后期，包容的气管被切开，不能说话，不能动，只能用眼神和仅有能动的手指和父母交流。
包小柏回忆：“女儿躺在医院的样子，是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惨的状况，（对）她的折磨超乎你我所能想象，为了治疗，拖着残破不堪的躯体，皮包骨地只能靠药物活着，她全身有孔的地方都插满了管子，非常痛苦。”
（包小柏和女儿在医院散步）
2021年12月20日，饱受治疗折磨的包容去世了。包小柏夫妇从此沉浸在悲痛中，他们互相之间无法对话，因为担心提到女儿，无法控制情绪；他们也无法和亲友交流，他们不能骗对方说自己没事。包小柏觉得人生的意义顷刻消失，他失去了生活的锚点。
2022年初，包小柏给女儿举办了告别式，包家三兄弟在仪式上抱头痛哭。
半年后，包小柏在北京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刘岩，因为刘岩曾做过虚拟偶像等业务，包小柏想到将包容的形象和声音，做成一个虚拟人物。
经过讨论，虚拟人物的计划变成了数字生命计划，包小柏的目标确定了：重建包容的数字生命，这个虚拟人不仅要有女儿的形象和声音，还拥有女儿的记忆和性格。包小柏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叫爱语包容，谐音爱女包容，公司logo是女儿最后在病床上用仅剩能动的3根手指写下的ILU（I Love You）。他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确定之后，包小柏夫妇开始参与搭建数据库。
除了尽量多的收集女儿留下的声音和影像资料外，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或许是回忆。包小柏和罗美宜需要重新回顾女儿的一生。在后浪研究所的相关报道中，包小柏自述道：“从她出生那一刻开始回忆，3岁时的好朋友是谁，什么时候开始学花样滑冰，长大以后喜欢看什么电影，听什么歌，一直到她20岁零2个月倒在医院。”
罗美宜和女儿朝夕相处，对包容最为了解，她需要重新开启记忆之门，把女儿的成长之路重走一次。包小柏也要重新面对自己和女儿的不熟悉，他对女儿的记忆是“片段式”的，他说自己在数据库中填的最多的，是“一些3C产品有关的，比如她问我这个电脑怎么用，还有一些音乐制作技术类的”。
包小柏的计划很快有了成果，在经历艰辛的研发后，包容的数字生命用包容的声音，说出了带着台湾腔的中文。包容从小在国外长大，几乎不使用中文，经过反复调整后，数字生命终于在声音和腔调上，都做到了包小柏夫妻印象中女儿的样子。
在包小柏和包小松上一档节目时，他播放了一段语音，那是包容的声音：“李四端叔叔（即主持人），小松伯伯，还有大家好，我是包容。很快我就会跟你们见面哦。”
（从左起，包小柏、李四端、包小松）
也是在这档节目上，包小柏说，自己之所以留着长发，是因为最下面那一截，是女儿还在世时，见证了他每天早晚跟她额头碰额头打招呼的头发，当时包容已经因为气切无法发声了。
很多人质疑包小柏是否因为丧女已经走火入魔，他回答：“走火入魔吗？不是。我只是更加了解AI可以做到，那我为什么不用（它的）力量做到，为什么不利用（AI），让我女儿不能得的，就在数位世界更美轮美奂地得到，而且是永生。”
包小柏的父母和养育他的外公外婆，最后都死于癌症，女儿生病前，他曾说不知道自己的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或许他没想过，女儿年轻的生命，竟然消逝在自己之前。
数字生命有很多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最近有不少已经去世的艺人都被人使用AI复原，譬如高以翔、乔任梁、李玟等。斯人已逝，只因为是公众人物，就被随意使用其声音形象，对他们的家人极其不尊重。
在写作过程中，我思考了一下，如果是我死去，愿意让家人以数字生命的形式“留住我”吗？我目前的答案是不愿意。
如果创造数字生命时，家人要重新回忆与我共度的一切，不失为一种残忍，我更希望自己在他们的记忆中渐渐褪色，最后留下一点点的光亮，在他们需要时温暖他们就好。更不消说，他们可能还要翻看和分析我留下的所有数据。（万一我来不及删掉浏览器记录呢！）还有，他们应该不愿意说一个死人坏话吧！我不想留下“完美的”的数字的我，我觉得那是另一种残缺。
当然，我这种守旧的观念，或许就像当年担心被相机吃掉灵魂的土著人。而且，死都死了，管它呢！
至于我是否会想用数字生命留住自己的家人，我是个胆小鬼，暂时还是不愿去想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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