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24年第4期简报

在公共卫生危机，如COVID-19大流行期间，公众卫生当局的努力通常会受到批评。当批评来自医务人员等专业知识来源时，对当局的挑战尤为严峻，因为这涉及到公众对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处理危机的讨论。因此，公共卫生机构不仅要捍卫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建议，还面临着坚持一种官僚/科学精神所带来的沟通界限的挑战。然而，目前关于公众理解科学（PUS）的文献中，对于如何重申权威性并捍卫有关科学问题的建议和政策的指导并不多见。

基于此，研究重点关注挪威公共卫生当局在面对医学专家批评时的反应策略，分析了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当局如何处理来自医学专家的批评，以及他们如何回应对其行动和建议的挑战。

研究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旨在生成关于公共卫生当局在面对医学专业人员批评时可用的更广泛回应策略的想法。研究者监测了整个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挪威新闻报道，确定了四位特别活跃的医学批评者，并使用在线报纸档案检索器Retriever追踪他们在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新闻报道覆盖情况，共收集到249篇新闻报道，其中78篇包含了公共卫生当局（NIPH和NDH）的回应。研究通过编码和归纳分析将回应策略分为四类，分别是①否认（Denial）：直接声明“批评者是错误的”；②认识论网络（Epistemological network）：隐含地表明批评者错误，因为“当局拥有最佳可用知识”，强调其在专家网络中的地位；③情境适应（Situational adaptation）：当局建议的措施与当前情况相称；④让步（Concessions）：当局表示同意批评者的一些看法，并暗示可能会进行更改。

在COVID-19大流行爆发两年多后，许多学者认为，COVID-19大流行伴随着信息流行病，其特点是信息泛滥且不纯，真实信息与假新闻、虚假信息与错误信息混杂，风险意识、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以及不确定性都在影响着公民如何评估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和新闻。而应对危机和不确定环境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信任，人们需要通过信任第三方来解决对复杂问题的缺乏知识和不确定性。

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在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公民对不同信息和新闻来源的信任与他们对某些争议性信息真伪的了解，以及他们对所收到的有关病毒的新闻质量的看法之间的关系。研究重点是对比机构与非机构信息来源的信任关系，并从媒体系统角度探讨了这些关系在不同国家(德国、西班牙和英国)是否遵循共同的模式。

研究假设为：

H1: 对不同来源的COVID-19新闻的整体信任可以划分为机构性与非机构性两种不同性质的成分，它们在统计上显著地综合了对各种来源的信任类型。

H2: 对机构性新闻来源的信任水平越高，对COVID-19大流行某些有争议信息的真实性或虚假性的了解越好。

H3: 对非机构性新闻来源的信任水平越高，对COVID-19大流行某些有争议信息的真实性或虚假性的了解越差。

H4: 对机构性新闻来源的信任水平越高，在大流行期间接收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感知越低。

H5: 对非机构性新闻来源的信任水平越高，在大流行期间接收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感知越高。

研究使用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和牛津互联网研究所支持的牛津马丁学院资助的调查数据。调查目的是了解人们如何获取和评价不同来源的COVID-19新闻和信息。研究在2020年3月31日至4月7日在德国（N= 2003）、西班牙（N= 1018）和英国（N= 2216）进行在线问卷调查。研究的自变量为新闻信任（分为机构性信任和非机构性信任），因变量为COVID-19信念（参与者对COVID-19相关信息真实性或虚假性的认知）、COVID-19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的感知，控制变量为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和新闻使用变量（包括新闻获取频率和使用的新闻来源多样性）。通过这些变量的分析，研究试图揭示机构性和非机构性信任对信息质量感知的不同影响，以及这些信任维度在不同国家是否表现出一致的模式。

COVID-19大流行期间，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态度变得尤为重要。目前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将公众视为需要教育的对象，以理解科学的基本过程。这些研究关注于识别和纠正可能影响对COVID-19风险感知的知识和态度缺陷，通常假设可以通过社会人口特征、心理学和情境因素来量化和预测对科学的态度。其他研究则将公众信任与遵循基于科学的建议联系起来。然而，要更全面地理解公众如何与科学互动，需要认识到“科学”和“信任”是多义的和关系型的。基于此，研究目标是探索不同国家居民在COVID-19背景下理解和联系科学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别是在疫苗接种、媒体科学传播以及政府与科学家互动等争议性问题上，旨在揭示公众在这些领域中自我认同和区分的不同方式，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与各种行动者的认同和区分来构建自己作为特定类型公众的理解。

研究采用定性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在2021年10月至12月期间，通过滚雪球和便利抽样，研究者对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六个国家（奥地利、玻利维亚、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和葡萄牙）的209名居民进行了访谈。研究并非为了进行跨国比较研究，而是对出现的差异进行敏感分析。访谈内容涉及参与者对COVID-19疫苗接种、媒体科学传播和政府与科学家互动的看法。研究者基于建构型扎根理论，对访谈数据进行了归纳分析，以识别参与者如何构建自己作为公众的理解。

当代科学技术面临着公众和政治压力，要求科学实践更加开放、透明，并具有民主问责性。先前的研究已经识别出专家对公众的不同想象方式，包括将公众视为不知情、不参与、对科学构成风险以及知识的共同生产者。然而，这些观点如何出现、相互作用和演变尚未得到系统性探索。因此，本文以“想象中的公众”概念为基础，通过森林基因组学领域案例探讨了在研究公众对新技术看法时，公众是如何被定义和调查的，以及公众对新技术的不同想象和参与方式有何影响。

研究采用了定性系统文献回顾法，通过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文献搜索，并结合Google Scholar进行补充搜索。文献回顾聚焦于森林管理中的基因组学研究，特别是那些涉及公众接受度、反对或参与、风险感知、公众知识和公共辩论的方面，最终得到44篇关于基因组学和公众看法的文章。研究使用了定向内容分析，从科学-社会关系和科学家对公众理解的文献中识别出四个初始编码类别：作为不知情的（赤字模型）、作为不参与的、作为风险的和作为知识共同生产者的公众。研究还分析了这些想象如何影响公众认知研究的方法和结果。

研究发现，公众被以多种方式想象和塑造，其中赤字观点并未被共同生产观点所取代，而是赤字和共同生产方法共存并重叠，影响公众的描述和公众感知研究。研究提出了深化和扩展对新技术公众感知研究的议程，特别是呼吁采用更多样化和复杂的方法论，以考虑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动态。

尽管科学界对气候变化达成了共识，但对气候变化的否认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虽然许多研究已经描述了气候否认的特征，但关于如何有效反击气候否认的系统性检验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对科学文章的系统筛选和分析，探索了反击气候否认的研究、干预的有效性以及干预背后的意图，旨在详细阐述反击不同形式的气候科学否认的策略，为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提供信息。同时，研究还旨在揭示提出反击策略背后的原因，填补研究空白。

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1. 科学文献中描述了哪些否认气候科学的反作用干预措施？

2. 文献对此类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有何评价？

3. 正在研究的各种类型的已实施或拟议干预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研究遵循系统综述的过程，以此透明、无偏见地选择和分析与上述目标和研究问题相对应的文献。研究通过Scopus数据库对2021年底前的同行评审文章进行文献搜索，最终选择了65篇文章进行分析。这些文章根据一系列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主题进行分析，主要关注（1）气候科学否认的形式和反击策略，（2）策略的有效性，以及（3）各类研究或提议的干预措施背后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