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24年第5期简报

文摘 2024-11-26 18:00 浙江

编译 | 刘稳稳谭曼晔

审阅｜王国燕

# Acdemic Frontier #

编者按：科技传播理论研究专委会拟对国际TOP期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Science Communication等持续跟进来编制学术简报，以期为国内学者了解科技传播的国际前沿研究提供一个快捷键。本期学术简报介绍的8篇研究型文章来自2024年7月份刊出的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第33卷第5期。

本期主要内容有：中国科学家的摄影肖像；商业化与公众态度；科学主义测量新发展；错误信息来源可信度与纠正信息的有效性；气候变化报道与科学政治化；人格特质与科技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的公众界定；公众对人工智能治理的看法

1. 《新闻照片中的科学家：中国科学家的摄影肖像（1949-2022年）》

标题：Scientists in the news photos: Photographic portraits of scientists in China (1949-2022)

作者：Hailing Yu（于海玲，湖南大学）; Yang Yu（湖南大学）

DOI：10.1177/09636625241226878

期卷页码：Volume33 Issue5, pp.532-547.

关键词：image of scientists, news photos, People's Daily, science in China

内容概要：

摄影在科学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新闻照片更是特定文化、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科学家形象的晴雨表。西方研究证实，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视觉表现中存在一些刻板印象，但中国科学家的视觉形象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而大众媒体往往是中国公众了解科学和科学家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本研究调查了中国主流媒体上科学家的摄影肖像，旨在揭示中国科学家图像的独特特征和历时变化，以弥合差距。

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

RQ1：鉴于以往研究中确定的科学家刻板印象（主要基于西方社会），《人民日报》的新闻照片中是如何描绘科学家的？

RQ2：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科技的发展中，《人民日报》对科学家的视觉呈现有哪些变与不变？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从人民日报在线数据库获取数据，搜索了标题中包含关键词 “kēxué”（科学）的新闻报道，并从中寻找显示科学家的照片，共计1071张，发布时间从1949年9月26日跨越至2022年12月31日。考虑到历时变化，研究根据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将照片分为1949-1977年、1978-2005年、2006-2022年三个时期。研究在先前调查科学家视觉形象的研究基础上开发了一个分析框架，包括人数、年龄、性别、眼镜、服装、活动、地点设置、情绪、眼神接触、国籍和科学领域这11个维度，必要时参考了报道的标题。研究将所有照片导入到分析工具UAM ImageTool中，沿着上面定义的11个维度对照片进行编码，并对具有特定特征的照片进行检索研究。

结果表明，科学家的整体形象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集体照和政府荣誉的突出性。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科学家的视觉形象从在政治斗争中广受赞誉的早期农民科学家和工人科学家演变为社会精英和明星科学家，显示出中国对本土创新的重视。这项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科学家视觉表现的理解，并揭示了文化、政治和科技的社会定位对媒体塑造的科学家形象的影响。

原文链接：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241226878

2. 《关于公众对生物库和基因组数据存储库态度的“商业化效应”的系统文献综述》

标题：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commercialisation effect'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biobank and genomic data repositories

作者：Jarrod Walshe; Brad Elphinstone; Dianne Nicol; Mark Taylor

DOI：10.1177/09636625241230864

期卷页码：Volume33 Issue5, pp.548-567.

关键词： biobanking, commercialisation, genomic research, public health, public opinion, trust

内容概要：

生物样本库，一种基因组数据存储库，是推进基因组学研究议程的主要研究基础设施，对于揭示复杂疾病的生物学至关重要。按照公众期望管理数据从而建立公众信任是公众愿意捐赠并同意将个人基因组数据纳入生物样本库的基础，但近年来生物样本库越来越多地建立商业关系并在国内和全球共享网络中进行合作，在带来“商业化效应”的同时又可能会削弱公众对提供个人基因组数据的信任和意愿。尽管大量研究描绘了公众对生物样本库态度的复杂性，但专注于探索公众对基因组数据存储库建立的商业活动或关系的担忧程度的实证研究较为稀缺。因此，本综述旨在澄清已知的内容，并进一步了解商业参与对公众对生物样本库和基因组数据存储库收集、使用和共享基因组数据用于健康研究的态度、信任和参与率的影响。

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制定了PRISMA指导检索策略，确定了5个能够将研究纳入本综述的预先指标，以涵盖学术和灰色文献中的原始研究。该系统评价于2020年10月使用PubMed、Web of Science、EBSCO和Scopus学术数据库进行，并使用Google Scholar和CORE数据库进行补充搜索，搜索中使用了七类术语，筛选后最终收录113篇研究。

结果表明，在商业化背景下，公众对基因组和其他健康相关数据的提供和保管的广泛态度和期望是复杂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连贯一致，但仍然存在重大的知识差距。较少有论文实质性地揭示了商业化效应的新进展，定性研究的商业化结果也通常仅限于参与者对商业访问其数据的普遍不安的少数引用评论，而很少探讨不安的来源或调节方式。研究显示，商业利益的存在导致公众产生对同意、隐私和数据安全、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利益分享以及健康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的担忧。因此，需要仔细考虑监管和数据治理以及访问政策，以维护公众对基因组健康计划的信任和支持。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241230864

3.《科学主义与科学热情的界定：衡量科学主义的挑战与新量表的发展》

标题：Delineating between scientism and science enthusiasm: Challenges in measuring scient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scale

作者：Petar Lukić; Iris Žeželj

DOI：10.1177/09636625231217900

期卷页码：Volume32 Issue5, pp.568-586.

关键词：dogmatism, questionnaire, scientism, trust in science, trust in scientists

内容概要：

随着假新闻和虚假广告的泛滥，人们需要能够权衡不同结论的证据，科学信任成为了一种启发式方法，但这也使人们容易受到各种以科学为幌子的操纵。对科学的信任必须是批判性、分析性的，而不是基于信仰的，否则将会被归为具有教条主义性质的科学主义，即一种对科学不加批判的、理论上毫无根据的信任。不同的实证研究表明，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确实可以在认识论上受到怀疑，但是现有的科学主义量表存在诸多不足，研究者既难以用绝对术语来解释受访者的回答，其平均分的相对性质又不允许引入一个临界分数来确定哪些参与者持有科学主义态度，并且其衡量标准将对科学的不加批判的信任与科学家混为一谈。

因此，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新的测量量表，用于评估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不加批判的信任，将科学主义与科学热情区分开来。

研究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衡量科学主义，选用Thurstone类型的量表，并提出了以下假设：1. 对科学的不加批判的信任和对科学家的不加批判的信任将是正相关但不同的；2.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不加批判的信任将与现有的①科学信仰和②科学知识的衡量标准呈正相关，也与③教条主义、④科学知识高估和⑤夸大科学准确性呈正相关。

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1.概念分析：对现有的科学主义文献进行分析；2.从主题到主张：在这两个领域内为每个主题创建了五个主张；3.完善主张：通过四轮构建验证来确保主张在理论上合理且易于理解；4.试点研究：在线招募 201名塞尔维亚居民参与试点研究（筛选后得到200份有效样本），使用jamovi 2.3.9软件完成分析，通过分析回应分布和潜在结构来确定问卷的度量特征并完善问卷；5.验证研究：在线招募385名塞尔维亚居民（最终得到383份有效样本），检验问卷的收敛效度和发散效度，并验证研究假设。

结果表明，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不加批判的信任是相互关联但并不完全重叠的结构，两者都与科学信仰的测量标准及教条主义呈正相关，但与科学知识高估无关。此外，对科学不加批判的信任与科学知识呈正相关，但与夸大科学准确性无关，而对科学家不加批判的信任与科学知识无关，但与夸大科学准确性呈正相关。这些结果证明新量表是可靠的、有效的，并且适合非专业公众。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231217900

4.《错误信息来源的可信度调节社交媒体上纠正信息的有效性》

标题：Credibility of misinformation source moder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ve messages on social media

作者：Huai-Kuan Zeng; Shih-Yu Lo; Shu-Chu Sarrina Li

DOI：10.1177/09636625231215979

期卷页码：Volume33 Issue5, pp.587-603.

关键词：correction type, corrective message, health communication, misinformation, source credibility

内容概要：

社交媒体已成为获取新闻的主要平台之一，同时也为假新闻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尽管已有研究对纠正信息在减轻错误信息影响方面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但很少有人关注附加到纠正信息的多个线索如何相互作用以产生纠正效果。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错误信息来源、纠正来源和纠正类型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个体对社交媒体上错误信息的态度，为打击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提供消息设计方面的见解。

研究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1. 错误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纠正来源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信息接收者对可信度的感知、态度和事实核查倾向？

2. 错误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纠正类型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信息接收者对可信度的感知、态度和事实核查倾向？

研究采用实验法，基于2（错误信息来源可信度：高与低）×2（纠正来源：算法与同行）×2（纠正类型：事实阐述与简单反驳）实验设计，并纳入了两个没有任何纠正信息的控制条件（一个没有纠正信息的高度可信的错误信息来源和一个没有纠正信息的不太可信的错误信息来源）。研究在2021年4月16日至26日期间，从台湾流行的SNS平台（如 Facebook、Instagram、Dcard、Ptt BBS和 Line）招募了390名台湾在线用户（筛选后最终样本为N=310），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各个实验条件或控制条件中。研究数据通过Surveymonkey.com在线收集，参与者需要回答感知到的可信度和对来源的熟悉度、错误信息的感知可信度、对新闻的态度以及事实核查倾向等问题，所有项目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

结果表明，高度可信来源的错误信息被认为比来自不太可信来源的错误信息更可信，同行纠正的效果大于算法纠正效果。同时，错误信息来源调节了纠正来源的效果，当受访者接触到高度可信的错误信息来源时，无论纠正信息的来源如何，他们对错误信息的态度往往是积极的；而当受访者接触到不太可信的来源时，其他社交线索（例如纠正信息的来源）会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受访者的态度。对于事实核查倾向，研究没有发现纠正信息的不同特征如何相互作用的稳健效应。总体而言，研究结果为打击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的信息设计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231215979

5.《政治化的政治：加拿大纸媒中的气候变化争论》

标题：The politics of politicization: Climate change debates in Canadian print media

作者：Bernhard Isopp

DOI：10.1177/09636625231220226

期卷页码：Volume32 Issue5, pp.604-622.

关键词：climate change, discourses of science, interaction experts/publics, media representation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science communication

内容概要：

科学的政治化在众多学术领域中是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政治化经常被用作一个分析概念来解释政治与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之间的关系。然而，较少有研究探讨媒体话语中的参与者如何动员不同的政治化概念。因此，研究通过对加拿大报纸的气候变化报道进行框架分析，探究不同的政治化概念是如何被调动的，以及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不同关系如何与对气候变化的不同立场相关联，从而揭示气候变化辩论中 “政治化的政治”，以为更有效的干预提供参考。

研究采用框架分析法，选取2006年至2019年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三份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中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包括对政治化框架、科学与政治/政策框架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政治化框架通过Factiva数据库搜索包含特定关键词的文章，并为政治化类别建立编码协议的初步系统样本，最终分别从Globe、Post和Star建立275、255和212篇文章的最终样本；科学与政治/政策框架采用演绎分类方法，搜索筛选后从Globe、Post和Star分别产生429篇、354篇和371篇文章。研究对两个框架分析中所采用的编码都进行了信度测试以确保其可靠性。

研究发现，报纸中的气候变化报道主要出现了六种政治化框架，分别是政治腐蚀科学、政治不尊重科学、政治需要科学、政治支持科学、科学与政治分离以及科学是政治的，各个框架在不同报纸中的出现频率不一。而对科学和政治/政策框架而言，直接的科学框架并不常见，但政治/政策框架出现在48%–56%的文章中，报道的峰值对应于重大政治事件。这些结果表明，媒体在科学政治化话语方面仍然致力于赤字模型，直接的科学报道是边缘化的，科学主义话语虽然存在，但多存在于各种政治化框架中，气候变化辩论中存在着微妙的、战略性的“政治化政治”。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231220226

6.《如果有些人不喜欢科学怎么办？人格特质如何与科学技术态度相关》

标题：What if some people just do not like science? How personality traits relate to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作者：Simon Fuglsang

DOI：10.1177/09636625231220341

期卷页码：Volume32 Issue5, pp.623-633.

关键词：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内容概要：

学界广泛关注个体层面的科学和技术态度对科技舆论的影响，先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人格特质是科技态度的根源。然而现有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且使用了小规模的学生样本或便利样本，为人格特质与科技态度的关系留下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研究对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德国和荷兰的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以检验五大人格特质与科技态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运用回归分析法，采用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使用来自德国（N=2046）和荷兰（N=1902）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在多元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中研究了消极情绪（Negative Emotionality）、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这五大人格特征与六种科技态度之间的关系，分析时控制了国家、教育、年龄和性别。

结果显示，人格特质与科技态度有关，但关系非常微弱，其中对经验的开放性和消极情绪与科技态度的相关性最显著，外向性则与科技态度无关。这表明心理倾向不一定会始终形成对科技的态度，结合以前的研究，该结果也可能表明人格特征对公众科技态度的影响存在跨背景（即不同的国家或文化）以及跨领域（即科学和技术的不同方面）的变化。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231220341

7.《谁是参与人工智能的公众？》

标题：Who are the publics engaging in AI?

作者：Renée Sieber; Ana Brandusescu; Abigail Adu-Daako; Suthee Sangiambut

DOI：10.1177/09636625231219853

期卷页码：Volume33 Issue5, pp.634-653.

关键词：citizen, engagement, human-in-the-loop, participant, participation, public, stakeholder

内容概要：

随着人工智能（AI）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大量投资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公众对AI的理解和参与受到关注。然而，在研究公众参与AI时，对于“公众”的定义并不明确，不同术语如公民、利益相关者等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差异，而模糊的公众概念又可能会对现有权力结构产生影响。基于此，研究对AI相关文献中关于 “公众” 的概念进行结构化分析，揭示关于“公众”的不同术语以及这些不同术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含义。

研究首先对过去关于公众参与AI的文献综述进行分析，发现作者很少对公众进行明确定义。之后研究采用混合方法，使用自动关键词查询和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结构化文献分析，该过程包括以下七个步骤：①确定基本阅读列表；②创建初始筛选关键字；③开发搜索字符串；④收集文章语料库（例如输入搜索字符串以收集文章）；⑤对语料库进行分类；⑥优化语料库并确定要包含和排除的文章；⑦解释优化的语料库。语料库最终得到121篇用于分析的文章，研究根据文章中与公众相关的词汇（如利益相关者、公民、消费者等）进行编码，推断公众的定义和内涵，并与核心文献中的定义进行比较以完成分析。

结果显示，AI相关文献中对公众的构建呈现出多种方式，未对公众进行精确定义。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从业者使用的公众类别共有12种：公众、公民、参与者、消费者、共同创造者/共同生产者/工作人员；人机回圈（HITL）；非专业人士/非技术专家/非专业公民、受影响的个人或社区、社区、利益相关者、居民、数据主体，显示出在语义、可供性、政治和专业知识视角方面的差异。这表明对公众进行分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界定问题，实际上代表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种权力、政治和寻求真相的行为。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231219853

8.《谁来负责？信任与伦理视角下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治理的看法》

标题：Who is responsible? US Public perceptions of AI governance through the lenses of trust and ethics

作者：Prabu David; Hyesun Choung; John S. Seberger

DOI：10.1177/09636625231224592

期卷页码：Volume33 Issue5, pp.654-672.

关键词：AI ethics, AI govern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rust, trustworthy AI

内容概要：

人工智能（AI）的治理是一项紧迫的挑战，需要个体公民、科技公司和政府三个相互依赖的利益相关者共同行动。然而，美国在AI治理方面的立法行动迟缓，公众对AI的共同治理责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楚。因此，研究旨在考察美国成年人对三个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和个人）在AI治理责任方面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如何与AI信任和AI伦理相关联。

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1. 美国公众是如何看待政府、企业以及公民这三个利益相关者在AI治理中所承担的责任的？

2. 对利益相关者（个人、科技企业和政府）的信任如何与对相应利益相关者在AI治理中的责任信念关联？

3. 不同信任维度如何与每个利益相关者在AI治理中的责任信念关联？

4. 对AI伦理重要性的看法如何与对每个利益相关者在AI治理中的责任信念相关联？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于2021年4月通过Qualtrics全国在线小组收集数据，样本基于美国人口普查的年龄、性别、种族和民族估计进行配额抽样，为18岁及以上的美国居民（N=525），主要测量了对人类的信任、对科技公司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对AI的信任、感知人工智能伦理要求的重要性、对AI治理责任的信念，所有项目均以5点李克特量表呈现。研究首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提取AI信任维度和AI伦理要求维度，然后进行了信任、伦理要求和治理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接着通过三个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主导的AI治理责任信念，最后评估特定伦理要求的感知重要性与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治理责任信念之间的关系。

结果指出，不同的信任维度和不同的伦理关注点与三个利益相关者的AI治理责任信念相关。具体来说，对政府的治理责任信念与对AI的伦理担忧（公平、隐私和安全）有关，对企业的治理责任信念与对AI的伦理担忧和信任有关，而对个人的治理责任信念与包含AI信任和公平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有关。研究结果表明，AI治理需要建立一个以信任和伦理为护栏，公民、企业和政府相互依存，分担治理责任的框架。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23122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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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科技传播前沿研究》学术简报得到了苏州大学科技传播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项目支持，同时也向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期刊对中文学术简报的支持致谢！

《科技传播前沿研究》学术简报编辑部

主编：王国燕

副主编：谭曼晔

编辑：王星宇、陈宇、吴伟玲、程爽、陈婷、胡然、刘稳稳、刘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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