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琛洁|在“民”与“族”之间——章太炎民族思想再阐释

学术   2024-09-19 10:09   山东  

作者简介



龚琛洁,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邮箱:1044647727@qq.com。


长摘要













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指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民族”这一概念的大量使用,源自其为现代国家寻找政治理论基础的尝试,而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通过改造“民”与“族”这两个中国人久已熟知的概念,将它们捏合成一个带有很大虚构——或曰创造——意味的新的政治概念。章太炎知道“民”与“族”的结合并不是天然的,二者接合(Articulation)的过程实际意味着形成和调解多组内在于“民族”概念的紧张关系。因此,章氏并不只是像多数同时代思想家那般快速地确立类似梁启超所谓“大民族主义”这样的新概念,由此出发去“谋中国之所以自立之道”,而是在这样做的同时,更以审视的目光去梳理“民族”及充当其原本西洋Nation概念之间的复杂内涵。



一、两种现代之“民”与“民族”概念的关系



(一)“国民”之“民”与“民族”之“民”

“化臣民为国民,通连‘民族’和‘国民’概念”,是近代中国民族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者眼中,“民”与“君”是一组成对出现的概念,双方共同构成了思考未来中国所需处理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当构想未来国家时,章太炎不断试图排除“君”的部分,改以“民”为创制新国家的核心。他的论证主要从两方面展开:首先是对“君”的祛魅。章氏认为自秦汉以来,是“民”构成了社会和国家的主体,长久以来“习之为恒言”的颂君之词,人们其实是知道其不足为训的。其次是对“民”之主人翁地位的确认。章氏认为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君主不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将其排除出以民为主体的新型政治形式,理所必然。

在这种解除了以“君”为代表的皇权压迫的新型政治形式的背景下,作为与这种政治形式共同形成、从而充任其基础的“民族”,理应突出唯“民”是重的特征,并进一步形成“人民等夷”的趋向。到这里,章太炎的革命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那种比较狭隘的排满式的民族主义,而是指向对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的更大范围的抵制,章氏将之解释为“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而一旦如此扩大了建国的目标,“民族”概念所具有的革命性的意味,也就更增大了。

(二)“个体本位”框架下的“民”与作为群体的“民族”

或许因为章太炎无意将“民”等同于全体国民,而“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又是章太炎思想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框架,章氏自然会注意到作为群体的“民族”与作为个体的“民”之间的张力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之“民”不但应该构成对传统的“臣民”之“民”的取代,在更深——也即“个体本位”——的意义上,这种作为现代“民族”理想的“新民”之“民”,在价值上也构成了对这个“民族”本身的超越的。

在与同时代大多数论者一样,致力于为新的中国锻造现代的“民族”概念的同时,章太炎又明确指出,民族与国家等概念一样,均是“狭隘见”,且前者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后者。而一旦章氏认定,“国家者,如机关木人,有作用而无自性。如蛇毛马角,有名言而非实存”,接下来的推断就很自然了:“究其成此虚幻妄想者,非民族之为而谁为乎?”真实存在的唯有个体,国家、民族之类都不能成为个体的目的。借助于他依唯识学而提出的“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原则,章氏显然是要强调,在作为群体的“民族”与作为个体的“民”这二者之间形成的关系中,后者才是“真实”的,前者只是保障后者实现其自由的中介。



二、种族话语与历史本真性视角下章太炎的民族思想



晚清以降,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种族话语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自身与世界的一种方式,并改变了对“族”的既有认知。但这些理论很快与中国现实发生断裂,并因章太炎自身的遭遇受到挑战,因此章氏转而返回传统文化,试图以中国历史为基础,提炼出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因素以确证中华民族之“族”的固有存在。

(一)种族话语视角下的民族观念

回顾章太炎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内与种族话语相关的论述,可以看到其重心所在大体呈现出两次转向。

第一次转向的主因是章太炎政治观点从“维新”向革命的过渡,并大致表现为借助“文明西来说”从种族层面解释满汉之别,为驱逐满人提供历史与文化的正当性。第二次转向则以“苏报案”为契机,表现为章太炎放弃以“文明西来说”为代表的种族理论,重新回到传统学术为民族找寻依据。上述两次转折足以说明,章太炎仅将种族话语作为其意图改造社会的工具,而非完全信服于这种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人群划分方式。

(二)本真性视角下的民族观念

在西方现代思想中,本真性作为一种确证个体的独特本质或自我同一性的规定性尺度,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更据此认为,现代以来,民族国家之存在必须有其永恒性的部分。这体现在物质性层面即其疆域领土,体现在非物质性层面则是那些使得其人民获得有机联结,进而团结为一的因素。但后者并不总是稳定的,现代社会的急速流变随时都会对之造成影响,因而便需要一种站在流逝的线性时间之外的因素——本真性——来撑固那些因素。

对于身处变革时代的章太炎来讲,尽管未必精研过诸如本真性之类的概念,但其所指向的问题:如何确认中华民族的本质规定性,却是他的民族思想必须要阐明的大问题。可以将章氏的这一认识概括为一句话:中华民族的本真性,主要即是由其历史来确证的。历史不但构成了民族自我表达的最基本的要素,更充当了汉民族借以成形、进而持续巩固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本质特性的基础。



三、民族的二重性与章太炎对民族的批判



章太炎把民族视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并据此展开对既有民族观念的批判。

(一)现代民族的二重性

作为一种再生产系统,民族大致具有两个层面的功能: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民族是对现实族群的抽象化把握。凭借民族的确立,由其衍生的民族国家得以成为历史主体;从族群的角度来看,民族是族群在现代社会中彰显自身的渠道。依靠民族这一形式,原本发展程度不一的族群获得了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能,与其他民族相峙而立的身份。这种类似商品形式的二重性既组成了民族不断自我再生产的活力来源——各种族群不断借助民族这一方式凸显其特点,却也暴露出其局限——民族可能会成为拘囿群体甚至个体的范畴。章太炎敏锐地捕捉到后者,并据此展开了对民族的批判。

(二)章太炎的民族批判

章太炎对民族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起步于章氏对作为实体性存在的民族终将消亡的判断。虽然现代民族的二重性可以不断地再生产出其依托及维系自身的内容,但在这种观念性的逻辑框架内,也在这种观念落实为物质性实存的过程中,民族始终仅是黑格尔式的现代历史完成其自身的中间环节,因此不断地具体表现为在“精神不断上升的运动过程”中,被“另一个具有高层次精神的民族所替代”。章太炎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而他其实是不赞同这种西方式的基于线性进步和目的论观念的历史图景的,再加上他日益明确的对于“集合体”在绝对意义上的价值的否定,他就将民族看作为一种现代特有的现象,并指出其“于无界中强分界”的虚构性

尽管章太炎从根底上对民族的批判因其极端性而最终只能停留于思想层面,并未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响应,但通过这种可以称之为哲学式的批判,章氏不仅对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兴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指出了民族的内在张力及其局限性,而且将自我消亡的基因注入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谱系之中。这无疑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重大特点之一——在强有力地试图构造现代中华民族的同时,还关注着将来民族理当——也必将——归于消亡的趋势。这与马克思主义视民族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思想堪称殊途同归。

民族是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一把钥匙。但章太炎认为民族并非永恒的标尺,而是仅具有历史阶段性价值的范畴,它终将归于消亡,因此章氏更多地侧重于民族的工具性价值。基于以上原因,当同时期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民族为抓手规划其关于未来中国的思想蓝图时,章太炎却始终从传统学术出发关注着民族概念内不谐的火花,留意于民族溢出西方Nation概念的部分。这既体现出近代中国思想的丰醇及厚度,也呈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想象另一种世界的可能性。





































【引用本文】龚琛洁:在“民”与“族”之间——章太炎民族思想再阐释[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本文为文章长摘要版,点击页面最底部的“阅读原文”查看原文。)





























排版:靳品侠

复审:王文娟

终审:杨   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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