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新强，王光东|文化主体性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以1980—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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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学，其根本精神都最终指向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反过来，这种文化主体性及其精神内涵又决定或者构成其文学发展的文学史传统，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带来对其他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学产生影响的辐射力量。“文化主体性”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的论断。这一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但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显然是其重要的内容。

在1980年代上半叶，商品经济的出现对人们传统的“义利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作品都表现了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传统民族文化精神被重新认识并得到确认，体现出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而且，在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日益突显，文学表现中的民族文化意识不断地得到自觉性强化，1980年代发生的“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自觉寻求，使民族文化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思考。到了1990年代前后，许多作家把民间文化精神纳入到文学创作中，进一步丰富了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学中的民间文化精神得到张扬。

改革的时代呼唤着改革的文学，改革的文学面对着文化的冲突，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时代变化带来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以及传统文化如何以其自身强大的力量制约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选择与发展。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中的黄志亮师傅，是传统的典型的民间艺人，恪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但是时代变了，就像收养的儿子秀川所说的，过去太老实了，现在是新时期，新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终于在利益面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所带来的危害也立竿见影。更进一步，面对小木匠母亲因为遗弃行为而产生的负罪感，老木匠的思想意识升华到传统伦理的最高标准，也是传统道德观念的至高要求。张炜的《一潭清水》异曲同工，面对见利忘义的老六哥，徐宝册与其分道扬镳。“一潭清水”的心灵纯粹与见利忘义的道德变化形成鲜明映照，其中的文化选择不言而喻。商品经济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秋天的思索》同样面对着由此带来的金钱和道义的冲突，但是视野更为开阔。老得洞察世事，明察秋毫，一直在思索着现实的变化。他从经历和感受出发，开始关注账本，最后发现了金钱和利润的“原理”。张炜揭示了商品经济之初出现的一类人的形象：“有大智慧的坏人”。更为成熟的“思索”，则随即发生在长篇小说《古船》中。面对落入赵家之手的粉丝大厂，隋见素的目标是重新夺回，并内化为使命。他算好了一笔复杂的经济账，要在关键时刻作为证据打败对手。与之相反，隋抱朴则沉寂于老磨坊中苦苦思索，他从《共产党宣言》中验证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当见素不断地通过经济计算而确信粉丝大厂终究属于隋家的时候，抱朴则清醒地认为它是属于洼狸镇的。其中充满老隋家的和洼狸镇的甚至民族的苦难史，这正是抱朴从自身生命中经历过的和从《共产党宣言》中读出来的那个“道理”。“抱朴”和“见素”二位一体，有机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同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伴随“文化热”的悄然兴起，文学的目光投向本民族的文化，力图从传统中寻求出路。用现代眼光审视传统文化，从而改造民族灵魂、重构民族性格，便成为“寻根文学”得以发生的契机。再者，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只有找到真正属于本民族的属性，才能在世界文学中独放异彩。寻根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更为自觉的文化意识，其实已经超越具体的文本本身，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主体性色彩。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聚焦传统文化与时代变迁影响中的文明形态的失落，并以此存证而留下一段让人悲叹的挽歌。就像葛川江里那最后一条鲥鱼一样，福奎也是这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渔佬儿”文明终将消逝，但传统文化却依然以其固有的生命内涵而闪耀着不朽的精神价值。对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不仅表现在自觉性的批判和有意识的激情呼唤，重要的问题在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转换。王安忆的《小鲍庄》在洪水灾难和人类重生的叙事模式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仁义”精神的力量，并提供了由此而带来的不同面向的影响和指向。作为仁义之子的捞渣，不仅是小鲍庄的理想代表，也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标志，甚至是人类存在的集体无意识。尽管其间难免“仁义”的反面和负面，但仍然难掩其文化根性的价值。与此对应，中华文化的根性还有道家的一面。阿城的《棋王》中，所谓的“棋呆子”王一生以说棋而讲道。棋道与生道，棋道即生道，王一生就是通过“棋”和“道”而度过艰难混乱的世道。“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文化涵盖着社会、制约着人类，阿城在文化回归中再度树立起传统文化的精神要旨。

民间文化形态在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重要的意义，不仅为文学创作的空间提供了可能性资源，也为作家精神的生成确立了现实性立场。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又相互转化和吸收，共同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特点。民间文化蕴含着民族文化的根脉，对于1980—1990年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第一，中华民族文化中蕴含着一种坚韧不屈的生活态度，在“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神话、民间传说故事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张炜的《九月寓言》中，金祥、闪婆、大脚肥肩等人物都以自身的生活行为方式诠释了这样的文化精神。金祥是小村中具有坚韧生命力的普通劳动者，他为了改变小村人的饮食习惯——由吃地瓜改成吃煎饼，千里寻鏊，一路餐风饮露，风雨兼程，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鏊子背回山村，成为人们教育孩子励志的楷模；闪婆与露筋在野地里漂泊，不为世俗所累，追寻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命韧性的张扬。这里，金祥的英雄行为显然与“夸父”“愚公”等人物有着精神上的内在一致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同样复活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生活世界。盐早喷洒农药获得抗毒性把咬伤自己的毒蛇毒死，本义他爹剩下半个脑袋还活了五年……这些人物以其特有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理解了民族文化铸就的生命品格。第二，中国民间文化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特别是在与“动物”相关的文学故事中尤为明显。这些动物故事有着强烈的道德训诫，同时也可以看到朴素的生态意义，那就是人与动物应该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新时期以来的生态小说区别于西方生态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现着中国民间文化的这种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意识”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家强调“民胞物与”，意指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类，因此要以平等的生命意识去对待他们；道家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合一；佛家强调万物众生平等，力戒杀生。当生态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时，民间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也就成为作家思考当代生态问题的思想资源。在新时期以来的生态小说中，对民间动物故事中生态意识的呼应，也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当代体现。

反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文化主体性形态，显然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回归、文化自觉到文化综合的发展轨迹。在1980-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与现实的社会发展、外来文化的碰撞有着深刻的关联，既充分表达了在这种“历史合力”的交互作用中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性力量，又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传承、创新和构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