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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摘要
晚清以降，以来华西方传教士为主体、加之少数世俗西人和中国学者编纂了为数众多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为想要了解中国和学习中文的近代西人提供了“元知识”，是中国文化知识“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作为重要工具书，双语词典译介了丰富的中国地理知识，包括以名山大川为坐标的古代自然地理知识和以“清代疆域”为重点的中国行政区域知识。尽管零散而不系统，却呈现出立体而生动的“中国”面相，塑造着近代西人乃至国人的“中国”想象和认知。
晚清双语词典及编纂者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在大量阅读中外文地理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国地理的思考和认识，并在编纂词典的文化实践中，以丰富的词汇译介中国地理知识，呈现出“古代中国”的多彩面相。其中国地理知识主要有以下来源：第一，词典之间的互鉴。晚清双语词典互鉴或直接翻译《康熙字典》，或借鉴前人或同时代的词典与著作，成为双语词典重要的知识来源。第二，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杂志和著作。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撰写了以中国地理为研究对象的报刊和著作，建构起西方对中国地理的想象和认知。第三，词典编纂者的实地考察和体验。双语词典编纂者在中国旅居和沿海地区的实地考察，对中国地理的体验和认识更加深刻，并形成了独特的见解和思考，为双语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知识基础。第四，中国地理文献的阅读。双语词典编纂者阅读和征引了大量的中国地理文献，译介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和中国地理文献，呈现了中国古人对“地理”的认识和想象。
晚清双语词典编纂者或运用近代地理学的知识，或征引中国地理文献来译介古代中国地理知识，展现了中国古代地理知识“走向世界”的动态演进。传教士马礼逊词典译介相当详尽，旁征博引。他运用近代地理学知识以“经纬度+行政区域归属”的方式来译介古代中国行政区域的“世界方位”，且成为晚清双语词典译介的“范式”。这是运用当时最新的地理知识来译介古代行政区域的“世界方位”，是从“世界”视角“定义”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及地理方位，建构起古代地理方位与世界的“关联”，书写了中国地理知识“走向世界”的最初样态。不仅如此，晚清双语词典征引了大量的中国典籍文献译介古代地理方位的“含义”及历史沿革。在译介的过程中，在词典的赓续和演进中，逐渐解构了古代地理核心概念“天下观”和“夷夏之辨”。此外，双语词典译介了大量山川河流的词汇，呈现了地大物博、山川秀美、人杰地灵的中国自然地理图景。可以说，从马礼逊、麦都思的“本本主义”到卫三畏、翟理斯的“融会贯通”，晚清双语词典或运用近代地理学的知识，或以中国典籍为基础，译介的中国地理知识在内容和含义上均不断地丰富。在此过程中，晚清双语词典建立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建构了近代“世界”视角下的中国地理知识。由此，中国古代地理知识逐渐褪去了政治色彩，开始走向世界。
晚清双语词典较多关注“清代”中国的“组织”和“结构”，译介了清代各级行政区域知识，建构着“世界”和“国家”视角下的“清代疆域”，逐渐勾勒出清代的“中国版图”。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词典译介了“清代”中国的各级行政区域名称及地理方位。传教士卫三畏在词典中以列表方式译介了1812年清代“十八行省”的名称、面积、人口、下辖的府州县、首府所在地及长官称谓。世俗西人翟理斯词典的附录部分同样以列表的形式译介了“清代”中国的不同侧面。国人邝其照词典从亚洲的视角来审视“清代”中国。无论是马礼逊、麦都思词典的词组，还是卫三畏、翟理斯词典的列表，详尽译介并勾勒出以人口、面积、城市为基本元素的“清代疆域”，进而在晚清双语词典的继承和完善中“拼凑”出清代的“中国版图”。在此过程中，词典编纂者融入了近代的“国家”概念，将中国放置在“中国与世界”的概念中讨论，“大清天下”逐渐被定义为“世界的中国”，被赋予了近代“国家”的含义。
可以说，晚清双语词典在赓续迭变中“确立”和“精确”了中国地理知识的英文表达，推动了中国地理知识走向世界的进程。因此，在整体上考察译介中国地理知识内容之时，还应注意双语词典的“独特性”，即词典的类型、文本选择、编纂者译介意图等因素的影响。从内容分布来看，译介的地理知识主要集中在汉英字典。这主要是文本选择和译介意图的不同。汉英词典的“语料库”主要来自权威的《康熙字典》，译介的目的在于帮助来华西人学习汉语。而英汉字典更关注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需求，因此在地理词汇的收录和释义上就相对有限。从译介主体来看，双语词典编纂者知识结构和运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知识的译介。早期来华西人有深厚的宗教信仰，在中文老师的帮助之下，克服了语言学习的困难，熟练掌握中文，自如运用中英文阅读和写作，并成长为著名的汉学家。这些编纂者谙熟中西文化，具有深厚的知识积淀，为译介中国地理知识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
而双语词典译介的中国地理知识深受基督教等级制的地理观影响。近代西方世界构建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世界地理体系，且伴随着欧洲船坚炮利的强势入侵，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想象和话语建构是以“异教”和“他者”来看待的，对中国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被扭曲、被“他者化”。而在编纂词典的过程中，通过大量阅读中国的典籍，词典编纂者对中国地理知识进行深度解读和阐释，对中国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落后”中国的“偏见”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能够“客观呈现”一个立体而丰富的“中国”。而此种中国地理观的塑造既有近代欧洲世界地理知识重塑的背景，更深受殖民主义大潮的影响。其一，“地理大发现”大大拓展了近代欧洲关于世界的想象和认知，开拓了欧洲的近代地理学知识。早期传教士编纂者成长和学习于近代欧洲地理学知识的“大爆发”时期，且深受基督教等级制地理观的影响，在前往中国的航行中，在中国的“旅居”体验中，亲身验证着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正确性”。其二，近代殖民主义大行其道，深刻地影响着双语词典编纂者的思维和表达。在“中国版图”的认识上，编纂者显然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在将“中国”纳入到“世界”范畴认识的过程中，定义的“清代疆域”显然与“真实的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造成了对“中国”的误读。
总的说来，作为晚清“中学西译”和“中学西传”的重要文本，双语词典“为西方的读者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诸种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知识”，在中国地理知识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毫无疑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无论是传教士、世俗西人还是国人均受到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这在译介知识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其建构的“世界的中国”就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词典编纂者无意识“误读”，又为侵略者殖民或分裂中国提供了“有力佐证”，而这是晚清以双语词典为主要载体的“中学西译”和“中学西传”活动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又是中国地理知识走向世界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引用原文】王晓霞: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对中国地理知识的译介与认知[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本文为文章长摘要版，点击页面最底部的“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排版：靳品侠
复审：王文娟
终审：杨 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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