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艳，元 青|晚清英汉、汉英双语词典对科举知识的互解与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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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辅以少量世俗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前后相承地编纂了70余部英汉、汉英双语词典。双语词典既是词典编纂者个人知识、专业知识生产的结晶，也是他们进行知识社会化的传播媒介，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言语行为主体、文化认知群体的对译互解、交流互通提供了基础工具。晚清双语词典中有大量关涉中国本土知识的内容，科举知识即是其一。词典编纂者通过收录创建了大量科举知识词条，对科举知识进行了筛选择取、翻译重构和认知定位，参与了词典使用者知识体系的形塑，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使用者群体的知识构成。同时，双语词典还涉及到如何准确深入地对译中国科举知识和传播中国文化问题。因此，对于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研究有待重视和拓展深化。

19世纪初到清末，主要有28部英汉、汉英双语词典收录了大量科举知识词条，对科举核心知识进行了丰富译介。其中，汉英词典主要有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欧德理（E. J. Eitel）、斐姑娘（Adele M. Fielde）、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等人编纂的16部；英汉词典则主要有麦都思（W. H. Medhurst）、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湛约翰（John Chalmers）等人编纂的12部。这些译介科举知识的双语词典，在类型上以地方方言类词典为主体，多数为南方地区方言类词典，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性科举知识与语料，集中反映了中国地方基层社会对科举知识的生产、流传和使用情况。

据统计，晚清双语词典收录科举核心知识词条的中位数约为174条，除去收录100条以下的简明词典外，其词条中位数则为285条，整体上双语词典收录创建的科举核心知识词条比较集中。在历时性特点上，表现出19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初两个时期收录科举知识词条处于高峰的现象，不仅涉及的词典部数多，而且收录的科举核心知识词条丰富，多在200条以上。晚清双语词典收录科举核心词条呈现的规律，同晚清教育改革发展动向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从收录的科举知识词条语体类型看，主要有科举书面语核心术语词条、口语词条、俚俗语和谚语等词条。晚清双语词典收录的丰富而多样化的科举词条，不仅使西方读者初步了解了科举制，而且提供了科举知识的本土语境，构建了官方化、制度化、日常口语化的科举知识网络，为使用者准确地把握科举知识的对译互解，理解科举知识与文化，提供了认知工具。

晚清双语词典因编纂方法体例、编纂者知识背景、学术素养、价值取向的迥异，在构建科举知识体系方面各有特色，除早期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字典》采用百科全书式译介特例外，多以词条加释义的形式展现科举知识，主要呈现出三种方法。一是采用普通词条分散式知识构建，即科举知识相关术语词条依词典编排散见于词典各处，采用中、英文双语简单对译形式，收录了大量的对等词、同义词、近义词或复合词，并进行了目标语释义，兼收一些科举日常用语和句子，呈现了科举知识的书面语、口语语境下的具体用法，此种是最为常见地构建科举知识体系的译介方式。早期如麦都思的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华英字典》，1842—1843）、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杜嘉德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厦英大辞典》，1873），后期如鲍康宁的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汉英分解字典》，1900）、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华英成语合璧字集》（1905）。二是单列模块专题式知识构建，即通过专题形式系统介绍阐释科举知识术语，并对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进行了吸收，如裨治文（E. C. Bridgman）的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广东土话字汇》，1841）、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1872）等。三是创建文化语境融入式知识构建，采用的是将科举词汇融入到运用场景，以字词构建句子，创建词汇使用的具体文化语境，并以日常用句、古代经典引领理解词汇，呈现科举知识词汇运用的具体场景，如麦都思的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福建土话字汇》，1832）、斐姑娘的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汕头话音义词典》，1883）等。三者对科举知识内容择取和构建的共性是以科名、科举考试、科举教育词条为中心，辅之以科举仪规、科举名物、科第习俗信仰、科举文献、科举俗语等衍生词条，从而从日常化知识浅描、制度化知识重描、结构性知识深描的体系结构，构建了从中心到边缘的科举知识网络体系。

在对科举核心术语的对译互解上，晚清双语词典主要采用音译、直译和意译等多种形式。在早期多以官话或地方土话对科名术语进行音译，这种译法更为忠实地再现了科举功名原貌，保留了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减少了对译偏差，但却不利于读者快速深入理解其文化特色内涵。此外，有不少双语词典采用直译形式，这种翻译方法能够呈现词汇字面含义，但对揭示功名头衔所蕴含的深层社会政治意涵及其代表的科举文化特色方面力有不逮。为了减少译文的异国情调和提供自然流畅的译文，达到简洁准确的效果，采用意译法是双语词典后期对译科名术语的主要方法，尤其运用了归化译法策略下的意译，如《英华萃林韵府》将秀才、举人、进士头衔分别对译为“Graduates of 1^st Degree”“Graduates of 2^nd Degree”“Graduates of 3^rd Degree”，即是这一译法的代表。晚清双语词典对科举功名术语的意译还呈现出两种翻译取向：其一，将三种功名简单对译为西方“Bachelor”（学士）、“Master”（硕士）及“Doctor”（博士）三级学位，如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上海方言词汇》，1869）。其二，将三种功名具体对译为西方不同学科领域的学位。晚清词典编纂者普遍将秀才、举人分别对译为“Bachelor of Arts”（文学士）、“Master of Arts”（文学硕士），而将进士对译为“Doctor of Laws”（法学博士）、“Doctor of Civil Law”（民法学博士）或“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博士），以第一种译法使用频率最高。

晚清双语词典收录创建的众多科举知识词条，在促进科举知识与中国文化传播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双语词典的多次再版和广泛使用，无论是科名术语的翻译形式，还是构建的科举知识内容，都被广为采用，科举知识完成了由被认知到重构再到传播的生产链条，双语词典构建的科举知识实现了更广意义的社会化。如对科名知识体系译介输出上，有13部双语词典将科举功名体系阐释为秀才、举人、进士和翰林四级，尽管这种释义解读与知识建构同中国科举层级体系的实际情况存有差异，但科举功名术语等级特性（Literary Degrees）、文学考试特性（Literary Examinations）、竞争选拔特性（Competitive Examinations）的对译内涵在英语世界被广泛接受和传播。

晚清双语词典对科举知识的对译和知识构建，本身就是中国教育与科举文化对外传播的体现，这既是一种语际交际活动，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反映了词典编纂者对科举知识“认识—理解—内化—重构—传播”的生产过程。从文化传播的深层结构来看，晚清双语词典对科举知识的介绍和考察，还融入了词典编纂者的一些文化体认和观点，其内容的选择、体系的架构、词条的阐释、典籍的介绍更是词典编纂者文化吸收后的结果，体现着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考察视角。随着这些双语词典工具书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使得编纂者在词典中渗透的文化观影响了词典使用者，成为形塑他们中国观的深层文化内核。尽管晚清双语词典对科举知识的对译，也存在一些不准确、误读、误解的现象，但整体上，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发挥了翻译学习、传播中国科举教育知识并建构其外在形象的作用，成为西方人认知科举教育的一个窗口。考察晚清词典编纂者对科举知识的翻译实践与翻译困境，对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译介中国特色文化教育，应立足于中国本土历史语境，关注核心术语的语义构建，深化对中国特色文化教育对译互解的话语阐释，把握中国文化教育的本土内涵与特征，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精准传播提供长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