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方杜|双重代际矛盾：青年“空巢”的家庭化逻辑与结构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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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历史性变革，尤为凸显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离开原生家庭，抽离社会联结，选择独居生活。这引起了媒体与学界的广泛讨论，并将这一群体称之为“空巢青年”。学界对“空巢青年”的界定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指没有独立组建家庭、独自居住、正处于家庭形成前的空巢阶段的青年人。

现有研究大多将“空巢青年”置于个体化视角下加以分析，关注其从传统社会结构中“脱嵌”、“去传统化”与“再嵌入”的过程与行为，从超越个体的家庭层面来剖析这一群体形成过程与机制的研究较为不足。因此，对“空巢青年”的研究应从家庭维度尤其是他们与家庭互动的关系角度进行思考，以更为完整地认知与理解他们的行为及心态。

如今，西方的家庭理论已从家庭衰落视角、代际团结视角与代际冲突视角走向了代际矛盾视角。在社会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空巢青年”是代际矛盾理论最真实、最具代表性的写照。他们具有两种代际关系身份，一为原生家庭中的子代，二为未来家庭中潜在的亲代。这两种代际身份对其角色、行为的要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现实境遇与生活选择。

1998年，德国学者卢休（Luscher）和皮勒默（Pillemer）倡导在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使用“家庭代际关系矛盾”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概念，以弥补代际团结理论和代际冲突理论的不足。然而，代际矛盾理论也存在不足：一是研究对象的单一化。其应用多关注单一的关系视角，如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和祖孙关系等，对既是子代又是亲代的中间一代研究较少。二是解释框架的局限。虽然卢休在早期论文中构建了代际矛盾的初步分析框架，但这些分析框架的应用并不广泛。

本文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与代际文化背景对代际矛盾理论进行了适应性修正（见图1）。一方面，“空巢青年”是具有子代和潜在亲代双重身份的群体，将着力分析具有双重身份的“空巢青年”在代际关系上表现出的双重代际矛盾。另一方面，将家庭、市场、国家等中观宏观因素引入框架，作为双重代际矛盾关系的解释性因素加以分析。

图1：修正后的青年代际矛盾理论分析框架

“空巢青年”具有原生家庭的子代与未来新家庭的亲代两种家庭角色，由此形成了代际关系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他们与原生家庭既联结又割裂，形成了想归又不能归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存在对未来新家庭既认同又否定的矛盾。

1.原生家庭的“时空共在”与家庭文化的自反性矛盾

在以往研究中，“空巢青年”似乎与“家”格格不入，认为原生家庭的推力和城市繁华的诱惑以及都市社会的疏离感，既使青年一代经由“离巢”变为“空巢”，也意味着其父母的“空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原生家庭依赖性的消失。在现有的通讯、交通条件下，“空巢青年”与原生家庭之间依旧存在情感、经济上的交流互动，形成一种“时空共在”的家庭模式，在反馈模式下兼具原生家庭资源索取者与资源提供者两种角色，并将“空巢”后的“归巢”纳入后续规划之中。

但“空巢青年”会遭遇原生家庭的推力与城市生活的拉力，使他们不断远离故乡，与原生家庭形成不确定的时空关系。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化，家庭所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家文化也产生了自反性因素，削弱了家庭共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发展下，原生家庭越来越难以回归，无法作为青年在外打拼的“锚点”。因而，“空巢青年”在将原生家庭作为未来归属“锚点”的同时，也在被不断地推离，他们想“归巢”但又“难归巢”甚至“无巢可归”。由此，产生了“空巢青年”与原生家庭既联结又割裂的第一重代际关系矛盾。

2.未来家庭文化的建构与单身独居的惯性

除了与原生家庭的联结外，“空巢青年”也在未来存在组建家庭的可能。“空巢青年”并非都是坚定的不婚不育者，他们有着在出生地与工作地流动中所产生的新婚恋观，也会受亲友催婚、同辈步入婚姻等影响，对未来家庭的组建产生一定程度的憧憬。但其家庭文化更具理性化色彩，关注于家庭对个体所起情绪价值与保护作用。犹如人们更多关注“养儿防老”，而不在意是否会“无后”、“断根”。当一切都导向家庭为个体所带来的利益问题，“空巢青年”的家庭组建计划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在养老市场化愈加发达的今天，养老方式的多样性与可替代性也会使家庭在工具理性上失去其意义。

这表明，虽然部分“空巢青年”对恋爱与家庭抱有憧憬，并有计划地设想着家庭的组建工作。但他们同时又似乎形成了一种单身、独居的惯性，难以走出个人生活的舒适圈去恋爱交友，再到在行动上组建家庭。对于“空巢青年”而言，最初的“离巢”是为了家庭共同体的发展与自我的追求，之后的“空巢”是逐渐以个体为单位应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而将来的“归巢”则是其尝试重新构建“附近”以及追求自我生命体验的救赎。而在“巢”的重建面临更多阻碍时，“归巢”也就难以实现。由此，形成了“空巢青年”对未来家庭既认同又否定的第二重代际关系矛盾。

从根本上看，“空巢青年”所面临的双重代际关系矛盾，与家庭、市场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结构性力量密切相关。

1.在亲代与子代之间：亲子关系的疏离与家庭的“祛魅”

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内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而有所疏远，家庭观念不断改变，逐渐形成对婚姻、家庭的“祛魅”。在此情况下，家庭策略也发生了转变，亲代对子代家庭的组建呈现更加谨慎的态度。这种策略是个体基于自身情境与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终身展望而做出的筹划。城市工作机会的增多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促使个体抵抗风险的能力不断加强，而家庭因其不确定性反而可能演变成为风险因素。当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关系相较过去出现疏离，当人们逐渐完成对婚姻、家庭的“祛魅”，不少亲代对子女成家有着更为谨慎的态度。

2.在家庭与市场之间：家庭功能的替代性与片面性

当家庭本身面临更多的风险性因素时，向市场寻求家庭功能替代成为可能的选择。但在市场环境中，基于利润最大化逻辑提供的家庭功能替代更像是一种情感商品与情感体验，虽能暂时满足“空巢青年”的情感需求，但这种功能替代又具有片面性。换言之，市场机制逐步将“空巢青年”纳入视野，通过家庭替代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使之难以离开。但家庭的本质还是基于情感关系的、抵制外部风险的联结，市场对其的替代更多是外在功能的替代，在关系、情感层面的满足则收效甚微。面对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空巢青年”则会感受到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并表现出较为普遍的“焦虑感”。

3.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家庭化”还是“去家庭化”

在单位制解体后，家庭应该是人们应对外部风险的主要依托。但如前所言，家庭结构已在流动性增大、家庭关系变动的情况下呈现出脆弱性，市场对家庭功能的替代也存在片面性。而我国的家庭政策在“去家庭化”与“家庭化”中徘徊，仍未脱离补缺型模式的局限，相应家庭政策及项目不足，“再家庭化”的制度体系并未形成。青年群体在感受不到政策支持时选择单身独居成为“空巢青年”，部分陷入贫困的群体也选择独居从而降低个体收入以获取低保等政策保障。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单身独居生活，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本文使用修正后的代际矛盾理论，对“空巢青年”持续单身独居的现象进行分析，阐释处于不确定性时代的青年何以“空巢”的结构性因素，并以家庭、市场、国家与个体间的风险转移与传递为基础提供了相应的解释性框架。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部分“空巢青年”也伴随着快餐式交友与快餐式恋爱行为，以此而言，他们的“空巢”更像是一个不断切换的状态，而非一种恒定不变的状态。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这种不断变化的身份与状态，并关注代际矛盾中国家、市场、家庭等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基于社会空间理论对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展开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