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模仿艺术，”19世纪的爱尔兰作家、艺术家奥斯卡·王尔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生命的有意识的目的是表达自己，艺术为其提供了美丽的形式……”
自我否定、禁欲主义和警惕意识对于叶海亚·辛瓦尔的抵抗哲学至关重要。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大叛乱是他政治思想的直接运用。
这是一篇文学评论。Haneen Odetallah以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小说《蓟与丁香》为蓝本，分析当代巴勒斯坦抵抗精神，深入探讨了自力更生、牺牲和警惕意识等主题。
借助小说作者的特殊身份——叶海亚·辛瓦尔是其哲学的实践者，Odetallah探讨了这些主题如何被转化为个人品质，以促进政治提升和集体解放。本文也解释了抵抗的战略和生存维度，为理解抵抗运动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独特视角。
如果不是把抵抗看作独属巴勒斯坦的事情，那么，通过这篇书评一窥抵抗运动的创建历程就变得必要了。尤其是，如果能把信仰、集体解放以及“苏非”方式联系起来，并能够突破“传统”的禁锢和“历史”迷障——对于这样的人，从方向到方法，这篇文章将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当然，书评无疑是相当简略而浅尝辄止的，那就只能想象原著《蓟与丁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了。
“他们可以将我的身体从巴勒斯坦连根拔起，但我想在人民的心中种下一些他们无法连根拔起的东西。”——烈士叶海亚·阿亚什的这句话是对辛瓦尔这部小说、评论者和翻译者心思的最好概括。
加沙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在一场被称为“阿克萨洪水”的战斗中让以色列人大惊失色，但他的真正头衔是巴勒斯坦囚犯——辛瓦尔仍然忠于这一头衔。他本人曾是一名囚犯，在一场名为“忠于自由”的囚犯交换中获释。
辛瓦尔在以色列监狱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23年，其中4年被单独监禁。但那些年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他学习了希伯来语和一切他所能学到的关于敌人的知识，甚至他在狱中设计并执行了一项长期情报计划。
他也从事了文学创作。2004年，经过漫长、曲折、艰难的行动，并在许多囚犯的协助下，当时还身为囚犯的叶海亚·辛瓦尔出版了他的小说《蓟与丁香》（الشوك و القرنفل）。
这部小说讲述了从 1967 年到21世纪初阿克萨起义这一历史时期巴勒斯坦斗争的一个侧面，和伊斯兰运动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的出现——特别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如何在其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并运转。
小说的故事开始于加沙难民营的一所房子——它将塑造那些儿童的价值观和选择，而他们将成长为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中枢人物。
然后，故事延伸到家庭，邻居，难民营社区，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其他被占领土，每个角色都成为一块石头，共同构建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经历。
作为哲学容器的历史小说
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所有的事件都是真实的——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虚构只是为了让这部作品获得成为小说的资格。
作者首先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选择记录武装抵抗史上的这一关键阶段，并以这种创造性的和浪漫的形式来传播，表明这是一种超越简单叙述历史及其事件的尝试。
历史小说不仅反映过往的事件，它更是对于塑造历史运动的哲学和道德力量的深刻探索。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在其时代背景下体现并引领哲学斗争，使我们从中理解个人信仰与历史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
至于作者，他是哈马斯的先驱之一，从青年时代至今，他见证了哈马斯的创建，并为其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他摆脱了传统史学的局限，转向历史上创新的戏剧性斗争，探索了其哲学维度，特别是信仰对历史的影响——在哈马斯历史的背景上，这使其能够为伊斯兰抵抗运动定制哲学。
故事从一名难民营的儿子艾哈迈德的角度讲述，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世界的严酷：难民营、战争和父亲的失踪——他是一名抵抗战士，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艾哈迈德观察了难民营的环境和生活条件：贫困，寒冷，睡觉时从天花板渗漏的雨滴……跟随着艾哈迈德的目光，读者来到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的教室，他观察了难民营社区及其文化，意识到了母亲对他人荣誉和名声的关注，尤其是对她的女儿，以及她在这方面的严厉。
相反，他在陪伴祖父来到难民营清真寺参加祈祷和社交聚会中找到了乐趣。
艾哈迈德观察着难民营、加沙地带、西岸和整个被占领土的政治变化，他目睹了宵禁、围困、对抵抗战士的无穷追捕和集体惩罚。他见证了被占领土上的占领、物资供应、工作许可和休闲旅行的“正常化”，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与敌人合作。
艾哈迈德观察了他、他的兄弟、他的亲戚和熟人们从以色列监狱里获释，这表明了改变现实的决心和组织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艾哈迈德观察到武器和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如何随着这些条件而演变的，他目睹了人们被抵抗所塑造，而抵抗又反过来塑造了他们。
通过讲述了塑造、发展和体现哈马斯的那些人物的故事，艾哈迈德追溯了哈马斯的崛起。简而言之，他的堂兄易卜拉欣是烈士的儿子，他与哈马斯在同一母亲的同一所房子里长大，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和政治命运建设的典范。
讲述者扮演了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角色：他不只是旁观，而是在易卜拉欣的工作、学习和斗争中陪伴着他。尽管他加入了易卜拉欣的抗议活动，参加了阿克萨清真寺组织的宗教和教育静坐，通过追捕“合作者”（即巴勒斯坦奸细——译注）提供安全保障，但讲述者并没有立即正式加入这场运动：“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伊斯兰团体’的成员或支持者，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加入我的堂兄和他的组织。我们共同的生活和我个人对他的钦佩让我别无选择。”
讲述者保持的智力距离表明了一些事情：他否认与该运动有联系，以此表明自己与该运动的分离；但同时他也表明了他与该运动杰出创始人之一易卜拉欣的密切关系。讲述者对易卜拉欣和他所代表的一切充满钦佩，他经常用“超然”和“伟大”来描述他。
易卜拉欣与其所代表的运动之间的这种差距，使他成为一个超越运动的伟大人物。
虽然易卜拉欣并没有直接对抗占领军，只是在书的结尾才成为烈士，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且毫不畏惧地追求它，即使他对妻子和孩子的依恋也不能阻挡他的脚步。
也许易卜拉欣象征了讲述者渴望这场政治运动在社会中培养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作者希望哈马斯通过实现其塑造自决和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政治实体的目标而创造的巴勒斯坦人个体模型。
那个成就了自己的人
正如讲述者所感知到的那样，易卜拉欣的超越性与“白手起家”的概念有关，这个概念出现了两次。
在第一种情境中，讲述者指出，自学成才的天性赋予了易卜拉欣某种形式的自主权和有用感：“他甚至成为了一名专业建筑师。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学习这个行业，成为合伙人，雇佣了一名工人来帮助他们，并签署了一份中型建筑合同。很明显，易卜拉欣自学成才的天性使他成为一个男人。”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白手起家的概念是指一个人“凭借自己的美德而取得卓越成就，而不是通过其祖先的德行”。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任何一个“通过自己努力工作而努力发展”的人。
因此，在哲学上，白手起家可以被视为一种存在主义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个体通过坚持个人责任、自主和智力自由等坚定原则来找到自己存在和生命的意义。这些原则将提升和发展个人对个人主权的追求，并塑造他们所渴望的命运。
在第二种情况下，白手起家的个人与真正的领导者联系在一起，因此，白手起家是政治领导人能够应对占领环境的基础。“在我眼中，易卜拉欣每天都变得更加卓越和受人尊敬。他是一个四岁时父亲殉难后成为孤儿的人，然后在很小的时候被母亲抛弃，他在我们中间长大。后来他成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尽管他很年轻，职业环境也困难重重。”
当易卜拉欣自学成才的天性与他的政治能力相融合时，他就成为了一名领导者，一个不仅能够发展自己，还能发展其社区和人民，并改变集体命运的人。他带领他们超越，使他们克服艰难的政治环境而获得自由。
对于讲述者来说，易卜拉欣代表了这种超越的模式，通过在提升人民生活的政治承诺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而崛起。换言之，他们是通过政治实践崛起的，这种政治实践在哲学上是建立在他们自身既定原则基础上的。
超人与自学者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尼采引入了“超人”（Übermensch）的概念，即一个超越自身并提升自身以实现真正自由的个体，这种自由体现在塑造自己命运的能力上。
根据尼采的说法，超越的个人是一个独立选择其目标、价值观和原则而不屈服于他无法控制的社会压力的人。
这个概念召唤个人接受他所说的“权力意志”，这是一种解放和自治的内在冲动。因此，超人构成了一个人的智力模型——克服阻碍他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而创造自己的价值观。
相比之下，辛瓦尔笔下的超越个体是一个在政治上白手起家的个体，他以有助于政治解放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目标。
因此，它致力于在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塑造其身份并定义其价值观。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以服务于整个社区自由的方式质疑并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
通过白手起家的哲学，政治上超然的个人成为务实者的典范，他们将继承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视为加强社区解放动力和实现政治提升的资源。
他明白，反对占领的斗争是一场生存之战，是一场反对巴勒斯坦人“权力意志”的战争，也就是说，一场针对他们政治自治的战争。
在这方面，“自我克制”哲学超越了个人自决，成为影响和塑造政治话语的工具。
一个努力工作并致力于实现解放目标的人，将尽可能地动员其他人的所有努力来服务于这一目标。至于伊斯兰抵抗运动，它试图通过伊斯兰价值观来为巴勒斯坦人创造这种超越的个体——那么，这些价值观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房子里挤满了来自同一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我们聚集在一个对我们来说太大了的小房间里，当孩子们重新出现时，幼年的记忆重新浮现出来……多年来，我们卑微的家庭已经成长为一支小小军队……我开玩笑地这样说道，我的母亲急忙喊道：‘祝福先知’，以此温柔地提醒我注意自己所说的话——立即，大家开始齐声唱歌：‘真主啊，保佑我们的主人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与自我教育
这部小说开始于1967年冬天，就在Naksa（挫折日，纪念1967 年战争失败后流离失所的日子——译注）之前，当时加沙处于埃及的管理之下。五岁的艾哈迈德讲述了他最早的记忆之一：他与经常来探望他的埃及士兵的互动。他们和他一起玩，给了他和他的朋友开心果。然后战争爆发了，士兵们喊着让他们回家，他们的糖果已经发光了。
“占领军在一个地区遭遇猛烈抵抗并撤退。不久之后，一群悬挂埃及国旗的坦克和军用吉普车出现了。抵抗战士们欣喜若狂，以为援军已经到来，他们从阵地和战壕中走出来，向空中鸣枪庆祝。他们聚集在一起欢迎援军，但当车队接近时，突然向抵抗战士开火，将他们杀害。然后，这些坦克和车辆上升起了犹太复国主义旗帜，而不是埃及旗帜。”
这一幕标志着巴勒斯坦斗争中的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转折点：人们意识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或者说它作为一种政治潮流的缺陷，无法激发个人对巴勒斯坦事业所必需的严肃性，特别是在日益贪婪的占领面前。
虽然白手起家的人的哲学包括一个提升的条件，即对追求的认真和执着，“白手起家的人以尊重和信念的态度看待他们的目标，他们以最严肃的、不妥协的态度对待实现目标的问题。他们只是承诺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里，“宗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特殊联系”通过圣战义务实现了这种严肃性，圣战使民族事业充满了神圣性，从而在个人中植入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严肃性，正如讲述者所说：“使战斗呈现出其真实的规模并达到所需的水平”。
当实现了政治自主的个人环顾四周时，他们发现伊斯兰制度是巴勒斯坦人在面对占领造成的社会破坏或社会灭绝时仍能坚定不移的最后社会制度之一。
他发现，在政治实践和信仰的交织中，在从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目的转向真主的过程中，这是敌人无法瓦解的原则。
自学成才的人在历史悠久的伊斯兰遗址中发现了稳定的政治结构，以抵抗占领者侵蚀意识和扭曲方向的企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易卜拉欣称这场战斗为“文明、历史和存在的战争”。他组织了一次旅行，让年轻人了解他们潜在的土地和神圣的伊斯兰历史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克萨清真寺。
正是在这些遗址上，巴勒斯坦文化的繁荣、自治和目标领土的塑造得以体现。
阿克萨清真寺和雄伟的圆顶建筑与难民营的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难民营体现了巴勒斯坦人的监禁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特别重视阿克萨清真寺的原因——它蕴含着使巴勒斯坦事业永垂不朽的神圣历史意义，例如“夜行”和“登霄”（al-Isra' wa al-Mi'raj），先知穆罕默德的夜间旅程，构成巴勒斯坦土地和天堂之间的连接点。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斗争被命名为“阿克萨洪水”，以提升囚犯的事业，并强调巴勒斯坦的自由是他们的主创造他们的原因。
尽管伊斯兰教将政治斗争与安拉和人类存在的意义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简单地赋予斗争崇高的意义，例如死后的复活和安拉的奖励。
这些意义如何在以政治为中心的个人中实现？
禁欲主义
小说特别关注哈马斯创建历史中的“教育和准备”阶段。有一天，一位名叫艾哈迈德的筛海（长老）路过营地的年轻人和青少年，他们正在街上闲逛，消磨时光。他警告他们不要从事不必要的娱乐，并敦促他们致力于祈祷、崇拜和沉思，“将所有这一切与伊斯兰教的未来联系起来，伊斯兰教的旗帜必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升起。”
随后，谢赫与他们共度了数十年，向他们灌输伊斯兰价值观，提倡禁欲主义，放弃世俗欲望，培养对来世的渴望，从而造就了一代“能够牺牲和克己”的人。
小说的主题是爱，它对爱的观念代表了伊斯兰术语中与自我和“今世生活”最紧密的联系，这也许表明了这种禁欲主义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强化存在的意义。叙述者说：“我被一种安慰感淹没了……这是爱吗？……然后我满足于从远处看着她去上大学，不渴望更多，甚至不想再看一眼。我爱就够了，她懂也够了。”
因此，艾哈迈德满足于在他的世界里体验爱，将爱的实现推迟到适当的时候，当他可以向她求婚时，因为他“从小就长大了”。他并不觉得需要爱，只是因为这是他一直听说的“爱”。
易卜拉欣随后向艾哈迈德解释说，他也经历过爱情。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民族斗争的一部分，所以他决定不追求爱情，他说，“它变成了一把鞭子，占领者用它抽打彼此相爱的人的脊背。”
艾哈迈德，当这种崇高而神圣的关系被“合作者”用作对恋人施加压力的牌，迫使他们放弃神圣初恋时——我们的生活中还有爱和激情的空间吗？易卜拉欣解释了伊斯兰哲学的系统禁欲主义如何反映在政治生活中：这是一种教育，它允许个人放弃自己的愿望，当这些愿望与国家努力相冲突或危及国家努力时。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塑造个人：使国家事业成为他生活的中心意义、他的首要愿望和他建立生活其他方面的基础。
在讨论了爱情之后，易卜拉欣发现他最亲爱的朋友和学生运动领导人法耶兹是职业合作者。易卜拉欣总结道：“艾哈迈德，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的所见所闻中，爱和激情是被允许的吗？我们的故事是一个痛苦的巴勒斯坦故事，除了一种爱和一种激情之外，没有别的爱和激情的存身之地。”
易卜拉欣认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是痛苦的。在占领的摆布下，生活的任何方面随时都可能消失。他认为所有不以政治自由为基础的意义和价值观都是错误的——当占领决定利用它们，它们就毫无意义。即使最忠诚的友谊也是不可靠的。
阿克萨洪水战役可能促使一些巴勒斯坦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参与以色列社会的人，只要他们表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自我，他们的共存、他们公民身份和法律含义就出卖了他们——甚至不是因为他们对加沙儿童的人道主义同情，而是他们的宗教身份，他们中的许多人因在社交媒体上引用古兰经而被起诉。
有些人失去了企业和生计，因为他们依赖敌人的社会和制度，而另一些人不得不屈服并放弃政治尊严，以维持生计和公民身份。
这部小说以各种形式诊断并克服了阻碍个人为政治解放而牺牲个人欲望的根本弱点——个人救赎和安稳的诱惑。
小说明确指出，占领者将这些个人欲望和倾向作为政治和军事投资的目标。因此，小说将“合作者”问题视为这种漂移和冲突加剧的产物。叙述者讨论了从加沙到以色列的过境许可证现象，这一现象首先是通过工作许可证谋生和养活子女的必要条件，从而将一个人的生活、生计与占领的稳定联系起来。
这些许可证随后成为巴勒斯坦人摆脱加沙围困痛苦和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因此旅游公司开始宣传前往以色列休闲旅行的许可证。
“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由一位著名的合作者负责的办公室，他声称在‘绿线’（被占领的土地）内的一些旅游区旅行期间……我们将诱捕年轻人并拍下照片，然后威胁他们，如果他们不合作，我们就曝光丑闻。
尽管如此，叙述者还是认识到“痛苦的现实、它的要求和必要性，以及国家野心的上限”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然而，对他来说，这一挑战将迫使他在归属感和政治投资框架内做出个人牺牲，来实现他本人和社会的崛起。因此，有必要培养个人，让他们做好奉献的准备。
“你会发现其中一名工人试图说服他们，但拒绝给他们工作许可证，指着他身后嗷嗷待哺的八个孩子。事实上，‘救济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食物根本不够，他们经常挨饿……这些抵抗战士（fedayeen）拒绝了他坚持要拿到许可证的请求，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尽管为此感到抱歉，他们还是撕毁了这名男子的许可证。”
牺牲和自我否定
易卜拉欣很早就意识到：他需要钱来接受高等教育并在生活中前进。在成为专业人士和承包商之前，他与一位专业朋友一起工作来学习建筑施工。
毕业后，易卜拉欣拒绝离开自己的祖国外出学习，甚至他拒绝离开加沙地带前往约旦河西岸的比尔泽特大学就读。他选择了在加沙伊斯兰大学学习，当时该大学甚至没有自己的大楼。
他的婶婶不同意他的决定，认为加沙伊斯兰大学几乎称不上一所大学，并强烈建议他像他的堂兄一样出国留学。
然而，易卜拉欣选择伊斯兰大学是因为它的学费只有比尔宰特大学的一半，更不用说去埃及学习的费用了。
尽管占领者围困了这所大学并禁止它修建建筑，但“这无法阻止人民获取知识和追求教育的愿望”。
和艾哈迈德等人一起，易卜拉欣继续在加沙伊斯兰大学的帐篷和棕榈树底下学习。“易卜拉欣是一名学生和活动家，后来成长为企业家。他和几位受人尊敬的学生，在我们数百人的帮助下，建造了大学演讲厅……从而给占领带来了新的现实。”
易卜拉欣选择将钱投资在家乡的当地大学，并积攒大部分钱购买一辆汽车，用于政治工作和活动。他还将自己的努力和精力投入到建设和发展这所大学，直到它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教育机构。
易卜拉欣为了家庭和社区而牺牲了他个人的救赎和进步。当一个人超越个人野心并将其政治化时，他存在的意义必然与集体拯救联系在一起。
因此，当个人投身于集体状况的改善事业，而集体状况却受到限制——这迫使他为此目的付出一切必要的努力。
这激励他们以专业的方式管理现实，包括完成重要任务，例如创建系统和实现目标所需的基础设施。
最终，易卜拉欣建立了一个教育机构，为所有因无力承担旅费和其他大学费用而可能被剥夺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教育。
藉此，他将几代人从无知、懒惰和经常与以金钱为诱饵的敌人合作的陷阱中拯救出来。
他甚至反抗占领，投入金钱和精力创建一个机构，培训几代人了解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价值观和原则，从而形成了一个解放工作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这部小说阐述了关于个人牺牲价值的教育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创造一个个自主的个体，愿意为实现民族愿望付出一切必要的努力。
在巴勒斯坦人个人与其集体解放之间的关系中，自我教育是一项基本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伊斯兰价值观得到强化，使他们能够建立和建设一个政治实体。
抵抗与政治提升的艺术
易卜拉欣有一个哥哥哈桑，哈桑很早就选择了个人救赎：他逃到了特拉维夫，在一个以色列女孩和他父亲的工厂的摆布下生活，直到她父亲的生意倒闭，她把他踢出了公寓。
随后他无奈返回加沙和难民营。然而，哈桑一心想要拯救自己，最终他成为当地社区的通敌者和腐败者。这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坏名声，并给国家和事业造成毁灭、垮台和政治恶化的危机……这扰乱了易卜拉欣的生活。
有一天，艾哈迈德惊讶地在易卜拉欣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哈桑的详细情报报告。艾哈迈德指出：“这份报告不是儿童或业余爱好者的作品。这是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的工作。”
这份报告表明，存在着一个由抵抗运动建立的、先进的巴勒斯坦情报机构，易卜拉欣是其中的一员。易卜拉欣与兄弟哈桑的问题直接促使他建立一个全面的安全系统，以识别“合作者”，研究他们的方法，并在敌人未意识到存在这样一个系统的情况下与之对抗。
最终，易卜拉欣杀死了哈桑，但他的专业保证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小说指出，掌握一个政治实体的建构需要个人对其现实的各个方面有深刻和全面的了解，包括确保其政治实践和解放进程——抵抗——的连续性、保护和保障所需的知识。
小说提出了这方面的基本概念，例如“鸟”，占领军在囚犯中安置的间谍，以套取他们的供词。如果艾哈迈德没有意识到这个词，他可能会落入陷阱，自证其罪，向当局证实易卜拉欣参与了哈桑的谋杀，并暴露了他们抓捕和消灭合作者的系统。
这将庇护易卜拉欣的斗争之旅，使社区获得政治优势并得以发展抵抗运动。因此，这些知识有助于他们在审讯期间保持口径一致，而不需要事先协调。
因此，这部小说的重点是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教育和“安全意识”的发展。安全意识被定义为自我产生的感受和感觉，基于事件发生前预测事件的原因和情境因素，目的是预防事件发生，在其损害国家及其成就之前预防和排除事件。
如前所述，这种安全意识保护个人及其整个社区，确保社区有能力继续在政治上抵抗和前进，而不会轻易成为猎物或导致其解放计划失败。
它允许非参与者在不危及参与者的情况下避险。它充当组织和协调的指南针，不需要个人之间的直接沟通，从而避免接触造成暴露的风险。
加沙街区墙上的抵抗涂鸦
这使社区能够以最小的影响继续、支持和组织抵抗斗争，特别是因为占领针对的是巴勒斯坦人的组织和秩序，并以不合理的长期监禁来惩罚此类行为。
艾哈迈德可能不像易卜拉欣那样热衷于圣战，这可能表明作者认识到：个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这种对抗能力，或者他们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然而，根据作者的说法，安全意识是协调这些角色和履行这一政治使命的必要性和生存原则。
小说本身也许是试图在巴勒斯坦人中建立这种安全意识的尝试，其中包括对抵抗过程和工作、条件和方法、抵抗战士的经验和教训、合作者的策略、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被招募和被迫“工作”的方式的了解。
这种尝试的影响在加沙儿童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中显而易见，他们在隐藏摄像机的采访中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甚至拒绝讨论与加沙隧道或军事场所有关的任何话题。
他们的安全意识也许反映了作者对巴勒斯坦社会的愿景，易卜拉欣称之为“升级和连续性”。正如他所解释的，这意味着“以一种与正在进行的起义不冲突的方式”维持和继续日常生活。
相反，这让起义成为“巴勒斯坦生活方式的支柱”，其他生活活动随之适应，包括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换言之，建立一个具有抵抗经验的社会，能够重复和强化抵抗，以实现更多的政治目标，直到巴勒斯坦人对其生活实现充分主权。
在其存在主义哲学中，尼采呼吁个人以一种令他们感到满意的方式塑造他们的生活，这样，如果他们被迫永远重复自己的生命周期，他们会满足于重复他们创造的体验，因为这给他们带来了传统、自由和对自己的自决意识。
同样，通过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开展政治工作的愿景中提出的存在主义哲学，辛瓦尔旨在培养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自动实现抵抗和解放条件的个人，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的立场和条件出发，以他的知识和技能。
在此背景下，小说讲述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峻和最具挑战性的抵抗背景下武器状况的演变：它始于孩子们扔石头，然后由来自不同背景和职业的年轻人发展起来。
例如，小说描述了学生叶海亚如何在主动性的驱使下，翻阅化学书寻找方程式，然后发明了炸药带、汽车炸弹和随后的殉道行动的方法。
然后，他回顾了抵抗战士多年来积累的经验，直到哈马斯运动的军事派别卡桑旅最终获得了能够进行远程轰炸的火箭和火炮基础设施……
辛瓦尔认为，禁欲主义、牺牲、自我否定、安全意识等观念在个体意识中的培养，使人产生一种内在的抵抗冲动，即：抵抗的意志，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对他来说，抵抗始于每个人对其政治自由的承诺。他致力于思考实现政治自由的路线，并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和能力有计划地迈向这一自由——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困难或遥远。
辛瓦尔从以色列判处的426年刑期中获释（辛瓦尔是在监狱里，在服无期徒刑期间参与了吉拉德·沙利特囚犯交换谈判，并迫使以色列将他纳入交换名单——译注），并领导了巴勒斯坦历史上最大的革命。他的经历是其政治思想哲学的直接应用——为遥远的目标制定长期计划。
他的10月7日革命被以色列媒体称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情报骗局”，它始于辛瓦尔在监狱中掌握敌人的语言并操纵他们。
这就是白手起家的人在抵抗中提出的哲学——即使没有抵抗，也有能力产生抵抗。
被称为“抵抗工程师”的烈士叶海亚·阿亚什的这句话或许雄辩地概括了这一切：“他们可以将我的身体从巴勒斯坦连根拔起，但我想在人民的心中种下一些他们无法连根拔起的东西。”
注释（略）
临近的胜利—— 4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