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公正与和平追求，武力斗争是必要的，但单纯依靠武力斗争不够。治本必须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就是讨论“Hizmet”运动的必要性所在。
“Hizmet”运动是一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改革尝试，即穆斯林对其宗教的现代性阐释尝试和实践运动。
“Hizmet”运动提出了诸如“宗教平等”、“民主”、“反对极端主义”这样一些进步的题目，但其表现缺乏对这些题目的实践，或者与之背道而驰。
既不能简单地把“反对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以及一切仇视宗教运动）混为一谈，也不能极端地把“反对极端主义”当作去宗教化、消灭宗教来实践。相反，这两种错误的倾向——从认识到实践——它们本身就是极端主义。
所有的悖论中，根本性的悖论依然是：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这个问题说不清楚，一切问题说不清楚。谁对这个问题认识糊涂，谁对他所信仰的宗教本身认识糊涂。
伊斯兰教的现代性改革（或者叫作现代化进程）任重道远。这一历史进程所面对的不仅是基于复古主义思路和教法主义主张的极端主义表现，还有腐朽的、持续篡改上帝之道的宗教教士阶层，更有探索伊斯兰教自身民主化的历史性命题，当然也包括应对来自外部的——以“反极端”名义行文明歧视和宗教压迫之实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极端主义。
所幸，这一切改革/ 斗争的理论依据都存在于这个宗教的原典之中。所不幸的是，大部分这个宗教的信徒在今天依然表现为保守、落后的力量，而非进步的、探索的力量。
/ 桑博
加沙种族灭绝战争的火光，遮掩了一条重要的信息：10月20日，土耳其裔宗教人士法土拉·葛兰在美国去世。
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葛兰领导的全球“Hizmet”运动对于伊斯兰世界很重要。土耳其语“Hizmet”意为“服务”，因其运动的全球性，又被译为：国际服务。
土耳其裔宗教人士、全球“Hizmet”运动领导人法土拉·葛兰，图片来自公众号“实时土耳其”
“Hizmet”这一名称来自于该宗教运动对伊斯兰教核心主张（至少来说是核心现世功能）的阐释，即服务人群——“Hizmet”运动把“服务”视为伊斯兰教的核心宗教义务和宗教实践。因此，这一运动也被西方评论为“和平主义”、“伊斯兰教的温和融合（世界）”。
本质上，“Hizmet”运动是一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改革尝试，即穆斯林对其宗教的现代性阐释尝试和实践运动。伊斯兰教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之一，又因这场运动的实践规模和全球影响（甚至被评价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运动”），这就使它变得重要起来。
10月28日，一位名叫萨尔曼·卡尔迪的科威特活动人士冲进沙特驻伦敦大使馆，高呼：“打倒本·萨勒曼，打倒他！”“你们真可耻，两圣寺的叛徒！”“你们真可耻，杀害贾迈勒·卡舒吉和尼姆尔·尼姆尔的凶手！”
巴勒斯坦问题，伊朗神权独裁，塔利班的逆历史，ISIS的反人类，以及西方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或者称作“伊斯兰威胁”），诸如此类，暴力解决只是治标的手段，但终究——如果你需要的是和平——你需要治本。
包括对于加沙的种族灭绝，武力斗争不仅正当正义，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反对种族灭绝，单靠战场上的亚辛105是不够的，还需要提供伦理和理论的武器——需要解决意识形态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总结葛兰的全球“Hizmet”运动。
“Hizmet”运动的成就
作为一场现代性改革运动，在其理论和实践方面，“Hizmet”运动提出了哪些创新，或者说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建树呢？从一篇题为“法图拉·居伦逝世对全球及土耳其的深远影响”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可以揆其大略：
其中“主张与其他信仰共存”，即被视为“Hizmet”运动最具有现代性、也是最显著成果的“宗教间对话”，包括葛兰本人曾会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大公教会大主教巴塞洛缪一世和以色列塞法迪犹太教领袖拉比埃利亚胡·巴克希-多隆等多位其他宗教领袖，“Hizmet”运动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促进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间对话活动机构，包括伊斯坦布尔的记者和作家基金会、华盛顿的鲁米论坛和新德里的印度对话基金会，等。
但“宗教间对话”不是葛兰的新发明，也不是“Hizmet”运动的首创。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活动的普遍现象，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交流自古有之，从安达卢西亚时代到中国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活动，这一活动遍及整个伊斯兰教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时代去。
上文中总结到的“民主原则”，是一个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也是伊斯兰教现代化进程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宗教改革绕不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同时，从理论到实践，它更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诸层复杂中，首要任务是把民主本身与西方民主区分开来。这在2024年，不仅在加沙种族灭绝这一面照妖镜前，更在美国大选这场西方民主的露阴秀——他们正在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与一个智力和道德的双料白痴之间进行一场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并试图据此选举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对于具有基本智力和道德意识的人们，这应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然而，西方民主的虚伪和荒谬性，并不能替代或遮盖伊斯兰教自身的民主议程。换言之，别人身上的癌并不能治疗你的痔疮。
就“Hizmet”运动而言，我们并未看到它提出了什么样的民主建设实践或民主探索理论，相反，就其系统内部管理而言，恰恰它可能完全地继承了传统教团的专制主义那一套——思想控制和人身控制——模式。
余者，对于“Hizmet”运动重视“科学”之类的赞誉是不足论的。作为工具的“科学”与作为意识形态的信仰原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以“科学”为宗教，恰恰表明了不懂宗教。
如果不论正义与否而单论成就（实力），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比“Hizmet”运动的成就大得多得多。
关于“坚决反对极端主义”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Hizmet”运动“反对极端主义”，在今天它恰是一个最值得讨论、辨析的题目。
既不能简单地把“反对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以及一切仇视宗教运动）混为一谈，也不能极端地把“反对极端主义”当作去宗教化、消灭宗教来实践。相反，这两种错误的倾向——从认识到实践——它们本身就是极端主义。
现实中的伊斯兰教存在极端主义吗？当然存在。试图否认或回避这一点，属于下意识的“护教”冲动，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根本理论——古兰经本身是反极端主义的。不仅如此，追求“回到七世纪”的复古主义宗教思潮和实践仍是当今穆斯林世界的主流。
批评沙特政府的做法的人，被评论为“极端分子”
但同样，穆斯林世界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反极端主义——反复古主义、反教法主义倾向，这也是事实。这是值得注意的。因此，把“反对极端主义”当作去宗教化、甚至当作反穆斯林运动来实践，这是伊斯兰恐惧症，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如前面所说，它们本身是极端主义。
为什么“反极端主义”经常会被极端主义本身拿来作为实施极端主义行为——如侵害人们的正当权利包括正当宗教权利——的盾牌？极端主义或反极端主义的边界在哪里？最近，中国评论人郭松民的一篇文章引起的舆论风波，对于理解和辨析这些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牺牲后，在其题为“辛瓦尔：牺牲的意义”一文中，郭松民将辛瓦尔与中国抗日烈士杨靖宇进行对比，不意在国内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一些声称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左翼”言论人士也表示对郭松民将辛瓦尔与中国抗日烈士相提并论不能接受……
应当说，郭松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既不是多么深奥难懂的理论，也不是什么复杂暧昧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正常人类的朴素道理：反抗压迫，是人类本性。他把它称作“人的类本质”。
相同的侵略，相同的压迫，相同的殖民主义，相同的抵抗，相同的反殖民斗争……如果说辛瓦尔与杨靖宇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只有：辛瓦尔是阿拉伯人，而杨靖宇是中国人——这就清楚且十分不幸地表明了：那些认为辛瓦尔不配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们，只是一些种族主义分子。他们自身不配尊重杨靖宇烈士。
如果进一步深究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两者之间的渊源，更应当懂得杨靖宇烈士所抵抗的对象和为之牺牲的事业，正是反种族主义斗争。这就是为什么说种族主义者不配尊重反种族主义烈士，他们对于烈士辛瓦尔的种族主义歧视甚至不如当年曾向杨靖宇烈士致敬的侵略军军官。
一段关于哈马斯与ISIS极端主义的讨论
这一现象再次暴露出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毫无歧义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正当正义的抵抗行为，一旦沾上“穆斯林”的边儿就要被质疑、甚至不假思索地被否定？包括穆斯林自身的反极端主义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这当然是来自西方的全球宣传所造成的后果。
“Hizmet”运动的“坚决反对极端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反极端主义？或者说它所坚决反对的是什么“极端主义”？
这些都是需要深究和辨析的问题。
“Hizmet”运动在加沙种族灭绝中
“Hizmet”运动在加沙种族灭绝中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未曾看到或听到它作为一个穆斯林宗教团体的任何态度或声明。
这是正常人类对加沙种族灭绝的反应，但不是多数穆斯林的反应
几个月之前，曾经有几位年轻人在尼罗河边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于“Hizmet”运动在加沙种族灭绝中的表现，他们为之辩护说：并不是所有的宗教运动都必须参与到政治事件中去，“Hizmet”运动默默无闻地为穆斯林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培养出来了多少多少科技、医疗、法律领域的专业人才……
我心里也在默默地想：是的，宗教运动不必参与到政治权力纷争中去，但发生在加沙的事情是政治“事件”或政治斗争吗？如果说“默默无闻为穆斯林教育做贡献”——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教育？为不公正世界秩序培养驯服奴隶的教育吗？至于说“培养了多少多少专业人才”——在种族灭绝语境下，这相当于是在说：为种族灭绝屠杀培养了多少待宰的脖子……一年多来加沙被杀害的专业人才、高级知识分子有多少？
这只是无聊的、虔诚信徒们应当远离的“政治游戏”或政治无义战吗？
但所有的悖论中，根本性的悖论依然是：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这个问题说不清楚，一切问题说不清楚。谁对这个问题认识糊涂，谁对他所信仰的宗教本身认识糊涂。宗教的本质即政治。即使你远离红尘、与世隔绝钻进山洞里去一天到晚礼拜，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抛弃人类义务、将自身权利和他人权利一并让渡于撒旦的政治行为。这是简单的道理。
欺骗性的宗教理论教育人们“远离政治”——这一理论及其欺骗性教育本身就是政治行为，正在为邪恶政治服务：诱使人们抛弃其宗教义务，愚弄人们放弃其政治权利……现实中，这种欺骗性教育占据着伊斯兰教宗教教育的很大市场。
毛拉纳·法鲁克·卡齐·萨希卜报道，一名英国穆斯林因穿着巴勒斯坦 T 恤而被拒绝进入麦加禁寺
所以这种宗教生物的智力远低于正常人类的最低值
因此，伊斯兰教的现代性改革（或者叫作现代化进程）任重道远。这一历史进程所面对不仅是基于复古主义思路和教法主义主张的极端主义表现，还有腐朽的、持续篡改上帝之道的宗教教士阶层，更有探索伊斯兰教自身民主化的历史性命题，当然也包括应对来自外部的——以“反极端”名义行文明歧视和宗教压迫之实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极端主义。
所幸，这一切改革/ 斗争的理论依据都存在于这个宗教的原典之中。所不幸的是，大部分这个宗教的信徒在今天依然表现为保守、落后的力量。而非进步的、探索的力量。
今天的伊斯兰教的处境与命运，恰似这个在种族灭绝中被困于废墟底下的加沙男孩
无论如何，伊斯兰这个宗教的核心主张（现世功能）是公正，而不是次一级的“Hizmet”（服务）。
对于加沙种族灭绝，“Hizmet”运动并不是一个无关的话题。相反，就共同人群的意识形态而言，两者是因果的关系。
今天，分析、总结作为一场伊斯兰宗教现代性改革实验的“Hizmet”运动，实质上正是基于加沙种族灭绝的痛苦现实。“Hizmet”运动提出了诸如“宗教平等”、“民主”、“反对极端主义”这样一些进步题目，但其表现缺乏对这些题目的实践——这非常相似于埃尔多安发表了无数正确的谴责声明，却从未干过任何一件阻止种族灭绝的行为。
早在十多年前，网络上就曾出现过揭露“Hizmet”运动及其领导人法土拉·葛兰作为西方全球霸权工具的文章，甚至对葛兰与中情局的关系也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就像许多事情一样，对此我无法证实，就像你无法证伪。
但当2012年以来“Hizmet”运动与土耳其执政党之间发生龃龉，美国和英国政府始终为“Hizmet”运动站台，向土耳其施压……这也是一个十分例外的现象。
2024年10月29日
临近的胜利—— 4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