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拒绝结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和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恐怖主义，在整个地区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这是一个事实——大卫·赫斯特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问题依旧是：仇恨如何转化为力量？当仇恨无法转化为抵抗的力量，仇恨只是一种情绪。
在发生结构性的力量变化之前，特别是在民众缺乏组织和领导之前，我们很难对这种民意抱有乐观或希望。顶多，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未来）可能的民意储备。
形势一目了然：巴勒斯坦（不仅加沙，包括西岸）屠杀正酣，一圈阿拉伯政权正蹲在墙头上看戏，每个独裁者的身后，都有一把美国承诺的安全梯，而民众则被他们压在屁股底下……
大卫·赫斯特在这篇评论中所提到的“部落力量”，同样无法被视为希望——部落跟国家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毕竟，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这些部落都是以劫掠一年一度的朝觐团为生的。包括约旦烈士马希尔·贾齐出身的部落。
最近在约旦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而成为最大单一政党的穆兄会分支“伊斯兰行动党”，同样有可能是为平息公众不满情绪的一个手段。在阿拉伯国家，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策略。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摩洛哥就曾使用过这种策略，而且很有效——约旦不过是一个抄袭者罢了。
唯一的希望仍然只能是那些真刀实枪拼命的抵抗者。而巴勒斯坦（包括整个阿拉伯人）得解放的精神力量只能是两样：一样是类似于巴勒斯坦人的现实遭遇，另一样则是他们的宗教——但绝不会是今天市面上流行的伊斯兰教。
所以我们还是首先关心一下那些以命相拼的抵抗信息吧：
9月8日，三名以色列安全警察在约旦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艾伦比桥附近被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以色列“被伊朗领导的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所包围”。
去年 12 月，以色列政府称：以色列在七条战线上作战，均由伊朗主导。
如果这是承认内塔尼亚胡拒绝结束加沙种族灭绝行动而导致以色列边境不安全，那么这已经为时太晚了。然而，内塔尼亚胡说约旦河谷东部存在对以色列的仇恨，这是正确的。
正如三名以色列安全警察被杀之后约旦民众举行的庆祝活动所表明的那样，约旦人并不需要伊朗的积极煽动。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动，和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本身就给邻国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沉寂了 50 年的约旦，如今再也无法平静了。
加沙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激进化，其程度之深是阿拉伯之春十多年来未曾见过的。
部落力量
首先，实施袭击的卡车司机马希尔·贾齐来自约旦南部马安省乌德拉镇。这个部落曾经的首领哈伦·贾齐，曾率领东约旦志愿军参加了1948 年的耶路撒冷之战。
马希尔也是马舒尔·贾齐的后裔。马舒尔·贾齐在 1968 年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及约旦武装部队在边境城镇卡拉迈（即烈士马希尔·贾齐袭击行动的地点——译注）的战斗中担任约旦军队指挥官。
贾齐的城镇和部族对该地区那些故意不面对真相的西方大使馆的人们来说是个不祥之兆，他们希望这场火灾的余烬能尽快被扑灭。
如果说以色列军队和多达一百万的武装定居者正在迅速将335公里长的以色列-约旦边界的西侧军事化，那么，保护边界东侧的就只有约旦部落和大量从他们那里招募兵员的约旦军队了。
因此，部落首领对此次枪击事件的态度，对于该边境未来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阿卜杜拉国王驾驶着一架黑鹰直升机（他有一架黑鹰直升机供私人使用）时，他是多么轻易地将部落驱逐出去。
这个场景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场景，但效果很好。他的直升机乘客、美国记者杰弗里·戈德堡对此印象深刻，并把这一幕写进了《大西洋月刊》。
在准备与卡拉克的部落首领共进午餐时，国王阿卜杜拉告诉戈德堡：“今天我和这些老古董们坐在一起。”
那是 2013 年阿拉伯之春结束前几个月。
如今，国王不敢称呼部落首领为“老恐龙”，除非他自己也濒临灭绝。
在这动荡的时期，哈希姆君主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部落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石，而这一合法性因长期的经济衰退而受到削弱。
部落首领的言论被视为国家情绪的风向标。
本土愤怒
艾伦比桥事件次日，他们的声明中没有丝毫哀悼或道歉的意思。
胡瓦伊塔特家族发表了一份由其家人发表的声明，称边境事件的全部责任在于以色列总理，并补充说：“我们殉难儿子的血并不比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的血更珍贵，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烈士。”
巴尼萨赫尔部落首领谢赫特拉德·法耶兹对这次“英勇行动”表示欢迎，认为“行动体现了我们人民和我们国家的精神”。他接着说：“面对这次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民必须采取果断、光荣和坚定的立场。”
所有这些中，没有来自伊朗或任何外国势力的痕迹。愤怒是本土的。
前总理兼情报局长艾哈迈德·奥贝达特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奥贝达特从未看到他的国家团结一致支持巴勒斯坦的抵抗事业：“这场战斗是所有人的战斗。因为命运是一致的。而针对巴勒斯坦的敌人显然也会针对约旦。”
奥迪达特认为这是以色列决定管理冲突的时机已经结束的自然结果：“要么你们（以色列人）杀死巴勒斯坦人，要么驱逐他们。要么杀死他们，要么驱逐他们……这些就发生在我们面前。”
他宣称：“任何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只要交出巴勒斯坦的一粒土地——不仅仅是1967年6月4日谈判时留下的22%——就是他们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叛徒。”
约旦国民情绪的另一个体现是议会选举的初步结果。根据该制度，某一政治力量即使获得多数选票，也无法赢得席位。
这是自 1989 年穆斯林兄弟会获得议会80 个席位中的 22 个以来，伊斯兰主义者在约旦选举中取得的最大胜利
不过，根据初步结果，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行动党赢得了40个议席中的18个。预计该党还将从地方选举中获得14个议席，从而使其在130个议席中占据约32个席位，这将使它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
根本的安全挑战
在“阿拉伯之春”被镇压11年之后，这种程度的参与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为加沙战役开辟第二战场的后果。
这也不是以色列外交部长以斯拉·卡茨发出的警告的结果，他警告称在“某些激烈战斗的情况下”需要“临时撤离”。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 6 月份透曾露，他的政府正在秘密改变约旦河西岸的治理方式，实现正式的吞并。
内塔尼亚胡制作的数字地图也确实如此，其中约旦的某些地区被赋予了与加沙相同的颜色，而西岸则被完全抹去。
如果我可以指出一份文件、一个证据来说明以色列的言行如何对约旦乃至其所有阿拉伯邻国构成根本的安全挑战，那就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对定居者如何通过农业前哨占领大片土地的调查，这种行为违反了以色列法和国际法。
今年 2 月，因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和恐吓而受到英国和美国制裁的定居者摩西·沙维特在其定居点举办了开放日活动并进行了拍摄。
沙维特解释了他是如何有效地夺取土地的：“我们（定居者）建造定居点时最大的遗憾就是被困在隔离墙里，无法扩张，”他告诉人群。“农场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周边地区。”
沙尔维特声称控制着 7,000 德南（7平方公里）的土地。定居者一边在欺凌、骚扰巴勒斯坦农民，一边在枪杀他们，夺走他们的土地。他们是冲锋队，猎捕无能为力的受害者。他们大摇大摆。他们面带微笑。
目前共有196 个定居点前哨站，根据以色列法律，这些前哨站都是非法的。在过去五年中，这些前哨站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些都远早于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发生之前。
我敢说，任何观众看了这部纪录片后都会感到内心愤怒。
沙维特并不是孤军奋战。以色列人权组织“Peace Now”获得的合同显示，两个与以色列政府有官方关系的组织正在为此类土地掠夺提供资金。
其中一家是阿玛纳公司，它向一名定居者贷款 27 万美元，用于在前哨站建造温室。据 BBC 调查，在 2021 年高管会议的一份泄露录音中，可以听到阿玛纳首席执行官泽夫·赫弗说：“在过去三年里……我们扩大的一项业务是畜牧农场（前哨站）。如今，（前哨站控制的）面积几乎是已建定居点面积的两倍。”
加拿大因“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及其财产采取暴力和破坏稳定行动”而对阿马纳实施制裁。
另一个资助畜牧养殖前哨的组织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ZO），该组织定居机构负责管理 1967 年被以色列占领的一些土地。
该机构自称是“以色列政府的一个分支”。它还拥有国际分支机构和合作伙伴。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英国注册的慈善机构。
BBC 向阿玛纳和 WZO 提供了澄清机会，但双方均未回应。
MEE向 WZO 提供了另一次陈述其观点的机会，但截至本文发表时，他们尚未做出任何回应。
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暴力定居者实施制裁，同时却允许其资助者和合作伙伴在英国和美国自由经营。
怎么会这样？这当然值得更深入的审视。
滋生仇恨
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政府只关心从国内开始的国际链条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暴露的环节。
很难区分定居者和士兵，他们今天骚扰巴勒斯坦农民，明天又被拍到向他们开枪。
而要区分定居点、前哨和曾经被人们亲切但错误地称作“以色列本土”的地方就更加困难了。
这对美国、英国、欧盟或任何声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欧洲国家来说都很重要，或者应该很重要。因为正如斯莫特里奇所知道的，正是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三分之二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的自决事业被葬送了。
在这场战斗中，夺取每一块土地都是一次战争行为，这是唯一重要的战斗。这场战争由整个以色列国和全世界的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社区发起。
当一个国家本身不断默默地发起攻击时，它就无权“自卫”。
难怪以色列会滋生和助长邻国的仇恨。这种仇恨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种仇恨被低估了。
因为不只是以色列能够得出“要么是我们，要么是他们”的结论，它的邻国也可以这样做。
大卫·赫斯特David Hearst是英国中东媒体MEE的联合创始人兼主编。他是中东问题评论员和演讲者，也是沙特阿拉伯问题分析师，曾担任卫报外国专栏作家，并曾驻俄罗斯、欧洲和贝尔法斯特记者
临近的胜利—— 4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