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
在艾森努尔·埃兹吉·埃吉被杀害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兰迪·费恩在全球社交媒体 X 上写道：
“扔石头，被射杀。又少了一个#穆斯林恐怖分子。#开火！”
艾森努尔·埃兹吉·埃吉是一名人权活动家，9 月 6 日，她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贝塔参加反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和平抗议活动时，被以色列国防军狙击手射中头部牺牲。
埃吉是以国际团结运动（ISM）志愿者身份参加当天的抗议活动，她从上大学时就是国际团结运动的成员。国际团结运动是一个以主张“非暴力抗议”路线而著称的巴勒斯坦人权利组织。
对于美国议员兰迪·费恩评论中所说的“扔石头”，与埃吉同时参加了当天抗议活动的以色列活动人士乔纳森·波拉克向媒体作证说，埃吉被射杀时，数十名巴勒斯坦抗议者和外国活动人士正聚集在贝塔附近的山坡上举行集体礼拜，“在她被枪击前的几分钟内，那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波拉克说，埃吉头部中弹时距离他只有 10 米，他看到两名士兵站在附近的房顶上，举枪瞄准埃吉向她开火，她在一棵橄榄树旁流血致死……对于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士兵遭到埃吉团伙投掷石块”的说法，波拉克和其他现场目击者说，“艾森努尔距离以色列士兵所在位置超过 200 米，埃吉和另一名妇女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
“和另一名妇女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 / 新闻页面截图
“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我盯着这句话，怔怔呆愣半晌。这句描述，可真是令人痛肠百转，满心苦味啊！……不，我并不是对烈士的命运感到悲哀或痛苦。
“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这是对国际团结运动（ISM）所奉行的“非暴力抗议”路线的嘲讽吗？我不能这么说。虽然对于“非暴力抵抗”哲学持保留看法，但我尊重一切形式的抵抗，哪怕只是“言论抵抗”——除非当“非暴力”试图否定暴力抵抗。
“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要质疑烈士为什么没有做点什么吗？不不不，绝不！无论以“道德”或是“宗教”的名义，甚至是以权利斗争、集体解放的名义，我都不主张把义务强加于某个个体成员的头上。何况，她只是一位年仅26岁的女孩儿，正是在被保护中享受爱情和生命的年华——谁有什么理由要求她去为他人而战斗、牺牲呢？我更加敬重一切牺牲者。
“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就成了一个舆论标签“#MuslimTerrorist”，于是就被一枪爆头，并且成为煽动“#FireAway”的一句啦啦队口号……
在2024年9月10日凌晨汗尤尼斯Mawassi大屠杀中，以色列投下数枚MK-84美国2000磅炸弹炸出的弹坑，20多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被活埋
一瞬间我感到不是寒意彻骨而是悲从中来。当面对一场大到超过了经验的危险时，恐惧不仅是没用的，并且人会丧失恐惧的感觉而只剩下悲哀——我清晰地感到：巨大的悲哀从心底里缓缓升起来，顺着血管弥漫全身，整个人被它攫住了……
“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这不是烈士艾森努尔·埃兹吉·埃吉一个人的命运。老实说，这是你的命运，这是所有人无法逃脱的命运——不论你是“温和的”或者“激进的”，也不论你是“好穆斯林”还是“坏穆斯林”。
飓风正在形成。
自娱者的工作及其成就
“Islamophobia”（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话题我已经说了太多——不是说到我自己厌倦或累了，而是说到我自己……被悲哀“攫”住了。我想起了单田芳老人家的一句口头禅：“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置诸古兰经中代代使者的遭遇，你将发现这是一个真实的规律。
感谢手机。每一天，它为我打开一扇窗口，如同功课，如同鸟瞰，让我俯视着：遥远大地上，“该死的鬼”们津津乐道地或兴致勃勃地——都忙碌着些什么。
担葱卖蒜的、拆字打卦的、贩卖“迪尼鸡汤”的、“萨拉提卫士”“头巾战士”……不管沐猴而冠站在演讲台上还是狗扮人样登上领奖台的，如是者流，皆不在我的题目之内。作为社会的观察者，我留意着文化圈筛海流——所谓精英一层，他们都在忙乎些什么呢？
指头划过一页加沙涂炭，紧接着App便会自动给你弹出一条组团自娱——仿佛它知道我是个回民，专门往我眼睛里塞这一类滑稽信息……吹吹打打，拍拍捧捧，抱团取暖，扎堆自娱——到底难掩一个“经营”的小商底色，这可真是一个遗传了小商基因的民族呵！
久之，甚至我产生了一个狭愤的念头：天不亡鬼，是无天理。这是另一个极端的“Islamophobia”吗？还是说这是在伤口上撒盐？内心里，我审视着自己的这一心态——无疑地，它不是战士该有的心理，它更不是圣哲的境界……它只是如烹如煎中的牢骚。
甚至我感觉着自己患上了某种病：它可以被命名为“厌回症”或者“厌穆症”？
在以色列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大规模袭击中，被烧成焦炭的巴勒斯坦平民
牢骚不是有价值的工作（عمل),牢骚如泡沫，但它折射现实——这就像精英同样是泡沫，但它折射一个人群的精神状态，而并非精英对于历史真的有多么重要——他们在历史上几乎留不下任何痕迹，除非作为笑料。
茫茫大地上，我们如蛆虫蠕动——搜肠刮肚在腹中制造并不停地分泌粘液，只为表明自己的存在，或强化与同类之间的黏连，拼命地营造一个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蛆塔”——抵达巅峰，一瞬虚妄，而后烟消云散于历史的风中，什么也不曾留下。
将之置于历史的透视镜下，分析蛆虫的粘液，你试图发现价值，但最后你发现：那些堆砌的、妄求不朽的粘液，实质不过是些情绪、自我肯定、出于对名和现世成功的病态痴迷的言辞花样……除了污脏大地，给其子孙头脑中遗传迷误的观念，对于历史进步它们一无价值。
其民众——特别是在获得了手机、拼音/ 笔画输入法和自媒体及其互动功能之后——紧追其后，沉浸于精英的后门分泌物，津津而有味，沾沾而自喜……以自身生命为蛆塔奠基或添砖。在存在主义哲学视野下，原本这或是人生的一种，无可厚非，争奈历史自有考验一说——集体命运是被注定了的。
“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做”——然后成为一个舆论标签“#MuslimTerrorist”，然后可能被一枪爆头。也就是说，历史并不允许你一直沉浸在精英们的虚假分泌物中娱乐至死，报应终究是要来的。
集体的无意识存在必然导致集体的毁灭。不是，这与荣格的理论无关，我指的是一种：人类向蛆虫界存在方式的演进。换言之，即人类对其理智和道德观的放弃，并为此而招致的报应。
飓风正在形成。
“استشهاد”哲学的实践者
突然我意识到：存在主义其实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探索、实践的哲学。并且所有人都会誓死捍卫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
对于犹太教极端主义者而言，拆除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重建“第三圣殿”并推动末日大战进程，这是他们的教门即存在主义哲学——他们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直至牺牲。在此之中，同为上帝之仆的他者的权利和情感是不存在的，众生平等的上帝原则也被忽略了——对于虔诚的犹太教极端主义者，塔木德仪式高于这一原则。
而对于另外一群人，类似的另一种仪式高于一切而排名首位：萨拉提仪式高于其它所有的上帝要求，高于治理者（خليفة）义务，高于公正原则，高于行好利他的工作（عمل ٱلصـٰلحـٰت）——生为人类的核心使命。或者他们把萨拉提仪式视作唯一的善行（عمل ٱلصـٰلحـٰت），尽管在口头上他们并不否认那些更重要的工作，但那只是在与你争辩的时候用来说说罢了。萨拉提仪式是他们的存在主义哲学。
在上述这两种类似的极端之外，或者说正是在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另外的一种存在主义哲学。它既不是蛆虫的自娱哲学，也不是萨拉提仪式的哲学，它是一种“استشهاد”（牺牲/ 见证）哲学：以自身的存在方式，作证创造的意义——创造者的意图与被创造者的价值。
这一存在主义哲学的实践者也许永远是少数人，但他们不绝如缕绵延至今，即使以过去的短短一周为例：本文开头介绍的艾森努尔·埃兹吉·埃吉，就是一位“استشهاد”哲学的实践者。与2003 年被以色列占领军推土机杀害的若雪·柯利和 2004 年被以色列推土机杀害的汤姆·亨德尔（Tom Hurndall）一样，埃吉于2024年9月初进入西岸地区不到一周后，她实践了她的生命。
2024年9月8日，一名来自约旦南部马安省乌德鲁镇的年轻人马希尔·迪亚布·侯赛因·贾齐（Maher Dhiab Hussein al-Jazi）携带着一支小手枪，从约旦卡马拉过境点过境，面对面处决了三名以色列边境警察，随后牺牲。他属于古老的胡瓦伊塔特部落。
——烈士马希尔·蒂亚布·贾齐的遗书
2024年9月11日，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西北部的一条公路上，一位巴勒斯坦司机驾驶卡车冲向路边的占领军岗亭并撞死一名以色列士兵，随后在以色列士兵的乱枪中牺牲。
还应当被人们记住的是：9月5日，一名18岁的奥地利男子匹马单枪，拎着一支老式卡宾步枪来到以色列驻慕尼黑领事馆门前进行袭击，在与警察交火中牺牲。新闻甚至刻意抹去了他的名字，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无疑他属于“استشهاد”实践者的谱系。
正如这位18岁的奥地利勇士所暗示的，他选择了在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袭击事件52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采取行动，既是提醒人们压迫从未消失，也暗示了：“استشهاد”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神秘的传统。
从古老的以牙还牙到眼前这位刚满18岁的烈士，不论以“非暴力”的方式或是以暴力的方式，也包括亚伦·布什内尔的方式，它都属于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哲学。
“استشهاد”这种存在主义哲学，它宣布了简单的原则：我是一名人类，我不屈服。
而那些蛆虫哲学和萨拉提至上主义者们，将把他们的民众带向哪里去？
无论如何，他们无法逃脱集体的报应。
飓风正在形成。
202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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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1日
临近的胜利—— 4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