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的凝视：中国台湾藏家 Rudy Tseng

我的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难忘时刻有三。在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被巴塞尔艺术展收购之前，我就已担当董事，至今我一届不落，无数回忆历历在目。第一个难忘时刻是，有一年香港展会期间，不幸遇上我父亲90高龄仙逝。按台湾人的传统，人在守孝期不能剃头发也不能刮胡子。因为已经答应了几个会议，酒店也已订好，我还是去了香港。第一个晚上，我去林伟而（William Lim）的办公室参加了黎清妍（Firenze Lai）画展的开幕，现场人山人海，画作价格很低，很快售罄。而我真的没有心情看这些作品，只想一人静静来悄悄走。谁料两三年后，维他命创意空间的张巍找到我，问我要不要买一张黎清妍的画。我当场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这幅画在当时早已被藏家定下，不过没付款。最后，兜兜转转中，我还是到手了一张黎清妍的作品。而现在要买一张她的画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她入选威尼斯双年展之后，画作水涨船高，拍卖会价格直接飙升了100倍。

第二个难忘时刻是我之前受邀参加香港展会内“与巴塞尔艺术展对话”的一个论坛。会前，我们几位嘉宾在会议室里商讨在台上如何进行交谈。在场的还有米兰大藏家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日本著名的工薪族藏家宫津大辅（Daisuke Miyatsu）等等。在讨论过程中，Patrizia试图主导整个论坛，现场氛围有点尴尬。上台后她一开始慷慨激昂，讲到一半突然语塞，我当时就坐在她的隔壁，她就那样看着我愣在那儿，我救场之后，整个会谈就变得非常和谐。后来我和Patrizia成为了好朋友。人跟人第一次见面难免需要磨合，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大家其实还是志趣相投的。

第三个难忘时刻缘于香港展会举办期间每晚都有很多大画廊办晚宴，我试过一连三个晚上在同一家法国餐厅吃一样的东西，每天见的人也都差不多，很快就腻烦了这样的社交，从那以后，我就完全拒绝那些大的晚宴。直到有一天张巍突然喊我一起吃饭，我们找了离湾仔不太远的一家海鲜餐厅，一坐下来我才发现我的左边坐着许茹芸，右边坐着黄耀明，对面就是M+董事局副主席刘家明，我们有点像误入流行音乐圈的聚会。那次的聚会私密且真诚，大家都能真正聊上话，不像大画廊晚宴上，有些藏家一坐下来问你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赵无极的作品吗？

我的艺术收藏启蒙要追溯到我高中时期。彼时我开始阅读很多文学作品，并热衷于参观画廊。然而，我的家族并没有艺术收藏的渊源。当时，台湾的画廊主要展示一些日本前辈画家和台湾的第一代画家，比如陈澄波、廖继春、杨三郎等人。我在这些展览中阅读他们的传记，开始了解艺术的本质。在大学期间，我加入了创世纪诗社，与洛夫、商禽、痖弦、向阳等台湾最优秀的诗人一起到处走访，分享讨论，也开始自己写诗。因此，我真正接触艺术是从文学开始的。

我在辅仁大学念的是行销管理专业，毕业后，分别去了奥美和李奥贝纳两家广告公司，后来跳槽去了电影制作公司，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到年代电影公司，再跳到迪士尼台湾分公司。在这段漫长的传媒生涯中，我有许多机会接触艺术收藏品。在迪士尼工作期间，我经常前往伦敦开会，结识了陈维德（Eugene Tan），他现在是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当时他还在伦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经常载我去欣赏英国年轻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他们被称为YBA——Young British Artists，比如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和翠西·艾敏（Tracey Emin）等。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购买了一些YBA的艺术品，从而开始了对当代艺术的兴趣。起初我的涉猎范围是离我最近的海峡两岸暨香港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当代艺术，后来才逐渐涉足全球当代艺术领域。如今，我已经不太在乎作品的国籍，更注重的是作品的创作内涵。

我的生活方式进化蛮有意思的。最关键的时间点是2005年12月31日，那天我向迪士尼递交了辞呈。当时我48岁，正值壮年，财务自由，对之前的工作又感到厌倦，于是决定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每年选择一个城市至少住上三个月。我住在当地才可以真正观察他们怎么运作，才能了解整个艺术生态怎么发展，以及与当地的艺术家建立真正的联系。毕竟如果你不在那里长时间居住，想要临时见到类似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策展人是不可能的。你很可能会碰到他们在旅行或开会，但如果你说，“没关系，我就住在这里”，那么你总有机会与他们碰面，参加各种活动，与这些人真正交朋友。

我当时的第一个选择是纽约。我在曼哈顿住了5年，结识了当地很多美术馆的馆长、策展人、艺术家和藏家。随后，我还住过东京、柏林，近几年我常住巴黎和伦敦，以此了解当地的艺术生态。我现在已经非常了解玛黑区哪里有好吃的餐厅，哪一个地方有艺术空间，哪一座豪宅里的地下室是某个艺术家的工作室……

以前，我是爱马仕的忠实爱好者，全身上下都是爱马仕，因为我在迪士尼负责电影发行，经常有国际明星来台湾，为了接待他们，我必须保持良好的形象。但现在对我来说，这些奢侈品已经不再重要了，保暖不失礼即可。之前有位富豪朋友在法国餐厅用完餐后问我，Rudy，你的西装很漂亮，哪里买的？我回答说，优衣库。他当场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我一个那么热爱爱马仕的人居然会穿优衣库。当然，在某些重要场合我还是会注意穿着的。

再举个例子，去年12月，我参加了森美术馆20周年活动，主办方当时要求着正装，但我其实非常讨厌正装，后来我选择了一套唐装。这套唐装的布料是我在京都买的，与内地唐装的丝质不同，它是手工编织的硬挺材质，不会软软地贴在身上。幸运的是，我刚好认识一位年长的上海裁缝，就请他为我定制了一套优雅的唐装。当晚活动连日本皇室的公主都出席了，其他男士都穿着一样的正装，而我成了少数穿着特别的客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改变。

不止衣服，连住行上，我也有所改变。比如我现在去香港看巴塞尔艺术展，就会选择经济舱，因为全程飞行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以前我会选择住香港的五星级酒店，但现在对我来说，看展期间酒店只是一个提供睡觉的地方，我甚至会直接选择会展中心对面的六国酒店。

这些改变实际上都是为了省下更多钱用于购买艺术品。不过，我也不太愿意出售自己的藏品，有一段时间我都很害怕接到拍卖公司请我出售藏品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也常常劝告一些投资者不要进收藏领域。因为相比于收藏，购买股票和债券更容易变现。艺术品需要的时间周期太长，变现速度太慢了。

我现在比较关注年轻艺术家，需要做大量阅读深入理解他们，我的阅读目录很吓人的。我还是有写作的习惯，也会帮助一些知名媒体撰写文章。比如我前阵子参加了妈祖国际艺术岛，就为他们在《联合报》上写了一篇整版文章做推介。疫情这几年，我还养了一只边境牧羊犬，在温室里种植了两三百棵植物，包括一些昂贵的鹿角蕨。我现在甚至学会了为它们授粉，这实在太有趣了。

我的艺术家名单首先要提到越南裔丹麦籍的艺术家——傅丹（Danh Vo）。我很早就关注他，当时他的作品售价还很便宜。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是傅丹代表作《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中的一部分。他将自由女神的雕像按1:1原大复刻造模，随后切割成400多件薄铜片雕塑。我这一大片当时售价6万多欧元，如今快要升值到50万欧元了。考虑到这样的价格，如果要再收藏他的作品的话，我会有点望而却步。目前来说，我更关注那些具有未来潜力的年轻艺术家。

比如台湾艺术家何采柔（Joyce Ho），她的作品就极富空间感和剧场感。前不久，她刚刚创作了一部八频道录像作品《Vera X Diary》于TKG+展出。在这部作品中，一位身着白色衬衫的模特在近30个不同的空间里与家具如桌子和柜子进行身体互动，与空间进行对话。当她将这部作品在一个巨大的黑暗空间里同时投射到8个屏幕上时，场面非常震撼。

回忆起2007年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黄毛丫头，如今她的艺术语言已经如此娴熟惊艳。之前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Asia Pacific Tr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邀请她参展时，直接给了她整个场地的1/5让她自由创作。昆士兰美术馆亦然，尽管他们近几年预算有限，但还是收藏了何采柔的所有作品。我自己本人就购买了她的《Vera X Diary》，连香港伯格收藏（Burger Collection）的创始人博茉妮女士（Monique Burger）也购买了这件作品，这都足以见得她现在被全球认可的程度。

另一位年轻艺术家是来自印尼日惹的Ipeh Nur。尽管还不到30岁，他已经受邀参加了日惹双年展、台北双年展，并将参加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沙加双年展。我相信他会是下一个备受世界瞩目的艺术家，他的绘画和影像作品都非常精彩。

最后一位是来自印度孟买的艺术家Amol K Patil，也很年轻，才30出头。他第一次被国际看到的展览是在上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大展。他的作品探讨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和新移民之间的矛盾，通过绘画和雕刻来呈现社会现状，充满现代语汇。他现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视觉艺术学院做驻村艺术家，我对他的作品也充满期待。

我的凝视要回溯到我之前策展的、发生在日本大阪的“第三届堂岛川双年展”，有28位艺术家共同参与。这个展览位于河边，又考虑到日本审美偏好注重细节，我将整个双年展定名为《Little Water》，这其实源自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句台词——“Only a little water can clean off your deed”，寓意着只需一丝丝水就能洗净贪婪之心。以此为出发点，我邀请了德国艺术家沃尔夫冈·莱布（Wolfgang Laib) 合作。他为展览打造了一件很大的装置作品，旁边摆了《Milk Stone》（牛奶石）。莱布亲自选取了一块长方形白色石头，经过他手工精心打磨，形成一个微小而薄的凹槽。在展览当天的早晨，我们要将牛奶倒入凹槽中，必须保证刚好满槽且不溢出，大理石和牛奶的合二为一，这样观众俯视时就只能看到牛奶，而看不到下面的石头。莱布的作品常使用自然物质，如花粉、蜡、米和牛奶等，以此创作装置艺术、雕塑和地板装置，通过简约而具启发性的形式，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间和存在的本质。这件《Milk Stone》就让我深感折服。

我收藏的这件《Milk Stone》曾于1980年在巴黎展出，是我从一位资深的法国藏家手中费尽心思得来的。然而，这件作品来到我家后，从未对外展览过。因为艺术家要求将这块石头放在地上，只允许观众蹲着观看，站着都不行。但我现在养了一只狗，每天早上它要喝牛奶，我担心它误食，因此我一直将其放在书桌下面。或许总有一天，狗狗恰好不在，又有宾客来访，我便会将其取出展示给大家。

我的“罪恶感快乐”可能更应该被称为迷幻。当我年少刚开始迷恋YBA时，我在伦敦看过一张照片，是达明恩·赫斯特 (Damien Hirst) 抱着一个人头的照片。那张照片带着一点恶心，又带着一点迷幻，激起了我一种特别奇妙的冲动。我很好奇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过世的？赫斯特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才有机会拍到这样的照片？他拍下来的目的又是怎样的呢？20多年过去了，那张照片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甚至无法用文字来准确描述那种感受。

我的友谊要从艺术家、美术馆、藏家、策展人几个层面分别来说。

艺术家里不得不提到台湾的李明维。他28岁时便在惠特尼美术馆举办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个展，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作品更被MOMA收藏。我们相识于2009年，我收藏了他在商业画廊创作的《补裳计划（The Mending Project）》，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件作品至今仍未回到我家。自我购得以来，它一直被借展至30多个美术馆。因为频繁的借展，我们得以常常交换艺术和旅行经验，逐渐成为终身好友，如今我也会为他的项目和发展出谋划策。

在馆长方面，我必须提及东京森美术馆的馆长片冈真实（Mami Kataoka）。她早年来台湾时，常住在我家。有一年，我在大阪策划了“第三届堂岛川双年展”，她给予了我很多帮助。由于关东与关西的艺术家在执行方式和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我希望能多展示一些关西的艺术家，尤其是大阪和京都的。于是她带我去了京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我介绍了一两百位艺术家，还帮我做翻译和沟通工作。

至于藏家，有两位是我的挚友。其中一位是施俊兆。在我进入森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之后，他是我第一个想拉进来的好友。除了收藏外，我们还是很要好的旅行伴侣。有一次，我们在日本旅行，早上6点他就发简讯给我，问我是否准备好了。然后，他带我去筑地市场吃生鱼片，和很多工人围坐在一起，这真的是我非常享受的时刻。

另一位藏家是叶晓甄（Jenny Yeh）女士，她有一个建设公司——文心建设。我们这几年来关系非常亲密，她甚至称我是她的“艺术界的先生”。我还在她旗下的文心艺所基金会担任董事，为他们的展览提供一些创意。这么多年来，我们几乎都是一起参加宴会、一起旅行，一起去香港和巴塞尔看巴塞尔艺术展。虽然她入圈不久，但她在收藏方面进步神速。作为她的朋友，我替她感到骄傲。

聊到策展人，我要提到最近认识的内地朋友李佳桓（Alvin Li），三十出头，年轻有为。我带他拜访了台湾的刘国松老师，还带他去泰国双年展拜访了当地知名艺术家。我相信，他将成为未来国际上备受瞩目的中国策展人，因为他的艺术知识足够扎实，英文又流利到能为《Frieze》杂志撰稿。最重要的是，他对艺术充满热情，以及当代艺术的知识非常丰富。

我的教训一定会有的。不过我从不把艺术收藏视为投资，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兴趣。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买高卖低或买低卖高的情况。

曾经，我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一幅常玉的油画。当初我是以大约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拍卖会上买下了它。为什么在拍卖会上购买？因为有人声称那幅画是假的，所以它流标了。我到场后发现那幅画是真的，但已经被别人买走了。而买下它的人，其实就在拍卖行工作。我稍微加了一点钱，从他手中拿下。10年后，他回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出售那幅画。当时我已经将兴趣转移到当代艺术领域，对这些不再太过关心。他提出以250万台币的价格购回，大约相当于60万元人民币。于是，我就转卖给他了。我想那幅画现在大约价值1亿台币。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以60多万人民币卖掉了那幅画，也用这笔钱购买了许多其他好的艺术品。我并没有觉得这是教训，何况我也没有太在意。

我对藏品的打算要分长短期。短期来讲，我可能会做一些典藏展，包括我收藏齐全的台湾录像艺术家的作品。我也不打算收取展览费用，因此许多非营利空间都很愿意帮助我展示我的藏品。除此之外，我还会继续增加我的收藏，但我的收藏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我只收集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新艺术家的作品。除非我觉得非买不可，否则我现在不太愿意花费三五十万美元去购买一件作品。

长期来看，我可能会把我的藏品交给我的两个侄子。他们都很有艺术眼光，也一直在艺术收藏领域努力。年轻人的视角确实与我这个年代的人不太一样，我有个侄子的第一件藏品就非常厉害。多年前，我带他去看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他当场就买了关尚智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作品是关尚智在展厅外面搭了一个帐篷，他们夫妻俩在里面拍摄黑白影片。他一共拍摄了30集，讽刺了一些香港或内地家长里短的电视剧。这真的太了不起了！因为那时关尚智还没有获得首届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而我侄子就已经开始购买他的作品了。黎清妍也是他向我推荐的，我当时还不置可否。以后，我可能会把这些作品交给他们，或者捐赠给某些美术馆。不过如果真的要捐赠，我相信以我对各大美术馆的了解，我的决定会比其他藏家更加准确。

我的传承这个问题我还没有100%确定，可能是现在我要断舍离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也没有真的花心思去想过。当然，我肯定是倾向于这两个侄子和博物馆。

不过就像日本藏家高桥龙太郎一样，我接下来也一定还是致力于支持年轻艺术家。高桥在支持年轻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层面尽了很多力，因为你在一手市场买一个还上不了拍卖会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不管价格有多便宜，其实都有一半的钱会到他的口袋里去，无形中你就支持了他，支持他走更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