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仰韶情结
学术
2024-10-14 09:00
北京
《仰韶时代》 序言
2024年9月 河南美术出版社
仰韶文化,你兴许知道,但仰韶何来,很多人就未必知其所以然了。在河南渑池黄河边有座绮丽的韶山,山下有座村庄可以时时仰望她,所以就有了仰韶村这样一个特别的名字。仰韶村因为考古,使得仰韶成了中国考古学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它是中国考古学发端起步的圣地,在那里首次开启了认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大幕,从此中国就开始显露新石器时代的光芒。而这样的光芒,是由仰韶开始闪耀的。仰韶,在中国史前考古学著述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学家的科学研究中是最具魅力的课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仰韶文化曾经是最重要的中心论题,几代学者为之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我们感谢他们这些拓荒者和建设者,是他们在孜孜不倦的追求中逐渐建构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正是因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成就了他们的事业与人生。最先发现并向世界公布仰韶考古的,是一位远道来的外国人,他是瑞典人安特生。作为地质学家的安特生正是因为仰韶的发现与研究,转变为知名全球的考古学家。仰韶的发现,一晃就过了100周年。五十多年前,我开始接触考古,与仰韶不期而遇,我也循着安特生走过的路,走过河南渑池仰韶,走到甘肃临洮马家窑和青海民和马厂,一步步走向考古。我多次去过仰韶村,印象最深的记忆是,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时刻,我怀着虔诚轻轻地推开一扇柴门,蓦然间我看见面前有一条路蜿蜒坎坷,连接着古今,向往着未来,这是我在仰韶看到的古老而又现实的仰韶之路。想来那是100年前,在一些偶然发现的古老石器的吸引下,一个外国学者经历远途的崎岖,来到了当时并不知名的黄河中游的小村庄仰韶村。他就是来自遥远瑞典的安特生。是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村的秘密,是他将这些秘密公诸于世,让全世界知道了仰韶村,知道中国也有新石器文化,这就是他命名的仰韶文化。仰韶遗址位于仰韶村南和寺沟村北的台地上,这里有厚厚的黄土层,沟壑崖头处处可见房址和灰坑遗迹。虽然见惯了东西南北的许多遗址,但面对着这一方考古圣土,激动之情还是久久不能自已。这终归不是一座普通的考古遗址,它的根须,早已深种在中国考古人的心中。漫步在仰韶遗址,虽然已经找不到当年安特生树立“仰韶文化区”木牌的地方了,也听不到他那手摇留声机的洋腔洋调了,但我却能感觉到那位安牧师安蛮子的身影,是深深地印在了这块土地上。离开朝圣的人流,独自信步走向村外,我感受着安特生当年感受过的气息。当我打开那扇柴门,蓦然间我看到了一条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路,这是仰韶之路。也许安特生曾走过我眼前的这条路,他也许就是在这条路上,反复思考了这样的问题:仰韶这样灿烂的彩陶文化,它是怎么出现的呢?它的源头在哪里?寻找源头,是个很费力的工作。不要以为是一条大河,源头一定会十分彰明。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就不是一下子确定下来的,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认错源头的事情。对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似乎已经到了接近破解谜底的最后关头,但是20世纪已经结束,学者们在旧世纪来不及完全解决这个世纪难题。不仅是源头的寻找还有待努力,我们现在对仰韶的命名、分布范围、社会发展状况等问题的研究,也存有许许多多的争论。但是对于很多学者来说,我们现在还不愿意舍弃“仰韶”,这可以称作几代学者的“仰韶情结”。在安特生的时代,仰韶文化的命名不仅是恰当的、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仰韶文化命名伊始,就成了新诞生的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一面大旗,许多的学者都由这旗下走过,成就了他们的伟业。没有仰韶村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的时日可能还会晚一些。没有仰韶村的发现,在大中原最先发现的史前文化就不会是以“仰韶”命名的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建构或许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完成的,“仰韶”这个名称也不会出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史前时代的中国,是从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开始发现的,仰韶村应当被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祥地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在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领域,我们不能没有仰韶村,也不能没有仰韶文化。每次在仰韶村的朝圣,时间虽是短暂,印象却非常深刻。当仰韶村慢慢消失在背后,心中还在默念着它。我此刻在想,我与仰韶和仰韶文化,相遇似乎很是偶然,印象却是越来越深刻,经过了数十年的交集,仰韶已经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仰韶研究,其实是从彩陶开始的。最早关注的是花瓣纹的研究,接着就介入了《中国考古学》新石器卷中“仰韶诸文化”的编写,这是用心于仰韶文化全景式研究的开始,也是全面了解仰韶文化的开始。与此同时,继续钻研仰韶彩陶,出版了《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一书,梳理出大鱼纹纹饰系统,还有鸟纹纹饰系统。印象最深的是,用读地纹的方式确认了旋纹的存在,并且推断旋纹可能是旋目即天体崇拜的证据。还结合彩陶与青铜纹饰的研究,揭示了史前阴阳观念的表达方式,颠覆了以前学术界对彩陶纹饰的解读。2011年 文物出版社
地纹彩陶,是认知彩陶的新视点。中国彩陶所见地纹的题材,花瓣纹和旋纹是最典型的两种地纹。有了这个新视点,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当我眯缝着双眼,再一次读仰韶文化的这些彩陶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眼前的彩陶映出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画面,满目是律动的旋纹,我几乎没有看到前人所说的花朵的构图。于是,连续数日,它让我如入迷途,让我寝食不思。那感觉又像是一种顿悟,如释重负。由6000多年前的彩陶图案,看到隐藏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或许就是他们原始的宇宙观体系。这种认知体系在完成起源后,还迅速向周围传播,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这种扩散和传播,也恰好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认同。彩陶上的旋纹,原本是以仰韶庙底沟文化为核心的一种纹饰,它却可以东传到山东的大汶口、南到湖北大溪、北到内蒙古红山、西到甘肃青海马家窑,还传播到云南和缅甸的边境甚至越南古文化中。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更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我特别受感动的是,其实那些纹饰有的很简单,也不好说它究竟有多美多漂亮,但是史前的人类他们都要画同一类的图案,这就表明了一种文化认同,我觉得这是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有一种巨大的扩散力,它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中国史前出现了一次规模强大的艺术浪潮,浪潮的内动力是彩陶文化自身的感召力。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向前,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彩陶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地方去。我特别受感动的就是,其实那些纹饰有的很简单,也不好说它究竟有多美多漂亮,但是史前的人类他们都要画同一类的图案,这就表明了一种文化认同,我觉得这是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有一种巨大的扩散力,它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中国史前出现了一次规模强大的艺术浪潮,浪潮的内动力是彩陶文化自身的感召力。因为这个传播是一种文化趋同的过程,文化趋同的结果就是主体意识形态的成功构建。彩陶不仅仅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当时人们的信仰,它超越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也超越了历史,使得古今的艺术传统一脉相承。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图案,很多的图形,都可以在彩陶里找到源头。史前人将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他们的艺术中,就像有的人类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史前艺术家在进行他们的艺术创作时想到了什么,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史前人的艺术语言呢?我想最简单而又最不容易的办法是,让我们的大脑穿越时空,回到遥远的史前。有了对彩陶的新认识,还有对仰韶研究的全面梳理,几年前又写成了《大仰韶》一书,表达了仰韶研究的整体阐述。其实我的仰韶研究,由田野考古的层面而言,又真真是由前仰韶开始的。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起初关注的是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大范围地熟悉了南方考古学文化,后来集中到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崧泽期的发现,建议独立命名为一个文化,这样就写成了学位论文《崧泽文化初论》,崧泽期独立命名文化,很快得到学界认同。从那时开始,我心里就有了一种江南情结,本希望毕业后去那里开展田野考古,申请后不仅没有批准,还将毫无学术储备的我一下子遣往大西北。心有不甘,也是莫奈何也。不过也因为出征西北,也就从那时开始与仰韶文化有了直接的认知,这对于后来的学术路程,也就自然发生了一些关联。而且后来也做成了一些西北与东南文化比较研究的题目,自然也得益于这种让人不能理解的安排。到西北参加的是两个重要遗址的发掘,一是陕西临潼白家村,一是天水西山坪,这两处都属前仰韶文化,是当时学界为寻找仰韶来源的重点动作。白家村发现的是纯粹的前仰韶文化堆积,命名为白家村文化。而西山坪见到了白家村(又称大地湾)文化在下,北首岭类型在上的堆积,为寻找仰韶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回顾五十多年走过的路程,我与仰韶结缘有了三十多年。觉得是仰韶考古选择了我吧,虽然这个选择不一定合适,但我还是努力适应着。仰韶考古没有因我而变得更加精彩,我却因它变得非常充实。我知道现在了解仰韶的人不少,不了解的人更多,这本书实为通俗大众读本,是献给不太了解仰韶者的礼物。仰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璀璨的光焰,仰韶是扎根黄土塬的华夏文化之根,它塑造了华夏文明的精神与魂魄,滋养了我们的传统性格,它健全了我们的艺术与信仰。我们要了解它,时常谈论它,让它深深扎根在自己的心中,让仰韶之光熠熠闪烁在我们的心中。习近平总书记贺信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信中说“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仰韶文化的研究,是百年寻根考古非常重要的篇章,未来的新发现与新研究一定会更加精彩。撰文|3N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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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3N3N(王仁湘)公号:用心于器,晤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