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孤独而丰盈：毕业二十年，我所感念西政的

沉寂许久的本科同学群，因毕业二十周年聚会，突然间热闹起来。我却为参加不了而心中怅然。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那些一生的兄弟姐妹，有的自毕业后就没见过，今后还能再见几次？翻看着同学们的聊天记录，满是欢声笑语的视频图片，看到那些出行万里仍然洋溢青春气息的脸庞，畅想着自己也重新走在沙坪坝老校区，黄桷树下，毓秀湖畔，走进心心念想的十二舍，感受着山城重庆独有的微风缕缕、细雨绵绵，心中不断荡起丝丝涟漪，那些年遇到的一些人，经历的一些事，如画面般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毕业二十年来，无论工作学习交往，还是日常生活，我所感念母校的有很多，见诸《西政读书往事》《我与西政的读书情缘（上、下）》系列文章，但让我感到越来越受用的，还是经过严格法律逻辑训练后获得的独立思考意识及自主判断能力。独立自由之于我，就像呼吸的空气，就像米面油盐，须臾不可或缺。犹记当年曾在刑法教科书的扉页写过几句话：“不私己，不为人；不独立，无人格；不自由，毋宁死。”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如是而已。

我们其实很难预料未来是什么样子，十年二十年前的社会已经模糊了。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从事何种职业，学到的知识有没有用处，这些都在不确定之中。即便是那些从事法律职业的同学，或做律师，或在公检法，或在企业，所学知识早已更新换代，有帮助的反而是思维范式和方法论。至于其他更多人，做着和法律完全无关的工作，知识本身就更用不上了。不管怎样，在现代信息社会，有属于自己的头脑，凡事经过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而不是总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脑子里“跑马”，本身就是一个很稀缺的东西。

王涌教授的“法学第一课”——《写给十八岁的法学少年卡尔》，我读了很喜欢。他希望年轻的法律学子要敢于做法学院的“狼”。他这样写道：“你一定要成为一只‘狼’，自己捕食猎物，图书馆就是你的地盘。你还要发现具有‘狼’的气质的同学，与他们结下友谊，寻找适合自己的老师。”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王涌教授的文章写于2017年，我在2002年注册了163邮箱，至今仍在使用，名称就是wolf。这也算是一种惺惺相惜。

当初选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所指的。感觉狼群在动物界非常强大，但狼群的强大，正在于每头狼的独立性都很强，群体并没有掩盖个体的独特存在，而是充分发挥各自特长，才成就了团队整体。这似乎很契合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团队与成员、集体与个人的相处模式，让我很向往。

西政老校区的图书馆、岭南厅、书剑厅等一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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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政七年，我有大半时间是在逃课中度过的。如果按逃课总数排名，估计在同学中可以排到前三。逃课是为了读书。图书馆，岭南厅（小礼堂），学术报告厅，是最常去的地方。山城雨多，我喜欢听雨，和西政读书经历有关。我会在本该上课的时间，到隔壁教室如饥似渴地啃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卡尔莫纳的《黎塞留传》，或者到校园流动书摊选书，一站就是个把小时。那个时候的我，必定觉着，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跟随老师一板一眼地背教材上，真是天底下最无聊的事情。

二十岁的年轻人，略显稚嫩的同时也有几分傻倔，甚至是某些观念上的激进。好在二十岁的“愤青”，四十岁时往往趋向保守，而不是相反。我当时的想法，就如同《伊索寓言》里的那个故事，宁要狼的自由，哪怕荒山野岭，忍饥挨饿，也不要狗的奴役，哪怕有富丽堂皇的居所，衣食无忧的生活。即便是读书学习，我也要走与众不同的路子。孙鹏的民法，李龙的民诉法，邱兴隆的刑法，当年那么火爆，我也没咋去听，不是对名师不感冒，而是感觉每次上课都要提前占位，实在浪费时间和心力。当然，独立思考有主见，不是刻意标新立异，只是由内而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罢了。

孤独，当然有孤独。落寞，无尽的落寞。我虽酷嗜读书，但在西政求学期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读书会或兴趣小组，也很少主动与师长朋友讨论读书。长期“独学无友”的状态，势必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孤陋寡闻”，但说实话，我没能找到更多带有“狼”的气质的同学。多数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去教室，一个人读书，一个人闲逛。图书馆新到哪些书，哪些书被借阅的次数多，被批注的字数多，甚至被撕掉的页数多，我都门儿清。我真正的老师，朋友，都在图书馆的书里面。我们从来不曾谋面，但早已秋波频送，芳心暗许。

伴随孤独的，是丰盈。我有一个充盈的精神世界，迥异于外面的现实世界。我像周伯通那样，可以左右互搏，让不同观点在大脑中激烈碰撞。这也是我欣赏赵蕤《反经》的原因所在。我不太赞同里面的具体论点，认可的是这种近乎“二律背反”的分析方法。我经常同时阅读几本完全不相干的书，不会只陷入一个极端而无法自拔。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所谓“书呆子”，不是书读多了，而是书读少了，只盯一点不及其余，焉能不呆？

我的孤独是深沉的。现实中精神交流的缺乏是一方面，农村孩子不善交际，多敏感而易自卑，朋友间相处也不能完全敞开心扉。我所钦佩的劳东燕教授，在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也有类似的感触：“日记里所呈现的，分明是一个纠结而拧巴的少年，因为难以自如地适应周遭的世界，无法接纳被人比下去的自己，而显得心事重重。”“要强而又不够强，那么地渴望脱颖而出，如此地期待与人交往，却又患得患失。时常为自己的黯淡无光而苦恼，为自己一再地安于现状而懊丧；在抗拒八面玲珑的同时，又为自己无法八面玲珑地处世而烦心。”（《偶遇十八岁的你》）好在我的性格还有一面，因打小就会考试，没考第一的次数不多，和成绩好的同学关系一般，也不愿与老师套近乎，五伦之中尤重朋友，特别喜欢接近重感情讲义气的兄弟，总觉得内心深处与他们更近一些。因此，虽然身上带着近乎天性的孤独，但融入班级这个整体没有感到一点的违和。

我深知不能自外于团队，必须以自己感到合适的方式融入校园生活。那个时候，大家几乎每天都熬到很晚。我一般在图书馆教室读书，哪些段落需要抄录就做个记号，回宿舍再抄到笔记本上。寝室原本就是休息的地方，并不适合读书，抄笔记不用动脑子，同学们玩笑吵闹，也影响不到我，我们两不相妨。有时我也和同学一起通宵上网，他们打帝国、CS，我聊天追剧，然后等天亮了，大家一块回寝室呼呼大睡。法一千禧一班有二十多个男生，个性都很鲜明，阳光的冯洲域，豪爽的马林，帅气的邓光强，耿直的余中平、邓伟云，以及税东的体贴，冉旻的热心，吴文良、陈水明的稳重，还有不苟言笑的宋中亮，弹奏吉他的张卫龙，擅长辩论的王欣，酷肖哈利•波特的谭翔文，（恕不一一点名了）等等。年轻人血气方刚，此间当然也会有矛盾纠纷，但往往是不打不相识，事后相处更为融洽。2014毕业十周年聚会，男生到了不少，那张合影照片每个人的表情都恰到好处，堪称经典。这种同学加兄弟的情谊，成为我大学生活情感上不多的慰藉。

作者当年住的宿舍楼

2014年作者毕业十周年相聚时部分同学的绝妙合影

我的性格属于慢热型，当别人不了解我时，我也不急躁。“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内心时时充盈的好处，会让自己保持相对强大的磁场。先自己站得稳、立得住，己立才能立人，成己才能成人，让渴望与自己交往的人产生一种安全感。对于我想主动交往的人，我希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慢一点，慢慢展示自己，也慢慢去接近别人，给各自了解认识对方的时间。韩昌黎有言，“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余，厥闻四驰。”我把这句箴言作为人际交往的座右铭。

我的幸运在于，很早就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胡适先生的教诲。1932年毕业季，先生面对即将走入社会的大学生，做了《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的演讲，他引用易卜生的话说：“你的最大责任就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认为学问就是铸器的工具，“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我意，哪怕是一棵树苗，将来不论是被砍掉烧火，还是留着环保，都必须先让自己成长为参天大树。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就必须先让自己的知识丰富起来。

当时精力好，不打游戏，不谈朋友，又无其他琐事缠身，真有“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想法，所以我的读书笔记可谓五花八门，包罗甚广。我做不到“非毕一书，不读它书”，但“不动笔墨不读书”一直在坚持。不论是政经、文史哲等书籍著作，还是期刊杂志，也不管是长篇大论，抑或只言片语，只要自己读过感觉有点用处或有些意思的，都会做摘抄。比如，读了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我会去找有关猴面包树的文字，抄录下来。那时没有微信，手机、电脑也没有普及，查找资料多是借助于纸媒，很多笔记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因了这个缘故，我特别能理解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信中，毛泽东谆谆告诫道：“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我总感觉，这些话里没有领袖，只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

有智慧的人，往往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对于三观尚未成型的青年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追求真理，学到真本事，那些富有煽动性的政治口号不仅毫无价值，对于过早热衷于这些的青年简直就是毒药。萧公权先生在《问学谏往录》中写道：“教育功用之一是完成国民的心理发展。因此尚在求学的青年只可做将来问政的准确，而不应该径行问政。心理未成年者的早‘仕’与生理未成年的早婚都是有害的。”“青年学子尤其不要急于求用，去谈社会问题或做政治活动，因而耽误学业。古语说‘十年树木’。采用尚未长成的树木是牺牲未来的栋梁之材。让教育未成的青年人去参加政治运动，政治未必受益，学术却先受损。”胡适不支持学生上街，毛泽东不建议儿子们谈论政治，可谓异曲同工。唯一的区别在于，胡是公开说，面对的是广大青年学子，毛则是私下说，对象只有他的两个儿子。

虽然在大学时就读曾涤生，但我读的并不多，他太没有生活气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也就是把家书读了两遍，抄录一些于己有益的文字。我对他关于“倔强之气”的阐释，感到新鲜有力，有一种勃然奋励的气象。贾宝玉对《四书》评价很高，说什么“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孔孟之道，我喜读《孟子》，比较钦佩孟子的大丈夫气概，“独夫、民贼”的痛骂，“草芥、寇仇”的批判，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孟子是个倔老头，我以为是“浩然正气”的体现。就是一个人看到不平之事，总要表现出不满甚至愤怒，能愤怒，敢于表达出来，说明不想同流合污，还想改变一些现状，社会进步也由此而来。曾文正说，“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有这股气贯注其中，百般事业才有成就可能。《挺经》我们没有见到，但他身上那股倔强之气，的确感受到了。

我读书有个毛病，大家都在谈论哪本书时，偏偏不去读，等到冷静下来，再尝试读。我写文章，也不愿迎合受众。历史人物系列，连故事也很少讲，很多人看了觉得太吃力，又没什么文采，建议写得轻松点，我也没有采纳。总觉得讲故事我不擅长，何况讲历史故事的人也实在太多，不缺我一个。就是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写乡村基层治理，写读书，别人写过的自己不再写，要写就写自己独有的心得体会，拾人牙慧的事，耗费读者的心神精力，坚决不去做。

有时候绞尽脑汁几个月写出来的，读者廖廖，俩小时复制粘贴的，动辄“十万加”。这些年的“十万加”不在少数，让我感到，“迎合能力达到极致，也就意味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朱庆育教授语）此后就是空虚。廉价的信徒必然是廉价的叛徒，今天轻易附和你的，明天就可能把你踩到脚底。不迎合，是一种倔强，也是一种独立。

大学时，我比较欣赏王荆公，“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年仅二十岁的王安石就提出这样的命题，敢于担当有作为的人，绝不是一味趋时附世、随波逐流，而是对待社会潮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某种程度上还要有一种逆潮流而动的精神。我总以为，大势与潮流是两回事，大势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回，潮流则有曲折有反复，人生要顺势而为，但有时也要逆流而上。形势要认清，时髦则未必都要去追赶。

步入中年，对荆公及其新法，有了不同于往日的看法。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不是我否定了当初的自己，而是验以近些年来的政治现实，愈发理解寅恪先生“读史早知今日事”的感慨。但无论如何，王安石的那股“拗”脾气，我还是觉得是干事之人的必备。

我很早就读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动物庄园》，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体制和政治骗局有了免疫力，辅之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密尔的《论自由》和伯里的《思想自由史》，让我感悟到自由的真谛，以及政治中人性的复杂。还有一本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感受到阅读时带来的空前震撼，以致暗下决心：此生不敢望顾准，但愿能得中晓半分神韵。为此，我写了最早的长篇书评。即便是饱受诟病的《韩非子》，我从中读到的，更多是他对阴谋手段、权术伎俩的揭示与暴露。我逐渐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自由退化史，从不敢、不能，到不愿、不想，这种体制异化人性的残酷现实让人感到恐怖之极。

疫情期间，我重读鲁迅、王小波，特别是那些他们很想使其速朽的杂文，颇多感慨。鲁迅在多篇文章里，反复提及约翰·密尔的同一句名言，可谓一唱三叹。1925年4月14日的《忽然想到（五）》：“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1927年9月24日的《而已集·小杂感》：“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1933年2月28日的《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的人们是不敢的。”鲁迅的意思，大致是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冷嘲，只有冷漠，沉默，死相。对此，同学羽戈做了非常精到的解读：“容许冷嘲的政治，绝非专制，真正的专制，不仅不准冷嘲，甚至不准沉默，不准‘道路以目’，而必须人人赞美，人人颂圣，谁的声音小，谁的态度不够虔敬，便可能构成政治罪过。”

大学时喜欢读政治学，尤其西方政治经典，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同学间争议的焦点所在。例如，一代贤哲苏格拉底，为何死于雅典的民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精髓何在？合众国那些建国精英们，为何对民主有着近乎本能的防范？罗马共和国为什么会被誉为古代优良政体的典范？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为什么破坏力如此之大？无政府下的“大民主”为何成为走向独裁的阶梯？想当年，这些话题经常见诸西政校园的各类讲座论坛，如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等等。

张绍彦老师主编的《声音与言论》，生动再现了当时的争鸣盛况。用张老师的话说，“西南法学论坛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在我看来，西政精神的菁华，完整体现在这些讲座论坛上，台上贤达点评，“不许互相吹捧”，台下学子提问，丝毫不留情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本身就是代表了各自人格的独立，以及自主判断意识的觉醒。

由于各类讲座论坛的加持，在校园时，我就感到自己的头脑有了简单的政治常识。我对政治学没有专门研究，是个“门外汉”，但对于一个法律人来说，熟悉一点政治常识还是必需的。比如，我对所谓自由和平等，民主与共和，就有自己的看法。这几个概念，很多时候都是一块说，其实更应对它们有所区分。通俗一点说，我喜欢自由，甚于平等，喜欢共和，甚于民主。相对来说，民主更强调平等，共和更注重自由。过于追求平等的，有可能大家都平等地受奴役，平等地受奴役，也是一种平等。

我一直认为，自由比平等更值得追求，是比平等更高层次的价值存在。平等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自由作为前提，那就是平等地受奴役，而自由无需平等作为前提，可以有各个等级的自由，即便有贵族君主，也不会感到受奴役。历史地看，世家贵族力量强大，比较倾向于自由的共和制，如英国虽然有君主，但她的共和因素居多，实质上更像是一个共和国。这一点，仿佛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有所阐释。平民力量强大时，往往倾向于平等的民主制，如法国。托克维尔似乎说过，与其说法国人渴望自由，不如说他们更想要平等，哪怕是平等地接受拿破仑的统治。

说这些，其实是想说，现代社会“流量为王”，各种信息铺天盖地，真伪难辨，尤其立场淹没真相，片面乃至虚假宣传甚嚣尘上，不是喊一句坚持独立思考就真能独立起来的。必须自身有辨别的能力，内心足够强大，服膺基本的逻辑常识，还要有底线意识，等等。曾经学到的那点政治常识，可以让我更加理性看待现在日益抬头的民粹主义。我常想，愚民式的虚假宣传与底层民粹的泛滥、狂欢，就像是“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又像是狼狈为奸，终至于恶性循环。如果说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弊参半，那么民粹的反噬破坏力要十倍百倍于民族主义，而且反噬来得更快更猛烈。民粹力量就像超级坦克战车，所到之处，其他声音都被碾压得粉碎。所谓的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理性思辨，逻辑常识，统统为它让路。

楚才桥（横架于老校区毓秀湖上，由湖北校友会于2003年捐建。）

近年来，我在几篇谈读书的文章中提及西政校园日记和读书笔记，有校友很感兴趣，以为“西政精神已经牢牢融入每一次课堂讲座中，也融入了每一位同学在学校学习和生活感悟中。然纵观西政史料中的自述回忆，仅存有通史记述或散文回忆两种形式，尚无一本有体系梳理的大学时代日记，窃以为对于传承西政精神而言，实乃一大憾事，如子聿以后能出版，不仅填补了这一时代史料的空缺，对西政精神传承下去将是一大幸事”。

我很感谢这位校友的厚爱，他对西政精神的解读，可谓“於我心有戚戚焉”，但我的考虑还是留待时日。笔记和日记的数量太大只是一方面。我总感到，回顾过往太多就说明老了，而勇于接受新知识才是年轻的表现。大学时，我曾立志要做三十年笔记，远未达成所愿，加之工作繁忙，读新书尚且没有闲暇，遑论其他。

人们常说，三十岁前的容貌是父母给的，三十岁后的相貌就是自己修行得来的。有的人中年以后变得慈眉善目，仿佛第二次生命，有的人凶神恶煞，那是相由心生。今年3月，我和陈行甲第一次见面，甲哥说，你的五官轮廓和我想象的差不多，言谈之间也没什么衙门气。所谓“倾盖如故”，无过于此。5月又在郑州见了羽戈，我俩虽是西政本科同年级同学，但并不在一个学院，我法一，他法三，真正意义上的见面，也是头一次。羽戈说，观老兄言谈举止，不似体制中人，倒是我辈模样。甲哥和羽戈都是我敬重的人，有知识有涵养，重情重义敢担当，他们对我说这些，我当成是同道中人的鼓励，也是对我坚守立身处世原则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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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二十年，同学们再次相聚于歌乐山下烈士墓旁，徜徉在老校区林荫道中，我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忙里偷闲，回忆一下美好的过往，写下这篇散乱的文字，正如我此刻的心情。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你们偶然邂逅了那个曾经埋头苦读的青涩小伙，就替我跟他打个招呼，道一声：“同学，你好。”

最后，就让这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带去我的祝福，祝同学们永远幸福安康，也希望明天清晨醒来，我的窗台能飞来一只蝴蝶，带来远方朋友久违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