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 简目 -
01 走累了就回头望一望
02 向“豹哥”致敬
03 学好逻辑，终身受益
04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05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06 法律学习的目标是塑造健全人格
07 以今日之我非难昨日之我
08 嘤嘤其鸣，求其友声
09 给你的心一个信号吧，好让风转身
01 走累了就回头望一望
02 向“豹哥”致敬
我只听过卢老师的公开课，私下并没有单独交流过，这是我的性格使然。卢老师凡事都坚持独立思考的思维习惯，以及对学术真理的不懈追求（卢老师对2002年前后“西南法学论坛”的重振功不可没），对我某些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卢老师只是一名普通讲师，却是我日记中提到次数最多的老师之一，曾不止一次写道：唯有卢老师这样的人，才真正配得上大学老师的称号。
卢老师在西政“学术江湖”上颇有声望，人送绰号“豹哥”。82级的明冬大师姐说，她和卢老师都是河南邓州人，读书期间，80级的卢师兄如“长兄般关照”师弟师妹。大家熟悉的是卢老师的品行道德，陌生的是他渊博的学识。而我则恰恰相反。当年卢老师就住在十二舍附近，或许我听河南籍的同学谈论过他，但始终没有登门拜访过。据我了解，有不少从事学术研究的校友都把卢老师当作“启蒙者”。我还够不上被“启蒙”，最多只是受到一点启发。即便如此，我仍要对卢老师表示真诚的敬意。
卢老师每次讲课开始或结束时，都会就所讲的主题，推荐一些深入阅读书目。由于我经常坐在教室后面，卢老师的板书看不清楚，所以课堂笔记并没做好，但对于卢老师推荐的好书，我用心做了记录。如，关于古希腊政治制度、思想方面，重点书目有：
《顾准文集》（第一位，且唯一的中国人写的著作）；
基托的《希腊人》；塞尔戈耶夫的《古希腊史》；
希罗多德《历史》；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安德鲁斯的《希腊僭主》；约翰·索里的《雅典的民主》；
约翰·邓恩的《民主的历程》；大卫·赫尔德的《民主的模式》；
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乔·萨托利的《民主新论》；
让·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等。
卢老师对欧洲中世纪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西南法学论坛”合集《声音与言论》一书的第二篇（其实是第一个学术讲座）——“西欧封建制与近代宪政的起源”，是卢老师2002年11月1日演讲的整理。那天晚上我也在现场。可以说，除了卢老师的课堂，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有如此通透的见解。只可惜卢老师不出书不写文章，这对知识界来说，着实是很大的损失。卢老师对中世纪历史推荐的一些书目有：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册）、《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佩里·安德森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度》；柏克的《自由与传统》；亨利·皮雷纳的《中世纪的城市》等。
我当时没有财力买这些书，所以日记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记录：身上只有几块钱，无力买书；吃饭的钱尚无着落，哪能再乱花；今天买书花费太多，实在愧对父母的血汗钱……当时更多是从图书馆借书读。现在，买书自由基本实现了，书房也算小有规模了。但我买书并没有按照谁推荐的去买，即便是卢老师推荐的，也没有集中去买。只是断断续续地，在我下意识的阅读范围内，几乎把卢老师推荐的一些书都买了。
任选课中，赵中颉老师的《法学古文》，我也很喜欢。山西古籍出版社那套“中华传世名著精华丛书”，有二十多本，开本小，定价才六块多，当时差不多买齐了。每次上课就带着《论语》《孟子》《韩非子》等。赵老师在台上讲，我就直接在书上做笔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喜欢并大量阅读先秦诸子散文。
从中学不喜欢古文到后来读古文比较有感觉，主要得益于赵老师的这门选修课。我不喜欢背诵古文诗词，很少花时间去记住一些段落。这是我记性不好也比较懒不肯用苦功夫的表现。后来读研时早晨也背古文，罗新璋先生编辑的《古文大略》太适合诵读了。
虽然我在大三就打算戒掉逃课的毛病，但说实话，直到研究生毕业，我都属于逃课比较多的。真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问题，在2018年的一次母校师生座谈会上，河南滑县籍的苑书涛老师已经提出来，说这样的人是少数，不要向他学习。苑老师是我很敬重的老师，他的侵权法讲得很好。
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不为当时的自己辩解，我可能受环境氛围影响而选择逃课，也可能只是觉得，大学不应该再像高中那样把学习局限在课堂上。我在学校那会实在过于普通，根本不受关注，不仅老师，估计很多同学，相互印象也不深。由于并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在逃课问题上，也就没有对其他人产生什么坏的影响。如此说来，我的罪过并不算太大。
现如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管理又比以往更加严格，新时代的学生纪律规矩意识都很强，也不可能明目张胆或长期频繁地逃课。我感觉是苑老师过度担忧了。（一笑）我现在主动提起这个问题，也是作为教训，让人引以为戒的。
03 学好逻辑，终身受益
04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大三上学期（2002年下半年），教法律史的陈金全老师在一次讲座中提出，一个大学生要在校园至少读一百本书，而且说，最好是多一些学术经典。我把这句话记在了当天的日记里。
我想，这是一个学者给有志于从事某方面研究的青年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因为除了大学，很难再找到这样没有任何压力和负担，甚至连功利心也没有的读书机会了。我知道自己不一定做得到，但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至少可以佐证自己选择读书这个路径并不偏离航向。陈老师已于今年1月因病去世。我很感念陈老师当年的教诲。
我所尊敬的侯洪涛师兄常说，子聿不是天分高的人。我非常认可，认为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因为初、高中读书太少了，到了大学跟傻子差不多。“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知耻而后勇，以致不论什么书都读，只要是不知道的就认真记录。现在回看，当年的读书确实可以用刻苦来形容。翻看日记，经常见到凌晨两、三点甚至更晚才睡的记录，有时还会通宵看书。
晚上回到宿舍后通常做三件事：一是完成当天的读书笔记。我用的是笨方法，摘录的同时标明出处，包括作者、书名、出版社、页码等各类信息。这一点着实难得。二是记录日常生活感想，听课听讲座的心得体会，属于纯粹的日记。三是读新书，主要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这种学习生活状态数年如一日。
不论高兴时还是无聊郁闷时，我最惯常做的事情就是逛各种书摊、书店。图书馆、篮球场、一至四宿舍楼中间，都曾是书摊摆放地。经常一站一两个小时，流连忘返。买的不多，但经手的不少，对于版本、书目等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如果是自己买的书，阅读过程中有了心得体会，就直接在书上作批注，因此，现在保存下来的比较规范的读书笔记，往往是针对从图书馆或同学那里借来的书。大略翻看了2002年下半年（大三上）的笔记，比较完整阅读并认真做了笔记的，大概有十余本，主要包括：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戴雪的《英宪精义》；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韦尔南的《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
乔·萨托利的《民主新论》；约翰·索里的《雅典的民主》；
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基佐的《英国革命史》；伯林的《俄国思想家》等。
我把这个书目列出来，不是炫耀，而是想表达，当时的阅读范围大致以西方政治、历史和法学经典为主，这与西政“法学黄埔”的招牌颇相适宜。这些书中有的部头较大，有的内容晦涩难懂，也只有在大学校园这样的环境才读得下去。不是说读了就有多少收获，而是当时认为，作为一个名校出身的法科学生，如果不读几本西方经典打底，那就跟后来没通过司法考试一样的羞耻。
我很庆幸自己在二十岁的年纪，在大脑可以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最好状态，读了一些真正的学术经典，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锻炼提升了学习能力。读过晦涩难懂的康德、斯宾诺莎，再去读贺麟、冯友兰，读过了基佐、托克维尔、柏克，再去读陈乐民、朱维铮，就不至于摸不着头脑了。这里不存在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某个领域某方面认知，谁是真正的源头活水，在心中已然明了了。
就像马基雅维利和韩非的比较。从时间上看，韩非固然要早得多；从思想上看，他俩都对君主统治手腕有很深刻的洞察，也写出了中西方直到今天还被奉为经典的人性大作。但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绝不是韩非的《说难》《五蠹》（卢梭称《君主论》是在给人民讲大课），更何况马氏还有对共和理念推崇备至的《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这样一比较就知道，商鞅、韩非这些所谓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与近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几乎没有什么相通之处。此“法家”与彼“法治”，风马牛不相及。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在思想层面的区别，并不比商鞅与孔子之间的差距更小。但如果我没有在本科期间就大量阅读西方经典，恐怕也会人云亦云把马基雅维利和韩非相提并论。
总的来看，我在西政读书的七年，本科四年遵循鲁迅先生的教导，尽可能少读中国书，以大量阅读西方政治、历史和法学经典为主；研究生三年则有意识读了一些中国的古典著作。看上去有点杂乱无章、不成系统，但这样一个先后过程，我以为是有益的。
虽然自己在学校读了一些经典，但有的当时就读不懂，是硬着头皮读的，加之后来也没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很多笔记多年来没有再看过，以至于我对自己曾读过的书也印象不深了，当时很认真做了笔记的，现在即便买来书再读，也不太记得当时阅读的情景了。比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再读如同新书一般，这次翻日记才晓得曾做过笔记。
还有前一段读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压根没有想起来自己在2003年就读过这本书，当时还做了记录：“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及“刘道元活出殡”两篇最好。比较凑巧的是，二十年后重读，还是认为“小杨月楼”这篇最好。由此可说明，一者我还是我，本性变化并不大；二是所读的书即便一时想不起来，它已潜移默化进入“下意识”领域了。
或许有的东西已化为骨骼与血液，或许就像空气，无时无刻不在身边，但就是看不到、摸不着。我现在捧着当时的笔记，看着熟悉的字迹，完全陌生的内容，真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这是胡适先生的话。同学兼老乡，对胡适颇有研究的羽戈也很欣赏这句话。大学时，我喜欢胡适转引易卜生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并且引申说，“我现在还要把这句话赠送给一切悲观苦闷的青年朋友。社会国家需要你们做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方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努力。”
我对胡适的这个解读很感兴趣。记得在2007年底写给友人的邮件中说，“每个人生阶段都有着相应的使命，虽然不能一一对应，但大体应不差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以为自己所能做到的就只是先让自己长成木材，至于以后会不会被‘砍去’烧火、炼钢，还是留着环保或发挥其他作用，自己对此还无能为力。”
在本节的最后，我想借用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的几句话。这些话在2002年的日记中，被我改造成了小诗的样子（原文没有动）：
他希望得到花朵，
而不要根和茎，
因此，他的希望落空了。
这就是朴素的真理，
率直而讨厌的真理，
但却是强大的真理。
如果把知识和能力比作是花朵，书山有路、学海无涯，勤奋刻苦就是路径，就是根茎。所以奉劝各位朋友，要想得到花朵，请先培育好根基。
05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没有遗憾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读书多了，泡图书馆、逛书店多了，用在其他上面的时间精力就少了。加上农村出来的孩子，原本就不善言谈交际，我的性格又偏内向，很容易形成自卑心理，封闭在自我的小圈子里。我和同学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很少结伴外出旅行，对重庆市区并不熟悉。记得大三有一次，我和室友张卫龙、邓伟云在市内转转，因为晕车被送进了校医务室，把他俩吓得不轻。
那时候的娱乐方式也不多，男生比较流行打帝国、CS。我都没兴趣。就连持续两年的夜跑，也是独自一人去体育场。没有一起熬夜通宵打游戏，就像是没有在一个战壕里打过仗一样。没有和知心朋友一起坐在体育场的台阶上诉说心中郁闷，也没有喝醉了酒痛痛快快哭一场。
或许有意要弥补这个遗憾，我在读研时积极主动了很多，在与人交流方面长进不少。毕业后，借助找工作的时机，以及同学结婚、聚会，跑了一些地方，见了不少同学，只要是回忆起在一块上学的时光，心情都会好很多。这些年如果说有大的改变，恐怕就是对生活的态度。
我在大学校园的生活确实是无聊的。在很多同学那，我是一个无趣至极的人。好在读书给了我一片广阔的世界，让我的心理不致过度扭曲。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后来者以我为教训，唯有自己首先敞开心扉，才能真正引来朋友的回应。
前一段读萧公权先生的《问学谏往录》，特别是读到他们师友唱和、共同求学问道的文字，羡慕的同时，也会想起自己在西政读书时的场景，自己一个人的狭隘阅读，实在是比较痛苦郁闷的经历。
校园期间，我亦有挚友数人。一为同班不同宿舍的宋中亮。宋君和我一样偏瘦（我现在是有点发福了），也不善言谈，读书极用功用心，见解独到深刻，极具做学问的潜质。私下我们常相互借书读。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萧公权民主宪政观评述——兼论国民性问题与政治家的责任》。可知在十多年前（2007年），他就对萧先生做过一番细致研究了，而我直到现在，才开始读先生的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此间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日常交流比较多的，还有与宋君同宿舍的陈水明，所有同学都亲切地称他为“阿扁”。与同时期对岸那位声名狼藉的政客不同，我们的“阿扁”是最受人欢迎的广东仔。陈君比我早一年读研。我第一年报考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名落孙山，后又重回学校复习。记得2005年初，研究生考试前两天，陈君已期末考试结束，正准备回老家。我知他写论文需要梅因的《古代法》，就问他找到书没，回说图书馆没有，书店也没有。我说，如果下学期我还能回学校的话，一定从老家带过来。
那一次的考试成绩还行，我也兑现了承诺。读研期间，我与陈君合作了一篇不安抗辩权的论文，获得学校论文大赛二等奖。待我研究生毕业时，我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囊中羞涩、一贫如洗，陈君又给了我雪中送炭般的资助。近年来，我与陈君一直保持微信联系，可以无障碍讨论各种社会问题。虽然很长时间没见面，但感觉心更近了。
读书方面交流比较多的，另有两人。一为室友王欣。王君个子不高，看着就十分精干，读书广博，古今中外的历史、政治、文学经典，乃至各类期刊杂志，靡不涉猎。王君爱踢足球，球场上亦得女生青睐。辩论口才极佳，曾获“最佳辩手”荣誉，我在学校时并不喜欢辩论，但每逢王君登场，必在台下鼓掌助威。
我与王君交谈范围很宽，当时有很多共鸣。我对《红楼梦》痴迷，曾全本复印近千页的《脂本汇校石头记》。王君亦喜红楼。我有一本盗版的《红楼梦》，是在砀山中学高一时买的，里边有不少批注，整本书也零散了。王君见了很喜欢，想用其他书来换，我没答应。后来这本书在毕业搬运时下落不明，让我好一番感叹，不如当初换他几本书了。
2006年下半年（研二上）的某个晚上，司法考试前的一个周末，与王君偶谈红楼，聊起《红楼梦》第十九回关于“香玉”的看法，认为可以体现贾元春对待宝钗、黛玉的不同，是作者有意暗示她对宝黛婚姻的态度。后列了一个提纲，分四个部分：宝玉对“香玉”的执着与喜爱；“香玉”是黛玉的代称；元春“不喜”“香玉”；宝钗明白元春“不喜”“香玉”。根据这个提纲，后来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贾元春对宝黛爱情的干涉》一文。
2009年，我被组织安排在叶县检察院帮助工作。当时没有成家，在河南的朋友也不多，工作并不忙，可以读几本书，写写邮件。曾与王君约定，收到对方邮件三日内回复，否则就要接受处罚，比如给对方寄本书。我们坚持了一段时间。那种发出邮件后的等待很煎熬，但收到回复也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也是很充实的回忆。
还有一人是不同专业的老乡周计伟。周君个头魁梧，读书不盲从，不随大流，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且性格坚毅，做事务实。我们因为同是宿州老乡，脾性又较为相投，所以交流读书最多。下课后，晚自习后，我们常在校园散步聊天。由于我们都很坚持自己的看法，多数时候都在争论，尤其针对一些历史政治问题，有时争得不可开交，但越争论，我们越感觉对方也有一定道理，往往能求同存异，形成基本共识。
后来，我在西政读研究生时，周君去了社科院深造。那个时候电脑已经普及，我在2007年底给周君写邮件，汇报读研三年的学习情况，成为我们邮件交流的开始。十余年来，我写了上百封近三十万字的邮件，大多都以周君为交流对象。即便是写给别人的邮件，因为主要谈读书，交流心得体会，也会顺带发给周君一阅。在我心里，周君是知我者、助我者，所谓人生知己，不过如是。
上述几人中，室友王君现已为重庆有名律师，自能在工作之余继续其读书做派。老乡周君也由高校干部转为律师，且兼做其他社会事务，颇能发挥其组织协调的专长。就连陈君也脱离了机关单位。唯有同学宋君，和我一样，久在机关，深陷繁琐事务不能自拔，恐无心亦无力从事学问研究了。而他的论文，我曾多次翻出来阅读，为之击节赞赏的同时，也感到人生的遗憾。
人生不就是由无数个遗憾组成的吗？就像我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如今天各一方，各自奔波。近年来由于工作繁忙，联系也不多，各自的工作与生活，既无从参与，也无法分享。但我内心深处，总感觉不曾远离。所以，时时想起。
大学时我就常有孤独的感觉，但那时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如今是真正体会到了。自2015年以来，我开始发表一些文字，这是比在西政校园时有所进步的地方——总算主动去表达自己的心情了。但效果远不如预期。我也知道，孤独是无法借助外力进行排解的。因此，这两年我逐渐适应了孤独的状态，尝试着与孤独和平相处。
此次翻看日记的过程中，我也有不少收获。感到曾经的那个自己并不遥远，并不陌生，一直就在我身边，没有那个自己，我不知道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许，我真正在乎并渴望与之对话的，就是当时的那个自己。哪些已面目全非，哪些还在犹豫徘徊，哪些仍在毅然坚守？所以，最终还是跟曾经的自己有的聊。我总感到时时有一种声音在耳畔回荡：千万不要忘了当时那个初心啊。
06 法律学习的目标是塑造健全人格
2000年的高考成绩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目标，主要是一向不错的政治没有考好。这让我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时有点作难。我是首先选择了法学专业，后来才选择了西政。
那个时候的乡村，信息传递还不像现在这么便捷迅速，报考志愿受制于很多偶然因素。我家在村里单门独户，历来比较受欺负，父母希望我将来能走出农村，顺带让家里也摆脱这种处境。因此，学法律成为首选。我家有个老亲戚在外地从事检察工作，父母家人都很尊重。就在我报考学校摇摆不定时，突然有老师走到我身边说，你父母刚打来电话，说你那个表姥爷让你报西南政法大学。
我因为知道自己没考好，当时已然抱着复读的想法。既然家人让我报这个学校，那就报吧。我在报考单上只填了这一所学校，西政录取我就去上，不录取我就复读，并不是非西政不读的意思。
法学是我的专业，将来安身立命之所在，我没有理由不把它学好。虽然一直以来，多数时间我都在谈政治历史，貌似当年在学校就没怎么学专业。这是一种错觉。我很认同付子堂校长说的“法之理在法外”。我当时的想法，比较真实地记录在当初的日记，以及临毕业给师妹的赠言中。
2002年11月某天的日记写道：“作为一所培养法律人才的高等学府，必须有一个较好的人文底蕴，即对人及人性的关怀；这就要求学校多开设一些历史、宗教、文学、艺术之类的课程。一个学习法律的人，如果四年下来只懂得法律，将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他完全是一台机器。”我当时很喜欢肖萌老师的音乐与电影赏析，感觉很有点意义。记得有一次播放了动画电影《动物庄园》的片段，直接促使我专门去卧牛石看了场电影。
2007年底，我即将研究生毕业，送了一本黄仁寿先生的《法学方法论》给吴培培师妹。书的扉页写了这么一段话：“法学是一门社会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个学习法律的人如果对法律之外的知识所知甚少，那不仅是他自己的悲哀，更将是整个社会的不幸。……法律职业人尤其不能将自己的知识视野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我们应当广泛地猎取各方面的知识，那我们就必将获得人生最大的赏赐——人格素养的培育。”
在我当时看来，阅读政治、历史、文学等非法学著作，某种程度上不单单是为法律学习服务。正是在这个理念支配下，即便在大三准备考研，以及研究生头两年准备司法考试的紧张时期，我也没有放松对非法学著作的涉猎。在校的那几年，对于非法学知识获取，我主要靠阅读经典书目。而对于获取法学专业知识，除了看教材，听课听讲座，读法典，读王泽鉴、史尚宽等法学大家著述，我把更大的精力，放在阅读法学期刊上。
我是经常泡在图书馆，但我不太喜欢在图书馆看厚书。往往是把喜欢的书借出来，或带到教室，或坐在校园石凳上，或晚上在寝室里读。在图书馆最经常看的是期刊论文。比如，梁慧星编纂的《民商法论丛》，虽然也很厚重，但都是重磅论文，几乎每一本都没落下。还有北大、清华、人大的《法律评论》，西政的《现代法学》，西北的《法律科学》，北大的《中外法学》，中科院的《环球法律评论》《法学研究》，中政的《政法论坛》等。这都是当初最看重的经典法学期刊。
另外还有各个大学的学报，但凡有法学或历史、文学内容的好文章，都会翻看。等到大二、大三以后，又发现了《人大复印资料》这块宝藏，一开始只读法学类的文章，后来几乎涵盖全部门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研究生毕业。几乎每一期复印资料都要从目录开始翻，翻到喜欢的就认真读，看了还做笔记。
经常看这些期刊论文让我收获不少。一方面，可以了解法学界比较前沿的问题，激发学习法律的浓厚兴趣。法律是实践性学科，大学校园相对处于象牙塔内，如完全跟随教材，只在课堂上学习基础知识，势必与社会实践脱节。大多数法学期刊论文都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这是沟通校园学习与法律实践的载体平台。
我在本科阶段就特别关注一些相对比较时兴的话题讨论，比如统一合同法的制定，物权法的起草与争论，民法典的编纂，还有一些诸如证明责任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及其相对化等比较专业的领域。那个时候听的讲座，也有很多围绕这些具体问题。为了要搞清楚医疗纠纷的关键环节问题，我翻遍了图书馆相关的书籍和论文，还做了一本子的典型案例阅读笔记。
另一方面，就是让我学会了怎么写作严肃的学术论文。有样学样，比着葫芦画瓢。看一篇学术论文，首先形式要件就很重要。论文摘要写得怎么样，关键词找得准不准，注释体例是否规范，用这几个标准评判一下，就可以基本看出作者对学术的认知和写作态度。当然，很多大家的文章并不拘泥于这个套路。要想摆脱套路首先必须熟悉并灵活运用套路，而不是在一开始就置套路于不顾，那是自大的表现。
张伟仁先生的《林纪东老师谈读书、写作和司法》（载《清华法学》第二辑）、梁慧星老师的《法学论文写作方法》让我受益良多，我以为但凡法科学生都应认真阅读。时至今日，我的文章写作都带有一定的论文风格，尤其在严谨性、规范性方面，这一点和公文有相通之处。我承认自己不太会讲故事，文章的生动性、趣味性并不高，有得有失吧。
七年的西政学习阶段，我的专业课测试成绩都还可以，并没有因为逃课多而受到牵连，尤其是十几门法学主干课，自认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非法学经典的广泛阅读，让我很早就跳出了法律条文的窠臼，而能从更高的维度来审视和看待法律。
07 以今日之我非难昨日之我
前不久，省高院的亚平师妹说，她感到自己工作以后知识长进不多，认识上提升也不大。我说我的认识恰恰相反。虽然大学时自以为读了一些书，但现在看来，不过是看了一些基础书目，要说对哪个领域有所研究，简直是笑话。
工作以来未尝一日废书，越发感到先前读书的浅薄。以今日之我看昨日之我，殊觉面目可憎，真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目前的状态，每天都在读新书，收获新知识，再看二十年前学校那会的认知，感觉当时的自己很自大，其实并没有真正领悟读书的真谛。
这种认知表明，自己意识到每天都在进步，思想在更新，即便是比较熟悉的领域，也能发现很多自己尚未涉猎的书。这就逼着自己不停地读新书，也就不存在“吃老本”的问题。
二十年前的校园读书，只能说是打基础，打地基，如历史方面的《史记》《汉书》，政治法律方面的《论美国的民主》《政府论》《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等，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书目都没读，又谈何对历史政治感兴趣呢？
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哲学。虽然逻辑上并不通，但可能与现实更为接近。十多年前刚毕业进入社会，涉世未深，但感觉学校所读的书已全然用不上，开始读一些略带点实际内容的书，如黎东方“细说历史”、《阳明全书》《曾国藩全集》《资治通鉴》，孔飞力、田余庆、吕思勉等。
现在又过了十来年，读书愈发摸索到路径，不仅与自身经历有关，且深度更非原来可比，是找到了原来所读之书和人的源头了。比如历史，原来读汪荣祖，读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现在则直接读陈寅恪，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政治方面则读柏克的美洲三书，读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等，有点追根溯源的味道。尽管那个源头并不一定饱满，但清澈见底，就像桐柏的淮河源，青藏高原的三江源。
再比如，对同一类书，不同环境不同年龄阶段，认识也不同，实际上反映了自身的知识层次和人生阅历。撇开历史政治这些相对严肃的书籍，我比较喜欢读各类书信。李书磊同志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重读经典》一书中写道：
“在各种各类的古代个人文献中，我觉得书信最具有可信的史料价值。书信甚至比日记更可信。日记是为作而作的闲文，可以信笔由之乃至信口开河；而书信则多是因事而作、因用而成的，或有求于人，或应人之求，或商量杂务，或交流思想，它本身就是某一个真实事件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容臆造、自然形成的客观性。再者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等于自己修自己的史，缺乏他者的监督，尽可以有所回避乃至有所虚构，而书信则是写给别人的，这别人又是同一时代的人，还往往是互相了解的亲朋好友，这时候写信人谅也不敢对事情过分夸大或缩小，对功过不敢过分自居或推诿。”（P180《诗之外的陆游》）
高中或大学早期，对《傅雷家书》比较推崇，那是把父子家庭关系理想化了。现在看，傅聪的童年并不幸福，傅雷与傅聪，也不是理想的父子典范。虽然傅雷翻译的《名人传》确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但可能是他的性格过于独断，表现在家庭教育上，也是追求尽善尽美，对孩子们要求太过严厉，这都不是我欣赏的一种教育方式。
随着年龄增加，开始喜欢谈曾国藩、张居正等。我是在研究生快毕业时通读了曾氏家书，做了不少笔记。因为曾国藩对朱子很推崇，当时还对照《四书集注》，把家书中曾国藩对兄弟子侄的一些教诲抄录到集注上。这其实是渴望从家书中找到适应社会现实的成功学。
后来也读《梁启超家书》等，这又比曾国藩家书更进一步，一开始总感觉任公啰唆，说的都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但越读越有滋味，尤其是任公在思想层面是现代的，与孩子们是平等交流，有一种理解和尊重，这是曾氏家书比较欠缺的。现在我更喜欢读谷林与钟叔河、扬之水往来书信，顾随与周汝昌的书信，孙犁书信，以及里尔克书信。此间虽然有家书与书信的不同，但我感到现在更喜欢读真诚平等的交流文字，平淡和婉，而不单是一方的说教。
提到曾国藩，那是下功夫读了的，单论全集，我就买了两种，一为繁体竖排影印版，一为简体横排白文版，没有读完，但像《求缺斋读书记》《经史百家杂钞》《曾氏奏疏文选》还算略翻一通。之所以没能读完，和我本人对曾氏的认识发生转变有关。曾氏全集原来全部放在书房，现已被移到客厅。曾氏当然是吾国近代史上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都对他推崇备至，我比较欣赏他在天分不高甚至资质极为普通的情况下，凭借一种倔强之气和执着的精神，实实在在做成一番事业，这种毅力值得钦佩。
但在我心中，曾氏始终比不上左宗棠与王阳明，更不用说负有“独醒之累”的郭嵩焘了。左宗棠半路出山，对清廷不是完全的合作，收复新疆，对外作战，往往能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来判断是非曲直。王阳明在五百年前就活成了一个至少在思想精神层面的自由人，不仅傲视王侯，甚至连皇帝也不是完全地服从，成为一代儒宗，而曾氏更多是一个奴儒。如今曾、左、王俱往矣，我们无需对古人求全责备，还是要着重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的地方。
说这些主要是想表达，虽然我对历史人物比较感兴趣，但感兴趣的人和事始终在变化，即便是同一个人，前后认知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常把一个人对待新知识的态度，作为衡量他是否老化的标志。能否接受新知识实则反映了人的衰老程度，欣然接受代表还年轻，固步自封说明已经老了。只有敢于否定自己原来的看法，不惜以今日之我非难、否定昨日之我，才能不断进步提升。说到底，还是要通过读新书、接受新知识，实现知识的新陈代谢和换代升级，而不是一味“吃老本”。
08 嘤嘤其鸣，求其友声
构思、写作这一节时，郑州连续多日都在下雨。秋雨绵绵，淅淅沥沥。我整天又沉浸在回忆的世界，怎能不让人想到重庆、忆起西政？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永远不再的流金岁月，那些永远抹不去的人生记忆。
二十多年来，我既坚持写日记，也做读书笔记，写书信、邮件。最开始的时候，日记与读书笔记合在一起，每天依时间先后，详细记录读书所得与思考，把个人生活的一些琐事附带记下来。后来完全分开，读书笔记延续摘录和札记，日记则几乎成为一种流水账。
同样，一开始与朋友邮件的很多内容与读书笔记也不分，后来单独发了一些文章，邮件则主要用于思想和认识体会交流。这些年来，除了个别时间段外，日记一直在坚持。如今社会，坚持写日记和用邮件交流的估计不会多，这在我已经成了生活习惯，就像吃喝拉撒睡一样。正是这些日记、笔记、邮件，让我一点点找回曾经的自己。
当初选择西政并不是深思熟虑，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城市，对学校也无感。一些埋怨、牢骚的话，在日记中随处可见。尽管有这么多不如意，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读自己喜欢的书，可以整天泡图书馆，可以连续一周都在听讲座，可以上课期间跑出去逛书店，这些占据了我在西政校园大部分的时间。
我很少回看日记。这次翻看，感到有些话是很幼稚的，有些内心独白也是带有情绪化的，有些对社会问题的意见也是空洞的，总体上还是一个象牙塔内的年轻人，在不了解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对生活的理想化表达。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那个时候对梦想的追逐，对知识的极度渴求，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真诚，以及对磨炼自己毅力的坚持。至少在当时，我是在认真读书，认真做事，没有让日子虚度。现在虽有遗憾，但并不悔恨。
正是一些现在看似十分幼稚的做法，成就了此刻的自己。因此，我感谢当时对待自己的那份真诚，那种严厉的人生态度，那种近乎“苦行僧式”的修行。长期以来，我对学校开设过多的法律课程抱有一定的反感，我渴望多读一些历史、文学等非法学经典，我时常感到“独狼”般的寂寞与孤独，我渴望与知己朋友倾心交流。这都是二十岁的年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谁的青春没有迷茫过？当临毕业那一刻，我从周计伟兄手中接过来《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我就猛然意识到了，所有这些思绪，大家都是相通的。周君在书的扉页写道：“在各种孤独者中间，人最怕的是精神上的孤独。”既然当初选择了人迹稀少的一条路，也就决定了一生的道路。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朗费罗的《生命礼赞》，以及华兹华斯的《忆幼年而悟永生》，这些诗歌支撑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羽戈兄在朋友圈推荐了张定浩的《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认为可与温功义先生的《三案始末》并列。我买来后和野夫的《身边的江湖》一块读，前者是才子文章，后者是血泪文字，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张定浩在解读《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时说：
“假如我们相信苏格拉底所说的，最好的生活是追求智慧的生活，那么，在向这样的生活尽力靠拢的路上，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肯定无法单凭自己就能判断所走的路是正确的，他一定是依稀能见到前人的身影，回头又看到另一些人正快步跟上来，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可以声气呼应的同行者在左右。”又说，“当然，这样的同行者又不能太多，二三子足矣，多了，就又形成一个由偏见构成的小团体，他们形成的包围圈会遮蔽掉原本在他前后路标般的身影，裹挟着他走向歧路而不自知。”（P55-56）
对历史阅读的意义，我一直都有清醒的认识。大三上学期记过柯林沃德的一段话：“要认识自己，就要认识自己能做什么；但人无法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除非曾经做过；因此，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事。”（2002.09.16）直到现在，这也成为我工作时的一个习惯，就是遇到问题，首先多方了解此前是如何做的，在这个基础上再谈自己的思路和创新。
“嘤鸣求友”是我写作邮件甚至发表文章的初心，目的就是寻找同路人。二十年前，我在给高中某同学写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思，我说，“独立思考是令人痛苦的，但我心甘情愿接受这痛苦。在我看来，这不是苦难，而是一种享受，是造物主赐予的最珍贵的礼物。”（2002.11.09）
回首过往，在读书学习方面，自己跌跌撞撞、暗自摸索的多，请教师长友朋的极少。“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说的就是我这样的。记得当时买到新书后喜欢包书皮，带到教室去的书都要包裹的严严的，一是担心上课读“闲书”被老师察觉，二是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在读什么书。这不就是典型的自我封闭吗？唯一的长处就是，不论读什么书，往往能够与作者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想象着作者就在面前，正是这种读书方法，或许弥补了上述毛病带来的缺陷。
我只在读研期间去过杜军老师家，他是我的研究生论文辅导老师。杜老师由于行动不便，也不可能组织登山畅游活动，我们之间的交流基本上围绕毕业论文的撰写，没有太多深入拓展。尽管如此，我十分感念杜老师的无私教诲。只因我当时的读书重点已然转移，写作毕业论文确有应付的嫌疑，遂将本科以来就关注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重新拾掇起来，算是偷了个懒。
这些年来，让我念念难忘的，还有重庆的雨夜和西政的黄桷树。我本科四年住的115寝室在十二舍的一楼，夜间下起雨来，雨滴声听得很清楚。睡不着就读书，有时一整夜都用来读书，也不稀奇。如今，很难再有几个小时不受干扰地读书了，我也更加怀念重庆那湿湿的、冷冷的雨，怀念独自一人、心无旁骛只能读书的雨夜。
我的本科及研究生期间都在沙坪坝校区，所以对渝北新校区并没有什么感觉。记得当时建设新校区，要把很多黄桷树从老校区移植过去，老校区的师生还有不少意见。这些“怪树”见证了我们的成长，留存了太多美好的青春回忆。遍布老校区的黄桷树，根深叶茂，树干上的须根垂到地上，有的还能长进土里，逐渐变粗起来。伴随着春天的如丝细雨，那些黄桷树开始落叶，并很快长出了新叶。它们有时很调皮，即便是紧挨着的两棵树，叶子也并非同时落下。类似的场景，七年时间里，我在老校区无数次地看到。
据说这种树的落叶时间，与当初栽种它的时令有关，也就是说，它会在被移植的那个季节落叶，不知事实是否如此。但即便解释得通，何以同一棵树，叶子竟然也并非同时落？有时这半边长出了新芽，那一半才开始落。这也是我在校园亲眼见到的景象。
那几年里，我读书最多的地方，既不是教室，也不是图书馆，而是在这些树下。遮天蔽日的黄桷树下，或读书，或沉思，或做笔记。这儿冬天不保暖，夏天也没有风扇，下雨天还要急忙收拾，有时中途去洗手间，书被人“捡走”，也是有的，但就是在这些树下，才是我读书最惬意的地方。这叫我如何不想念呢？
09 给你的心一个信号吧，好让风转身
二十年前的大学校园，环境氛围不像现在这般“凌厉”。老师在讲台上，不会担心有人举报他哪句话说错了，这种举报行为在当时是令人不齿的。同学与老师还有最基本的信任，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公开辩论。在沙坪坝校区的林荫道上，经常可以见到一群学生围着老师发问，一副不达目的不让走人的样子。
当年“西南法学论坛”最主要的规则之一，就是“不得相互吹捧”，以致每次讲座都火药味十足，也并不影响评讲老师之间的融洽关系。那些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唇枪舌战，而今安在哉？其实，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渴望把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疑惑和难题搞清楚，没有谁动辄诉诸立场，仿佛立场可以决定一切似的。
我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地逃课，还顺利通过考试并毕业，首先说明不是每个老师上课都点名。也许学校规章制度要求点名，但并不是所有老师都不折不扣执行。他们在变通，因为他们知道，大学读书决不能等同于高中那个模式。如果这门课足够吸引人，老师的水平足够高，那么，不来上课的损失在学生，而学生已然是成年人，他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老师的水平不行，而学生能够找到比上课更好的获取知识的途径，逃课就更应该允许了。
二十年前，没有微信，没有公众号自媒体，手机和电脑也没有普及，天涯论坛才刚刚兴起。不会有谁因为一句话、一个小视频而被网暴、“社死”。同学之间还可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一场酒后又会抱头大哭。那时的青年没有沾染太多的铜臭腐烂气息，还与社会现实有点距离，尽管有点幼稚，但仍不失淳朴。那才是青年人应该有的模样。
前一段读徐晓的《半生为人：一代叛逆者的心灵史》，深感我们并没有八十年代年轻人的那种理想主义，但我们终究距离那个年代不远。徐晓说：
“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那样独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也并不说明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P69）
我认为，也许正因为他们保留了对这个社会的批判，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纯真的热爱，他们选择了不与这个社会同流合污。他们不容于这个社会，甚至被这个社会抛弃、唾弃、嘲弄，他们沉默无语，他们自我放逐流浪，恰恰如此，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
生在八十年代的我们，正逐渐步入中年，夹在“不惑”与“知天命”之间，看很多事情愈发清晰明白。我承认，我们或许没有活在八十年代的他们那么有理想、有勇气，但也绝不是垮掉的一代。为写作本文，这些天来，我像过电影般穿梭于二十年前与现实之间，并没有“凿圆枘（ruì）方而卒以不合”的感觉，反而有种“其来有自”的熟悉。
里尔克说：“给你的心一个信号吧，好让风转身。”陈宁翻译的真好，就像“起风了，人生不言弃”一般动人心弦。犹如禅宗棒喝，直击灵魂。问：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答：从来处来，往去处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是而已。
子聿
2023年8月于郑州
文 章| 李子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