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真诚的文字具有某种魔力，可以突破许多的艰难险阻，穿越浩瀚时空，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孤独者在内心深处产生共鸣，相互慰藉。我读景凡先生晚年的文字，就有这样的感触。
景凡先生性格刚直、倔强，一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我曾长时间观瞻先生逝前一月所照小像，目光犀利如炬，二十多年后仍感到凛凛有生气。不知为何，我总觉与晚年孙犁的神韵颇有几分相似。或许是近来迷上《耕堂劫后十种》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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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晚年照片—
五年来，薇薇师妹送我的旧版《景凡文存》（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2002年印刷），是我反复阅读的枕边书之一。每次捧读，都能感受到景凡先生思考的深邃独到，同时也会更加“意难平”：如此大师级人物，本是社会最应珍视的所在，然不仅学界关注不多，即便是他爱之如命的西政，现如今知道景凡、阅读景凡的人，实在也不多。由是，我也部分理解了他的“脾气”——总有那么多看不惯的人和事。晚年的景凡先生，一个突出特点是，他非但没有改变爱“骂人”的个性，甚至将它发展为一种锐利武器。我们知道，景凡先生年轻时就是出色的地下工作者，是地道的革命战士（他对潘汉年的遭遇感同身受）。后来，又在西南大区公安部工作，长期奋战在对敌斗争一线，虽然壮年“弃武从文”到西政任教，但战斗精神没有丝毫懈怠。“文革”期间，正是以景凡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职工不懈努力，才确保了西政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存留了教师队伍基本群，使西政在所有政法院校中最早具备了复办能力，成就了“法学黄埔”的美誉。
景凡先生的斗争精神愈老弥坚。单用“不近人情”、“待人严厉”、“近乎刻薄”来指代他的“骂”，无法涵盖其核心要义。在我看来，这种“骂”，是反思，是批判，更是战斗。他不是对哪个人哪件事有意见、发牢骚，而是通过不断阅读、反思历史，敢于揭露丑恶现象，不惜否定自己先前的学说，只向真理低头，义无反顾追求自由民主，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深深的忧虑。这些反思、批判和忧虑，都融入他的“骂”中，终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在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对此，景凡先生有着高度的思想自觉。一九九〇年八月，子女来信说家里的情绪以他为转移，景凡先生回信谈古之交友之道，重在全其气节，他写道：“我从幼年即养成了嫉恶如仇的性格，很自然选择了我的政治道路，活了七十多年，可谓积重难返，所以有时见了邪恶之事，不免愤慨一番。这是改不了的。”景凡先生知道，自己的情绪有时会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特别是他已然离休，又上了年纪，家人给予关心，他是理解的。但他的内心，实不愿改变自己坚守了一辈子的信念。
一九九三年，景凡先生七十七岁，女儿杨甸匀给他写信，谈到他“骂人”的缺点。他回信叙述了从青年时代形成的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心理和观念。同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宇琳（杨景凡之妻——子聿注）劝我改，我说，我一生执着的东西，改不了，我不愿改。人之生也直，直言无所顾忌，不计利害。古来如鲁迅所说，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是有的，所遗憾的是，我的直言太少，而且并没有击中别人要害，便自己倒下了。对于友人、家人又使他们难于接受，可以称为直而无礼。虽然如此，我能保持一生，也说明我的个性的特点，尽管近于愚憨，但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灵魂的人，而且我还以为正是我活得‘气派’的重要因素”。（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P346）对于有人说他不豁达，不随和，他也“并不以为然”。（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P352）
景凡先生是不怕得罪人的。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写给弟子江山的信中，他说：“过去，我常得罪人，我能够做到：得罪就得罪，同时预及后果。因此，我不悔。若是一时意气，事后我必定检查痛责自己的轻率、愚蠢。”（P368）我理解，景凡先生虽然不怕得罪人，但他真正因为意气用事得罪人的时候，必定不多。他所谓的“得罪人”，是经过认真考量的，是基于人格等因素必须去做且预计过后果的，所以才说出不后悔的话。“活的气派”，应是景凡先生对自己比较认可的人生定位之一。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写给子女的信中，景凡先生说：“少数‘左派’人物对我的厌恶和畏惧，正说明我的价值所在。从这方面看，我满心认为，我活得够‘气派’了。妈妈（指周宇琳女士）也认为是，虽然她常常告诫我，不要骂人，更不要骂得太刻薄了。我认为，在一些时候，人总是难免嬉笑怒骂的，骂几句，不放在心上，也可能是养生之道”。（P399）在景凡先生看来，“骂人”不仅有助于宣泄和养生，抒发心中愤懑，更是他在学习鲁迅的批判精神。“在我还年青时，我想起鲁迅的硬骨头精神，那种鄙夷一切黑暗势力，毫不畏惧的勇敢精神，我便得到安慰和鼓励。能够学到他这些高贵精神，即使一点点，也会使人增加真正的价值。”（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的日记，P339）“我不是光会骂人，但是我想学鲁迅，寻找最黑的咒文骂人。”（一九九五年十月二日致洪笙、小伟，P405）时间又过去几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景凡先生越发感到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对朋友们说他“有愤愤不平之气”，他不再反驳什么，但他仍然说：“前两年我想学鲁迅说的：‘今天想学骂人’，近年来我也不想学鲁迅了。因为我想骂的，正是一些伟大辉煌的人物的欺世盗名的东西。（一百年以内总有人彻底骂倒他们的）”（致宗华、洪笙、小伟P410-411）我认为，这段话非常重要，是夫子自道式地亮明观点。这是我把景凡先生的“骂”界定为批判的重要根据，也是打开景凡先生心灵窗口的一把钥匙。景凡先生明确指出了他所骂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和事，而是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也就最好证明了他的“骂”不过是批判的代名词。
景凡先生对帝王zhuan制的批判最为猛烈。在一九八八年重读《论语》的笔记中，他写道：“二千多年的历史事实，只要是帝王专 制，就不容人道存在。帝王及其臣仆讲王道，纯是美化专 制，欺骗人民，目的是巩固帝王专 制。”（P47）对于中国历史分期，景凡先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热烈讨论“毫无意义”，“两千多年统治者建立的各种制度，都是把人不当人。这不是奴隶制又是什么？”（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P349）他不认同秦以后才是zhuan制，而是认为中国自三代以后至辛亥革命，经历了三千年君主专 政的历史，是一个继一个的帝王、独夫专 政。（《历史的变迁》P158）他的论证方式，是从专 制君主的对立面来说的，就是只要人民始终处于奴隶的地位，那么不论高高在上者是被称作“王”，还是“皇帝”，还是其他什么，这个社会就是奴隶制的，也几乎就是帝王专 制。至于所谓秦以下“封建”一说，不过是“食洋不化”的劣质产物。中国人民沦为奴隶，从殷周的奴隶主专政，过渡到封建帝王专政，这三千多年中统治者制定的统治人民的政治制度，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混合，奴隶制度是历史中一根又粗又黑的黑线，它是和专制帝王捆在一起的，在历史上概莫例外。中国人民大众过的是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历史学界长期认定秦始皇是封建皇帝，而实际上它统治奴役人民比任何一个奴隶制的皇帝更凶恶、残酷得多！秦始皇制定的制度不是封建制度。郭沫若说秦始皇的一切严酷的政治措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乃是他将奴隶制的下限定在春秋之际的一种自我解嘲吧。
三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历代皇帝把土地和人民视为己有。生杀予夺，全系皇帝的一句话，人民的生活不如牛马。皇帝时代把人不当人，就是奴隶制。说某一个时候，人民如何安定乐业，文明昌盛，天下太平，都是文人奉命讴歌皇帝至上，保得住自己的衣禄而已。
皇帝要奴隶，爱奴隶制，目的很简单。一是人民献出他们的血汗，上贡朝廷，一是为了征民，驱使人民‘为王前驱’，侵略他们尚未征服的土地和人民，保住自己的王朝不受威胁，而能稳坐龙廷。中国的奴隶制没有下限，从西周直到清代最末一个王朝。
景凡先生关于君主zhuan制和奴隶制的认识，应当与他阅读顾准有关。《顾准历史笔记》这样写道：“我们有千年传统的zhuan制主义，和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礼教’……专制主义加上礼教，使‘理论上’除一人而外都是自由平等的，其实是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平等’的。黑格尔和孟德斯鸠都说这是普遍奴隶制。”（“中国历史部分——上古至隋唐”P365）顾准和杨景凡，一个从空间上说“普遍奴隶制”，一个从时间说“奴隶制没有下限”，二者应当存在一定的关联。景凡先生非常认可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他在《随想录》中写道：“鲁迅的文章是大块文章，他大刀阔斧地连根铲掉几千年培植的奴性。除掉奴性，中华民族才能得救。千年的奴性，在棍棒下残喘、发霉。那些最恨鲁迅的人，他们不知道，鲁迅正是他们致命的敌人。鲁迅要的是生命，要的是振奋精神的活人，而不是要人成为循规蹈矩地匍匐在地、听人摆布的奴隶。”（P116）一九八六年，他买了《鲁迅全集》共十六册，七月三十日的日记说：“现在看他在那时写的文章，他愤怒抨击的对象，经过半个世纪，他们的幽灵又复活了，这些东西不过换了新装，用的更时髦的语言。”（P335）一九九六年二月七日的日记写道：“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话，我现在才认识到并不狂，而是绝大多数人中最正直，最准确的直白，是对昏迷的中国人的大声疾呼……它是对奴隶制，奴隶社会昏迷的奴隶的最大的警钟！至今又有谁再去撞击这个洪钟呢！”（P349）鲁迅作为文学家，更多是通过小说、杂文创作批判普通国民身上所带有的奴性，景凡先生是法学家、法律教育家，又亲身经历了“文革”那样的灾难，更加注重对造成这种根深蒂固奴性背后专制制度的批判。在景凡先生看来，制度才是“当道的豺狼”，批判专制制度本身要甚于批判奴隶身上的劣根性，这是景凡先生洞察力敏锐之处。景凡先生尤其注意到战争作为暴政最残忍的表现方式。他在《随想录》中写道：“最大的残忍，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战争，它让一个一个家庭破灭。虐政或暴政下的人杀人，互为刽子手，群狼争食就是‘恶’。”（P117）他在年逾古稀时重读《资治通鉴》，日记中说，“我看到从殷周以来不断地战争记录，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是出于强权者、最高统治者的喜怒而决定。战争与和平，确实是自文明社会以来最大的问题，看这许多的问题，似乎都可以从中找出答案。鲁迅先生说，二十四史是一部砍杀史。诚不虚也。”（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九日，P339）四年后，他“又翻开《资治通鉴》这本为帝王阅读的丑恶的历史，几千年、几百年、以至几十年的罪恶历史，的的确确使我痛心疾首，诚如鲁迅说的：“‘二十四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一次我读它是为了专门统计大大小小的暴君、魔王为了杀人而制造的战争。”（一九九二年二月五日的日记，P344）景凡先生详细统计了春秋战国直至南北朝期间每一次战争的交战国家、大体过程、灾难后果等情况，读书笔记多达百余页。最残酷的暴力是战争，且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杀人机器也越来越精巧。这一点毋庸置疑。景凡先生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在三千年专 制统治下，战争和奴隶制是相互勾连在一起的。制造、挑起战争的是专 制统治者，而专 制统治者为了发动战争，也就必然采取愚民政策，实行奴隶制。（P160-161）他将战争归结为专制君主之恶的一个表现。只有掌控至高无上权力的独裁君主，才有能力发动战争，这更加重了君主的罪恶。这是他统计几千年来战争规律的一个结论。由此我联想到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阐释。大恶不是一般小人物能作出来的。真正的罪大恶极，必须得有一定的权势，否则，连作恶资格都没有。有权者方可弄权，享国者才有资格卖国，死伤无数的战争又岂是小人物所能发动的？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时期，有鲍敬言等人提倡“无君”之论。鲍生这样阐述“细民”与“君主”作恶之不同：“细民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无金宝之可欲，无权柄之可竞。势不能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旅，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丹野。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岂徒小小争夺之患耶！”盖有君之争，为大规模、有组织之武力冲突，自非私人角斗之比。君主执杀生之柄，“荦（luò）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故“桀纣之徒得燔（fán）人，辜谏者，脯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胫。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能施之？使彼虐酷恣欲，屠割天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恣也。”（引自《抱朴子 诘鲍》，《中国政治思想史》P369）由此可见，景凡先生将发动战争的罪责归结到专制君主身上，良有以也。
专 制主义历来崇尚“定于一尊”，不允许有独立思想的存在。景凡先生说，“在皇帝四周，思想家是荒凉的。皇帝总是要追查‘腹诽’而拿他来治罪的。最正直、最光明的人，也被列入而随时可以拘捕的‘疑似’分子（唐律有疑似分子，汉武帝治‘腹诽罪’）”。（《随想录》P118）
由是，景凡先生厌恶一切帝王，不惜用最辛辣的话讽刺他们，并罗列古今中外最恶毒的名词诅咒他们。如，“制造、挑起战争的是历史舞台上帝王、独夫、野心家、强盗、痞子、流氓、骗子。”（P160）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的日记写道：“月来读《山谷集》《礼记》、但丁的《神曲》，那些皇帝、独裁者、教皇、大主教、骗子，都在地狱里受到惩罚。”（P335）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读了莎士比亚几个剧，他对昏君、侯爵、奸臣、商人、酒徒、强盗、阴谋家，讽刺得淋漓尽致，不禁令我大笑起来。”（P345）这些名词并非景凡先生的发明。马克思就如此表达过，他曾痛快称呼这些人是“蠢驴、强盗、暗探、钻营者、市侩、恶棍、阴谋家、政治掮客、叛徒”，等等。景凡先生晚年特别喜欢读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对他们的友谊心向往之。（详见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六日的日记，P340-341）
与此同时，他也鄙视、痛恨那些围绕在大人物和官僚身边的跟班、帮闲文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写道：“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对那些毫无德行、操守的政治流氓以及见糖就喫（同‘吃’）、就舔的人，深恶痛绝。宇琳补充了一句，很精彩：只要有人把糖晃一下，那些人便没命地追捧上去了。”（P333）景凡先生的目标是做一个“不易由言”的君子，任何时候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不跟着“权势”转，不随风而变，不当“风派人物”。
近年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是，先前备受批判的钱穆又莫名地“火起来了”。钱先生一直对中国古代政治持理解甚至欣赏态度，尤其不认同两千年君主专制的观点，他试图发掘古代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性因素。这本无可厚非。但他对君主专政体制的维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一点早就遭到像王亚南、张君劢等人的批判，详见他们的《中国官僚政制研究》《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两部经典之作。
我很喜欢读钱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敬重他的治学态度，特别是通过阅读先生的《师友杂忆》，以及严耕望、余英时、齐邦媛等人的文字，对钱先生的教书育人精神更是十分敬仰。但也感到他过度美化了中国古代政治，研究历史投入的个人情感太多，所谓相权制约君权、“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等，也并非历史实情。钱穆在抗战时期就受到当局的推崇，而此时的“火”，或许有其他背景因素，又或者反映我们在经历某种变化，却浑然不觉。景凡先生是不会像他那样“火”的，他会鄙视这种“火”。相比较而言，我更加认同景凡先生关于君主专制的论证。
景凡先生不仅批判历史上的专 政君主和专 制制度，对于现实政治也十分关注。他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你知道我性格、感情是矛盾而复杂的，我仍然关心‘天下大事’。‘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中国古诗，但又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P381）一九七九年，他刚被“解放”不久，就署名为“羽立”，在第一期《西南政法学院学报》上刊登了一篇“读史漫笔”，其中写道：“我们生活的社会，却有一种领导人自己妄作主张，明知错了，但不愿改，而且毫无悔意。这是一种权威。从不改变自己的错误主张的专断行为来说，皇帝都为之逊色了。”（P156）
了解景凡先生的人都知道，一九五七年他栽跟头，被差点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说了句“太阳有黑子，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阴暗面”。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拉罗什富科，在其名著《道德箴言录》中有言：“不灭的太阳亦不能使人们久视。”（何怀宏先生翻译）景凡先生“太阳有黑子”的话，也并非他的原创，而是转引自董必武的内部讲话。但在当时就是犯了大罪。在“文革”刚刚结束，空气稍微有点松动之际，景凡先生就公开批判某些领导人的专断行为，还说他们连封建皇帝都不如，可谓“吾道一以贯之”。这种风骨，当今之世恐无人能出其右。
在《历史的变迁》随笔中，景凡先生写道：“奴隶制是社会历史现象，依照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它应该被送进博物馆了。但是在现实中，它不仅没有送进博物馆，而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粗壮汉子，在宫廷、战场和刑场上横行无忌。难道历史上的帝王、独夫不爱这样的奴隶制，还爱其它什么制度吗？！”（P160）景凡先生很看重这篇文章，在八十三岁写给女儿杨甸匀的信中曾专门提及，“我又写《中国历史的变迁》，题目太大，与诸历史家的观点相反……主要的观点是二十四史都是君主专制的继续，直到现在。这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我想把我这个思想交一个年轻人去整理，交与何人，现在我不能决定。”（P420）胡适的晚年有胡颂平，王元化的晚年有吴琦幸，费孝通的晚年有张冠生，他们都有“晚年谈话录”问世。很可惜，景凡先生的晚年没有这样的年轻人。不仅如此，就连他晚年念兹在兹的“伦理法”研究，也是后继乏人。
他的孤独只能自己来承受。景凡先生读《谈艺录》，对钱钟书的整体评价有所保留，但十分欣赏他对知识分子不宜热衷政治的见解。读书笔记这样写道：“钱钟书对知识分子热衷于政治而遇到可悲的命运的抨击是无情而严肃的：‘你遭遇的命运对待正与你抛头露面的程度成正比。’钱钟书不怕孤独，和不愿抛头露面也是成正比的。”（P301）此处似乎在说，知识分子要能耐得住孤独，不宜热衷政治、过多抛头露面，否则，抛头露面多了，遭遇凄惨命运的比率也会随之增加。
四
对于一个经过枪林弹雨洗礼的革命战士、一个耄耋老人来说，没有任何一种痛苦，能比得上坚守一生的理想主义幻灭所带来的折磨。巴金的《随想录》是景凡先生晚年常读的书。其中有一篇是巴金写给十个小学生的复信，篇名叫《寻找理想》。景凡先生反复读了几遍，爱不释手，原因就是巴金把真挚的情感和半个世纪经受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追求理想，写得很动人。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的日记中，景凡先生记录了巴金的话：“‘寻求理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理想是存在的，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灭；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P333）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写给江山的信中，他说：“几十年光阴浪掷，理想破灭，真无话可说了。”（P402）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年写给江山的信中说：“所谓最可怕的是视线中全是恶人恶事，令我大声狂呼乱叫，一点也不能控制自己。八十而知七十九非，这个‘非’，就是积累的愤懑与痛苦。我的时间不多了，还说他作甚！”（P406）景凡先生断然否定自己曾经坚持的学说。《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否定自己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写给江山的信中说：“说到法律思想，这是现代的东西。现在为了时髦，偏偏要讲法，甚至讲‘人治’‘法治’，这完全与古代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相融合的含义以及作用是不相同的。包括我们的《孔子的法律思想》，都是从现代法的概念去套古代，并从中抽出一些概念、规范加以比附。过去我说了些孔子、孟子、荀子的法律思想，好像是糊涂观念和违心之言。”（P374）当时，江山正在写作“周公的法律思想”，景凡先生反对把西人的章句演化、比附，而没有自己的心得创见。他认为，西方有自然法传统，有私有制、自由民，有债、债权等私法，但中国没有。“我倒赞成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古代的法度（而不是法），因为古人讲‘道’、讲‘本末’，法是微不足道的一种治人的工具。他们自身有多少‘思想’！”“对周公孔子的法律思想说多了，抽象出特异的思想，拿去‘争鸣’，一则会冤屈古代人，二则也会成为一笔糊涂账。”（P374）“我又认识到，孔子思想的精华不在法律思想里，何苦去赶时髦呢？”（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的日记P338）这就意味着，在景凡先生看来，先前研究孔子的法律思想，近乎舍本逐末，方向跑偏了。一九九〇年，他给《随想录》写的“自按”中有这样的话：“近年来，我重新检查了我的思想，联系我过去多年形成的观点，我发现，我的思想驳杂而无系统，一片混乱。我曾经相信的东西，现在看来，已属谬误，有的缺乏生气而有些东西确实被人捏造，歪曲。”（P107）一九九五年八、九月间，景凡先生两次撰写“自述”：“六十有惑，七十有志于学，晚矣！八十随心所欲，则无不逾矩。终悟七十九之非。”（ P348）这个被视为先生给自己的“盖棺定论”。任公常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但景凡先生却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否定一生的努力，这种魄力亦非常人所能及。![]()
景凡先生说，自己从八十年代初，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彻底破产者”“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P422）。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至今世界，自由、民主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为什么又要去保障它？这些保障又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过实践，寻找新的道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最容易迷惑人、愚弄人的。”（P335）他不再相信原来深信不疑的东西。一九八九年的一次会上，他表白道：“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但也没有做过坏事。”有人劝他在书面上修正，他予以拒绝。（P402）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九日写给江山的信中说，“现实、历史的现实，黑格尔说，太狡猾了，即是说它会骗人的。近年来，我读了一些历史书籍，使我不相信什么太史简、董狐笔。个别人瞬间的念头，就会滥杀无辜，血流漂杵，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如此。”“杀人工具和方法不断改变，就是历史，或者说历史的主要内容。现在我再也不相信历代统一王朝的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功伟绩了。历史学界把它们说得太美了。”（P380）“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以杀人起家的帝王的一喜一怒之中残存下来的畸形的东西。现在呢？再看一百年也不会出现一个威尼斯或一个‘文艺复兴’，也许是固有的文化决定了的。”（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致江山P367-368）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满是忧虑。一九九〇年八月中下旬，安排党员登记，要想思想总结，景凡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我写几句便写不下去了。苦恼使人几乎发疯，说假话是一个人的最大痛苦，比受刑法更甚，写不出，写几句便中断，甚至文字也不通，思想乱了，怎么能写？又写什么？”（P343）同年九月十日，在写给沈娟、江山的信中，他说：“学校正在开展一项学习，而我则如堕地狱，痛苦不已！奈何！”（P383）一九九二年，江山的《中国文化》出版。景凡先生写信给他，认为中国历史人物，“大多是被士大夫等随意粉碎、掩盖和歪曲。看正史越来越怀疑它不是真实的东西……我虽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但差不多是一个历史怀疑论者了。”（P388）一九九三年一月写给范忠信的信中说：“我也许察觉分不清古今中外的是非，已决心不再提笔了。”（P403）一向是非分明的景凡先生难道真的不辨是非了吗？当然不是。我们只能说，在曾经的理想信念崩塌的同时，他不得不承受着必要的煎熬与折磨，这是通向新的坦途的必经之路。景凡先生最终还是选择向自由主义靠拢和回归。一九九九年，景凡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他在写给弟子俞荣根之子俞江的信中，畅论对自由的向往。俞江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还只是一名在校研究生，但二人结下忘年交，景凡先生最后几封有分量的信都是写给他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景凡先生之所以将矛头所向直指君主专制，是因为他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和追求，推动着他不得不集中力量对准这个最大的敌人。他说：“我从少年时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自由的追求者，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自由的摧残、压迫、扼杀，莫过于专制制度及其所发动的战争。无数生命被扼杀，还谈什么自由呢？”“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说到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自由地爱，自由地恨，也许是生命中经常存在的，不应该受外界的任何影响，在爱与恨中追求人生的意义。孔子说，‘仁者能爱人，能恶人。’他说出了一个人的理想人格。”（P421-422）景凡先生从理想主义到怀疑主义的过渡，并重新建构起对自由主义的愿景，这与他晚年坚持不懈追求真理是分不开的。这里边可以看出顾准对他的深刻影响。景凡先生应该是在一九九八年上半年就读了《顾准文集》。在写给女儿杨甸匀的信中，他谈了他阅读感悟，认为文集主要想表达，“理想主义变成残酷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完全是用鲜血写成的。”景凡先生介绍了一个评论观点，即《文集》中有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话，是顾准之弟陈敏之写的，似乎并不准确，未点明顾准的思想，应该是“从理想主义到自由主义”。景凡先生明确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肯定：“自由主义向来是贬义的，我认为这个词正是人生、生命的光芒。我在较早时，就认为我是一个不自由的人，自由平等博爱应是千古不灭的金光灿烂的大字。”（P414）景凡先生选择在八十二岁生日（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当天开始读《顾准日记》，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读《顾准日记》迎来了八十二岁的生日……顾准是用他的生命在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学术观点是他在受尽凌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后的产物，是在非人生活中酝酿形成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我每看一段，心就为之绞痛，不能卒读，在屋子里走几圈，又回到他的《日记》中去……顾准的精神、学识震撼着我，但他的遭遇又使我的心情凄凉。”（P353）能够接受新知识，对新事物不排斥，就是心态年轻的证明。我理解，景凡先生就是要表明自己敢于获取新知的决心。谁能想到，说出“顾准的精神、学识震撼着我”这句话的，竟然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呢？在一九九年底写给俞江的信中，景凡先生说：“我抓不着实在的、完整的‘自由’，谈到‘自由意志’也是空话。自由，是行为‘目的性’来充实自在的‘自由’……我实在感到我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快被窒息的人。不自由的人要争取自由，也许有些意思吧？！历史在等待这样的人。”（P422-423）这是《景凡文存》收录的最后一封信。在我看来，“我实在感到我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就如同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一样，是一句颇具诡辩意味的格言。唯内心先具自由理念、然现实中受到种种压制者，方渴求自由最多，亦感受压制最深。
五
步入暮年的景凡先生，经常遗憾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完，而读书事业才刚刚起步，因此他常有“时间不够用”的感慨。一九八五年，已六十九岁、尚未被批准离休的景凡先生在日记写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争取弥补被浪费掉的时间。”他的弥补方式就是读书。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的日记写到：
“在和平宁静的环境里，‘读破万卷书’，是何等的幸福。”“多读些书，心胸就会开阔，不为俗事所扰，这是古人的经验，我已经有这个体会，至少我不让光阴溜过，更不会未俗务毒害光阴。”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的日记写道：
“我几乎每天想到，活得太长了，时间应是不多了。我要赶紧多读书，多获得一点知识。”“一天能读几种书，是一种乐趣，不问世事，恬静而专注沉浸在古代及现代的知识海洋中，应当说是老年的幸福。我这一生，大概不会在最后不多的时间再临一次暴风雨了，但愿如此，谁也不会保证！！！” ——（P339）
一九八九年七月致江山的信中说：
“年来我深思熟虑，我十分肯定我的无知，待想从头学起，都没有多少时间了，此生已矣！"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在写给女儿杨甸匀的信中，景凡先生介绍自己在家读书的场景：
“上午下午晚上，约莫5个小时读书，书的种类不同。有时有兴趣，也记笔记，妈妈说‘好象你在应考’，我心里想，也许是多读点东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P386）
这种时不我待追求真理不止的态度，真是让无数后学汗颜。他还联想到，自己当年研究孔子法律思维也是浪费了时间。他否定自己先前的学说，还是因为他感到，原来读书是自我限制了思维，现在要摆脱这种成见。七十二岁的他给自己制定了这样的读书计划：“多读历史，是我目前读书计划的内容，我开始读世界史，重读《资治通鉴》，并适当作点笔记。文学书籍要多读一点……今天我开始读《歌德自传》，再读了卢梭的《忏悔录》。”（P338）晚年的景凡先生提倡读书无禁区。“现在我知道，过去读书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框框，把古代思想家的闪闪发光的智慧忽略了。”（P341）
从阅读范围来看，反抗过国民党统治又经历过反右、“文革”苦难的景凡先生，可以读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可以读鲁迅、巴金、顾准，可以欣赏戴震，甚至可以读储安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日记P342），读这些人虽有时也让他感到痛苦，但更多是一种慰藉，一种宣泄，一种痛快淋漓。我感到，自己在疫情期间读鲁迅杂文时也是如此。景凡先生是绝读不下去钱穆的，他会感觉那要么一种痴人说梦，要么就是别有用心。景凡先生不止一次对外孙女冯引如说：“要是再能给我十年的时间看书就好了。”（P633）“夕阳入山光景黯，怅不再读十年书。”这是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二日的日记内容，也是《景凡文存》收录日记的最后内容，也是景凡先生最后的无奈。景凡先生晚年开启读书之旅，不是为了闲情逸致，也不是打发无聊生活。他把读书当成是自己的使命。他坚信，在道德与智慧的关系中，智慧是道德的基础。这是斯宾诺莎的判断，景凡先生做了读书笔记：智慧是道德的唯一基础。一切智慧的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智慧即道德。同时，智慧也是追求善的基础，智慧也就是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P125-126）西方有句格言：Knowledge is requisite to wisdom.译成中文大概是说，知识乃智慧之先决条件。如果说智慧是道德的基础，那么知识就是智慧的基础。有了真正的知识，智慧有了前提，道德也就有了保障。这是景凡先生晚年悟道的菁华所在。清末民初，蔡孑民先生曾写了一本名为《中学修身教科书》的小册子，其中“修学”一节有这么一段话：“知识与道德，有至密之关系。道德之名尚矣，要其归，则不外避恶而行善。苟无知识以辨善恶，则何以知恶之不当为，而善之当行乎？知善之当行而行之，知恶之不当为而不为，是之谓真道德。世之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纵情而亡身者，其人非必皆恶逆悖戾也，多由于知识不足，而不能辨别善恶故而。”读着先贤的教诲，再想想wen歌期间袖标一致组织成员的悲剧，岂不令人伤痛！经历过十年“wen歌”浩劫，景凡先生看到有太多的无知青年，被政治浪潮所裹挟，被政治权力所玩弄，在他们的利用价值被吸干榨尽后，被无情地弃之不顾。难道说这些青年都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景凡先生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些青年是没有能力辨别真假、美丑与善恶。一些政治人物恰恰利用了青年的这个弱点缺陷，把政治的尔虞我诈阴险毒辣运用到了极致。如果说这些青年应当接受惩罚，那么玩弄他们的幕后黑手才真正是罪魁。他希望青年们能够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九日，在写给刚考上北大博士的罗昶的信中，景凡先生告诫说：“多读些哲学书籍，研究古人、外国人的思想，必须要置任何政治风波于不顾，一头钻进‘象牙之塔’。”（P351）景凡先生当然不想让罗昶成为象牙塔内的书呆子，而是希望他能首先获取一定的真知识。一九九三年，在写给外孙女冯引如的信中，景凡先生循循善诱道：“人活着的时候，应当追求真善美。怎样才认识、追求它们，恐怕还是要靠知识。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判别真假、美丑、善恶。”（P392-393）“有了真正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才会树立坚定的努力方向和坚定的信仰和良知，一旦他献身的事业有所成就，他就会成为不为世俗所累的真正的人。”（P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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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们可以确信，饱经沧桑的景凡先生，晚年通过不断阅读，获取新知识，不仅头脑没有固化，反而重获新生，这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是他最大的慰藉。但正因如此，景凡先生也就更加悔恨自己在最有可能成就的年纪饱受政治打压和摧残，而他的批判也就更加让人心痛。这是景凡先生时而兴奋不已时而痛苦不堪的根源所在。他是矛盾的，他也真诚地展示了这种矛盾的心态。《景凡文存》有一部分内容很是另类，与全书风格完全不同。那就是他在文革中的“劳动日记”。几乎都是打石头的记录：“今天打石头的进度相当快。我打二槌的技术逐日都有一点进步”“我们采取了大打、小打相结合，二槌同钎杆并用；同时注意选择钻子的位置……”“今天的精神好一些，抹三合土的效率比昨天也高了一些”“今天运砖，路程只有十多米，我担了十八块，有两次担了二十四块，一次竟担了三十块。担二十四块和三十块，两脚打颤，腰伸不直，是极为勉强的。”——（P322-326）
如果不是被如此耽误了二十年时间，景凡先生“是能做点事的”。顾准何尝不也是如此？陈敏之在《希腊的城邦制度》“后记”中说，希腊史研究，不过是顾准十年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一个开端。顾准曾告诉他，其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谁能意料得到，“横逆”的袭击，竟来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这个研究计划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景凡先生晚年读《顾准文集》，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顾准“自以为在劳动改造中身体强壮起来，殊不知病魔就在那时潜入了，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戴着‘右派’的帽子。我联想到，我的‘反苏’言论，几乎划成右派，那只不过是一步之隔，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命运几乎是共同的”。（P353）在写作本文过程中，读到莫砺锋在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莫先生说，“程先生晚年说：‘我感觉到自己最适当的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一九五八年，程先生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一直等到一九七八年，他六十五岁时，南京大学把他聘来任教。从四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二十年间，程先生所做的事情是放牛、喂鸡、抄卡片、挨批斗、写检讨，根本不可能从事学术。巧合的是，程千帆（1913-2000）、孙犁（1913-2002）和杨景凡（1916-2001）三人的生卒年相仿，反右至文革的二十年，是他们在创作或事业的最佳时期共同遭遇的苦难。程与杨，都在晚年回归高校。杨与孙的共同点就更多了，两人早年都曾投身革命事业，五七年后长期被打压，晚年重启读书生涯，笔耕不辍，思想为之大变。连性格上的“不近人情、脾气大”，也比较相仿。还有就是都经历了理想主义幻灭的折磨。这恐怕才是他们目光颇为神似的原因。晚年的景凡先生感到，虽然自己找到了读书门径，也有一定的思考，做了一些随笔和笔记，但远未形成系统，支离破碎，零零散散，怎么能够公诸于世、污人耳目呢？这也是他一再表示，要把这些不成熟的思考付诸灰烬的原因所在。比如，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我已开始把我写的零星的东西，清理一番，大半我都决心把它烧去，以免时间一到，什么都来不及了。”（P347）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昨天，我突然觉得，口腔肌肉不灵活。我给如如说，您妈不在，我有句话要说，我陆续记有一些资料，放在卷宗里，请他烧掉。我早就想整理，把那些不中用的东西烧去，因为我想写孔子思想，老师不能拿定主意写一个大纲，因此，那些零星资料，当然没有意义了。”（P347）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近两年来，我随手抄书，借以帮助记忆，抄的卡片越来越多，又无法分类，只好烧去，这两天整理了一下。”（P348）尽管如此，他并未因此而停止阅读、思考与写作。我认为，正是这一点毅力和坚持成就了景凡先生晚年的探索。读书到“通透”，自然是极高境界，但能读到“不通”，实属大不易。西方的康德，宋代的朱熹，生活在承平时代，活的年纪大，且得善终，凭着毅力和坚持，可谓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像斯宾诺莎、帕斯卡尔，像陆九渊，很难说建构了完整体系，更不要说顾准的思考、张中晓的随笔了。景凡先生很认可帕斯卡尔《思想录》里的那句名言：人是一根苇草，却是能够思想的苇草。在比较艰难的环境下，只有真正的独立思考才是思想内容的主体，至于是否形成完整体系倒在其次了。顾准、张中晓是因为客观环境和身体健康都不允许，帕斯卡尔是因为早逝，景凡先生则是年岁不饶人，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但他们都有真正独立思考的内核。这才是值得珍视的地方。读书不止、思考不止、精进不止。我读《景凡文存》，最受震撼的是，景凡先生在八十多岁的年纪，还每天都在吸收新思想新知识，还能不断反思自己的过往，这种身体力行追求真理的精神，才是对后学最大的激励。或许，追求自由与真理的过程，从来都不是平坦大道，而总是充满荆棘坎坷，时而路途凶险，时而厄运连连。又或许，即便是用尽一生心力，也未必能收获满满，但只要追求自由与真理的“此身”存在一天，能够坚持追求自由与真理到人生最后一刻，这个“沉重的肉身”就会得到升华。恐怕这才是追求自由与真理对于个人最大的赏赐，也是人生最大成功与收获。“历史在等待这样的人。”这句《景凡文存》最后的话颇具深意。历史也必然能够等来这样的人。我们不应辜负景凡先生的希冀与期待。
一九八七年，七十一岁的景凡先生办理了离休手续。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拥有俞荣根、胡泽君、江山、蒋庆等一众杰出弟子的景凡先生并没有安享平静舒适的晚年生活，而是主动开启了崭新的精神之旅，有时还要饱受灵魂上的痛苦与折磨。这是理想主义者幻灭后的心态剧变，也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的人生遗憾，更是“寂天寞地”的孤怀莫识。在人生最后的十四年里，景凡先生重新阅读、思考及写作，应当被视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精神事件。杨景凡铜像（他的学生俞荣根自掏腰包制作）
景凡先生的晚年如果有欢乐，那是读书和寻求真理给予的，但如果有痛苦，也同样是读书带来的。正是在读书和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景凡先生在感受到真理光芒与伟力的瞬间就会反应过来，他无法抗拒衰老，更无法摆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他是通过读书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但他还能活几年呢？景凡先生不怕死亡，他对死亡看得很淡，可以从他对家人的遗言看出来。但景凡先生必定会感到无比的人生遗憾，更感到命运的不公与捉弄。他的精神之旅刚渐入佳境，却不得不就此终止。一九九六年二月七日的日记写道：“我最痛苦的而且令我愤怒无边的事，是我看书写字十分艰难，并且会越来越坏……”（P348）二十年前，我只是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到景凡先生。后来，在我人生感到抑郁的年月，是通过阅读景凡先生的文字，让我走出那个阴暗的世界。我相信文字有这样的力量。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有的人死后方生：“西政一人”杨景凡的精神救赎》发出来，这是阅读赵明老师《江海月明》一书的笔记。此后，我不断重读《景凡文存》。待我真正确定这篇文章的写作思路时，正好也是十月十六日。整整五年时间，是一种巧合，更是一种缘分。景凡先生的文字是真诚的。阅读过程中，仿佛景凡先生就在我身边，我能感受到他那惯有的犀利目光。让我感到特别的，一个耄耋老人，不应该是看透世故，显现出一种与世无争的慈眉善目形象吗？景凡先生完全不是，或者说，他在阅读思考及与人交谈时，一如既往地倔强、愤世嫉俗。我由是想从景凡先生的“骂”说起。在我看来，他的家人以及门生弟子未必充分理解了这种“骂”所隐含的深意。据一九九六年二月七日的日记，景凡先生复信给老朋友刘宗华，其中有这样的话：“泰戈尔认为他爱过，就是人生。我说，‘我爱过、恨过，就是人生。’”景凡先生特意加了“恨过”，应当是“别有幽愁”的。我生也晚，不曾有机会当面聆听景凡先生的教诲。我是通过文字才认识景凡先生的。一个人的文字当然不足以代表他的全部，尤其是文字有真有假，假的文字会给人很大的迷惑性。景凡先生的文字出自肺腑。我确信，通过阅读景凡先生留下的文字，能勾勒出一个比较真实的景凡先生来，至少是景凡先生部分真实的一面。最后，我想借用景凡先生的外孙女冯引如博士，在2016年纪念景凡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及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来结束本篇：“我常想，在人生就快走到尽头的时候，自我否定意味着什么？我每次想到外公，这都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年轻的时候我搞不太懂，因为我觉得自我否定总是消极的，带着自我否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当我自己经过很多年以后，我渐渐明白，为了坚持真与善而进行的否定，是非常勇敢和美好的生命，因为这种否定不仅不是绝望，其实它孕育着希望，孕育着力量，孕育着更好的未来。”（详见《明月松间照——纪念杨景凡诞辰一百周年文集》P329）
李子聿，皖北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现就职于中部某省纪委监委，著有《驿路心灯——金水河畔谈历史人物》一书。
作者关于杨景凡先生的其他文章：
《有的人死后方生：“西政一人”杨景凡的精神救赎》（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