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根|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

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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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西南政法大学河南校友会的李建学弟连续发表了两篇阐析杨景凡先生精神世界的文字：《有的人死后方生：“西政一人”杨景凡的精神救赎》(写于2018.10.16) ；《景凡先生：愿做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写于2023.11.03) 。美文甫一问世，顷刻走红网络。不只是西政学子，还有各界学友，争相传阅，纷纷点赞。李建学弟不愧为景凡先生隔代知音。

曾记得夏勇师弟纪念杨师的文章《夜读杨老》上网后，亦立时飞传大江南北。我的一位老友、著名哲学家李存山先生即时给我发来题为《读夏勇忆杨景凡先生》七绝一首。时间是2017年9月10日夜间。诗云：

西南法史一真儒，

寂寞文章世当殊。

孔孟如何参政事，

且留后进共踌躇。

夏勇《夜读杨老》文末有“作者附记”数语。其中说到：“次日，俞先生邮来有关材料，特别是年逾古希的俞先生写的编者感言，还是那么情文并茂、豪气干云，让我瞬间回到那个平凡而高贵的西政群体。”夏勇是文字高手，又擅长诗词。我这里不略去“并茂”“干云” 这些溢美之词，是为了不掐断他那“瞬间回到……西政群体”的如虹文气思绪。他提到的“有关材料”，即《杨景凡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纪事》，“编者感言” 全名为《一个编者的感言》。那篇《纪事》在印行的《明月松间照----纪念杨景凡诞辰一百周年文集》中忍痛作了不少删节,该是公布全稿的时候了。

杨师“八十而随心所欲，则无不逾矩” 。而今我也残齿八旬有余，还是难以悟到老师的境界，只是感到时间不多了，心头总有一束能量之光在照耀，该说能说的，该做能做的，得抓紧。

回头看看，这一生，平淡无奇，基本呆在学校里。无非是两种身份：学生、教师，常常亦师亦生；无非做两件事情：读书、教书，时时边读边教。自认也算个读书人吧。古今中外，读书人须遵循两条基本道德：尊师和爱生。前一段时间，利用回渝治病的机会，办好了把藏书、手稿等捐赠学校的手续，又完成了第一批捐赠事宜。心头以为，这是尽最后一点爱生之力。

感恩上苍眷顾，在我求学的每一阶段，都遇到良师。他们是我生命中的恩人、贵人。记得我入读研究生后，第一次登门拜师时，景凡先生谆谆教诲：“你我师生之间，要扣得起手。”老师与学生十指相扣，领着学生治学做人，这才称得上经师人师。待我接过老师的衣钵带研究生时，也曾学着老师的“扣手”之训，教学相长、师生相亲，收获满滿的快乐和幸福。当然，也有不那么管用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勉强不得。于是明白一个道理：扣手或扣不起手是双方的事，不能一厢情愿。但我有一条红线：在尊师上，绝不含糊，寸步不让。这是良知所然。若有不尊吾师者，有欲阻吾尊师者，非吾徒也。

微观学科史反复证明，高校内、学术团体内，某一学科的兴旺发展，往往得益于其创始人或创始群体的学术造诣、学术风范和风骨品格的标领,后来者继之则兴，弃之则亡。当年的西政法律史学科能屹立于全国名校、名研究机构的法史学丛林之中而备受尊重，就在于以杨景凡为首而由张警、林向荣共同组成的“三先生”团队标领，其后时代或兴或衰，也逃不脱那个微观的学科史逻辑。

11月18日，是恩师杨景凡先生107周年冥诞日。特此将当年撰写的《纪事》未删稿和《感言》配上图片，冠以《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标题，推送上网，以志纪念。

2023.11.09--21:00于海南乡间双栖居

“杨景凡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

纪   事

来宾中不乏当今法学界和法史学界的耆老宿将和中青年才俊。远道而来的有：荣膺“法治三老”之一的李步云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李贵连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段秋关教授、广西大学法学院魏敦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沈娟研究员、《法制日报》记者尹丽等。

李步云：“这个会，我要来！”

西南政法大学的两任前校（院）长——种明钊教授和高绍先教授联袂出席。杨和钰、黄焘、钱大经、陈金全、刘桂苓、朱荣芬、杨玲等老师都是杨景凡先生生前同事。

来宾队伍中极大多数是杨景凡先生和西政法律史教研室的历届硕、博士生。他们给敬爱的导师带来了自己多年从事教学科研和司法实践的丰厚成果。

参加“杨景凡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的部分法律史学科毕业的硕士博士、在读硕博生和志愿者（后排右1是魏敦友教授）。

20多位杨景凡先生的亲人好友来自遥远的北欧和全国各地。其中包括五位子女、三位孙子女、一位重孙子。

行政法学院的院长谭宗泽教授和总支书记张渝副教授自始至终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听大家发言。校领导劝告我，座谈会还是挂行政法学院“主办”，这样才好“走账”。他们代表主办方。谭宗泽对我说：“我来听听，挺受教育的。”既谦虚又得体。

《法制日报》记者是这样表述会议内容的：“座谈会虽点题‘学术思想’,但更多时候，是在追忆一位西政老人的风骨与精神。”这篇3000多字报道的题目就是《西政风骨杨景凡》。老校长种明钊教授叮嘱我：这个座谈会，以及今后出文集，一定要突出“风骨”这个主题词。

李贵连、段秋关教授的共同感受是：为一位法学老教师开如此隆重的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不容易！有意义！“在国内法学教育界还没有听说过。”

这个座谈会的发起也有那么点特别。它是由民间倡议的，并经过多年筹措，直到临会前，学校和学院才获知并予以支持。有人说，这叫“民倡公助”。

那么，民间，也就是杨景凡先生的学生群体为什么要倡办纪念老师百周年的座谈会？筹措过程中经历了些什么？又希望表达些什么？从头至尾，我本人是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人，有必要对前因和后果作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由于那时我已不在学校任教，四年前就调到刚刚成为直辖市的重庆社科院工作，加上别的种种原因，这个承诺一直未能兑现。2008年9月27日，敬爱的林向荣老师与世长逝。他的这个建议成为他的遗愿，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内心的愧疚也越来越深。

2013年春，我退休下来成为闲人。考虑到2016年是杨景凡老师诞辰100周年。礼仪中国重视丧葬之礼。毕竟人死为大。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现在叫“遗体告别仪式”。有《毛泽东选集》中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为证。再就是到了100周年诞辰日时开个纪念座谈会。平心而论，这都是好的传统，“慎终追远”么！据称，举办100周年纪念座谈会是有严格的行政级别限制的。有人说是副国级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才有这个资格，不知是真是假。不过，那是国家行为，用的是国家资源。我们是学生纪念老师，自觉的感情流露。法无禁止皆可为。我当时想的就这么简单。

2004年9月，我被邀去台北参加“戴炎辉先生九五冥诞纪念暨唐律研究学术研讨会”。当时就心生一念：此法可仿可效也。于是下了一个决心：实现林向荣老师的这个遗愿决不能错过2016年。

2010年，我自掏腰包请一位搞雕塑的朋友为杨师塑了一尊青铜半身像。这是杨师诞辰百年纪念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2014年，开始同有关校友、法律史的师弟师妹们、法律史学科的有关同仁、杨家亲人一一磋商，取得了在2016年举办纪念活动共识。其时，法律史学科也出了一个好注意，认为可以借机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他们说：“这也是学科建设的需要。”

2014年7月中旬，我草拟并通过邮箱向上述各方面人士发出“杨景凡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及其学术思想座谈会筹备方案（草案，供讨论）”。收到的返回信息都很积极。

同时，我即与赵明教授商量，希望他赶在2016年5月前把原定想写的关于杨景凡先生的心路历程一书提前写出来。赵明在离开西政前就在他学生们协助下，把《景凡文存》中未曾编入的杨师的日记全部整理录入完成。我相信他能够写出一部展现杨师精神风貌和思想世界的好书来。不出所料，赵明一口应承下来。随后，我们又讨论了书名。我建议用“杨景凡的精神世界”。这本书，将是座谈会上分发的主体资料，也是座谈会的一项最关键的准备事项。

也是在2014年，我完成了《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法学卷》中的《杨景凡传略》一稿的撰写。该书已在同年底出版发行。

2014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风骨法苑几多人》，我以往陆续记叙下来的关于杨师景凡先生、林师向荣先生的回忆文字都收在其中，包括那篇《杨景凡传略》。这也将是在座谈会上分发的一份资料。

2015年1月6日，经过集思广益，拟定了“‘法治中国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暨杨景凡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预通知”，再一次明确会议主题、时间和方式。“预通知”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对一些重量级的拟邀嘉宾，是将“预通知”与我新出版的《风骨法苑几多人》一书一起寄发的。

同年7月初，我应邀赴京参加“中华司法文化研究会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又带去这一“预通知”分发给一些相关人士。

2016年2月25日，农历乙未年春节过后17天，大学新学期开学之初，我在海南租赁屋中拟定了三个文件：“法治中国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暨杨景凡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通知”、“杨景凡先生百年冥诞座谈会邀请函名单”和会议的“筹备工作事项”。并于当天邮发给法制史教研室主任袁春兰副教授和该教研室创建时就在此工作并一直参与学科建设的研究馆员杨玲女士。她们受我委托承担这个座谈会的会务工作。该“通知”请袁春兰、杨玲通过邮件、微信、短信和信函等方式发出。我亦用邮件、微信、短信的方式通知学术界同仁、同们师友和杨家亲人。

除赵明的书稿在出版审查中遇到一些曲折外，整个三月份，我得到的消息是，西政那边的筹备工作一切正常。袁春兰还告诉我，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学校是有科研经费上的资助的，她已以学科的名义打了报告。不久又报来喜讯，说已批了五万元。

以下三、四、五、六节删去，欲阅精彩全文，请后台留言。

据《论语》，孔夫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之誓言，有“暴虎冯河，吾不为也”之训导。这“为”与“不为”之间，如何拿捏？如何把控？十分考人。

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其实，“中道”之枢要，“时”而已。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此“俊杰”，决非“乡愿”。因时而宜，因时而中，亦决非“乡愿”的随时俯仰，成随风倒之墙头杂草。“时”而得“中”，方是“中道”。儒道之“时中”，学问大矣！

细品李步云先生之言，“真话可以不说，假话决不能说。”实得“时中”真味。“时中”包括这样的底线思维。同理，赤手空拳上山打虎，不知深浅不借寸板强涉急流险滩，并非仁者之勇。

2016年5月3日，书记樊伟召集我等三、五人对座谈会作个总结。我讲了以下几点：

一是有特点。这样的纪念座谈会，大陆法学界尚无，无先例可寻；民倡民办公助，可谓首创；有惊无险，危机处理得当，展现了“西政人”的执着、智慧和艺术；从决定开座谈会到正式开会仅四天，且有条不紊，组织力亦堪称道。

二是有收获。如到会嘉宾之高大上：“法治三老”李步云、两位西政前校长、两位法史界第二代领军人物、川外副校长、并非西政出身的知名青年法学家魏敦友等莅临座谈会。学生中的知名人士叶峰、张良浩等几十人从各地赶来聚会。发贺函写纪念文的有陈鹏生、刘海年、韩延龙、胡泽君、杜万华、江必新、顾培东等。说明杨景凡先生值得纪念。再如，座谈会已获得相当不错的影响度、美誉度，《法制日报》发文报道。更为有价值的是体现并丰富了“西政精神”，彰显了尊师重道、学统传承。

说到原因，我列了三点：一为上下共识，认为此纪念座谈会该“纪”该“念”该“谈”。二是领导有方。这不是一句假话。三是形成合力：校、院、弟子们、杨家亲人协同戮力。

我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会议文集不该临到头上时砍掉杨殊芃、江山的纪念文章，显得太粗陋了些，如果采取删几个字的处理方式就好了。再就是有关部门传达的意见同校领导表达的有时明显不一致，有政出多门之嫌，给外界印象不大好。

我心里清楚，纪念座谈会开成了，还算得上圆满。这如其说是出席者、操办者的功德，不如说是要出席但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出席者的功德。后者才是这个座谈会最大的贡献者。因为他们的退出，所以才有这个座谈会的召开。

“退”，“时中”也；“开”，亦“时中”也。

在这里，“退”的付出，正是对老师的爱的奉献！是对师友的爱的奉献！是对母校的爱的奉献！

此处无声胜有声！此处退场胜出场！

大爱无疆！亦无方！进是爱，退亦是爱。因为刻骨铭心的爱，才有委曲求全的“退”。

谢谢所有出席的师友！

谢谢杨家亲友！

谢谢所有操办人！

更谢谢不能出场者！

俞荣根

2016.5.3—10初稿

2017.6.8修定

2023.11.9配图并作文字校正

一个编者的感言

1.

他是PHN式的战士，他是GZ式的思想者。

有着潘式的传奇，有着顾式的忧患。

他曾出生入死，并无高官厚禄，没有等身著作，拒绝佩戴光环。按不知哪里来的“规格”“规矩”，不配做“诞辰百年纪念”，不配树碑立传、不配铸塑铜像。

他说过，“八十而随心所欲，则无不逾矩”。我们也就来了个“逾矩”：铸了铜像，办了诞辰百年纪念会。虽然，铜像只可供奉于自家厅内，纪念会叫做“学术思想座谈会”。

他是个真实的人。敢爱，敢恨，敢说不，敢直面人生，敢横眉怒对，敢承受孤独，敢否定该否定的历史，敢否定自己的过去。因为否定，才放飞思想，超越自我。

他有自信，有才情，有个性，有风骨，有神韵，有气场，有范儿。

德厚宽天地，直道正是非。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为人莫大于诚。诚，则智，则寿，则灵，则神。唯至诚，则悠远，则博厚，则高明；唯至诚，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中无愧于人。

至诚者仁。仁者爱人，亦能恶人。爱其所爱，恶其所恶。

这是一个大写的“人”，所以值得“逾矩”。

他，就是本师杨景凡先生。

这些年，人们爱用“代表”一词。他是自己那个时代勇于搏击时代浪潮的人，一个充满忧患的普通知识分子代表。

正是他们，追寻无价的自由，守望孔子的“仁爱”。

他们憧憬理想，献身于理想，曾被现实碾碎了理想，仍执着于理想。因此，不得不承受孤独、煎熬和苦难。

这就是那么多人仍然不能忘却他们的缘故。

杨景凡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个“座谈会”，这本书，为的是“不能忘却”。

它们是“逾矩”的产物。

2.

2016年，杨景凡先生诞辰百年。

纪念他的“座谈会”后，又收集、整理了一年，才编定这个集子。

它力求完整、精确地记载那次难得的“座谈会”。

它是《景凡文存》的姐妹篇。也是它的一个补篇、续篇。

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杨景凡，走近杨景凡，走进杨景凡。

《明月松间照---纪念杨景凡诞辰一百周年文集》的封面和封底，2017年4月重庆印行。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政，了解大学、了解大学的教育和教学，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政治、法制、经济和生活。

这个道理世人都懂：月印万川，滴水映日。

不过，有些人想到会而没能到会，有些人要讲而没有能讲，有些人讲了而没能讲完……

因此，关于杨景凡，还会有人讲，还会有人写。

赵明的《江海明月——杨景凡的精神世界》出版了，点赞不少。他说，他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完善。这就是说，这书还会有修订版。

江山说，他存有杨景凡的书信最多，等他退休了，时机成熟了，他理当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

我们期待着！

3.

友人说，作为他的学生，这件事，你做得好。

如果说，开始时，因为是学生，才去做；那么，后来，则变成了必须做，不做不行。那不仅仅因为要执弟子之礼，而是觉得还应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所以，这个会，这本书，不只属于杨景凡，不光为了杨景凡。当然，也不只属于杨门和杨家。

它就是一滴水，记下一串事，留住一段史，寄着一份情。

与《景凡文存》一样，它仍然是自费自印的非卖品。印得不多，仍是一千册，以与《景凡文存》相匹配，由杨家子孙和杨门弟子收藏，并赠送亲朋好友。

相信若干若干年以后，将不会再有正式出版物与自印自用书的身份等级区别。相信若干若干年以后，后者因其稀有，价值不见得低于前者。只要看看当今学界对历代杂史和稗官野史视同珍宝的热情就知道了。《景凡文存》已经证明。这本《明月松间照》同样值得期待。

后人如果有余暇，去翻翻，会从中知道在中国大西南的山城重庆那座海拔不高却名气很大的歌乐山麓，有那么一所学校，有那么一个人，有那么一群人，有那么一位老师与他的几代学生们，因为有思考，故他们存在。

我所做的，仍然只是一种守望。

我尽力了，也尽心了。

俞荣根

年齿七五之时

记于海南盈滨双栖居

2017.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