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西政2000级毕业二十周年，获知返校时间定在7月初，我提前半个月，订了连续两天郑州到重庆的高铁。然事与愿违，手头的案件也到了最吃紧的时候，不得不在最后一刻选择退票，心中怅然良久。那两天的同学群欢声笑语不断，把我也带回了曾经的那个西政校园。那些用心读过的书，朝夕相处的同学，无缘觌面却走入灵魂深处的引路人，时时浮现在脑海。当时就暗下决心，总要回去一趟的，为着反思过往，期冀将来，更为了走好当下的路。
G51次高铁驶出郑州东站的那一刻，我清空了心中所有的“负累”，给自己留出一片清静之地。所谓“寸心苍穹”之间，不过一口真气耳。我有个习惯，每次外出，哪怕只有半天，也会随身带上一两本书。候车室，高铁上，临睡前，无时无地不可以读书。有时考虑带什么书的时间，比整理衣物的时间还长，真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了。这次回西政，只带了一本薄薄的旧书：孙梁先生辑译的《罗曼·罗兰与梅森葆书信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这本书知道的人并不多，读过的更少，是我二十多年前在西政读书时，从旧书市场上淘来的，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我。
1889年，罗曼·罗兰23岁。这个刚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人，认识了73岁的玛尔维达·封·梅森葆，她是德国人，尼采和瓦格纳的挚友，与意大利独立之父马志尼、俄国革命家赫尔岑等人有深厚的交往，据说还是第一位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用茨威格的话说，“她的一生乃是一系列英雄往事的回忆。”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罗兰与梅森葆通信逾千封，互相给对方写了大约600封。平均每周一封，哪个人要是一周不写信，就得央求对方的原谅，他们会在分开一个小时后就开始思念，并给对方写信。通信几乎代替了谈话。因为写信太过频繁，有些时候他们是同时给对方写信并发出去。
那个时候的罗兰，正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他决意放弃相对稳定的教授职业，选择献身文艺创作，遇到来自父母、老师等各方面的阻力，梅森葆则是唯一的支持者。罗曼·罗兰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有那些用深情卫护我生命的友人中，我想回忆一个人；在我的青年时代，她是我精神上的忠实的伴侣，我的第二个母亲：北方纯洁的‘理想主义者’，目光明澈的玛尔维达·封·梅森葆……”但我们绝不能认为，只是罗兰单方面得到了慰藉。梅森葆在信中说：“你的通信对于我是亲爱的，它使我神清气爽，而且补偿了你不在跟前时我必须度过的那许多时间。每一样影响你的、感动你的、让你思索的事情都使我十分感到兴趣；要是有一天得不到你的任何讯息，那几乎是可怜的。否则，我对你的无限柔情还有什么价值呢？我看着你的脸时感到愉快，我看见你的字时也很快活。亲爱的朋友，你对我说得愈多，把你蕴含的性灵与思想更多地传达给我，你就给我更多的益处。因为你的倾向、你的感情和你智力上的兴味跟我内心的一切全都吻合。”（1890年9月16日《书信录》P80）
翻开尘封的日记本，2002年下半年，正值大三上学期。其中十一月（阴历）的那本日记扉页，记着罗兰的一句话，正是写给梅森葆的：“孤独及孤独的观念是十分有害的，尤其当一个人在内心只听到号召他的理想之声的时候。”这是我当年记日记的惯常做法，就是在日记本扉页记下那个阶段最能触动我的文字。12月28日，元旦前三天，从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我一直在读《罗曼·罗兰与梅森葆书信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时才知灵魂之间的交流竟能如此高贵，令人着迷。当天的日记写道：“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友谊打动了，罗兰的热情、诚实，梅森葆的温柔、体贴。他们比母子更像母子，比恋人更像恋人，他们的亲密关系超越了母子与恋人。这才是真正的友谊，平凡而又伟大的真情。”
时至今我还能真切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午夜时分，万籁俱寂，我独自坐在书桌旁，台灯被压得很低，书的印刷质量一般，勉强能看清字迹。我对信中提到的音乐、艺术、雕像等兴趣不大，很多人名、地名也不熟悉，但对两个灵魂之间敞开心扉的对话十分神往。同时我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孤独。我在日记中大段地抄录两人的书信。比如这段：罗兰在写给梅森葆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可怕到极点的理想主义者，要我表达自己思想中的秘密是有些困难的，……我永远接近那些不在我眼前的人，对眼前的人们却比较疏远。因为他们的外表很少反映性灵，却大都是横亘在他们和我的性灵之间的纱幕。所以必不可免的，我在社交场所保持缄默而在通信中尽情倾诉。当我写作时，我只看到思想。当我说话时（没有热情或兴奋的谈话），就看到把我关出而把别人圈进的人间的围墙。”（1890年8月1日《书信录》P39）罗兰对各种赴宴和应酬感到厌烦，“我愈逃避人群愈能找到真正的生命，愈跟别人在一起愈感到孤单。”（1891年1月3日《书信录》P132）
《书信录》P39、P49
20岁的我是多么敏感呵。自认为读了一点书，还算有点主见，这是我仅有的优越感，除此之外几乎全是自卑。但就这点思想，却让自己有时感到自负起来。那个时候的我，时常给远方的同学、朋友写长长的信，但对自己身边的人往往保持缄默。这些信有的发出了，有的写好就被烧毁了。我总是把心中所想写在日记里，写进读书笔记里，写给远方的人，就是不向身边的朋友吐露心声。不，那个时候的我，身边没有可以深度交流的朋友。你能想象得到，当我读到罗兰的这些话时，内心深处该是产生了多大的共鸣。
毕业后，我还是喜欢写邮件给远方的朋友，十年间写了足足上百封，平均每月一封，有的长达万字以上。我的身边依然很少有朋友。这几年在妻子和二三知己的鼓动下，发表了一些文章，读者又大多在远方。一些朋友通过文章找到我，我们在微信上畅聊，仿佛故交。“请永远对我谈到你自己，这是我最关心的”，梅森葆曾这样要求罗兰，我也记在日记里。不论是写信、写邮件，还是梳理读书笔记，公开发文章，我一直秉持这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做到真诚地谈论自己，谈读书心得，谈所思所想，谈所感所悟。我像罗兰一样，“社交场所保持缄默而在通信中尽情倾诉”，我在读书写作时感到充实，其他时间就感到空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自从决定独自回西政时起，一些正在读的书也看不下去了，哪怕成了黄侃所痛骂的“杀书头”，也不想再翻。比如，和家人看了《我的阿勒泰》后，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宁静平和，就买了李娟的八九本书。她的文字，我蛮喜欢的，骨子里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表现手法却是幽默风趣的。有点像读王小波的杂文，还有点像看周星驰的喜剧电影。我本打算带上两本回重庆，最终还是放弃了。思来想去，只有重读罗兰与梅森葆的书信。
梅森葆认为年轻的罗兰太沉默了，建议他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罗兰却不同意：少读或许会有好处，“可是你知道，我给自己治病是一个很不行的大夫。我嘴里有些火辣辣时，便去吃一切最烈性的香料和刺激物，使它舒适。我悲哀时，就用悲哀喂养自己。神经紧张时，我却使它更紧张。我好像只有把情感消耗到最后一滴才能保持镇静。”（1890年8月29日《书信录》P59）近年来，我也有个奇妙的阅读体验，就是在自己感到孤独郁闷时，喜欢读鲁迅、顾准，读张中晓、王小波，读里尔克、波德莱尔，感受着他们的孤独、无奈，也感受他们戴着枷锁与镣铐跳舞时的精彩。现在也喜欢读晚年的巴金，孙犁，还有“西政一人”杨景凡。我把这个体验称作“以毒攻毒”的法子，总以为是自己的独创。如今才发现，原来是窃用了罗兰的“秘方”。其实，阳明《传习录》也有类似的表述：“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下药。”大意是说，觉得烦躁混乱就静坐，觉得懒看书就要去看书，也是一种对症下药。
在次日的回信中，梅森葆认为罗兰的摄生术并不高明，劝他替自己开一张稍微不同的药方：“我并不责备你，不过我从心里恳求你，不要使你的神经过分紧张，不要用悲哀喂养自己，不要把你的情感消耗到最后一滴来使它们镇静。不，亲爱的朋友，这不能算大丈夫，你有更好的办法：使你的苦难升华到积极的诗的境域，在那里它自己会变成镇静而纯洁，化为力量而不是软弱。我以所有的热忱和对你的尊重请求你这样做。”（1890年8月30日《书信录》P60）对此，罗兰自称“有一颗倔强的灵魂”，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只有我在孤独的时候，而且逼不得已时，我才奏瓦格纳的作品。那是我的摄生术的一部分：竭力消耗我的热情和精神上的苦难来减轻或抚慰它们。……贝多芬和瓦格纳都是暴君，他们想逼迫我们顺从他们奔放不羁的狂热，仿佛我们自己所有的还不够哩！——自己得到安慰的人才能安慰别人。”（1890年9月3日《书信录》P61）梅森葆则在回信中安慰罗兰道：“我真想在笼罩你灵魂的‘黑夜’中输送一些柔光！然而，唉，即使在这方面，温情也得承认无力呢。每一种真正的悲伤必须被人充分体验过才能结出果实，无论是好是坏。伟大的命运与平庸的命运之区别，主要看一个人有没有英勇的心灵。”（1890年9月5日《书信录》P62）
罗兰举贝多芬与瓦格纳的例子，似乎是在说，只有力的剩余才是力的证明。这句话出自尼采《偶像的黄昏》。作为尼采的挚友，梅森葆或许感到罗兰与尼采不是同一类人。她没有顺着罗兰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而是指出，想要充分体验真正的悲伤，就必须锻炼一颗“英勇的心灵”。我常想，勇气的有无是不能单以身体健壮和口号洪亮来判定的。只有首先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才能正视世间种种的不幸与苦难，才有可能向弱者伸出援助之手。只有得到过爱、心中有爱的人，才有可能把爱给予别人。我深知自己内心有充足的爱，情感触角很容易被激活，这主要得益于敦厚善良的祖父母，就像罗素和圣埃克絮佩里的童年一样。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提倡一种强者的哲学：“强而不暴是美”。所谓强，“乃是指一个人全部的机能，品性，以及其他一切的天赋，在每一个自然的阶段，都能尽善尽美的发展，而达到笃实光辉的地步。”强者须具备最野蛮的身体，最文明的头脑，不可征服的精神三个基本条件；强者能接受生命，接受现实，接受痛苦，威严的生，正义的怒，勇敢的在危险中过生活。“他能爱，也能被爱；他能令，也能受命；他能胜利，也能失败；他能想，更能有力的想；他能做梦，更能实现他的梦。”（《我的人生观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1-39）我始终认为，内心脆弱的人，是不足以谈共情的。对于身边和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不公事件、问题和矛盾，他会有意识地装看不见，听不到。我常建议朋友们，不要跟内心还没强大起来的人谈论太多苦难，更不要奢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援。唯有强者懂得欣赏强者，唯有强者才会帮助弱者。遇有急难时，大可托付给真正欣赏自己的敌人，万勿相信胆小懦弱的朋友。
梅森葆在罗兰身上发现了一种生气蓬勃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有一种神圣的责任（同时心里也感到需要）：应该尽我的一切力量在你激烈的斗争中支持你，我想看到你在这场斗争中成为征服者，一个高贵的征服者，除了对爱情的梦想之外还有别的抱负。爱的梦想是和这世界一样古老的。我们全都经历过；我们都得斗争，并且征服。请相信我，很少人能在实现他们的梦想时，找到他们所希望找到的。有些人尽管经历了悲痛的深渊，却还能保持他们梦想中的理想之美，也许他们是最幸福的。”（1890年9月7日《书信录》P64）在读到这最后一句时，我的心灵是震颤的。我们对罗兰关于何谓英雄主义的解读耳熟能详，却不知它的真正出处在这里：经历悲痛深渊后保持梦想中的理想之美。罗兰对古典英雄的推崇，写出《名人传》、《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传世之作，无疑是与梅森葆分不开的。不管外部环境多么恶劣，自己经历多少苦难，但凡还有做事的能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理想主义永远都是有价值的，哪怕是一息尚存，哪怕只是头脑还能思考，即便是幻灭（醒悟）以后的彷徨，娜拉出走以后的无助，仍是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倔强。
西政的图书馆及周边照片，拍摄于2024年10月5日
此时此刻，我坐在图书馆旁边的石凳上，在想，当初来西政读书求学的初衷是什么？我很早就注意区分，读书求学与学习考试是不同的，有时还存在矛盾，用于学习考试上的时间精力多了，读书的时间自然就少了。读背教材，学好专业知识，考出好成绩顺利毕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固然是大学生的天职，但培育通识素养，提升学习能力，锻造独立人格，追求自由真理，同样不可或缺。对漫长的人生来说，后者似更能产生绵绵不断的动力支持。在西政读书时，我对考试成绩，名次，保研这些似乎并不在意，甚至临毕业没找到工作，也不着急，还是抱着一些杂书、闲书来读。有点为读书而读书、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的意味，也没想过读书有什么用，就是只管读，未知的东西只管记。
二十来岁的罗兰虽然很年轻，但他并不焦虑，这一点着实难能可贵，在写给梅森葆的信中说：“一株树不会处心积虑地想到它结的果实；假如有一种树想结成灿烂的果子而耗尽心血，以致枯萎，那将是一个怪物了。它必须在愉快的和平中滋长，完全沉浸在它生命线中奔流的欢乐的脂液中。它不怎么关心所结的是什么果实，然而它将结美好的果子，假如它的种籽是美好的，它的根扎在沃土之中。心急有什么用？！”（1890年12月23日《书信录》P127）一千多年前，韩昌黎在《答李翊（yi）书》中写道：“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俗语有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胡适先生经常说一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怎）么载。”读书也是如此。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读书本身自有其价值，其它不过水到渠成而已。
陈寅恪先生的“士之读书治学”一段，我最早是在陆键东成名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到的，曾反复抄录于日记和读书笔记中，又作为早晨诵读的最佳范文。后又读谢泳教授考证文章，而知寅恪先生原稿与碑铭略异，录之如下：“人类之不同于禽兽者，以其具能思想之特长。能思想矣，而不能自由焉，不能独立焉，则又何以异乎牛马而冠裳。……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对比通行版本，只在开头增添了五十个字。谢泳教授认为，细读原稿，可知结撰此文思路及情感，以思想和自由起笔，止于确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首尾呼应，前后贯通。“何异乎牛马”句，更具深意，就文章整体论，似更严谨。
关于读书治学与经济支撑的关系，寅恪先生“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学问不可倚恃，道德尤不济寒”的卓识，让我极受触动，给我深切思考。富人、闲人不一定都能读书做学问，但真正能读书做好学问的前提，必然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必须要有闲暇的时间，这两样必不可少。没有钱，别说养家糊口，自己也会饿死；没有时间，断然没有精力去读书做学问。因此，某种程度上讲，读书不过是富人、闲人的业余兴趣爱好，而学问不过是这点兴趣爱好的美好结晶。对此，寅恪先生看得透彻，所以在写给挚友傅斯年等人的信件中，多次提及自己“好利而不好名”（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尤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环境发生剧变，先生携家人逃难，辗转各地。养家的重担，身体的疾病，书稿的遗失，无书可读的苦闷，同时袭来，导致先生无时无刻不在为生计、旅资发愁。
无独有偶，殷海光先生从台大解职后，吃饭就成了问题。尽管有学生常常接济他，他还是多番自谋生计。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他，“你是讲格调还是求出路？”他回答说，“目前当然是求出路。”朋友便说：“求出路就不能太讲格调。”（详见1967年3月8日先生致张灏的信，《殷海光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P198）读书至此，令人不禁心生酸楚。写过《劝君免谈陈寅恪》的易中天先生，可以拒绝一次二十万酬劳的演讲。能够专心做自己喜欢的研究，不缺钱是他的底气。戴建业先生的妻子病重期间，一盒药五万，这时候还谈什么文人风骨呢？酸甜苦辣咸，参差百态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同样是读陈寅恪，二十年前在西政校园，读到的是一代史学大师的望尘莫及，二十年后在世俗人间，读到的更多是一个现实中的人，如何恰当处理好读书与家庭、工作与事业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先前读的太片面，还是自己已然成长了呢？
一直以来，我将读过的经典，以及写出这些传世著作的人，视为灵魂伴侣和精神导师，在校园那会，我甚至排斥面对面的交流，很少向老师、同学请教，除同乡周计伟兄、同学王欣、陈水明等数人外，也没有什么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有在阅读中，我是充实的，不只在收获知识层面，更让我感到人生的意义。
这是殷先生1967年写给学生张灏（2022年去世，代表作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信中的话，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西政校园，西政也被誉为法学界的“西南联大”和“黄埔军校”。直到现在，一些校友仍习惯称母校为“西南”，而不是西政。记得晚自习过后，校园林荫道上，经常可以见到一群学生围着老师发问，一副不得到答案不让走的样子，还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围绕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哪个更高明，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是否准确等争得面红耳赤。当年“西南法学论坛”最主要的规则之一，就是“不得相互吹捧”，以致每次讲座都火药味十足，也并不影响评讲老师之间的融洽关系。那些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唇枪舌战，而今安在哉？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声音与言论：“西南法学论坛”学术论辩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这部演讲集，感受一下当时的思辩氛围吧。
我喜欢写信，也喜欢读书信，感到比日记更加可信而有情感。我曾反复阅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把它当成指点学海迷津的向导。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达到某种高度时，他就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也就特别渴望与同路人进行灵魂的交流，就是寻找精神伴侣。马克思与恩格斯，革命友谊伴随终生，罗兰视梅森葆夫人为“第二个母亲”，歌德与席勒惺惺相惜。鲁迅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不论年龄，性别，国籍，甚至信仰，都无所谓，灵魂接近就足够了。此种人生境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殷海光先生是三五好友讨论最多的学者之一，主要谈及他的经典名著《逻辑新引》，一致认为对于矫正当下只有立场、没有逻辑常识的社会病症，颇有意义。我则常常感悟先生的寂寞。
书生处此寂天寞地之中，众醉而独醒，内心常有一阵一阵莫可名状之悽寒。寂寞之长途旅人，甚愿见路边之烟火人家，灵魂有个慰藉的小茶店。喝口热茶，暖暖心头，打起精神，从新走上征程，或可发现一个新境界于迷茫之外也。”
——《书信集》P71
——《书信集》P266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P142
——（《书信集》P197）
这几段话，常于深夜中读之再三，悲凉莫名。
殷先生究竟在思考什么呢？我们无法确切知晓，但从先生自己的言谈中，可以推测一二。1967年或1968年，殷先生在写给朱一鸣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山河，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我虽深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书信集》P30）这就是心系天下、胸怀大爱的殷海光。正是殷先生的话，让我感到，寻找同路人应当成为一项非常紧要的事。但漆黑一团的深夜之中，怎样才能找到同路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点亮自己。点亮自己，不是要看清脚下的路，而是给同路人一个信号，让同路人看到自己，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同类。或许，他们就会向着自己而来。这就是当初决定发表一些文字的初衷。
我在胡家院高层楼前的旱桥边伫立良久，这是景凡先生生前经常“晒太阳”的地方。我不止一次向知己朋友说，近年来，持续给我光的温暖，成为我人生指路明灯的，是母校的景凡先生。自2018年以来，我已先后写过《有的人死后方生：暮年杨景凡的精神救赎》、《景凡先生：愿做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薪尽火传：我与三部<景凡文存>背后的故事》（超链接点击标题可查看全文）等文章，约有五万字。和历史上以及现在许多大人物相比，景凡先生的职务并不高，也没什么丰功伟绩，但正是在他身上，让我感受到了思想的伟力，真理的价值，人格的独立与不屈。他在晚年突出重围，终于活出了一个自我。我虽无缘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但景凡先生是距离我最近的哲人，西政是我们的交集所在，以王人博、卢云豹等为代表的西政教师就是先生的精神传承者，这让我在读先生文字时，别有一种精神上的高傲：这是我们西政的老师，他身上凝聚着我们西政的精神。每当想到这，都给我很大的激励。
前不久，成都的侯洪涛师兄来郑州，我转赠他一本上海王竞可师弟翻印的《明月松间照——纪念杨景凡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并在书的扉页，写了这样两句话：“景凡先生乃开创‘西政精神’之先驱者。发扬光大景凡先生之精神，实为我西政学子义不容辞的事业。”作为西政学子，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西政家园，都有一些直达灵魂深处的精神导师，也有对何谓“西政精神”的独特解读。但不论如何，“西政精神”的广为人知，与“新三届”及八十年代校友在各行业领域纷纷成为领军人物密切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景凡先生起到的“开风气之先”作用应当被永远铭记。夏勇先生在《夜读杨老》一文中，曾对“西政现象”引发的所谓“七八级神话”进行过深刻解读，他说，“与其说‘新三届’优秀，莫如说那个年代的教师优秀。那时的西政，有一个古道热肠、充满仁爱精神的伟大教师群体。他们没有多少高深的思想理论和时髦的教学方法，但他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夙夜在公，克服种种困难，使教材、教学走在全国前列。他们追求真理、好学尚思、刚直坦诚，堂上堂下都敢讲真话实话。他们克己为仁、与人为善、爱生如子，把学生当宝贝，想方设法为学生好，尊重、爱护学生，用联合国教育公约里的时髦话讲，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促进受教育者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他们说起话来，或许不像当下的教育名家们那么振振有辞、头头是道，但几乎每个学生想起他们，内心深处都藏有几个温馨动人、终生难忘的故事。”信哉斯言。“新三届”学生的优秀，是后来经过实践检验才显现的，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那个年代教师的优秀，则是当时大家就公认的实际情况，没有那些优秀教师打下的坚实基础，谈何“七八级神话”与“西政精神”？此刻，我站立在景凡先生曾站立的地方，感悟钱穆先生“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的论断，发愿为弘扬景凡先生之精神贡献绵薄之力。我们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毕业二十年，我一个人回到了老西政。其实，这个“老”字完全可以去掉，在很多人心里，提起西政，就是歌乐山下、烈士墓旁那个面积不大的沙坪坝校园，此外别无分店。这次回来，事先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想独自在校园走走逛逛。我不能确信，时过二十年，再回母校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是渴望邂逅甜蜜的回忆，还是对现实生活无奈的挣脱。现在看，出行万里，归来依旧少年，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如今独自走在西政校园，“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宋·章良能《小重山》）同学兼老乡羽戈有本书，叫《少年游》，文字典雅质朴、英气逼人，我很喜欢，但写不出来。还有《酒罢问君三语》、《不为什么而读书》、《岂有文章觉天下》、《激进之踵》、《知识与国运》等，他的书只要一出版，我就买来读，厘清许多事实真相，启发良多。“平生风义兼师友”，这么说，羽戈也是我精神上的引路人。
十多年来，我因工作缘故，接触的人性阴暗丑陋面实在太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蝇营狗苟、贪赃枉法，台上是人、台下变鬼，种种肮脏龌蹉之事，可谓屡见不鲜。中国的“酱缸文化”根深蒂固，出淤泥而不染的少之又少，人都不是铁打的，更不能天然地免疫。曾文正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变换骨相。”我只有靠读书来洗涤自己，通过与先贤们交流对话，感悟灵魂的高贵，清除一些污染，纯净自己的灵魂。
陈行甲先生曾对我说，他有个在办案一线工作的小兄弟，有空时很喜欢找他闲聊，说和他聊天可以起到“洗肺”的作用，因为平常接触了太多官场和社会丑态，整个人都感觉灰暗，连“心肺”也被污染了。我说，孟子善养“浩然之气”，阳明修得“此心光明”，我把读书、思考与写作当成是“静心养气”，就是给自己保留一片天地，相对纯洁、干净，就像是忙了一天，总得歇歇脚，读书就是我可以安心歇脚的领地。为了不让我的灵魂变得肮脏，不让我的面目变得狰狞，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得有一定的时间读书，这是我退无可退，一口气不来、安身立命的所在。
当年轻的罗兰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为自己究竟当何去何从而彷徨时，梅森葆忍受着“坏顾问”的责备与毁谤，以及“过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误解，给了罗兰最为坚定的支持：“让他们责骂我吧，我却知道你现在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我更无私的朋友，这就给了我最可靠的保障。”她给罗兰的建议明确而独特：“倘若你是另一个人，我将对你说：‘选择众人走的大道吧’，但既然你是这样一个人，我就得说：‘走那条需要开辟的小径吧，这是崎岖的、使人疲劳的，但只有它引向高峰’。”（1891年4月24日《书信录》P164）罗兰则在25岁生日当天，摘录贝多芬的话予以回应：“但愿我勇敢吧！不管身体多么软弱，我的精神将战胜！就在这一年中，整个人必须在我内心发扬。”（1891年1月29日《书信录》P137）我深知自己已不再年轻，但只要头脑还能接受新知，就要不惜以今日之我非难昨日之我。景凡先生在八十多岁的年纪，还每天读书吸收新思想，这种身体力行才是对后学最大的激励。或许，追求自由与真理的过程，从来都是充满荆棘坎坷，时而凶险异常，时而厄运连连，即便是耗尽一生心力，也未必能收获满满，但只要“此身”存在一天，坚守到最后一刻，这个“沉重的肉身”就会得到升华。
殷海光先生长期受到打压迫害，被解职，被软禁，被限制发声，终至于罹患胃癌在50岁时心有不甘辞世，但他从未向极权势力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写给学生的信中，他说：“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正因这样，我不仅变成一个生活的孤岛，而且是一个价值的孤岛，以及一个感情的孤岛。虽然如此，我又自认为是冰山上的一枝小蜡烛，它挣扎着要在浓雾中发出一点微光，免得触了礁，免得乘客们同归于尽。”（《书信集》P197）殷先生十分清楚自己“是难得受大众欢迎的”，也知道这是他“在现实里遭遇困窘的基本根源”，但他依旧坚守这份勇气和顽强，虽千万人吾往矣。
2024年10月5日，作者在西政拍摄校区图片
一个人徘徊在西政校园，我的思绪飘的太远了。手机电话响个不停，和同学们约定的见面时间到了，只能就此打住。我渴望回到那个心中的精神家园，并致敬那些走入我生命深处的灵魂导师们。
子聿 2024年10月定稿于西政沙坪坝校园
【奥地利】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北岛译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美】罗伯特·弗罗斯特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感谢班长冯洲域、室友邓伟云、谭翔文的全程陪伴和周到安排，感谢同学崔杰、张颖、张羚、胡音的拨冗相见，感谢其他同学的关心问候。5日晚上，蒙蒙细雨中，我们四人漫步在嘉陵江畔，遥望洪崖洞、朝天门，在两江交汇处欣赏山城夜景，畅叙同学友情和各自家常，久久不愿分别。别离是首歌，或许正因为有别离，相聚才更加值得期待。子聿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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