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为什么江平先生应当被纪念
文摘
文化
2023-12-23 13:06
重庆
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
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
不要胆怯，如果有死者与你擦肩而过，
同他们，平静地对视吧。
无数人的忧伤，使你与众不同。
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
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
有何胜利可言？
挺住就是一切。
节选自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的安魂曲之
《祭沃尔夫·卡尔克罗伊德伯爵》
江平先生（1930年12月28日-2023年12月19日）
作为一名法律人，听过先生的讲座，读过先生的书，钦佩先生的为人，为先生写点什么以为纪念，本是理所应当的。但还是犹豫了两天。我为自己的犹豫徘徊感到惭愧。以我浅薄的经历，体制内的发声，忌讳实在太多。用“无妄之灾”来形容，似并不为过。特别是对小公务员来说，稍有不慎，“吃饭砸锅”的谩骂与恫吓随之而来，饭碗可能就会丢掉。即便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说出两句实话，也会落下不务正业、没有传播正能量的批评。所以，当一些事件发生后，我从不对如我一般的小公务员仗义执言抱有期望，却偶尔希望那些居于一定位置的人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满以为他们的抗打压能力更强，就会更勇敢一些。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那些拥有一定平台的反而更加舍不得手中的权力地位和人脉关系。我由是感到一点落寞。我们很多人都有个习惯，总是一本正经要求小孩子应当诚实，说真话，把小孩子说谎当成是很大的问题。但对于大人肆无忌惮地说假话，往往见怪不怪，有时还以“善意的谎言”作为借口。对体制内，尤其是一些有了一官半职的，就更能理解他们的谎话了。有时还会共情他们，原谅他们说了“违心的话”，干了“违心的事”。因此，同样一句真话，即便是很常识的一句话，从普通人口里说出来，和从体制内官员口里说出来，分量完全不同。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让我们产生错觉，我们由此也就非常钦佩敢说真话的公职人员。这几年，我的一些很不成熟的文字，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影响，恐怕也是沾了体制内的光。一些人不会认为你文章写得多好，而是会说：瞧，人家在体制内，都还敢说句实话，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体制内的人要获得赞誉，实在是并不很难的事情，有点良知和勇气就够了，但恰恰很多人没有。没想到，巴金只是说了几句真话，就成为绝响。更没想到，现在说真话、听到真话竟成了孜孜以求的东西。我由是感到一点悲凉。在我看来，人们尊敬江平先生，不仅是由于他坚持人格的独立，坚持对现实的批判，坚持对法治的不懈追求，更是基于他在三十多年前身居高位时就已然如此，被免职后非但没有向权力低头，反而更加服膺真理，昂首挺胸，大声疾呼，呐喊的声音更响亮了。我不认为他说的话有多么深邃独到，他讲了很多法治的常识理念，但某些时候，在我们这个国家，只是把常识讲出来，就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江平先生在同类人里头，骨头是最硬的。同样都在体制内，像他一般勇敢发声的有几人？同样都是大学校长，像他一样的真正践行大学之道的有几位？同样都是教授，像他一样的传道授业的有几个？同样都是法律委员会委员，像他那样主持制定的《行政诉讼法》一般的法律有几部？同样都是八十、九十高龄的耄耋老人，像他一样心怀“法治天下”梦想的有几人？郭德纲有句话我觉得倒挺合适，不是自己多优秀，都是同行衬托的。我由是感到同为法律人和体制人的惭愧。前年何兆武先生去世，买了《上班记》，和早先的《上学记》合体了。去年张思之先生去世，买了《我的辩词与梦想》《我们律师》。那个时候就想，既然有些书早晚都得“请”回来，不如及早买。就又买了刘道玉先生口述史《其命维新》，还有江平先生的几本书，包括他的自述。先生在《沉浮与枯荣》自序中写道：“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现在看，江平先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只向真理低头”也成了先生的最佳代言。他曾说：“真理不能盲从，只有经过比较、分析、思考、辨别的过程，才能更接近真理，一种声音、一种思维是得不出真理的。”这说的还是常识。
我由此想到最近正在读的《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今年11月至12月，参加巡视期间，每半月可以调休一次，多数时间都是陪女儿在医院输液。来回坐地铁，带着柳青的传记。女儿还翻了几页，说不好看。前面的传记我也是翻着看的，不如后面《柳青和女儿的谈话》看得仔细。这些谈话大多发生在1970年至1978年之间。我读了这些谈话，很受震撼。特别是柳青的这些话，完全发生在“wenge”尚未结束，改革开放没有到来之际。这一点着实难能可贵。柳青之女刘可风说：“‘wenge’后，虽然言路变得窄而又窄，因言获罪司空见惯，但父亲的话比过去多多了。尤其对他信任的人，几乎无话不谈。”（P458）柳青的谈话即便放到现在，也是有价值的。人们熟悉的柳青，总是一副老农民的形象，这是他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后才有的模样。柳青有国际视野，他的英文、俄文水平很高，在延安时就翻译过西方文学。他的早期作品如《种谷记》，就被批评沾染了太多西方气息。柳青晚年能够对“大跃进”及一系列左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他长年生活在农村底层，和平凡普通的农民打成一片，了解农村实际，对农民也有朴素的感情，有对基本常识的坚守。二是他比较能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他对农业合作化早期如互助组、初级社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并为之呕心沥血，做了不少实事，这些都激发了他创作《创业史》的热情。但他对后期的极端做法痛心疾首，自己也成了被迫害的对象，也就注定了《创业史》的夭折。柳青说，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以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杀了有文化、有思想的人，釜底抽薪，想统治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希特勒也是这样。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的思想、政治禁锢在极端保守、闭关的范围内，一下子就是两千多年，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的落后地区。”现在我们批判“秦制两千年”，但在柳青的时代，“秦制”是备受吹捧的。柳青的勇气可见一斑。柳青痛斥“文革”期间种种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恶行：“‘他们’是在重拾人类历史的故伎，这种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想让我们的民族再回到野蛮和愚昧时代吗？”（P376）在谈到禁锢言论时，面对严酷的政治形势，柳青谈到对一些现象的思考：“用一个人的思想作为标准，把一些人的言论作为绝对真理，让几亿人疯狂，恐怕不能长久。禁锢人们的言论，也只能是一时的，禁锢人们的思想更困难了。反而会使一些人深刻地思考分析这些荒谬现象和言论的根源。”（p378）柳青很坚定地说：“我到这个世界来，只有这一回，而且时间只有几十年。我不能与世沉浮，只能以十分稳健的步伐，脚踏实地地走这只有一回的路程。谁也不要想使我盲目跟他走，不管他是历史人物还是当代人。不是出于自觉，我不迈步，宁肯站着多看看，看得更清楚些。”（p379）和江平先生一样，柳青也渴望在不得已的“与世沉浮”中，自己能坚守一点什么。江平先生一生不向权力低头，柳青对权力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在纸上写了这么几句话：“在当代，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是绝对权威，任何人不得怀疑，不能异议。这是因为他（她）掌握了权力，可以置人于死地。下一个时代，他（她）可以变成历史的丑角，大家任意谈论上一个时代关于他（她）的笑话。尽管历史上已经有过千百次这样的事实，人们还是继续重复着。什么时候才不会再重复呢？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现象。在民主的情况下，任何幼稚的人和凶恶的人，都不能凭借权力胡作非为。”（p378）柳青还比较了两种社会政策：“一种鼓励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和一种限制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将造成两种根本相反的历史面貌，不仅仅限于思想领域。于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甚至于同一种社会制度，由于不同的统治，形成了不同的时代，有些是相反的时代——不管国王、皇帝、总统、本人愿意不愿意，他所采纳的政策作为后来判定他的历史功罪的唯一依照，不管陛下和阁下如何自吹。”（p378—379）江平先生曾留学苏联，很早就看清了那个体制。柳青则更多是通过阅读并联系中国现实，才加深了对苏联体制的认识。1972年5月至8月，柳青读了《朱可夫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赫鲁晓夫发迹史》等，他结合此前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谈了一些关于二战的思考。柳青说：斯大林渐渐给自己搞到上帝和上帝的唯一代表，皇帝所具有的特权，不允许有一点反对，因为他是唯一的、绝对正确的代表，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否则，就开始用最严厉的法律手段来处决反对者。这提醒了希特勒伪造证据陷害红军的高级将领，说他们为了推翻斯大林和纳粹勾结起来了。（p460）希特勒1938年伪造红军将领的文件陷害红军将领这件事，不仅仅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而且达到了试探斯大林这个人的目的，看看斯大林对他的部下是否信任。一个领导人对部下的信任包括着非常丰富的内容。简单一点来说，包括着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这种信任表示领导人对部下透彻的了解，即所谓“深知其人”，相信部下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并非对领导人个人的忠诚。（对个人的忠诚，一般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任。）第二，这种信任表示领导人对自己的方针、政策和实际行动的正确性十分自信。这样，他的部下只要有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就会对领导人忠诚，即所谓的“自知之明”，就是认识到自己正确和错误的地方。如果明知自己不正确，又怕部下不跟自己，这就不会产生信任，只能处于经常的怀疑状态。（P389-390）那么，斯大林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在柳青看来，由于他的权力来得不正当，就是说他不恰当地掌了权，个人不断地受到挑战，这从根本上影响他对干部的信任。他口头上要求人们对共同的事业忠诚，实际上要求对个人的忠诚。他知道只要维护对共同事业忠诚，就不可能对他本人忠诚。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苏联共产党人死在斯大林手中。（P390）读到这里，我想到南宋初建时一段历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赵构、岳飞，以及南宋军民拥有“恢复故土”这一共同事业，但在赵构心里，甚至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只有他作为赵家王朝的象征。赵构更加希望，包括岳飞在内的所有臣民应首先忠诚于他本人，而不是所谓的国家社稷。特别是在他本人的权力与国家社稷存在矛盾时，所有人应首先站出来维护他个人的既得利益。这才是对他的忠诚。也就是说，在赵构看来，虽然君国一体，但两者利益所需并非完全一致，当必须在忠于他本人与忠于国家之间做出选择时，作为臣子的应该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这才是他需要的忠臣。在“家天下”体制下，君才是根本，没有君，国将焉附？臣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岳飞越是展示自己爱国爱民的一面，就越是刺激赵构的怀疑心理。这恐怕是造成岳飞悲剧的根源所在。对于从“大跃进”开始的一连串重大错误，在“wen革”后期，柳青写了这么一段话：“错误是从夸大自己的作用，忽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开始的。由于不愿意重新认识自己，就对公众掩饰自己的错误，从而对周围人暴露了自己平凡人的弱点。在清除了对立派别的人以后，代之而来的不是一些正直的、有真知灼见的人。相反，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批隐瞒历史问题，在清除对立派别时表现突出的人。这些人的不光彩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不能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自己对他们暴露了弱点之后，他们就断定自己也不是永远那么正直，于是就萌起了通过对自己阿谀逢迎而追求禄位的念头，后来他们（指林彪等人）整自己的事实，证明他们当时既不是迷信自己，也不是顾全大局而维护自己，而是他们投机的时机还不到。”（P461）我没有读过《创业史》，先前并不了解柳青。真正让我钦佩柳青的，是上面那些话。他仿佛洞察了人性的天机，道出了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的东西，不仅适用于六十年前，恐怕现在也并不过时。就像孙嘉淦的《三习一弊梳》，何止是在劝诫帝王，任何拥有哪怕一点管理权限的人，都难逃这种权力的“陷阱”，难以从权力产生的幻觉中醒来。柳青对秦制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与杨景凡先生有相似处，只是柳青的反思似乎更早一些。还有顾准。好像那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过国家、民族和自身的苦难后突然间醒悟了。正是他们的存在，才给那个沉闷单调的时代增添了一抹靓丽风景，也让我感到殊途同归的意味。这几天，读了很多纪念和回忆江平先生的文字，其中也包括夏勇的。夏勇提到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在他近年遭遇变故后，江先生几番托友人带话，主旨依然是“坚持”。夏勇说，“我想，这'坚持'的，当然不再是某个学问方向或工作方向，而是内心里互相感知、不言自明的某种珍贵，类似初心使命吧。”这让我想起五年前，在第一次写景凡先生时，我也读了夏勇的怀念文章——《夜读杨老兼谈西政精神》（超链接）。其中有些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时的西政氛围里，确实有一种既仁善又严肃、既传统又现代、既奋发又干净的精神品质，一种在礼崩乐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化和人性善、师生谊、朋友义、苍生念、家国情以及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品性、知识分子的良知、'文革'劫后余生的松绑解放等多种复杂因素而顽强生长出来的求仁行仁的自然秩序。细细体会，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的自然秩序其实又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因为它扎根普通人的人心，扎根常情常理常识，如同松柏扎根沃土，涉青阳不增其华，历玄英不减其翠。也因此，它既不限于西政一隅，当然也不限于那个年代。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群体、一个家庭里，都有可能形成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的自然秩序。”夏勇认为，当时西政的那种氛围，是很普通平常的。就像我说江平先生说的一些话，同样是很普通平常的。甚至柳青的一些话，现在看也是老生常谈。“当时只道是寻常”，才更让人感慨万千。记得我曾对朋友说，夏勇先生于2017年5月25日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无官一身轻”。文章开门见山说：“装帧古雅的《景凡文存》立于案头15个年头了，同家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却不曾认真研读，真是不胜惭愧。”这种惭愧是可以理解的。《景凡文存》于先生去世一年后的2002年，由内部出版印刷，只印了1000册。那个时候的夏勇先生，应当无暇来阅读老师的遗作。十余年宦海浮沉，当自己又回到书斋、回归书生本色，再来翻阅老师那或已布满灰尘的遗作时，心情自然是百感交集的。如此深情回忆景凡先生和江平先生的文字，作为某某局长或主任的夏勇，是写不出来的，但作为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学生，尤其是景凡先生的学生，完全写得出来。作为校友，我还是欢迎那个以研究人权著称的法学教授。但我们能要求别人做什么呢？我自己首先就做不到。像江平先生和景凡先生这样的，终究是极少数，所以我们才会伤感于他们的离去，才会在他们去世后很久，也会无比怀念。当然，怀念也会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至此，我想从夏勇两篇文章里各抽出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字:后学子聿 2023.12.22
作者简介：
李子聿，皖北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现就职于中部某省纪委监委，著有《驿路心灯——金水河畔谈历史人物》一书。
作者 | 李子聿
编辑 | 周瑞青
审核 | 许桢悦
注：图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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