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的一年2024：如此清醒，如此落寞，如此执着

现在想，我是读了王小波的两篇《写给新的一年（1996、1997）》后，才东施效颦起来。如今也坚持十多年了。小波如果不是在1997年就去世，每到岁末年初，我们肯定还能读到更多更风趣的新年致辞。

这几年抒发感想，我都是先翻看一下朋友圈动态，转了哪些让人心动的文字，拼了多少“九宫格”，写了哪些评论，发了怎样的感慨，跟哪些朋友进行了互动交流。只要把这些过往的情思汇集到一块，感慨就会随之而来。

今年这个办法行不通了。因自去年九月以来，我没再发过一篇消息。说不发就不发，我都有点佩服自己了。盯着空空如也的朋友圈，怅然良久。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单单只是步入中年，不会让我感到时间流逝如此之快，仿佛“解封”就在昨天。由此，我也意识到，当初告别朋友圈，实则也是给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告别了。

和家人一集不落看完了《漫长的季节》，记不得看到中间哪个情节时，想到了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这部剧如果还有点精神内核，那就应当是想表达一种向钱德勒致敬的意思。书中有一句经典的话：“说一声再见，就是自己死去一点点。”这是雷蒙·钱德勒说的，我近来常念叨，只因确实到了经常会告别的年纪。告别的对象，有年长的亲友，也有同事的家人，还有一些关注的陌生人，出席一些庄严肃穆场合的几率也慢慢多起来。今年，我们也给《老友记》中的“钱德勒”说了声“再见”。无常，一直都是人生常态。还有强总。巧合的是，那天晚上我刚写完《景凡先生》一文的初稿。那个把两者联系起来的落款，虽然最终发表时被删除，但在内心深处，这也算是一种纪念。

我没有共情政治人物的癖好。我写历史人物，只是要感触一种风骨，一种气节，一种人格力量。不写帝王，是我给自己画下的“红线”。读书方面，我只对真正独立于世的思想情有独钟。景凡先生可以说是距离我最近的思想家，前后五年，我的两篇文章都在阐释同一个主题：唯有思想不朽。不论是“我思故我在”的“死后方生”，还是“愿做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考来支撑，都是天方夜谭。当然，这只代表了我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认识。关于景凡先生的文章引来多方反馈，给我很大的慰藉，黯淡的一年突然来了一抹阳光。

看不见的思想，是一切文字的真正内核，就像人格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一样。一篇没有思想灵魂的文章，不过是辞藻的堆砌，恰如张炎评梦窗词，“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没什么才情，并不怎么会写文章，有人就说我写的东西读不下去，对此我欣然接受。实在说，我只是把一些读书思考、做人做事的体会，真诚地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基于这个前提认识，如果没有心得体会，我就坚持不写，有了心得体会，如果没有新意，同样不会去写。

每当我走进书房，看到繁简两种《陈寅恪集》，我都感到一种羞愧涌上心头。望着它们，时刻提醒自己，在浩瀚的知识海洋，所获不过沧海一粟。今年，我终于下决心阅读《柳如是别传》，现已读完第一卷，虽然很吃力，但整体感觉尚可。有一些知识，如果只有读哪些书才能获得，那么读这些书就有价值；有一种精神，如果只有走近哪些人才能感受得到，那么走近这些人就很值得。不论岁月如何蹉跎，他（它）们是无可替代的，这就是不朽。

过去的一年，是参加工作以来最忙碌的一年，从正月初七第一天就晚上加班到深夜，到如今参加巡视半月才回一趟家，这种节奏是以前很少有的。工作之余，我像往常一样很努力地读书，印象比较深的，有年轻时的李书磊，晚年孙犁、柳青，还有台静农，余英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给我很大震撼，特别是它完全让当事人现身说法的写作手法，简直无与伦比，是近年来少有的独特阅读体验。偶尔也写可以发表的文章，比如“权力的幻觉”“西政读书往事”“致友人（惟事业铸就性格）”等。此外，继续坚持记日记，回复友人邮件，梳理读书笔记。

退出“清风明月读书群”，是我今年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不管怎样，发起人退出自己苦心经营了数年的朋友群，终究是很奇葩的。高攀一点说，有点像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成功后的出走。除了一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外，我深深感到，我还远未到可以向别人大量输出知识的程度。适当的交流是有益的，但长期的单向输出让我感到惶恐。我绝不犯“好为人师”的幼稚病。我没有义务去启蒙谁，也不想去给谁普及什么常识，更不愿参与任何无谓的争论。我得首先做一个知识的“自了汉”。

因此，我的“退无可退集”读书笔记，才是真正让我感到这一年还算有点收获的东西。在这里，我不再为能否顺利发表而揣摩字句，不再瞻前顾后考虑读到的人会怎么看，至少目前我还不想给其他人看，我只想给自己留点思考的印迹。看来是真要做三十年笔记了。

今年是三年大疫后的第一年。注定不会像某些人期待的那么好，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因我向来都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但舆论环境却仍是一路滑坡，噤若寒蝉、万马齐喑，大有“莫谈国事”重新来过的架势。前几天看“燕梳时评”公号，作者提到一件小事，某滴滴司机拉了两名公职人员，听到他随意吐槽一些大事时，其中一位乘客说，“你老实开好你的车就行，不该说的别说，不该管的别管”。司机不屑地说，“这种软骨头的人也配当公职人员？”当然，公职人员和硬骨头没法相提并论，对下盛气凌人、对上奴颜婢膝的不在少数。尤其这几年来，体制内的风声鹤唳足以让任何此前还敢于发声的人都感受到了寒意。

一叶而知秋，其他人，其他场合，会是什么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来都是一种只存在于历史宣传的“莫须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以今日之事意料历史，大抵不过如此。那么，随着经历世事愈多，堕入怀疑主义的漩涡恐怕是早晚的事。

我常走路上下班。大街上看到的笑脸更少了，商场里的欢声笑语似乎也少了。网络诈骗，帮信犯罪，年轻人一出校门就进“大铁门”的更多了。一个表现就是，原来回老家，很少听到身边有这方面信息，这两年总是有亲戚朋友的孩子误入歧途。每当他们的家人向我咨询求助时，我也表示很无奈，这也算是“时代的一粒灰”吧。

各类主流媒体关注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生活琐事更少了，宏大叙事的自我标榜更多了，据说连《焦点访谈》也热衷搞正面宣传了。问题和苦难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问题和苦难不被看见，甚至被刻意掩盖。似乎一切都在“隐入尘埃”。官方与民间的鸿沟愈拉愈大，那些一度备受关注的舆情往往虎头蛇尾，甚至不了了之，导致政府公信力荡然。有些领导和部门已懒得向普罗大众作详细解释，大有“调查结果就这样，你认可不认可随便”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姿态，似乎只有下一个舆情才能解脱上一个舆情。在一次次被耍弄的过程中，人们明显感到，“塔西佗陷阱”已经成为现实。

今年，我家多多也凑了一回热闹，长到十岁半了，第一次输液。从八月份就开始发烧咳嗽，断断续续，到现在也没完全恢复。什么支原体感染，大叶性肺炎，气管镜，中西医结合，阿奇与头孢的区别……迫使每个家长都成了“蹩脚医生”。从担心长时间不上课会耽误学习，让孩子边输液边写作业，到现在只盼望着孩子能早日康复，目标已降到不能再降，谁还不是卑微地活着？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软肋”？

对子聿来说，还有个情况得提一下，就是折腾死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已让大家无力声讨，连我都要躲着走了，不仅自己不想再写相关的文章，甚至看到这样的文章标题也不想点开。我老早就对朋友说过，目前体制下，这种折腾近乎无解，至死方休，不死不休，死了也不休。小学女教师的悲剧不就发生在身边吗？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呢？鲁迅先生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是挫败感消解了很多人对未来的信心，而今无力感正如病毒一样，疯狂地向每个活生生肉体传染。当无能为力改变现状成为一种常态，看的透彻清醒反倒成了烦恼痛苦的根源。

也有让人感到欣慰的。张丰老师前几天发了一篇文章：“在成都，希望更多书店取代麻将馆”。我虽喜欢读书，但仅仅这个标题我就不喜欢，或者说这个观点我不赞成。朱学东老师读书比我多，他也不赞成。朱老师说：“我希望有更多书店，但不希望书店取代麻将馆。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麻将馆的自由存在，成都的市民书店和市民社会才得以发育。书店取代了麻将馆，跟教堂取代酒馆类似。”

朱老师并且不接受“靠市场来实现这种取代”的解释：“书店取代麻将馆靠市场是一种乌托邦想象，根本不可能，毕竟读书仍然是一种相对奢侈的消费，门槛也较高，我很难想象一个城市的书店超过麻将馆，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一定是一个计划下的畸形配置。书店多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高度，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麻将馆酒馆多过书店，城市市民能够自由选择麻将馆书店酒馆，不需要因为喜欢打麻将不喜欢逛书店就觉得没文化没面子，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元淦恭老师也表达了差不多的认识：“一个城市能够包容酒吧，包容麻将馆，那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游手好闲'，一个连'游手好闲'都能包容的城市，又有什么包容不了呢？”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引述两位老师的话，是我想到自己这几年对整治娱乐圈的认识变化。一开始，我是很赞同的。那个时候，我没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一种绝对意志的深渊。幸好有朋友提醒说，你没觉得正是有了所谓“三俗”“乱像”的存在，才说明一种包容与自由的状态吗？你内心希望娱乐圈成为怎样的状态呢？是全都转向宣传高大上、正能量，是让普罗大众都假装欣赏高雅而排斥“靡靡之音”，是让他们连哭和笑都必须保持整齐划一？如果这些均非你渴望的，那么还是对一切的文化整治，最好都抱以谨慎的态度吧。这让我感到醍醐灌顶的警醒。

由此，我想到小波经常提及罗素的一句话：“参差百态才是幸福生活的本源。”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自己认为美好的事物可以同时占据别人的头脑，当他尚未拥有足以去推行这个想法的权力时，愿望就只是愿望，对别人并不起实质性影响。一旦拥有这个想法的人同时也拥有了无上权力，那么，这个想法就变成了一种“绝对意志”，甚至会借助国家机器公权力被强制推行开来。看似让所有人都变好的愿望，很可能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想把世界变成天堂，结果却搞成了地狱。某种程度上，恰是很多民族一再经历的现实。

千百年来，我们总津津乐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己之所欲”就可以想当然地“施于人”？比方说，我喜欢读书，就可以要求所有人必须每天读书？即便是“己之所欲”，也要“慎施于人。”所以，我一直认为，读书只是我的私事，我从不要求身边人都跟我一样读书。我很庆幸自己现在拥有这样的认识，更加欣慰有这样认识的人渐渐多起来。

以往“写给新的一年”，都会有一些畅想，作一些展望，但今年连希望和打算也不想再提了。“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一百多年前学者梁济向儿子梁漱溟发出的灵魂之问，也是耄耋之年的梁漱溟口述历史的主题，更被称为“世纪之问”。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就是会一天天坏下去，我们普通人应该做什么？

这个时候，我会想起阳明。这两年，我不想谈阳明，只因他被庸俗化、鸡汤化得面目全非了，成了罗贯中笔下诸葛亮一般的“妖人”。那些动辄在光鲜场合大谈特谈阳明的人，有几个通读了《阳明全书》？又有几人听说过冈田武彦、束景南？罢了，何必理会他们呢？此刻，我只想到阳明的两句话：“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我们成天说底线，坚守底线，底线何在？又如何坚守？

我们都渴望所有的善良能被温柔以待，那就自己先做起来。从来让我泪流满面、情绪不能自已的，都是那些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感动。对于身处艰难环境的普通人，一个尊重的眼神，一句暖心的问候，一张真诚的笑脸，都会赋予他们前行的力量。其实，要做到这些并不难。

（初稿写于巡视驻地，多在午间休息及深夜临睡前，修改完善于往返北京与郑州的高铁上。平时很少在微信笔记上写东西，拉拉杂杂，啰哩啰嗦，读者谅之。谨祝以新年的祝福。子聿 2023.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