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大多数我们都会给出一点读后感。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已经得到“译文”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失败》这本书写的是政府的失败。对于民间来说，1891-1900年这段历史时期未必是失败，甚至可能是成功的：正在酝酿中的新的社会；文明——即便不知道文明为何物，但大家知道向何处寻；睁开眼睛的比重在增加；人们的求知欲……总而言之，社会处于上升的通道之中。
不过，知识分子还是习惯于从国家立场、甚至是政府立场出发来看失败或者成功。
我们摘取了1896年这一章，发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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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御史1月21日参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几天后上海《新闻报》发布了查封北京强学会的消息 //《时务报》诞生后，体制内外的众多改革者和同情者找到了一个共同平台，这里似乎结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新党”或广义上的“维新党”人 // “密约”传回北京时奕䜣坚决反对，李鸿章认为俄方并无特别过分之处，拒绝可能导致对方危害中国 // 到1895年下半年，赫德终于向总理衙门提交了44款邮政章程，“创邮政以删驿递”变成了当年改革讨论中的一个争议点《马关条约》引发的愤怒和不安传递到了新的一年，而且这种情绪影响到了更多人。农历新年刚过，北京发生了一件奇特的“改革”事件。“昨日菜市杀太监一名”，内阁侍读学士恽毓鼎日记写道：此人向慈禧太后建议“停止勘修圆明园工程”，被杀时慷慨陈词。太监名叫寇连材，他的遭遇受到广泛同情和赞赏。“临刑犹整冠领，自言天下将送洋人，我总对得住祖宗云云。此真前古未有之名宦，士大夫都愧之。”《中外纪闻》另一个主笔汪大燮在家信里感叹。“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汪大燮的朋友张元济写道。1896年前后他们和其他几十人常聚在北京陶然亭谈论时政，这些人不少参加了北京强学会，不过汪大燮不久便觉得强学会乏味之至。这位未来的民国领袖1889年中举后一直在寻找机会，但运气不佳，甲午战争后和康有为师徒意外发生交集。汪的直觉是对的，强学会很快在京、沪两地遭到封杀。1896年1月26日，《申报》以仓促的口吻发布一条消息：强学会停办。就在一个多月前，《上海强学会序》以张之洞名义刊发于沪上报刊。那时张与南下金陵的康有为处于蜜月期，双方密谈多达10次，常常聊到夜深。户部主事康有为官阶虽小，两人却不乏共同兴趣，比如强烈反对《马关条约》并将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李鸿章。两人会谈的成果是在广州、上海各设一个强学会分部，康有为和张之洞幕僚汪康年将分别主持两地。张之洞很快给出实际支持，拨款1500两。上海强学会16位署名发起人多为他的身边人士，包括状元张謇，他正回乡筹办实业。没等到汪康年抵沪，康有为迅速出版了第一期《强学报》，办报本是上海强学会“要紧”任务之一，加上1月2日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确实有必要加快速度。不过当1月12日报纸一露面，人们就发现玄机所在。康有为过分突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其中几个细节更令张之洞大为不满。《强学报》创刊号最让人吃惊的是封面纪年。孔子纪年被置于更显要位置：“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写在报头下方右侧（左侧标注了“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足以让张之洞这样的高级官员不安。遵奉何种纪年在中国从来都是一种政治表达，古典天文学也因此一直为最高统治者垄断。报纸第一期刊登了《孔子纪年说》，并援引司马迁的“孔子纪年”作为支持。紧接着，一篇《毁淫祠以遵孔子议》出现在第二期，康有为借报纸放大“孔子改制”的意图至此已相当明显。张之洞并不反对政治改革，不过这和康有为主张的并非一回事，何况用这种不无冒犯的方式表达出来，足以让外界警觉，他阻止了第三期报纸发行。在北京，一位御史1月21日参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几天后上海《新闻报》发布了查封北京强学会的消息。张之洞乘机解散了上海强学会和报纸，不过他保持了政治上的谨慎，并没有因此与康有为决裂。“当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封闭俱乐部的谕令下达后，俱乐部所有可被带走的东西被运走，场地被废弃，红色封条和一个公告被贴在俱乐部的大门上。这个年轻的俱乐部过早地结束了。对于这个俱乐部是否永久结束，舆论看法不一。我肯定它在很长时间内不可能再出现。反对它的一个充足理由是以前从来没有成立过这样一个组织，革新被认为是危险的，皇帝的高级顾问们都害怕革新。”2月3日，美国公使田贝给国务卿去函汇报北京查封之事，他认为解散强学会与李鸿章无关，未免天真，不过却说出了阻碍改革的一个潜在原因：“该俱乐部的官员大多数为汉人，这是满人所忌惮和反感的。”实际上，查封北京强学会可能只是一次个人恩怨导致的意外。弹劾者御史杨崇伊系李鸿章儿女姻亲，强学会发起时李曾捐助2000两被拒。不过也有消息说梁启超的文章惹恼了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出京则恰好为不满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快，另一位御史胡孚宸上奏要求再次审议强学会，总理衙门被指定讨论此事，后者选择支持，并孵化出一个官书局来接替它。1896年2月24日，总理衙门提交的折子里肯定了学校、新闻纸和书籍的重要性，建议由上海直接翻译西方新闻纸和路透社消息，然后交给官书局。然而主管此事的孙家鼐对仪器和技术更感兴趣。3月4日，他提议官书局下设的四个机构已没有新闻纸，主要职能变成了翻译。张之洞派去主持上海强学会的汪康年早想办一张报纸。他和汪大燮同族，杭州汪氏以“振绮堂”藏书闻名。1890年会试落选后，汪康年投奔张之洞门下，充当幕宾和家庭教师。两湖地区人才荟萃，武汉堪称内地传媒业最发达地区，进入这个网络令他视野大开。当汪大燮来信描述太监寇连材如何勇敢时，汪康年已顺江东下，抵达上海。强学会被禁后，谁都没想到这个烂尾工程竟能生长出一番更大的事业。本土报刊在甲午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刺激了包括汪康年在内的不少知识精英，他一直对洋务抱有兴趣，想办一份翻译为主的报纸，计划中它是“中国公会”的一部分，这个民间改革机构没有办起来，汪却希望把办报继续下去。到上海后他不愿就此收场，执意另开局面。而且沪上报业发达，位居中国电报网络枢纽，远比湖北更适合出版一张新的改革报纸。《中外纪闻》停刊后梁启超一度流落北京寺庙，他不断来信询问汪康年，急于南下。两人相差13岁，却颇有缘分，比如都跟随番禺人石德芬学习过，算得上同门。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汪、梁这一年恩科分别得中浙江第六和广东第八，下一年会试又同时落榜。此后命运将汪康年送到张之洞幕府，把梁启超推进万木草堂，1896年他们又因为一张报纸走到一起，它定名为《时务报》。康有为师徒觉得新报纸是自己事业的延续，因为汪康年不仅名列强学会会籍，而且接受强学会沪局余款作为启动资金，这显示了《时务报》与强学会的渊源。不过汪的视角却是武汉筹办译报未遂，沪上另开新花。一开始，张之洞对办一张新报纸并不热心，汪康年只得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好在此时黄遵宪适时加入进来。黄是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之一，即将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这时正因强学会遭禁倍感郁闷。上一年他写的《日本国志》正式出版，显示出非凡的世界眼光，其中对日本改革的一些判断令不少人读后大受启发。黄遵宪可能读过汪康年写的《中国公会章程》，也赞成办一张译报，不仅同意捐资千元，还答应出面募捐资金，这让他未来成为报纸的精神领袖。不过黄主导设计的报馆制度不无仓促，也为日后留下隐患。1896年5月，梁启超应邀来到上海，和汪、黄等人制定了一份5人联署公启。8月9日，崭新的《时务报》第一期正式亮相。汪康年、梁启超分任总经理、总撰述，言论和翻译并重的内容结构满足了两位主持者的不同想法。报纸的模样看起来和线装书差不多，内容却一扫陈词滥调。梁启超兴奋异常，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日夜不息，新报纸令他这个年轻气盛的主笔大发异彩。“很快，在他的读者眼中，任何由他供稿的报纸都是他所主办的。”首先让梁启超一举成名的是一个系列长文：《变法通议》，它分21次连载于《时务报》。这种犀利明快的文风立即打动读者，一时好评如潮，报纸和它的“时务体”一下子吸引了精英阶层。“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1896年的风气确实不同于往年，连朝鲜都掀起了启蒙浪潮。传教士认为最排外的湖南长沙，考场里也用上了电灯。孔圣人后裔孔令伟这一年从曲阜写信给林乐知，附上了购书单和一篇反对裹足的文章，想发在《万国公报》上。“启蒙”的需求在甲午战败后一直与日俱增，《时务报》的诞生适逢其时。此前，同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虽早，出版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行量并不大。政治批评是儒家士大夫的传统道德责任， 1895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分散的观点得到集中，《时务报》这样的新媒介加速了个人意见归拢，进而可以形成一种体制外的公共舆论。尽管现代报纸的规律还没几个人懂，“公论”“共议”这些观念却从来都是中国文人熟悉的东西，他们可以在传统和现代舆论之中找到共同的感受。尽管康有为师徒视《时务报》为己出，强学会却只是在这张报纸上投射了一个模糊的背影。报纸一开始差点又陷入孔子纪年纠纷。不过梁告诉康，那样的话其他几位创始人将难以同意，这种顾虑多少说明了报纸更为突出的公共性。事实上，《时务报》诞生后，体制内外的众多改革者和同情者找到了一个共同平台，这里似乎结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新党”或广义上支持改变的“维新党”人。康党在此暂时模糊了，尽管它从未消失。在更大的新党光谱里，人们既可以看到康梁师徒、严复、汪康年，也可以看到陈宝箴、黄遵宪。多股人脉在报馆形成一股强劲合力，尽管维持它并非易事。很快，新的政治价值观热烈地通过更现代的媒介扩散开来，几百位名人给报馆总经理的成千通信札显示，“自改革”的基础如此广泛，证明“帝国南方青年士绅普遍失望于帝国现状，普遍寄改革希望于自下而上凝聚力量”。报纸首先唤起的是精英阶层，进而影响到更多的中下层知识人和识字的普通人，他们虽读过书，却很少有机会目睹外部世界的变化，过去这些人即使能获得西方和日本的信息，也无法亲自参与政治讨论，这种局面从此为之一变。呼吁变革的舆论重心转入上海，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改革的指挥棒已从李鸿章那些老人手里交了出来。过去30年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第三期发问道，这是《变法通议》第二篇的内容，旨在批评此前的改革并非真变法，而只是看重西方机器。梁启超援引一位德国首相同治初年关于中日两国的判断和预言，后者说，日本人到欧洲关注教育和制度，中国人游历欧洲却关心工厂和船炮。梁启超这些话并非刻意针对李鸿章，不过后者此时正作为“特派头等出使大臣”访问欧美，日程表上出现最多的仍是军工厂。在德国勒夫军工厂，高温车间挡不住李鸿章的热情，他亲自拿起上了油的零件端详。1896年6月13日—7月4日，李鸿章出访欧洲第二站——德国，汉纳根和海关官员德璀琳一直陪伴左右。曾任北洋海军教习的汉纳根对中国军事改革多有批评，1894年他心痛地看着自己打造的威海卫炮台落入日军之手，那里高大威猛的克虏伯大炮没能扭转败局。对李鸿章来访最兴奋的德国人当属小克虏伯。为了迎来这位重要客人，公司自1896年3月就忙碌起来，访问期间的接待安排甚至详细到每日三餐的餐单。要知道，1877—1895年间，李从克虏伯公司订购了1666门大炮，占清政府购买克虏伯大炮总数的86%（1942门），共耗资10822000马克。6月29日，中国贵客在克虏伯庄园里为一尊全身纪念铜像揭幕，那是李鸿章本人。根据一位代理人建议，揭幕之前3年克虏伯开始铸造这座铜像，算上大理石底座它总高超过29尺。克虏伯射击场两天后为来宾举行了一场射击表演，主角是28厘米口径新炮，它果然引起李鸿章的极大兴趣。克虏伯火炮在普法战争特别是色当一战成功压制法军，令世界印象深刻。19世纪70年代起，这家工厂的炮械半数以上销往国外，热衷于追赶西方军事技术的中国官员也很快加入追捧之列。李鸿章对它格外青睐，淮军自此不断购置克虏伯新式后膛钢炮。实际上，克虏伯还参与了中国铁路的竞争，铁轨和无缝钢管是该公司崛起时最早的核心产品。进入1880年代，德国工商界普遍看重中国市场，而且不限于军火。将德国重工业产品推销到中国成了俾斯麦政府的重要战略之一。李鸿章即将拜访俾斯麦，无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首先称李为“东方俾斯麦”的老克虏伯早已去世，这一称呼却流传世界。李鸿章乐得接受此名，尽管两人的历史角色相去甚远。俾斯麦在1862—1890年打赢了三次战争，构筑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和欧洲新格局，李面对的却是国内叛乱、边境入侵以及纳贡体系的瓦解。6月25日，俾斯麦身穿威廉一世赠送的军礼服到私邸门口迎接中国客人。威廉二世上台后弃用这位铁血宰相，东方重要政治家的拜访令他倍感欣慰。寒暄之后，他亲自扶着客人手臂走向饭厅。或者是因为主人看起来气色不佳，两位老人用了不少时间谈论养生和疾病，但李鸿章还是讨教了一个政治问题：“怎样才能在中国进行变革？”俾斯麦回答说：“在这里我不能断言。”会谈中俾斯麦提起当年见曾纪泽时，双方曾谈及中德联盟的可能性。他并不知道，李鸿章刚和俄国签署了一个秘密条约，中国也因此第一次和一个欧洲国家结成同盟，同时也将自己置于新的危险之中。李鸿章此番欧洲之行肩负几个任务，比如向俄、德、法致谢和呼吁修订关税，但头等大事是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3月启程，当他快到苏伊士运河时，为防止李鸿章被其他国家拉拢，一位俄国公爵领着俄罗斯航运贸易公司船只提前在此迎接，把一行人直接接到敖德萨，迎接他们的是一支最高规格的俄军仪仗队。财务大臣维特谋划了上述行动，他正盘算着把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根据测算，取道满洲可以节约514俄里（约549公里）。此时正是推进这项计划的绝好时机，清朝高层对三国干涉还辽抱有感激，俄国人的野心李鸿章虽能洞察一二，但一想到日本人开出的冷酷条约，他再次选择“以夷治夷”的老路。出发前，李在上海告诉黄遵宪，此行关键在于用西洋牵制东洋。因法国邮船头等舱被山县有朋提前预订，他不得不在上海多逗留十余日，其间朝鲜赴俄贺使到沪，这一切不可能不让李鸿章想起惨痛的甲午战争。俄国人称，把铁路延伸到中国的理由是为了方便派军支援。“我提请他注意，尽管当中日战事期间我们确曾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过一些军队，但因没有铁路运输，行动过于迟缓，以致当他们到达吉林时，战争已经结束了。”维特辩解说。他的如意算盘是俄国以盟国身份将铁路最终修到北京，通过对清朝地位及其政治制度的支持，用“和平征服文化落后国家”的方法，悄悄获得中国“所有资源”。尼古拉二世单独接见了李鸿章，对气度不凡的中国政治家印象不错，年轻的沙皇声称没有领土要求，这让李鸿章吃了定心丸。俄国人此后没费太大劲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中国允许过境修筑一条从赤塔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路两旁划出一段土地供运行者使用。36年后中国有权赎回铁路，但预计需要支付至少70亿卢布赎金，因此可以理解为毫无可能。俄国人的利益不止于此，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可以在这段土地上配备警察，设置一支保卫它的护路军，而且这条“中东铁路”未来还将分出一条支线，从哈尔滨直达旅顺、大连。清廷方面则收获了俄国的“保护”，尽管名义上它写的是，当其中一方滨海地区遭受日本进攻时双方有义务互相保护。总共只有六条的《中俄密约》，前三项是针对日本的防卫条款，第四、五项才关涉铁路，它看上去更像一个军事同盟的补充。这是中方想要的结果，俄方也为此冷落了正在访问的山县有朋，拒绝和日本南北分割朝鲜。《中俄密约》传回北京时奕䜣坚决反对，李鸿章认为俄方并无特别过分之处，拒绝可能导致对方危害中国。他最终签下这份密约，为此欧洲盛传他收了600万卢布贿赂。维特否认李从圣彼得堡带走任何私人好处，事实上后者还警告说，俄国人不能抱有侵略意图，如果西伯利亚铁路南下必将把两国拖入灾难深渊。因此维特称李鸿章为头脑冷静的杰出政治家，尽管私下里他认为此人对“文明世界”所知甚少。不过俄国人也没有展示多少“文明”，沙皇加冕仪式前发生了霍登广场踩踏事件，导致2000多人伤亡。惨案发生后，广场迅速被清理得什么都看不出来，一切几乎正常，“庆典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按原计划进行：一大帮音乐家在著名指挥家萨福诺夫指挥下演奏；一切都井然有序，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灾祸”。如果说俄、中两国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美国无疑是李鸿章此行最不了解的另一个世界。1896年8月28日，当他乘坐“圣·路易斯”号驶入纽约，港内所有船舰鸣炮致敬，美国海军以一组最强舰队列队欢迎，一位将军卢杰（东部陆军司令）代表总统迎接客人“访问这个自由的国家”。后者则告诉东道主，自己拒绝了法国人让他经马赛、苏伊士运河回国的提议，因为他很想访问美利坚合众国。曼哈顿西街挤满了人，热情的观众挤满了街道两边的各个角落，大约有50万人围观了清国总督从下船到第五大道华尔道夫酒店之间的游行。为吸引读者，《纽约晨报》派了记者到酒店厨房里“记录李鸿章随行的四名厨子的一举一动”，几家美国报纸为中国贵客是否吃了“杂碎”争论不休。9月2日，《纽约时报》安排了一次专访。记者首先请来宾对美国提一些批评。“只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在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李鸿章回答说。他对美国印象不错，充满好奇，20多层的摩天大楼是欧洲看不到的奇景，但对1892年出台的《基尔法案》表示气愤。“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李鸿章激动地告诉采访者，“不要把我当成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这番话多少出乎美国人意料，因为前几天他们还注意到这位总督漠视夹道欢迎的华商，没给这些同胞什么好脸色。人们搞不懂访谈中有多少话出自李的本意，有多少是英文发言人兼翻译罗丰禄夹带的时髦词。不少人觉得，清国大臣尽管老迈，头脑却比想象的复杂，如果不是凌乱的话。9月14日，李鸿章选择取道温哥华而非美国西海岸回国，以示抗议加州排华。此前，因为批评爱尔兰人助长排华，当李抵达华盛顿时，车站的爱尔兰裔警官拒绝为他服务，报界也注意到有参议员对中国总督的言论不满。当然，李鸿章上述言行主要是一种个人姿态，紫禁城里的最高层实际上并不太关心海外华人的命运，更不愿意因此失去高额顺差的中美贸易。除了驻美外交官这些年的口头抗议，美国华人并没有得到祖国强有力的支持，而中国政治家对“华侨”一直抱有某种偏见，而且还将持续很多年。李鸿章离开中国这190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头到尾关注其行程，他建议李到英国后去看一看公共场所，比如银行、邮政局、证券交易所和晚上正在印刷的《泰晤士报》。此行李鸿章确实对邮政和通信表现出很大兴趣，这让人想起几十年前被欧洲现代邮政折服的福泽谕吉。在伦敦，李鸿章目睹邮政总局人头攒动，发电报人数之多令其震惊。他向刚到访不久的巴黎和柏林去电，很快得到两国回电问候。8月18日，李鸿章赴伦敦电报总局宴请时获邀发电回国。85个字经11次转发到达上海，仅费时12分半。很快，盛宣怀的94字回电抵达伦敦，这次只花了7分钟。10天之后，当李鸿章一行在纽约邮政大楼遇到堵塞，人们注意到“李总督对邮电局很感兴趣”。事实上，酝酿已久的大清“国家邮政”在1896年早些时候已变成现实，赫德为此不无兴奋地让人在欧洲公布以下消息：“谕旨已颁下，将扩充海关邮务部门建立大清邮政局，由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兼总邮政司。”根据3月20日的一个决定，大清邮政具体章程和操办由赫德负责，中国与欧洲的邮政事宜将由其下属金登干负责。海关方面为此努力已久，几十年来他们既要与租界的邮政网络竞争，还要面临各地官员反对。当总税务司公署从上海迁往北京，各国使馆信件收发划归海关管理。北京的外交官不可能使用官方驿站和始于15世纪明朝的“民信局”网络。1876年，赫德试图把邮政和造币厂两件事加入《烟台条约》，差一点就成功了，不过英国公使威妥玛不想权力过多集中于赫德之手，后者为此几乎抱怨了30年。为引起中国高层对现代邮政的注意，九江税务司葛显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说辞。考虑到日本和其他国家在通商口岸设立邮政机构，“中国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起见，也应当开办邮政来满足这个需要”。取消西方人操办的租界“客邮局”、帮助中国收回权利，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抓住了一些政治精英，李鸿章、薛福成等人均支持新的邮政事业。1878年底，海关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到1882年，福建以北所有通商口岸海关设置邮政股，海关邮递规模已超过使馆和在华西方人。不过直到1893年北京才下决心开办全国邮政，此事随后因中日战争搁置。到1895年下半年，赫德终于向总理衙门提交了44款邮政章程，“创邮政以删驿递”成了当年改革讨论中的一个争议点，一些地方督抚明确反对，声称本省不宜或不必办邮政，另一些官员则推说要等铁路通了后再说。反对者尤以粤督谭钟麟为甚，1897年他仍上奏指责邮局琐碎麻烦，有伤政体，请求全部裁撤。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大清邮政做事相当谨慎，直到1911年赫德去世之前都没有加入万国邮政公会。小鸟文学是个独立 App，它的表达在不停变化，认识它的人都有不同的机缘。此前你可能会从各种短篇小说、长篇访谈，人类学田野笔记或者和它的前身《好奇心日报》的联系认识到它，如今它还在持续作出调整。不过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又不会袖手旁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