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1987 年的思考：书写还有未来吗？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无论是纸质书籍，还是电子文本，文字始终是我们表达思想、传递知识的重要方式。然而，在这个日益图像化的时代，书写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们是否会彻底告别书写，全面进入技术图像的宇宙？基于书写的人类文明又将走向何方？

在经典著作《书写还有未来吗？》中，弗卢塞尔以深刻的哲学洞察力，对书写的本质和未来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从手写文字，到电脑键盘输入，再到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作者用冷峻干练的文风提醒我们：书写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当传统的文字书写不可避免地让位于数字表达时，思想和交流，乃至我们对世界的感知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经东方出版中心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导言及第十四章《报纸》，分享给读者。

导言

从字母和其他书写符号的逐个排列这一意义上来说，书写看起来几乎没有——甚至是完全没有——任何未来可言。现在，相比文字符号，其他符码（Code）能更有效地传递信息。以前书写的内容，现在可以借磁带、唱片、电影、录像带、视频光盘或计算机软盘等更好地传递。而且，长久以来无法得到书写的大量信息，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些新符码得以记录。通过这些方式编码的信息比书面文字更容易制作、传输、接收和存储。未来，通过使用这些符码，人们将能够比用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更好地相互交流，从事科学、政治、创作和哲学。看来，书写符码真的会像埃及象形文字或印第安绳结一样被搁置一旁。未来只有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才有必要学习阅读和书写。

许多人不愿承认这一点，主要是出于懒惰。他们已经学会了书写，而他们的年纪又太大，以至于无法学习新符码。我们给自己的懒惰披上了华丽高贵的光晕。我们说，如果失去了书写，我们就会失去从荷马、亚里士多德和歌德等人那里所得到的一切，更不用说《圣经》了。只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伟大的作者（包括《圣经》的作者）就不会更愿意用录音或录像的方式表达自己呢？

但懒惰并不能解释一切。有些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认为没有书写就活不下去。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想模仿荷马，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出现第二个荷马，现在也已经没有人能像荷马那样书写了；相反，他们认为书写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此在（Dasein）在且仅在书写的姿态中才能得到表达。

当然，他们可能是错的。但即使假设他们是对的，制作视频短片不适合他们的此在，不适合他们的思维形式（forma mentis），这不恰好证明他们此在的形式已经过时，他们已经成为恐龙？诚然，并非所有过时的东西都一定不可取；所谓“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改良。毕竟，恐龙也是一种不错的动物。然而，对于书写的坚持在今天却变得值得商榷。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书写有什么独特之处？是什么让它有别于过去和未来那些可相比较的姿态——有别于绘画，有别于敲击电脑键盘？在大理石上凿出拉丁字母，在丝绸上写下中文的表意文字，在黑板上涂写方程，在打字机上敲击按键，如此种种的书写姿态之间有何共同之处？在开始书写之前，人们怎样生活？而如果放弃书写，他们又会怎样生活？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问题，显然不仅涉及书写本身，也涉及对书写内容的阅读。

虽然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要全部予以回答，非一本综合性的书不可。即便如此，也终究不过是一本书而已。相比之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同样是个问题。

图片来自 Boston Public Library on Unsplash

报纸

与报纸有关的大量文献，以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无数新闻学院，都在讨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尽管有电视、广播，而且直到不久前还有每周新闻影片，但每天仍有这些折页的小册子飞进我们的家中。或者它们每天都叠着翅膀在特制的笼子里等候，这些折页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上当。这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新闻纸是合适的包装纸——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原因有二。第一，因为有更好的包装材料，而用来包裹肉块的报纸看起来就像是过时的马车一样。第二，这种解释对研究报纸的学者来说不够优雅，不足以被认真对待。所以，报纸真的像马车一样过时了吗？即便其采用的技术不断改进，其相应的书写方式也随着最新的信息和传播理论而改进，而且其生产和营销由日益完善的系统所控制？研究报纸的专家提出了更为深入而复杂的解释，以证明并预测信息电磁化的背景下印刷报纸仍将持续存在。

这些深入而复杂的解释（在此不作赘述）丝毫改变不了报纸已不应继续存在的事实。不过，对于报纸没有消失，还有一个平凡的解释：尽管它们看似融入了电磁化的信息洪流中而不为所动，但事实上，它们已完全成为其曾经所是的反面。在广播和其他新媒介出现之前，报纸相较于所有其他媒介（书籍、杂志等），都是一种短暂的、临时的、很快就会过时的存储器。它注定会被遗忘。没有什么比昨天的报纸更过时了。后来，与新媒介相比，报纸成了一种持久的存储器，即使它在时间上滞后，仍能保存通过屏幕所看到的和通过扬声器所听到的。事实上，这些内容也可以更安全地存储在录音带和录像带上，但目前，这些新的存储器并没有从发送者大量传递到接收者。它们被堵在某个地方，耐心地等待合适的传播渠道。报纸不是与广播或电视竞争，而是与这种存储磁带竞争。令人惊讶的不是报纸的存续，而是媒介上的交通堵塞。值得考虑的是转变为临时性录音带和录像带的报纸。

这是一个关乎“持续”（Dauer）的问题。“持续”是一个有别于“时间”（Zeit）的范畴。自电磁化以来，最好将报纸（Zeitung）称为“持久纸”（Dauerung）。报纸内容应该比广播或电视内容持续得更久一些；它在接收者的“当下”所保持的时间应该更长一些。电磁发信器发出的信息与报纸大致相同，但由于它们没有基质（它们是“非物质”的），因此它们在时间中不间断地运行，不会停留在某个当下。接收者需要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将信息吸收到记忆里，以便将其存储并在稍后进行处理。而报纸则是一种人造的记忆，它可以被处理、揉皱、剪开，总之，可以被把握。它对接收者的记忆负担没有那么高。因此，与大理石或矿石相比，纸张是一种短暂的记忆，但在电磁媒介中，它却成为一种持久的记忆——直到磁带和唱片取而代之。

“持续”的概念超越时间，指向与永恒相关的“持续的现在”（nunc stans）。报纸已成为“持久纸”，是一种指向永恒的消息。某些为报纸撰稿的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大多数阅读报纸的人还没有意识到。对于接收者来说，报纸还保留着传单的特性。他们只是简单浏览一下。许多书写者对报纸的态度与大多数读者对报纸的态度由此产生了分歧，这就对报纸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更大的质疑，这比与电磁发信器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为了暂时弥合这一分歧，版面设计（报纸页面的表层设计）试图在视觉上将持久的内容版块与其他内容版块区分开来，希望少数读者在阅读被指定为持久版块的文本时能够区别对待（如将其剪下来）。这样一来，报纸内容就出现了内部矛盾：一部分指向图书馆，另一部分指向废纸篓。因此，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报纸撰稿人：一种为图书馆撰稿，另一种为废纸篓撰稿。根据这一标准，报纸本身也可分为两类：图书馆主导型和废纸篓主导型。

粗略地说，废纸篓一类可称为“记者”（Journalist），另一类可称为“报纸工作者”（Zeitungsmitarbeiter）。前者可分为雇员和自由记者，后者可分为长期和临时的工作者。但是，尝试做出这种分类，并不是要进行评价；将报纸工作者的价值置于记者之上（如极少数精英所为），或将记者的价值置于报纸工作者之上（如大多数匆忙扫视的报纸读者所为），仍然是错误的。这里对报纸上的书写所做的分类无关价值，意味着它对报纸书写保持冷漠。

令人惊讶的不是报纸的存续，而是媒介上的交通堵塞。

这种冷漠（科学性）与报纸工作者和记者的热情参与，形成了鲜明的矛盾。从书写的角度来看，报纸工作者（倾向持续的书写者）的责任感很容易理解。这些人具有历史意识。他们希望通过时间中的行动进入永恒，不管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思想，还是仅仅为了将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保留在报纸上。对他们来说，报纸是一种载具，带着无数读者一起驶出时间，进入持续。

另一方面，从书写的角度，我们不再能理解记者的责任感，他们是受废纸篓制约的书写者。这些人准备在极端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比如，确保战争报道通过报纸的分流进入废纸篓。他们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自己的某些特殊的东西（无论是思想、情感、价值观，甚至只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为了信息。这些记者是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的英雄，信息社会已经放弃了持续，而且对它来说时间也不再具有历史的结构。未来，一个完整的神话将围绕着记者这个英雄形象凝结起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神话是如何编排的。

具有历史意识的报纸工作者与书籍和信件的书写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报纸”这一媒介。这些书写者试图向他者伸出手，共同改变世界，并超越这一世界。记者是另一种类型。在19世纪，在第一批电磁媒介出现之前，他们与摄影师一样，是第一批“信息”人类，也就是帮助发展新意识的人。记者和摄影师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报纸中得以保留。这就是记者撰写的报纸文章中，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内在基础。但由于电磁化的趋势，最符合记者自身存在的媒介其实是广播，更是电视。自从报纸成为“持久纸”以来，记者从报纸向新媒介（未来的英雄所在）迁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报纸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报纸工作者的游乐场，甚至成为无法拯救持续的文字作品。“持续”并不适合信息的情境。

把报纸、新闻界说成所谓的第四权力，是不合时宜的。在 19 世纪，甚至在 20 世纪上半叶，这种说法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预言性的。从过去看，新闻界的确是“第四”权力：它是三大政治权力（无论人们如何称呼它们）的最新补充。但从未来看，它是“第一”权力：在这里，人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信息在哪里产生和传播，权力就在哪里。这就是复杂的报业集团和报业寡头兴起的原因，它们缓慢腐烂的尸体当下正在污染着大气。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权力就在信息产生的地方，在全球传播的组合游戏中。今天，人们只能怀旧地谈论新闻界的权力。新闻界不过是当代决策中心的前驱。

首先应当认识到的是，新闻界是在继承传统的政治范畴，而当代的决策中心必须通过控制论来把握。仍有一些报纸为某一特定政党发声，也有一些报纸强调超党派或亚党派立场，却不说明它们支持谁的观点。仍有评论家试图通过报纸来解读政治观点，解读其背后未获承认的利益。就新的权力格局而言，这一切都具有幽灵般的特征。决策中心已经自动化，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勾连，做出的决策不再能从政治角度把握：它们不再以利益为基础运作，而是以其他装置的功能为基础。新闻界之所以掩盖这一点，是因为它依附于衰落的政治权力以求生存。如果没有报纸，只有广播和电视，那么当前权力的去政治化和控制论化就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新闻界不是权力，而是被废黜的权力的垂死挣扎。被废黜的权力表现得好像仍能在报纸上表达自己，尽管在现实中已经无话可说。电视上的政治宣传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政论被吸收进一种新的、信息的意识中：政治是一个“形象”问题，这种说法还很不准确；“视频放送”决定了总统候选人将会是谁。报纸是政治和历史意识的最后避难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反动的，尤其是当它以进步的面目出现时。无论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版面设计、先进的发行方式，还是先进的报纸工作者所作的先进的文章，都无法实现进步。报纸之所以反动，是因为它是文字作品，是历史意识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它在新出现的后历史形势面前无能为力。

电影《纽约时报头版内幕》（2011）剧照

一旦电磁发信器生产出的录像带、录音带和唱片大量而廉价（也许“免费”）地进入千家万户，储存在影音图书馆中，报纸就会消失。许多报纸试图将自己录制成录像带以求存活。毫无疑问，这首先是为了保留广告，因为报纸以广告为生，也为广告而活。但这只是一个借口。广告可以毫不费力地被电磁发信器吸纳。这种绝望的求生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在文字衰落之后维持政治意识的活力，因为视频报纸应该更政治化，而不是去政治化。这是一项自相矛盾的事业。政治意识以字母数字符码的形式表现出来。将其结构转码为图像和声音，就势必失去它的本质特性：线性，一种从过去到未来的持续书写（Fortschreiben）。

随着报纸的消失，仅存的一点历史意识将随之消失，历史自由也随之消失。火星上的观察者会注意到，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围绕自由的斗争，如此地集中于新闻自由。为什么报纸书写者的自由对于人们从各种条件中获得的生存自由，对于各种类型的行为而言，都如此重要？因为政治自由在新闻自由中得到表达。它被视为生存自由的基础。在火星人听来，这可能是虚假的。他可能会问，如果政治自由（不管它意味着什么）掩盖了生存自由，给予了人们政治自由（首先是通过阅读报纸而被“给予”的），而在生存自由方面，他们却艰难度日，完全受制于人，完全没有目标，这是怎么回事呢？对这些火星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对报纸消失这件事情的态度。

如果我们将政治自由视为一般意义上自由的基础，那么当我们看到报纸被以控制论方式管理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取代时，我们会感到惊恐。如果我们在政治自由中看到的是意识形态对生存自由的遮蔽，那么报纸的消亡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报纸作为批判的最后残余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位居中央的发送者，它将所有的认知、价值观和体验编排成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再能够谈论自由，因为自由这个词本身将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情况是，报纸作为从中央向四周辐射出去的传单而消失，那么在此之后我们将看到一种新的、网络化的信息生产方式，谈论生存自由将第一次变得有意义。

报纸是从中心向外辐射的折页，它们在结构上是“法西斯主义”的。但在这种“法西斯”结构中，新闻自由（和政治自由）找到了话语权。报纸的消失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报纸的“法西斯”结构是否会转移到新媒介中，甚至被强化（正如目前所发生的那样），还是说，随着报纸的消失，会出现其他网络状的信息渠道。自由正遭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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