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西南联大往事，来自打破性别垄断的地质学专家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聆听：西南联大访谈录》为西南联大研究学者、作家张曼菱女士推出的新作。张曼菱自 1998 年以来历时廿年采访了西南联大师生及相关人物二百多位，形成了蔚为大观、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视频和文字资料。

在此基础上，本书以西南联大这所战时大学诞生和坚守的历史路径为叙述中心，精选对联大师生及相关人物的独家访谈，如中国社会学学科奠基人费孝通，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两弹一星”功臣朱光亚、王希季，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等，描绘了西南联大学人南渡、驻湘、来昆、教学与生活、学潮与从军到西南联大宣告结束的情状与历程，再现了战时大学波澜壮阔的历史与弦歌不辍的精神。

经商务印书馆授权，我们摘选了郝诒纯的访谈，分享给读者。

访谈人：郝老师，您是哪里人？听不出来您的口音。

郝诒纯：我是湖北人。

访谈人：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这和您的母校西南联大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您能否跟我们谈一谈，在您成长的道路上，西南联大所给予您的根基、指导，和您所获得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郝诒纯：我 1938 年考进西南联大的本科。考学校的时候，是考的历史系。为什么考历史系？因为七七事变以后，我就做党的地下工作，所以没好好上学。那年我才念完高中一年级，后来到天津，念了一个补习学校，是高中二年级。因为高中没有上完，要是考理科，数学、物理我都没有学过，所以我就考文科了。到了 1939 年，我就转到地质系，地质系又上四年。

访谈人：是怎么从文又转到理？是您自己愿意？

郝诒纯：是我愿意，我没有想学文。

中学时的郝诒纯

访谈人：您为什么选择地质？

郝诒纯：我选地质是受几个老师的影响。我中学有一个地理老师，他教学教得特别好，我们学生都非常佩服他、敬仰他。他经常给我们讲，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跟开采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因为他讲地理，中国各省、各个地方有些什么矿产资源，全国有哪些矿产资源，都要给我们讲，所以他就鼓励我们：你们将来一定要学地质或者采矿，学成了以后，把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访谈人：明白了。您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爱国青年，选择地质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资源。那您在西南联大地质系……

郝诒纯：那时候叫地学系。

访谈人：在地学系的学习中，对您有影响的老师，请您谈谈。

郝诒纯：我在历史系念一年以后决定转到地学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响。这位教授叫袁复礼。

袁复礼是我们国家跟外国人合作组织的第一届西北考察队（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员。而且那时候，他们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这个西北考察队是瑞典人出钱组织的，那是 20 世纪 20 年代，领导权什么的都掌握在瑞典人手中。那个时候，一般的考察队，一个是为了科学的考察，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预备掠夺我们的矿产资源。

袁教授留学刚回来，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他们几个年轻的中国地质工作者联合起来，跟瑞典的组队——他们的组织机构——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袁教授他们争取了在这个队里参加重要工作的地位。

访谈人：袁教授是怀着保护自己祖国资源的这样一种感情。

郝诒纯：他那时候一个是要保护资源，一个是要把我们的地质资料拿在自己手里，不要全落到外国人手里，这是很重要的资源情报。所以，也算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那时候还是军阀统治时代、国民党统治时代，虽然他们取得了胜利，争得了一部分参加科考的权利，但是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主要权利还是在外国人手里。不过，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访谈人：在国弱民穷的状况下，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权利。

郝诒纯：而且，他是我们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第一个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新疆的，在新疆考察。

访谈人：他对您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您选择了地学系。

郝诒纯：对。我到云南以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学生社会活动，访问一些进步教授。在访问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们学地学，把他的故事和他到新疆去的经历都给我们讲了。

访谈人：也进一步激发了你们的爱国志向。

郝诒纯：他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一般女生学地质，地质系也不欢迎，教授们也都不欢迎。

访谈人：就想着女生没什么出息，以后就结婚、生孩子了。

郝诒纯：结婚了以后就不干了。还有就是，你出野外也危险。如果都是男生，危险性还少一点。

访谈人：到今天，中国的女性可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了，但是，在女青年选择地质系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这种看法。女性也觉得那是野外的、非常危险的作业，比较艰辛，好像应该属于男士。所以，您当初选择地质系，对我们后人很有启迪意义。

郝诒纯：那时候，我也问过袁老师，我说：我是一个女生，系里会不会不要我？而且我学起来可能有很多困难。他说：没关系，在科学的领域里，男女是平等的。男的能办得到的，你们女生也应该能够办得到。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就决定了。

访谈人：您就有了这个准备，即使是当时和一群男同事去野外考察，会面临种种困难，都决心要克服了。

郝诒纯：最后我克服了。我在一年级的时候，班上还有几个女同学，连我大概五个。可是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就剩我一个了。

访谈人：就像花木兰一样。

郝诒纯：我出野外也都是跟男生在一起。

访谈人：那怎么办？一个人搭一个帐篷，还是跟他们挤在一块？

郝诒纯：那个时候没有帐篷。不知道农村的小旅店你住过没有，底下是牛马的厩，还有猪圈；上面就是一圈用木头条或者竹子搭的，而且跟底下是通的，排着有间隔的那样的。我们就睡在那上面。我跟男生就拉一个布，拉一个床单，他们在外面，我在里面。

访谈人：真不容易！从学生时代起，就一个人在可以说是男性的领域里这样拼搏。直到今天，这个专业还应该说是男性统治的领域。

郝诒纯：现在男性也不愿意统治了。男孩子也不愿意学我们这个学科，我们现在生源很困难。家长一听学地质，又要到新疆，又要到西藏，首先就很担心，就不同意了。

西南联大时期的郝诒纯

郝诒纯：我第一次出野外，是在一年级下学期，那时都要到野外去实习。那天，我们坐着一个大卡车，后面弄一个大罐子，是烧柴油的。坐在敞篷车上，这个柴油就熏你，味儿挺大的。

那天早上我要去野外，我同宿舍的那些大姐们怕我出去饿着，就给我煮了好几个鸡蛋吃了。车一摇，烟一熏，结果我就要呕吐。我赶快让他们停车，就呕吐了。这就招来了很多闲话。男生都说：女的学什么——我现在还比较瘦，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更瘦一点，看起来比较秀气——他们就说：你那样的，去外语系最好，学什么地质？反正，整天讽刺我。

另外，我快毕业的时候，要到野外搜集论文资料。我跟两个男同学，我们三个人是一个组，在宜良。那年杜聿明的第五军逼龙云交权，也叫“五华山政变”。国民党第五军，杜聿明手下，进云南了。他们有一个营驻扎在宜良郊外。我们两个人在野外测量。我们出去都有一个罗盘，罗盘有一个反光镜，加上我穿的是红的毛衣……后来大兵就去了，不让我们作业，把我们抓起来了。因为我的男同学戴了一个白盔，就是那种白帽子，大兵就说：你们是给日本飞机打信号的，又拿了一个反光镜，他戴着白帽子，你穿着红衣服！就把我们抓起来了，抓起来就绑着，背对背，两个人的手就那么捆着，给我们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他说：等我们长官来了审你们，落实了你们特务的身份，我今天晚上就枪毙你们。

访谈人：那个时候您几岁？

郝诒纯：那个时候，我刚刚 20 岁。我们到那里实习，都是在教育厅报到的。那个教育厅厅长很好，他知道我们收工的时候还没回去，还没从山上下来，就来打听。老百姓对我们也很好，因为我们天天出出入入，他们就告诉他了，说：国民党的大兵把他们给抓起来了。教育厅厅长是一个老先生、老学者，就去保我们了。

访谈人：如果他不去，是不是就会把你们枪毙了？

郝诒纯：不会，他是吓我们。保了我们以后，那位教育厅厅长就问他（大兵）我们犯了什么法。因为他什么证据也没搜到，就不好说我们是特务了，只好说一男一女在外边乱搞——牵扯到女的，你就倒霉了。

访谈人：见了一个女的，就给你加罪名。

郝诒纯：他说他们在乱搞，有伤风化，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访谈人：反正也算是一个遭遇，作为一个女生。

郝诒纯：那时候我们学地质，一定要学怎样下矿坑，在矿坑里怎么作业。当时，民间的风俗是女的不许下矿坑。他们说：女的是祸水，你要下矿坑，矿不是要塌就是要发水。因此，我跟男同学们一起到矿上去学，他们都下去了，这个课他们都能学，可是我到毕业了以后，一直到 1949 年以后，才补上这个课。那个时候，男生毕业就是失业，何况女生？学地质的没地方要，谁都不要你。所以我就考研究生了，又念了三年，研究生是在清华大学念的。

访谈人：遇到这么多挫折，没有想过退缩，没有想过换一下专业？

郝诒纯：我想我既然学了地质就得把它学到底，半途而废的人没有一个成功的。我小时候父亲就是这么鼓励我的。

访谈人：我能想象这个行当的艰辛，所以很钦佩您的勇气。西南联大校友对您也非常尊敬，我想这跟您在地质学上的选择以及您的成就是分不开的。您能够实现您的理想，为我们祖国的地质学做出那么多贡献，去年还获了一个很有名的奖，我想这和您在联大的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请您谈谈您的成功与联大教育之间有什么关系。

郝诒纯：关系是很密切的。西南联大那个时候拥有各个学科全国最拔尖的、有造诣的学者，他们都在我们那儿教学。

地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是孙云铸先生。当时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就有好几位，教地质专业的，都是国内最有名的地质学家，有六位。这些教授不但业务造诣非常深、非常高，而且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都是值得我们学生佩服的。

访谈人：你们跟他们不仅学习地学，而且学习爱国精神。

郝诒纯：那时候我们出去实习都是系主任亲自带队，最有名的教授亲自带队。不像现在，最有名的教授不一定出来，底下的副教授、讲师什么的带队。

访谈人：最有名的也最实干。

郝诒纯：都是亲自带队。而且，他们在野外艰苦的环境下不怕困难、不怕艰辛的教学态度，一直对我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访谈人：除了他们人品的作用，当时的课程设置、教育方式有什么作用？您现在也在大学领导教育工作，您觉得联大的教育和现在大学的教育有什么优劣差别？

郝诒纯：我也不能说现在就劣，那时候就优。

郝诒纯在山西考察

郝诒纯：那时候我们学起来还是很轻松的，不像现在的学生负担那么重。现在的学生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干脆不念，也能凑合毕业。可是，你要真想学到东西，是挺困难的，要下死功夫。你可以什么社会活动都不管，就拼命念书，本科毕业以后再考研究生。

访谈人：您当年是一个很活跃的学生，好像还有很多社会活动，专业还学得那么好。现在的学生好像光学专业都很累。是不是他们没有联大学生的那种志向？当然，也没有国难当头的那种压力。您怎么看？

郝诒纯：我觉得，我们学习的积极性是主要的。就是你说的，那时候国难当头，能够有个学习的机会就很不容易了。假如轻易地错过了、放弃了这个机会，那是很大的损失，我们心里都明白。但是，现在的学生是不明白的。他不学习，将来找不到工作，还有父母管着。这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觉得，与教学质量是有关系的。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图书馆和这么多现成的参考书。我们从华北流亡到昆明，三个学校的书一路上都丢得差不多了。我们要借一本参考书，都是很困难的。那时学习条件很艰苦。

另外，当时教授们讲课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他们的亲身实践，非常吸引人。你可能开始不想听，听听兴趣就来了。他们野外都和我们在一起，讲课的水平都很高。他们在那儿讲，我就记笔记，考试的时候，就把笔记复习复习，回想一下讲课时候的情况，我就可以考得不错。

访谈人：请说说您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

郝诒纯：七七事变以后，我在天津做了一年半党的地下工作。我到昆明去，接着做党的地下工作。在这当中，接受了党的教育。一件事，我不干则已，要干的话，就一定要保质保量干到底。那个时候，我们做党的地下工作就是这样的。比如去哪里送几份文件，跟什么人接头，你再苦，或者特务就在你背后追着，要不把这个消息送到，要没接上头，就不算完成工作。

访谈人：可以说，除了地质的那些风险以外，您做这个工作也一直在担风险。

郝诒纯：我在天津的时候，风险是很大的，因为那时候天津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访谈人：当时您 16 岁，怎么那么小就入党了？

郝诒纯：我 16 岁入党是这样的：“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成立了学生自发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很多党的历史资料里都有，毛主席的著作里也有。民先成立以后，学运的积极分子后来都加入了，就是民先队员。

我加入民先以后，很快被选为民先干部，后来就要发展我加入共青团。可是到了 1936 年的秋天，党中央有一个指示，北平、上海、天津这种大城市的共青团取消了。因为共青团太红了，人家都不敢接近，就用民先代替共青团了。

那个时候的华北，日本飞机整天在头上飞。东北失守了，难民不断流入北平。而且东北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失学了，就转学到北平。我的高中就有好多东北转学来的。他们说起来就是日本人占领东北以后做了亡国奴的惨状。每天他们都出小字报，给我们这些初中的学生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一种危机感，日本人马上就要到华北了。日本人到了华北，我们的命运跟东北的学生是一样的。

一个是忧国，还有一个就是对日本人的仇恨，所以“一二·九”运动大家都积极参加。因为我是积极分子，就要我加入共青团。后来共青团取消了，因为我正式审查都通过了，他们就说：你也算合格的，你就直接入党吧。所以，我 16 岁就入党了。应该说，18 岁才能入党，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很多都是不到 18 岁就入党的。

访谈人：在西南联大时期，您做了很多进步的学运和民主运动方面的工作，我想听听您记得的有意思的事情。

郝诒纯：那时候我是预备到延安去的，可是路上走不通了，就转弯抹角到了云南。到云南以后，我们就找我们认为跟地下党有关系的人。那时候流亡的同学很多，熟的同学也都到昆明去了，就找他们接上党的关系。那个时候，你只要从天津出去，不管你向哪儿转移，介绍信什么的根本就不能带。好比说，我得化装成乡下大姑娘，才能过日本人的那几道关卡。

我接上关系后，我们就在昆明。昆明那时候也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起先我是在队部里工作，我是党支部的成员，那时候发动青年、教育青年、宣传抗日、团结抗日。对内要反对蒋介石的分裂主义，对外还是要支持抗日。在昆明只能支持前线的抗日。我主要是做青年工作，宣传抗日救亡的大道理。

郝诒纯在新疆考察

郝诒纯：不是伤兵，就是病人。我们 1938 年到的昆明，跟华北的通信只有一年。到了 1939 年的冬天，日本人切断了从沦陷区到蒋管区的邮政，所以我跟家里的信息都不通了，因此也没法得到经济的接济。我出去当然带了一点钱，也就够花一年的。没有生活费怎么办，只好找工作做。

访谈人：干过什么工作？

郝诒纯：那时候云南有一个名大夫，叫范秉哲，是惠滇医院的院长，还是哪个科的主任。云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有一位女士是学医的，叫谭惠英，后来成了范秉哲的后妻。她那时候在惠滇医院，我不知道现在惠滇医院还有没有。她就通过范秉哲介绍我到那里去干活。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一起去的，医院就把我们安排在洗衣房。洗衣房就是洗病人做手术的床单什么的，反正挺脏的。

访谈人：每次大概能挣多少钱？

郝诒纯：我都忘了。 

访谈人：够不够花？

郝诒纯：好像吃饭基本上够了。

访谈人：还是节俭一点。听说人家看了都不忍心，说您那么年轻，又长得招人喜欢，觉得太过意不去，就想给您换工作，有这事吗?

郝诒纯：那是他们的护士长，护士长是一个法国人，就是范大夫的夫人。后来，这个夫人死了以后，他就跟谭惠英在一起了。谭惠英是他的学生，也是学医的。谭惠英现在好像还健在。法国夫人管后勤，她一看我们两个人在那儿洗，一问我们是大学生，就不让我们洗了，说你们就去烫衣服、熨衣服吧。

熨烫衣服也很辛苦。旧式的熨斗那么大，是生铁打的。云南不是烧木炭吗？炭火就在熨斗里面烧。她让我们俩去烫衣服，说大学生别洗这个，太脏了。我们就去烫了。这个活儿干得很短。我们第一天晚上烫，第二天右手都肿了，都抬不起来了，但还得咬着牙干。反正时间很短。

后来，这位护士长又找我们，她说：这个你们也别干了，你们去给范教授刻蜡版吧——范教授当时很困难，他讲课的讲义是用蜡版油印刻写的——而且干这个工作也不用每天跑，你们拿回学校，三天多少工作量，你们三天一定要刻完，回来给我交卷。我们两个就去刻蜡版了。

访谈人：那你们字写得还不错，还练过字吧？

郝诒纯：我的小学教育是很严的，大楷、小楷都练过。

访谈人：还干过其他什么活儿？除了这个。

郝诒纯：这是最早干的活儿，刻蜡版我们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访谈人：也给其他人刻？

郝诒纯：反正都是从范教授那里拿的，都是医学方面的，有没有其他教授的我就不知道了。他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刻多少，计量给钱。

访谈人：生活是这么艰苦，而且还要躲警报。

郝诒纯：我们去的时候，一直被轰炸。那个时候昆明当地的学生、学校都疏散到呈贡乡下去了，所以联大的学生住的都是他们腾出来的空房子。

访谈人：人家嫌危险，不住了，你们住。

郝诒纯：对，我们住。一直是轰炸的，1939 年、1940 年轰炸得最厉害。早晨天不亮，那个时候叫“拉警报”，拉警报那个声音就跟现在抓囚犯的车的那个声音似的。一放警报，我们就得赶快起来跑。

访谈人：有没有亲眼看见炸死人什么的？

郝诒纯：当然有了。炸完以后，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有的时候炸掉的胳膊、腿都挂在树上之类的。我们跑得很远，有的老百姓就跑不动了，拖家带口的。我们学校死过几个学生，但是很少，因为我们都没有家累，反正警报来了，赶快就跑。

炸完以后，回来，没电，伙房也做不出饭来，我们就饿着肚子。在我们学校北门外边有一个卖大饼的，后来他就发了财。他做大批的饼，跑警报的人回来以后，他就在那儿卖。我们就第一天买好了饼，放在一个布袋里面，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贵重东西什么的都放在这个布袋里，搁在枕头底下。警报一放，赶快起来，把铺盖卷一卷，拿着这个小布袋，就赶快往外跑。我们是双层床，铺盖要放在床底下，不然就把铺盖炸没了。

中饭一般在外面吃。那里有白酒，一小罐一小罐的。没什么东西吃，中午我们常常就买白酒吃，吃上两罐。

访谈人：当时很多学生在茶馆里看书，您喜欢在哪里看书呢？

郝诒纯：我们也在茶馆里看书，打桥牌。这是我们联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时间是在图书馆看书，还有就是在宿舍里坐在床上看书。

访谈人：在那种情况下，联大的学校生活还是很活跃的。您热爱打篮球是吧？

郝诒纯：是。我篮球、排球都是校队的。

访谈人：在联大，你们到哪儿找球场，怎么打呢？

郝诒纯：有球场啊，学校还没有球场？但是球场是很简陋的，底下都是沙子。排球你要救球，一搓，手掌这里全烂了，搓得都流血了。

访谈人：当时还有篮球队，说明女同学们还是很爱好运动的。

郝诒纯：联大培养通才，德智体全面培养。这一点我觉得学校还是做得不错的。

西南联大地学系学生野外实习

访谈人：您从那个时候就爱好体育，而且学校重视体育，这对您今后的科学工作，特别是地质工作，有很大的作用吧？

郝诒纯：最主要的一个是体力，一个是意志，还有机智勇敢。打球你要赢人家，不能退缩，总得拼搏。我从小学、中学就爱好运动。我的小学是北平的师范大学附小，就是现在的师大附小，初中是附中。

访谈人：打篮球您打什么位置？

郝诒纯：我是打后卫的，一直都打后卫。

访谈人：还爱好什么运动？

郝诒纯：反正差不多运动我都参与了。学校有田径之类的，我也参加。

访谈人：就是说，那时候尽管被轰炸，尽管条件恶劣，可是体育方面的训练是没有松懈的。

郝诒纯：轰炸的时候可没办法打球。跑警报也是锻炼，一跑出去十好几里地，然后还要跑回来。

访谈人：当时联大校内的学生社团很活跃，您有没有参与指导工作?

郝诒纯：我一到云南就搞昆明的民先，我是党支部的委员，那时候就没怎么管学校的社团。后来昆明的民先也解散了，我们就回到学校。学校的民先也解散了，据说也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郑伯克可能知道。我们就在联大成立了“群社”，群社就代替了民先。

访谈人：群社做些什么事？

郝诒纯：群社组织学生的各种文娱活动，进行思想教育。好比说那个时候重庆有《新华日报》，我们就跟北门书店联系，订报纸，取回来，给同学传着看。

访谈人：是不是也到工厂和部队去做些工作？

郝诒纯：下乡宣传。云南的部队可不允许我们去做工作。那时候龙云的部队掌握在龙大和龙三的手里。龙大是比较开明的，他是德国留学生，龙三整个是一个地头蛇，所以部队的工作不太好做。主要是下乡宣传，那时候呈贡、宜良、路南什么都去了。

访谈人：是不是去给农民唱歌，讲抗日？

郝诒纯：对，还唱云南的“花灯”。

访谈人：唱过哪些，还记得吗？

郝诒纯：就是抗战歌曲，“花灯”也没名字。

访谈人：是不是还写歌，《插秧谣》之类的？

郝诒纯：对。

访谈人：您能不能再讲讲联大的师生关系，比如跟您比较密切的老师的关系。

郝诒纯：师生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不太过问政治的老师，一般他们比较爱惜学生。反正你是我的学生，我就千方百计地培养你，希望你将来有所成就。他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学生培养好。

访谈人：不管他过问不过问政治，在育人这方面是很认真的。

郝诒纯：很认真，很执着的。那时候，教授的生活也很艰苦。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前面提到的那个袁教授，他大概有五个孩子。到了冬天，他的孩子没有冬衣穿。我们几个研究生虽然收入也很微薄，维持生活也很困难，但我们还凑了钱买了毛线给他送去，让他的夫人赶快给孩子织上毛衣。他坚决不要，我们送了三次才送去。

访谈人：有没有值得跟我们讲一讲的女性？我总觉得，在共赴国难的那么一个群体当中，那些女性肯定跟社会上一般的女性是不同的。就像您一样，还有您的那些同学、那些女老师和那些教授的夫人们，她们也承受了很多，是不是这样？

郝诒纯：像我们地学系，就没有一个女老师，除了助教导师以外。

访谈人：女学生也就是您，好多人都退了。

郝诒纯：对。还有许冀闽，你认识吗？还有学地理的。学地质的就剩了我跟一个叫竹淑贞的。

访谈人：教授夫人们也承受了很多，原来在北平的生活起码还是高薪，还很优越，但是她们还是承受这一切。

郝诒纯：那是。她们也是很爱国的，为了子女，她们子女都比较多，为了丈夫。

访谈人：您在地学系学习，几乎是一枝独秀了。您当年一定很漂亮，很有魅力，性格又吸引人，有主见，体育方面也好。我想您肯定遇到过情感方面的事，能跟我们讲一讲吗？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郝诒纯：联大的风气，男女交往是非常自由的，没有谁要逼谁、谁强迫谁这种问题。也可以有一段时间走得比较近，但是觉得不太合适，说开了也就说开了。

访谈人：还是好朋友。要不然，整天和那么多男生在一起都成冤家了。

郝诒纯：还是好朋友。我的情况是这样，我在天津的时候，就跟我现在的爱人黄元镇一起做天津的地下工作。后来，党让我们转移的时候，我们俩又是一起转移到昆明去的，所以我一直跟他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是老同志的关系，所以人家看我们两个人……

访谈人：形影不离的。

郝诒纯：也没有形影不离。他在工学院，我在理学院，人家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原来就比较好。那个时候的同学，我觉得都还比较理智，一看你们两个人已经好了不短的时间了，干吗去插足啊？再有就是，我到了联大以后，是以进步学生的面貌出现的，还当了两届学生会主席，所以一般家境好的公子哥这样的同学也不敢找我，他怕……

像我们地学系，就没有一个女老师，除了助教导师以外。

访谈人：您是革命的。

郝诒纯：对。确实有不少同学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多半还是经常在一起的、思想上都合得来的进步的同学。进步的同学就无所谓了，合则来，不合则去。说开了就说开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麻烦。

访谈人：很豁达。您能不能总结一下，当时的女性和现在的女性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郝诒纯：这我就不好说了。现在的女性也有各种类型的，比我们强的也有很多。但是，可能还是在知识界，那时候我们勇敢、坚定、敢于拼搏、吃苦耐劳，我觉得比现在一般的知识女性要强得多。

访谈人：还有奉献。

郝诒纯：现在的绝大多数，越是女孩子，越不能吃苦。那时候我们独立自主的意识确实比现在的女孩子要强。

访谈人：郝老师，您去年获了一个很有名的地质学奖，能给我们讲讲吗？

郝诒纯：我去年获了两个奖。一个是“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李四光是国内外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他去世的时候把他有生以来全部的稿费都捐出来了。他这么一捐，他的学生也凑了一些钱，大家一起捐，就有了一笔李四光科学技术的奖励基金。

这是我得的一个荣誉奖。为什么是荣誉奖？因为基金花了那么多年，后来银行的利息又很低，老不增值，越花越少，所以，像我就得了荣誉奖。荣誉奖是不给奖金的，就是给你一个荣誉。要是已经是院士了，就可以申请这个奖，一般一定是可以得的，但是得的是不要奖金的奖，就是荣誉奖。

访谈人：是奖整个成就，还是某一项研究？

郝诒纯：就是地质方面的成就，针对所有地质学科。我是学校推荐的，我从来不去主动申请这些奖。学校推荐我去，介绍我去，我就去了。

访谈人：还有一个奖。

郝诒纯：那个是香港设的，叫“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只要是自然科学的都可以奖。

访谈人：郝老师，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西南联大的意义？

郝诒纯：我想说，西南联大的精神应该永远发扬光大，虽然西南联大的学子已经后继无人了——它就是那八年有人，八年以后已经后继无人了。现在我们的校友，最年轻的至少有 70 岁，而且这里面还包括当时西南联大附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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