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这辈子干过最难的事是什么吗？”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1979 年出生的莱亚·乌皮在阿尔巴尼亚长大，一个拥有独特历史又鲜为外人知的东欧国家。那些年，那里的人们怀揣着乌托邦理想，外人几乎无法访问，而生活于其中的人几乎无法离开。它是一个物质匮乏、买东西需要排队的地方，一个充满秘密和不可说的地方。对莱亚而言，那里是家，邻里之间互助，长辈期待孩子们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那里有她的共同体和希望。

在 1990 年 12 月，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年，一切都变了。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可以自由投票、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但是，工厂关闭，工作机会消失，许多人乘坐拥挤的船只逃往意大利，最后又被送回。掠夺性的金字塔骗局最终使这个国家破产，导致暴力冲突。当一代人的宏愿变成另一代人的幻觉，家族的秘密被揭露，莱亚开始追寻自由的真正含义。

《在阿尔巴尼亚长大》是莱亚的回忆录。经“后浪”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第十八章《结构性改革》分享给读者。

11 月一个早晨，寒风怒号，出门上班前，爸爸对我说：“你知道我这辈子干过最难的事是什么吗？”他站在客厅里紧闭的窗帘前，一边听着窗框给漏进来的风摇得咯咯响，一边搅着杯中的咖啡。

“是你不想让我知道咱家跟乌皮总理的关系，不得不跟我说谎那次？”我问道，“一定挺为难的吧。”

他摇摇头。

“等一下，我知道了，”我说，“还记得吗？那会儿我盼着能弄张恩维尔·霍查的照片摆在书架上。你跟我说需要配上档次的相框，等有了相框再说。我差点就相信了。”我咯咯笑起来。

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垮台五年了，以前的生活片段变成了家庭趣闻。忆起的旧事是荒谬、好笑，还是痛苦，或者三者兼有，其实都不重要了。我们常在吃饭时笑说前事，就像在沉船事故中逃过一难的醉酒水手，喜欢向彼此炫耀伤口。爸爸说笑得最多，总是在打趣，以至于很难从语气中推测他是当真，还是想逗我们。在生命中的某一刻，他突然明白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生存方式。用起反讽他乐此不疲，见我和弟弟模仿，常常乐不可支。

“要不就是那次我……”

“世界不是总围着你转的，小太阳。”他硬生生打断了我。跟平时不一样，他不是在开玩笑。

最近他升职为港务局长。这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在亚得里亚海地区也位居前列。我们家安装了座机，他每天早上头一件事，就是给港务局打电话。他担心风暴中渡轮无法进港，吊车有倾覆的危险，海关前会排起长队。他经营植物出口公司的两年中，通过降低成本、削减外债达成了斐然的业绩。上层的人一定觉得他能担起更大的责任了。他的薪水涨了，每天早上专职司机开着奔驰来接他上班，不过为了能入眠，晚上要吞服两倍的安定。

我又猜了几次，一直在纠正自己回答的口吻。是他六七岁时目睹警察踢他妈妈便扑上去保护的那次，还是家人遭遣送，他不得不送走小狗的那次？抑或是他第一次见到刑满释放的父亲，纳闷这陌生人为何要住进家里的时候？要不就是怀疑朋友是暗探的那次？他摇了摇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小咖啡杯的杯底，似乎希望那浓黑的液体能冲刷掉他更黑暗的思绪。

“是这个。”他说道，一边慢慢扯动窗帘，现出聚集在花园里的二三十个吉卜赛女人。有几个背着学步的孩子，其余则坐在地上给孩子喂奶。大门外挤着更多人，脸都紧贴着金属栅栏，像监狱门后冻僵的囚犯。她们见到站在窗帘背后的爸爸，院子里立刻一阵骚动。所有人都指着我家窗口高声嚷道：“那儿，他在那儿！他起来了！就要出来了！”

爸爸拉上窗帘，坐到沙发上，伸手拿起哮喘泵，深吸了几口。他的手一直在抖。为了治疗儿时患的哮喘病，他长期服用抗组胺药物，这导致他的手总是颤抖。但这会儿他手抖得比平时厉害了。

他缓了会儿才说：“他们在港口做工。知道我们叫他们什么吗？结构性改革。”

他强忍内心的痛苦，但脸庞还是扭曲的，就像即将登台的演员被化妆间的门夹住了手。自到海港上任后，他就一直在与范·德·伯格这类外国专家谈判，讨论世界银行所谓“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同其他国企一样，海港也在亏损，被勒令降低成本。这一次没人承诺不会裁员。专家绘出了所谓“路线图”，第一步便是一系列下岗举措，主要针对低技能员工。在海港工作的吉卜赛人有好几百个：货物装卸工、清洁工、货物运输工、仓库操作工。这些人都得解雇，负责人是爸爸。

这些港口工人听说要丢工作，开始一大早便跑到我家外面，耐心等着爸爸出门。起初也就四五个人，可随着结构性改革的消息传开，更多人聚集过来。他们等在院子里，见爸爸走出屋门，便冲他喊叫，求他重新考虑一下。“早上好，老板。您是好人，老板，别那么做啊，别听那些蛀虫的。”“是因为喝酒的事吗，老板？是因为这事吗？如果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明天就可以戒。如果您愿意，明儿我就戒酒，烟也能戒。这年头谁有钱买雷基酒啊？我已经少喝很多了，老板，真的少喝了，您知道的。”“没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老板，再让我干两年吧。我十三岁就在码头干活了。”“老板，我从不偷东西。您知道的，他们说吉卜赛人啥都偷，也许有人跟您说我偷仓库，可我一分钱都没偷过呀，老板。我以孩子的脑袋担保，我啥都没偷过。”“就让我干我的活吧。我喜欢这工作，虽然辛苦，可我喜欢。港口的人我都认得，港口就像我的家。我吃在这儿睡在这儿，啥事都在这儿。回家时孩子们都睡着了。”

他们在港口做工。知道我们叫他们什么吗？结构性改革。

那天早上，爸爸对我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出去面对他们，人每天都在增加。昨天，我又在办公室跟他们开了个会。我整天都在开会。先是跟世界银行，然后是跟那些专家，之后又跟世界银行。瞧瞧站在那儿的那些人，他们居然以为我能说了算，觉得我能做些啥，真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现如今规矩改了，做事的方式不同了，公司不是以前那样运营的。港口有些部门要私有化。总得有人去做，而这个人恰好是我。就算不是我，也得有别的什么人。不管是谁都无关紧要，反正得有人做。”

“你为什么得做呢？”我问道。

“我们不可能继续给他们都发工资了，”他说，“范·德·伯格说得搞现代化、省资金、买新设备。他说要换掉那些人，就好像他们是机器。淘汰掉旧机器，买来更快的。砰，就这样。我不知道该如何做。我又不是机器。倒希望我是机器，人家编好程序让我做。范·德·伯格说他们在玻利维亚就是这么做的。我又没去过玻利维亚。那些人甚至都不知道玻利维亚在哪里。玻利维亚就是这么做的，这话有意思吗？那又怎样？看看那些人，眼里都是泪，额头上都是汗。如果还有希望这东西，他们该分到一份。去窗户边，站那儿看一眼。他们说这叫结构性改革。哼，结构性改革。”

爸爸焦虑地从衣架上取下雨衣，摔上门离开了家。我照他的话做了，回到窗前，打开来倾听。他走进院子时，众人鸦雀无声。接着大门打开了，出现一个人，只有五岁孩子那么高，两手撑地一路跳过来，两条截过肢的大腿左右摇晃，像鱼尾巴。我认出他了，是齐库，那个在墓园门口乞讨的吉卜赛残疾人。

齐库笑着挥挥手，像是见到了老友。我从未注意到他不仅缺了两条腿，也没有了门牙。我以前从未见他笑过，那笑容很扭曲，几乎像是在做鬼脸。

“记得我吧，老板！”齐库大声道，“我同他们讲，说您心善，不会那么做的。从我这个瘸子身边经过时，您从来不会不给几个子儿的。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总会给点什么。我跟他们讲，您站在老百姓这边。我知道您不会让他们失望的。喜欢吉卜赛人，还喜欢瘸子的人不多，但您就是一位。我知道您喜欢。您从不让我没吃的没喝的。您不会让这些孩子饿肚子的。我跟他们讲您不会。您是好人，这我跟他们都说了。”

爸爸扭头寻找窗户，与我目光相会。小时候，他跟我讲，身有残疾不是齐库的错。他的表情此时在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把手伸进裤子的右边口袋，好像在摸零钱。可这次没摸到硬币，只掏出一条手帕擦了擦脸。齐库看见爸爸，便拖着身子靠到他脚边。“他哭了。”齐库扭头冲向众人，“看到了吗？他哭了，”他的手指一次次指向爸爸，“我同他们讲了，老板，我说您会尽力而为的。”“我们知道您是好人，老板，”其他人也开口了，“别开除我们，别听他们的。那些人只想自己赚大钱。您不想搞钱，想把钱分给穷人，不想自个儿留着。”两个奶孩子的女人一下子扑到他脚下，啜泣着求他保住自家男人的差事。孩子见妈妈哭，也哇哇哭起来。这哪里是在抗议，更像是哀悼亲人。没有愤怒，只有绝望。

“别在这儿，别在这儿，好不好？”爸爸以奄奄一息的口吻对齐库说，“这儿是我家。要是我……要是我……钱也不是我的。我倒是想让每个人都保住工作，可做决定的不是我。我是说……没错，是我拿主意，可这事……怎么说呢，不是我定的。”他自觉语无伦次，便试图整理思路，“你们看，”他转向众人，“这不像给齐库钱那么简单，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给了我们下岗比例，知道吗？你们得明白，这是有规定的。我们必须把市场经济搞起来，得沿着这条路走。做对了，大家日子都会好起来，这是为大家好。这是结构性改革。一切都得变，我们必须改变做事的方式，所以有的人就得走，都留下来是不可能的。不过要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有工作，日子会好起来的。然而，当下没得选择，大家都得做出牺牲，我们没办法，只能这么做，必须做。”

他们给了我们下岗比例，知道吗？

他跟上司保证会去做，但终究没有做到。他终究没有签字同意裁员。他反复强调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却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这事关政治，”他会说，“这是政治决策，我不过是执行者，是官僚。我只能拖延时间，却阻挡不了。”他整宿地盯着数据、表格、图表看，拼命想找到能既不解雇员工，又能降低成本的法子。可结果并不能让他释怀。他觉得有些难堪，甚至是羞愧，因为拿不出勇气去履行上面交给他的责任。他一辈子都尽心尽力地做事。奶奶曾教导我们，工作再无意义也要全力以赴，即便为何而做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做成什么样却是我们要承担的。他无法承认自己分内事没做好。“快了，就快了。”他会这样说。

他找了副部长，接着又找了部长，最后找了总理。三位官员都重申了范·德·伯格的告诫。“结构性改革就像看牙医，你可以拖着不去，可拖得越久，疼得就越厉害。”可爸爸从来都不想当什么牙医，他想当的不是如今这个角色。至于想当什么，他一直没机会弄清楚。在心底，他依旧是个异见分子，对资本主义甚为不满，从不认同如今迫于压力必须施行的规则。他憎恨一切形式的权威，可如今却代表着权威，这让他厌恶自己的角色。他不愿为结构性改革背书，也不想阻挠。他痛恨毁了人们的生活，也不想将这脏活推给他人。

升职之初爸爸甚是骄傲。多年来，他不得不仰赖上司的好意，一辈子靠他们的怜悯过活。如今有了新职位，以为这下能做自己的主了，他备加珍惜。可没多久他便意识到，自主是有限的，并没有想象中那般自由。他盼着能改变些什么，却发现留给他做的极为有限。在人们弄明白这世界的样子前，它早已有了确定的模样。道德律令与个人信念的力量微乎其微。他发现，尽管无人命令他要说什么、去哪里，但他需要说些什么、去到某处，而在此之前根本无暇去考虑这样做的好处，掂量自己要付出的代价。过去，遇到两难的境地，无法完成任务时，他就会埋怨制度。如今不同了，制度变了。他没有试图阻止变化，而是欢迎变化、鼓励变化。

或许也不吧。爸爸与许多同龄人都以为，要是一个人怎么想、做什么、去哪里都要听命于人，也就丧失了自由。很快他便意识到，强制未必总是那样直接。过去的制度让他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能去犯错并从中吸取教训，无法按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剥夺那些在海港工作、命运全由他决定的人这个机会。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这他也能理解。他不希望这个世界总是这样：在这里，团结会遭到破坏，唯有适者才能生存，某些人的成功以其他人的希望破灭为代价。妈妈认为，人天生就是相互倾轧的；可爸爸不同，他相信，每个人心底都存有善念，善未能萌发，只是因为人身处不合适的社会。

然而，他又说不出哪些社会才是合适的。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地方适合善意生长吗？他举不出例子来。他不相信宏大的理论。“歇歇吧，别讲什么大道理了！”他常常这样告诫我。伴他成长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和苏联电影，它们解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正义是如何降临的，以及自由是怎样实现的。他赞赏这些作品的创作意图，对它们所开出的药方却不肯欣然认同。他期望看到的世界始终与他身处的世界迥然不同。每当他留意到某反抗现状的运动兴起时，便满怀希望。可一旦运动成形，有了领袖和条条框框，变成了什么正向的东西，不再是为了否弃某些东西而存在，他便会失去信心。他明白凡事皆有代价，但并未做好准备去接受这种代价。他欣赏的是虚无主义者与叛逆者，那些男人和女人一辈子都谴责自己所身处的世界，却不会投身于任何替代方案。

唯有适者才能生存，某些人的成功以其他人的希望破灭为代价。

谈到结构性改革，当有人质问，为何要做如此决定时，爸爸的同僚会玩世不恭地说：“土耳其人来了，我们没死掉；法西斯和纳粹来了，我们没死掉；苏联打压我们，我们还是没死掉；如今世界银行来了，我们同样死不掉。”他害怕自己忘却活下来所付出的代价。如今他安全了。如今，我们家再也不用害怕会被杀害、囚禁或遣送，他却开始担心自己很快便会记不起那种早晨醒来，惶然不知这一天会有什么降临的感觉。他努力回想港口所有员工的姓名，即便有好几百人。“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就会忘了他们的生命，”他说，“他们不再是人，而变成了数字。他们的祈盼、他们的恐惧，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只会记住规则，而不是规则约束下的人；只会想到命令，而不去思考命令的目的。告发学生家长时，骡子大约就是这么想的；抄起刑具时，哈基大约也是这么一遍遍对自己说的。”

单单是想到自己变得和他们一样，冷漠无情地按规则行事，爸爸就会彻夜无眠。他并不认同范·德·伯格的观点，说转型一旦完成，事事便能得到妥善解决。他知道像市场经济那样的东西是必要的，但从未深入思考该采取哪种形式。与很多同龄人一样，他更关注思想自由、抗议的权利、按道德良知生活的可能性。

即便他接受了那套理论，也认同了已为众人接受的事实，他仍然怕自己相信过了头。他见过太多理论先行的人。他知道一个人可能会出于好意而伤害他人。理想如今换了副面孔，也许称之为理想都有夸大之嫌，顶多是审慎的规划。但规划还需要人的参与来使之变成现实。在过去，他一直是无辜之人，是受害者。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加害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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