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近期改版。我们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顺祝阅读愉快。
新知
女性主义者是否能迈入婚姻与家庭？如何打造一个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双职工家庭如何带孩子？异性恋婚姻和性别平等是否可以兼容？
两位女性主义学者——沈洋与蒋莱，带领你一起探寻生育这个黑箱。
本书不仅是一份对中国都市妈妈生活状态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多元角色的深入思考。通过这些妈妈的故事，读者得以一窥她们在欢笑与泪水、坚持与妥协中的真实生活，感受她们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性别环境下，如何面对生育的决策和母职实践的考验。
以下是我们摘录的《事业女性与全职爸爸》部分，已经得到北京贝贝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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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时值最新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冲击上海。一个平常工作日，大学法学老师、同时在校外担任兼职律师的仇臻娅去位于郊区的高校上课，突然收到通知，因学校出现核酸异常病例，所有师生就地驻扎，实施“7+7”隔离检测，至少须在办公室住上 14 天。与之同时，上海某科研机构副处长李佳莉已每天带着洗漱包上班。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同事和职工遭遇突发性封控，被关在小区内；另一边，单位收到市级机构求助，恳请安排研究所内的研究生前往大型核酸集中检测点协助抗疫。这两边双向夹击，大大增加了李佳莉的工作量，并让她做好了随时封在单位，回不了家的准备。仇臻娅和李佳莉都是二孩之母。臻娅的大女儿去年中学毕业， 在全球疫情未消的时代洪流下“逆行”前往美国西海岸就读寄宿高中，现在反而是最不用担心的；小学三年级的小儿子又开始了这届儿童不陌生的居家学习和“空中课堂”。幸好家里有全职爸爸坐镇， 臻娅索性既来之则安之，一边上网课一边报名了校园志愿者工作。佳莉的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三年级，一个还在幼儿园大班，这年纪下无法上学的男孩子们在家里会掀起的巨量家务和情感劳动，光想想就头痛。双方父母都在老家，已经进不来上海，一切只能交给全职在家的爸爸。佳莉不得不承认，这种非常时期，全职爸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 2017 年我们第一次访谈二孩妈妈们时，为了充分了解女性在母亲角色和职场角色交织下的纠结，我们刻意在职业女性当中寻找已经生育两个孩子的受访者。访谈中屡屡触及全职妈妈是否—— 或是曾经或是未来——会成为她们的一个选择？大多数妈妈也确实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全职爸爸则是一个完全在选择之外的概念——大多数爸爸都有一份看起来十分光鲜的职业，并十分自然地忙于工作，疏于育儿。就说本章提及的这两位二孩妈妈，当时仇臻娅的丈夫在外企任职，李佳莉的丈夫则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势，正热火朝天地和朋友联合创业。不过，几年后的续访得知， 两家的爸爸们居然都成为没有工作收入、生活以育儿和家庭为中心的全职爸爸。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二孩妈妈对此又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的？不禁引起我们极大的好奇。按部就班的前半生
回顾前半生的历程，仇臻娅和李佳莉都以为自己会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很难说是主动还是被动地选择，或是有意无意的力量，把她们推到了家庭中那个通常不属于女性的“顶梁柱”之位。仇臻娅是辽宁人，出生于 1975 年，是家里的老大。1979 年东北实施起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她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属于 “超生”。原生家庭为此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当时不仅遭到罚款，母亲还被单位开除。她说：“这还是找人情的结果，按照政策是要 ‘双开’的，那还怎么过？要说起来，我们那边的父母官还是比较 通人情的。”仇臻娅在外表上完全找不到那些常被贴在北方女性身 上的刻板印象。她个头十分娇小，留着一头中年女性少见的长卷发， 定期去美容院做保养的皮肤细洁柔亮，着装精致讲究，开口温言软 语，时不时就来一番自我解析：“你别看北方女生好像个性很突出、很开朗奔放似的，我们骨子里是非常传统 , 非常女性化、家庭化， 非常小鸟依人的。”尽管那个年代三孩家庭的日子不宽裕，但臻娅却打心眼里喜欢多子女的家庭。从小她和弟妹互相帮衬，如今她也会经常想着弟妹的生活和发展，替他们操心安排。她怀念和兄弟姐妹一块儿长大的快乐，感到身为大姐锻炼了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心。如今有弟弟在老家陪着父母，这也让她放心。她说：有一年我妈病了，我妹妹在北京，我在上海，我弟弟跟我妈在一起，我弟弟和我弟媳妇就全搞定了，帮了特别大的忙。如果说就我一个的话我是不是得回去吧，我要不回去的话她得怎么办，对吧？所以多生几个好呀，哈哈……其实如果可以我还想再生呢！说这话时，臻娅的二宝才 4 岁，是她以 38 岁的高龄在美国访学时生的。受高中政治老师的影响，臻娅大学选了法律专业，毕业后考到上海读研，顺顺当当留校做老师。她是一个规划感特别强的金牛座，在单位站稳脚跟后，27 岁结婚，28 岁买房，29 岁怀孕，初为人母。理论上，像仇臻娅这样 30 岁才初次生育的高学历女性，和通常想象中的二孩妈妈形象很不相符。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女性生命节奏中的婚育时点一度备受社会舆论关注，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就是“剩女”一词的甚嚣尘上、广为流行。据长期观察“剩女歧视” 现象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者陈亚亚考证，“剩女”通常指 27 岁以上尚未结婚的女性，带有贬义。这个词是怎么出现并逐渐成为热词的，如今很难清楚溯源，但它大概是在 2006 年时就已在网上相当流行。2007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 第一次收录了“剩女”；全国妇联官网也在同期提出“剩女”问题。[55] 主流舆论都视“剩女”为一种新出现的、急需解决的社会现象。而解决方案就是帮她们去结婚。为什么女性过了 27 岁不结婚，会成为一个可以在街头巷尾、报纸、杂志、文娱影视等各种媒介上议论纷纷、口诛笔伐的社会问题？微博名医、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张羽和著名播 客节目“随机波动”的一次交流中，提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观点—— “最佳育龄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并非被社会大众广义接纳的常识，只要搜索“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我们会看到大量这样的标题：专家：女性 22—28 岁生育最佳，你打算什么时候生？院士说：25—28 岁是生育的最好年龄，真不是骗你生孩子女性 22—28 岁生育最佳，28 岁以后生育机能衰退。女性 22 到 28 岁生育最佳，育龄期夫妻最好在 25—28 岁科学备孕。张羽医生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最佳生育年龄有绝对的门槛，就是 21—30 岁。但是我们能够按照医生的教科书去生活吗？不可能。然而科学概念流传到社会大众层面，最佳育龄范围不仅被限定得更严格更精细，甚至可能成为推波助澜的社会力量：是不是因为 28 岁被认为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上限，于是相应的，27 岁就成了最佳婚龄的上限？难道“剩女”的称法和定义，正由此而来？当然，一种社会认知的建立过程绝不会如此简单、如此功利， 甚至，如此“鸡贼”。但无法否认的是，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多年间， “剩女”这个称呼对中国女性造成的婚嫁舆论压力一度十分严重， 围绕于此的“逼婚”文化和“反剩女”歧视运动都在网络上下引发 过一次次热搜和争议，直到 2017 年 7 月 27 日，《中国妇女报》发布的性别歧视类禁用词中，“剩女”赫然在列，标志着在这一个议 题上社会心理的转折，同时也带动了舆论场的反转和社会现状的改 变。2007—2017 年，历史中不过匆忙一瞬，但在我们聚焦的 70 后、 80 后女性中，这段时间恰恰是她们的婚育年龄段，社会文化的冲击在所难免。30 岁前的李佳莉，一直有点恨嫁。多年后回忆起来，当相亲认识、交往不久的男友和她母亲提出结婚安排时，她有点蒙，但似乎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而最高兴的是一向疼爱她的父亲：宝贝女儿终于要出嫁了。对此，在佳莉看来，这既有她们山东人的传统心理，也因为她虽身为学霸、在学业和职业上都成绩斐然，但内心其实从不抵触做个“小媳妇”，她把这概括为“听话”。她回忆道：爸爸是工厂里的工人，妈妈是小学老师，还有个弟弟。家里并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现象，很重视教育，鼓励我们多读书。我爸爸脾气很好，从不抱怨，从来不会指责我们……原生家庭是很幸福的，所以从没想过有别的形式的家庭关系。像我们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现在也是在体制内的单位工作， 我感觉思想都太过于传统了。包括自己从小到大的这一路成长， 非常听话，很重视家庭。如果家庭需要你扮演一个小媳妇，我是希望这样的。长那么大，我♘跟我丈夫私下吵过架，在家里人面前不太会跟丈夫起冲突。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我都不是愿意去掌控和提要求的，我会愿意去配合别人。李佳莉研究生毕业前一年的年末就签约了一家台湾半导体公司，不料次年 5 月公司本部发生事故，和所有的大陆毕业生都解除了协议。她是学生干部、校优秀毕业生，和团委的老师熟。老师说上海的一个科研系统正好来招人，问佳莉要不要去试试。她想着上海挺好的，就来面试了，当场被单位看中，直接留下来工作。从一个工科毕业生成长为专职行政人员，在办公室、党办、外事、领导秘书等各个岗位都锻炼过，35 岁时获提拔成为副处长，前途大好。佳莉和丈夫是相亲认识的，两人同为山东老乡。她老家在最东边的沿海城市威海，丈夫王鹏老家则是最西边毗邻河北的聊城，分属“齐”“鲁”两国，符合山东人都懂的梗——“跨国婚姻”。起初最吸引她的，一个是王鹏高高大大的身材，符合她对男友身高的期待；另一个就是在上海市区工作听多了吴侬软语，王鹏那一口北方味的普通话令她倍感亲切。一直到共同生活、养育孩子，和双方家庭不得不建立起紧密、深入的联系之后，地域文化、家庭熏陶和处世方式的差异才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在两人的关系中。不一致的二孩观
同为二孩家庭，仇臻娅和李佳莉的相似之处，一是两人都是在北方出生、长大，来南方求学、发展、事业有成的女性；二是初始学历都是硕士研究生，仇臻娅后来还在职完成了博士学业，而她们的丈夫都是本科学历，教育背景属于“女高男低”；三是在二孩意向上，她俩恰好都与配偶有分歧，这个决策过程颇为艰难，二孩来之不易。只不过在仇臻娅家，是她执意生二孩；而在李佳莉家则相反，如果不是丈夫王鹏坚持，二孩不会出生。
自认为有着深重东北人内核的仇臻娅择偶时有意避开了老乡。养育了三个孩子的原生家庭留给她许多温暖记忆，父母和周遭亲戚大都履行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式传统性别分工，主外的男人回家好喝酒，主内的女人即使特别传统顺从，小打小闹仍免不了，这些印记也令她难忘。她的丈夫是她在英语培训班上认识的，比她大两岁，是四川人，有着鲜明的川蜀气质，信奉“小富即安”，享受生活。最初，丈夫在外企做销售，赶上年景好，做了几个大单赚了些钱，他们买了套小三房的婚房。生了女儿后，婆婆来帮忙，臻娅才发现丈夫算得上是个“妈宝”：每天不管多晚下班，婆婆一定不睡觉地等丈夫，丈夫回家后也一定要和老妈聊上几句。婆媳之间出现分歧矛盾时，丈夫从不站在她这一边。外企工作压力大，丈夫感到累，会辞职休息一段时间，钓鱼、会友，发觉钱快花完了就再去找份工作。初为家长，臻娅照书育女，凡事亲力亲为。她觉得私立教育质量好，女儿从幼儿园起就上的私立机构，一天公立学校都没读过。同时期丈夫的父亲角色意识发展就明显滞缓。她说：生完第一个小孩时候，他还没有学会做爸爸，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每天所有的日程规划以自己为中心，都没有把我们规划进去，我们绝对不是主角……仇臻娅一直想生二孩，但丈夫不同意，婆婆向着丈夫，也不同意。丈夫不想增加生活的负担和压力，多一个人，现在住的房子就嫌小了。女儿一路私立学校的学费也不便宜，再生一个，总不能读公立吧？两口子的收入，养一个孩子，怎么都够，再来一个，赚钱压力肉眼可见地噌噌往上升。婆婆也不想宝贝儿子辛苦，四川人没有养儿抱孙子的执念，他们觉得维持现状挺好的。臻娅不死心，做了许多努力：动员多位朋友来说服丈夫；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放到能显著增加收入的兼职律师工作上；请了全职阿姨料理家里所有的家务，等等。她和丈夫双双出自“非独”家庭，不符合当时的“双独”“单独”二孩政策，眼看年龄不等人， 2013 年她以 38 岁高龄赴美访学，率领全家同行，进行了一趟跨洋生子之旅。她说：评副教授之后，我就酝酿生二宝。但其实我家丈夫一直不同意，我们也不满足生二孩的政策，不能在国内生，所以♘能到国外生。后来就是刚好可以访学，我就说我们一家都去，因为在外企找工作很方便，他就辞职了。在美国生育了二孩，结束访学回国后，丈夫重新找一家外企上班，臻娅则把工作重心放到律所的工作上。
李佳莉和王鹏谈恋爱时，她第一次见到王鹏的母亲，对方就向她强调，儿子是独生子，以后家当都是儿子的。后来她才搞明白， 王鹏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她们对父母都很好，体贴老人，关照唯一的兄弟，但都是在家庭财产继承的名义上不被承认的女儿。许多大家庭汇聚的场合，无论是桌上的菜，还是家里的财物，婆婆会自然而然地强调，一切都紧着儿子，一切都应该先照顾王家唯一的继承人。女儿们和他们的配偶们、第三代孙辈们，对此似乎都接受得理所当然。只有佳莉每遇此景，仍会感到不习惯。同为山东人， 这样的景象在她长大的家庭里从未出现过。集全家人万千宠爱于一身长大的王鹏，自视很高，人也聪明麻利，有大男子主义特质。他比佳莉小两岁，学历低一个层级，却在两人的关系中占据主导位置。那还是在结婚前，有一次去王鹏家做客，佳莉不习惯坐在那里看别人忙，因为在她家里从来不会发生让一个家庭成员在厨房忙而其他人在外等着吃饭的场景，一定是一块儿忙乎、一同坐下才开始进餐。于是，她去厨房帮忙，做着做着就变成厨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忙碌，其他人都已在桌边坐下，等着她端饭上菜。她说：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觉得很奇怪，但是没有多想， 我是个不太会多想的人，想得太少，想事情总会向一个好的方向去想。这事还跟朋友说了一下，朋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她也不好说不好，因为不想影响我们的关系。不久后，在一次出差途中，王鹏突然打来电话，说和父母都商量好了，她一回来就去领证结婚。佳莉心里似乎不那么确定，但又说不出拒绝的话，毕竟自己已经 30 岁了，王鹏是她相亲经历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任。两人关系还算和谐，佳莉看出了王鹏是要做主的脾气，碰上什么事儿问她意见，她会认真考虑和给出看法，但绕完一圈王鹏每次实施的都是他自己最初的想法。佳莉工作忙，经常加班，平时为人处事也一向平和，她渐渐也就接受了和王鹏这样的相处方式。第一次爆发冲突是大宝出生后几个月，公公婆婆来帮忙， 抱上孙子的婆婆很激动，也很疼爱孩子，然而在养育孩子的方式上， 婆婆的掌控欲和强势性格毕露无遗。佳莉这才看出王鹏的脾气和他母亲很相似。她回忆道：
孩子当时已经拉肚子五天了，我觉得应该带他去医院看了。婆婆就觉得孩子不要去医院，认为去医院就是折腾孩子。我查了育儿书，上网检索了许多信息，还咨询了医生朋友，跟婆婆讲道理。她却认为是在挑衅她的权威，认为她是对的。你们说的和她不一致，她就要纠正你。其实之前的种种都无所谓，包括不让我给宝宝穿尿不湿，宝宝拉得满地都是、满床都是，我洗一遍再洗一遍我都无所谓。但是这第一次矛盾是因为孩子生病，我丈夫也不善沟通，直接给我的意思就是别说了，就是不准顶嘴。那时候他父母刚来，他对待他们像贵宾一样，在桌子下面狂踢我的腿，让我不要说话。后来怎么弄的？后来有亲戚来，是他家的亲戚，看到孩子纸尿裤都不穿的到处乱拉。起初亲戚顺着婆婆，也说拉肚子没关系的，但是听说拉了五六天了，立刻改口说那要送医院的， 要去医院看看。就这样，婆婆才不吭声了。她会听外人的，却不听自己家人的话。最后我们去了医院，我把尿不湿也带到了医院。在家里我会照顾到整个家庭，把委屈忍下来，出了门之后我才爆发的。回来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车到十字路口时我爆发了，和他大吵了一架。刚开始，王鹏不愿和自己父母起冲突，不许佳莉顶撞婆婆。但很快，王鹏和他母亲相似的性格特征在家庭中引发出源源不断 的矛盾和纷争，佳莉反而是经常劝架的那个。婆婆是关起门来的 “小慈禧太后”，大小事都要她说了算，认为子女孝顺就要听她的话；王鹏也是听不进意见，动辄逆反，一言不合就杠上，“我们家 就变成他俩老吵架”。佳莉工作忙，回到家常感觉气氛不对劲，王 鹏说和佳莉没关系，公公则能躲就躲，尽量不掺和矛盾。好几次， 母子俩吵得不欢而散，婆婆领着公公说走就走，立刻回老家，一 天都不多等。面对这样的情况，佳莉只好想各种办法应对。她的 父亲还没退休，所以只能母亲一个人来上海帮忙。老两口感情很 好，母亲在这儿待了一两个月就会惦记父亲，通电话时会难过得 掉眼泪。佳莉看了既感慨父母的关系好，又很惭愧由于自己的缘 故让父母老来分居。虽然婆婆不好相处，但她也只能盼着婆婆的 气消了，能再来上海。大宝三岁时，佳莉意外怀上了二孩。夫妇俩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要这个孩子。无论从夫妇两人的精力、父母的精力，还是从整个家庭在上海的情况来看，他们都觉得只生一个孩子是合适的。两边父母也不主张再要孩子，公婆已经有孙子了；佳莉的父母没办法经常来帮她带孩子，也知道佳莉家里时不时的鸡飞狗跳，劝佳莉别再生了。“但是，当突然有人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要的时候，我丈夫的想法变掉了。他突然意识到，咦，我还可以要哎！”接下来，两人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艰难讨论，王鹏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来劝服佳莉：他发动他们家里所有的人来劝我，就是当我跟他谈论到最后，他觉得：“好吧，我已经没有耐心跟你说，但是你既然有这么强烈的意愿不要，随便你吧，你来做这个决定，我也不管了。”我本来以为就结束了，后来发现他只是在我面前这么说， 其实是口是心非的，事后他又动用自己的家庭权力，我才知道原来他想要孩子的意愿这么强烈。那我就要考虑我要或不要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那我就想既然这样子，就算了吧。其实我是喜欢小孩的，我只是理性上分析，觉得不要更好，这么综合考虑下来还是要吧，虽然我知道要了可能更辛苦。最戏剧化的一次，佳莉已经坐上了去医院做人流手术的出租车， 途中接到办公室小姑娘的电话汇报工作，说起探望刚生了孩子的同事。小姑娘眉飞色舞地描述起小婴儿如何的可爱、动人。最终她打道回府，这通电话虽不能说是关键，但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后来佳莉在婚姻、育儿和家庭生活中遭遇到更多的困难，听说这个小姑娘曾背着她和其他相熟的同事哭着说，是自己害了佳莉。但佳莉不会想太多，并不介怀，因为小婴儿确实十分可爱、动人，尤其二宝是天生的戏精，表达能力一流，天生擅长体谅妈妈的需求。37 岁的佳莉休好二孩产假去上班时，同事说能看出来她整个人和过去不同了，变得更加柔软、放松、满足。不同步的职场路
从美国回来以后，仇臻娅的职业规划有了重大调整。之前，她遵奉传统职业观的召唤，视大学里的教职为工作主战场，专注教学和科研工作，打算一步步往学术阶梯上攀登，而兼职律师工作，对她来说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偶尔为之，或是朋友所托，或是与专业有关，可以积累实务经验。二宝出生后，经济负担成了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丈夫回国后，仍在外企找了一份年薪 20 多万的工作。臻娅提出要换大房子，这时候，上海房价已开始起飞，丈夫不赞同，婆婆也跟着不赞同；女儿琪琪准备升中学，臻娅的想法是直接上国际学校，以后去美国读高中、大学、研究生，且不说这一路往上的学费成本，用工薪家庭的收入标准来看简直高不可攀，光是眼前，国际学校一年 20 多万的开销，就足以令很多工薪家庭望而却步。说到钱，丈夫又不吭声了。臻娅或许有一些完美主义追求，如果哪天上课效果不佳，她会十分沮丧，一次开庭开得不好，她觉得自己会抑郁一个礼拜，翻来覆去琢磨如何改进。她理想中的自己，在家是好妈妈，在课堂上是好老师，在法庭上是好律师，当然，在亲密关系中，也是符合传统性别模式期待的好妻子。“原来我生完大宝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希望给丈夫更大的空间，让他去发展，我来支持他，我来带孩子， 让他来成长。但是成长好多年没成长起来，我就放弃了。我自己来成长。”出于经济考量，臻娅对在学校和律所投入的精力进行调整， 从 3∶7 调整为 7∶3，完成必要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后，她不再执着于升正教授，而是意图在司法的实务世界里大展拳脚：我就挂靠在朋友的律所里，开始是想着是不是加入到他们的团队里，但是我们这种高校里的老师，和他们专职律师还是不一样的：觉得自己是文化人，死要面子，在学校里学生都是捧着你的；出去之后，你得像销售一样，上面有领导，你是老板的团队成员。这种转变，也不是啪一下就能转变过来的。所以，我就想组建自己的团队。成为两孩之母的仇臻娅开启了人生新阶段的创业篇章。2015 年 6 月，她留了一个自己的研究生在律所工作，之前在她这里兼职的一位行政助理也把劳动关系转过来，这个三人团队的市场考验期只有半年。“压力很大，我也没有信心一定能成功。我就告诉她们，到年底不欠你们工资，我们这个团队就可以活下去；如果到时候发不出工资了，就解散，你们另找工作。你要给人家一个心理预期啊。”到了 12 月底的时候，房租、工资都没有问题，还发得出奖金，臻娅有信心了，那年她 40 岁。很快，她着手看房、买房，在女儿学校旁边，买下一套联排别墅，“就是围着孩子转啊，二宝以后肯定也读这个学校。如果没有二宝，如果不换房子，我也不会有这么强的动力。”臻娅跟丈夫说，首付、贷款，都不用他管；孩子们的学费，也是她来负责。次年她又招了两个助理，都是自己的研究生，毕业后留上海发展的。尽管在律师界见识过许多出色的女性， 她也从自身经历体会到律师是非常适合女性的职业，但招人的时候她还是倾向于要男生。“真的，还是男生好使。”李佳莉在单位工作踏实认真，倍受同事和领导的好评，职业阶梯稳扎稳打的同时，丈夫王鹏却逐渐与正常的职业路线渐行渐远。大学里王鹏学的法律专业，毕业后没进法律行业，而是做物流行业的工作。后来，他想跟朋友一起创业，但没创出什么名堂来。家族成员都很关心这个王家继承人。有亲戚在上海经营企业，叫他去那做事，就去了；工作没多久，有亲戚建议他去北京读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然而，书还没读完，又有声音说这边公司还是需要他，希望他回来。每一段经历，都不是王鹏自己决定的，他也都没有完完整整地走完全过程。“全部都是被安排的，安排到后来那个亲戚 的公司倒了，他自己找的工作，每段都做不长。”佳莉觉得王鹏脑子很机灵，只要有他自己想做的事，也非常有行动力。然而在职场上的角色转换，似乎始终没有完成。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工作中的委屈，经常抱怨。抱怨并不是全无道理，然而为这些缘故愤而辞职，佳莉只在自己丈夫身上见到过。“他只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像我们，我们会觉得，要做你需要的事情和家庭需要的事情，但是他只做他想做的事情。”王鹏和婆婆不开心的时候，婆婆也会抱怨儿子，到处跟人说儿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当佳莉跟公婆提出来，王鹏创业没成功， 中间还投了很多钱，从投入产出比来看是不行的，要么还是去上班吧。婆婆立刻跳起来维护儿子：“家里那么多事也要有人做啊，两个孩子也要有人带啊，王鹏这样挺好的，这样家里的事情就有人管了。”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老人帮忙，佳莉也没有精力去争执是非曲 直。渐渐地，王鹏不再从事任何有酬工作。他在老家城市缴社保，在上海，即使作为灵活就业人员，每月缴纳社保的这笔开支也不算小。其实佳莉在职位上有不少合作机构和社会资源，给王鹏介绍、安置个岗位完全是可能的，但她从没有做过这个尝试。“一家之主”还是“软饭硬吃”？
谁是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在仇臻娅看来，毫无疑问，当然是男主人。从两人在一起开始，钱就是丈夫管，她能感觉出来他很开心，婆婆也满意，因为是儿子掌控着这个家。李佳莉家也是丈夫管钱，她都不用想这个问题，因为无论王鹏是否有工作，家里的事都是他做主。
仇臻娅把 70% 的精力投放在律师工作后，她和丈夫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两人的经济模式变成了各管各，大宗消费都由她承担， 而丈夫的收入则由他自己保管。2017 年她又买了一套法拍房，产权只写了丈夫一个人的名字，在潜意识里，她已经在为未来的生活做安排。2019 年，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过世了，这时候二宝快要上小学，家里的钟点工，就改成住家阿姨。夫妻俩下班都很晚，女儿放学了还要去补习机构，家里经常只有阿姨和二宝。没过多久，二宝告诉爸妈，阿姨带他去棋牌室，让他在那里看电视、吃零食，而阿姨自己在那打麻将，这把臻娅和丈夫吓了一大跳。夫妻俩就商量，不能把孩子完全交给阿姨，要自己带，这就需要有一个人回家做全职家长。臻娅心里的盘算是让丈夫回家，现在丈夫一年的收入，她在一个案子上就能挣到；但这建议万万不能由她提出来，她说的是，“反正两个人要有一个回归家庭。我也同意回归的，因为我回归的话，学校的工作还可以继续，又不忙，就是放弃律所的工作”。后来丈夫主动说：“还是我回家吧，男孩子，爸爸带。”臻娅不是没有担心过，他会后悔或者因脱离社会而感到不舒服，也反复和丈夫确认，如果决定了，以后谁都不能拿这个决定来吵架或埋怨对方。刚辞职那半年，丈夫确有过不适应，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应该说，二宝出生后，爸爸带二宝比当年带老大那会儿确实增加了不少经验，晚熟的丈夫似乎终于融入为人家长的角色，也让 “全职爸爸”这个决策的生成显得顺其自然。家有全职爸爸，臻娅更在意也更强调丈夫的“一家之主”地位。她知道放弃工作的家庭成员需要安全感，家里又恢复到丈夫管钱的模式，她把账户上所有收入都转给丈夫，法拍房每月一万的房租也是丈夫收着，孩子们的学费都由丈夫去安排缴纳。臻娅会有意当着孩子们的面跟丈夫“讨要”零花钱，出了什么家庭纠纷，她也会刻意树立爸爸的权威，跟孩子们解释，父母只是分工不同，男人才是家里说了算的。尽管实际上，家庭的运转和全家人的发展方向，都在她这位“总设计师”的安排之下。“只有我自己的事情，我是一定要自己做主的，其他事情都是他做主。”佳莉说，家里的钱是王鹏管；假期去哪玩，无论怎么商量，最后都是听他的；老大起先喜欢踢足球，王鹏不赞成，硬生生把儿子变成棒球爱好者。为了培养孩子的棒球兴趣，王鹏肯花大量时间、精力研究；吃饭的时候看比赛；等孩子作业写完了，一块儿学棒球知识；一有空就去训练场，孩子培训课的时候他就在边上观摩；回到家他们还经常讨论。其实老大小时候王鹏带得很少，但自从他决定打造儿子的棒球特长后，他变得越来越爱带老大，有什么事都要抓着老大。不过除了棒球之外，不论是学校功课，还是其他兴趣培养，王鹏又都不管了，不但不管，还不赞成孩子学，为此又经常和佳莉吵架。王鹏的父母确实对儿子倾注了所有资源，几年前他们给王鹏几十万，王鹏说反正也买不起房，索性买了台进口车。近年来眼见着这个家完全要靠儿媳妇，公婆拿出最后的财力，佳莉再贷足了款， 买了单位旁边属于市区地段的两室老房子，出发点就是佳莉上班方便。工科生佳莉自己画模型图，把房子内部设计得还挺舒适，但两娃和两老住着还是嫌小的。孩子们大了好带了很多，王鹏又成了全职爸爸，老人们也就不常待在上海了。但因此需要小家庭自己承担的大量家务，也加重了他俩的负担。只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王鹏，实际上家里没有人叫得动他。从小的娇生惯养，也让他并不善于注 意和体察他人的需求。我问佳莉，王鹏这个状态算是“软饭硬吃” 吗？她几乎没犹豫便道：“算是吧。”她说：我感觉，他骨子里是大男子主义的自尊。我如果不在家，发消息跟他说个什么事情，让他去弄一下，他会做的，你直接表达他就不一定能够立刻（去做），他一定会跟你说等会儿，等会儿的意思就是我不干。哈哈，有的时候感觉像个大儿子一样。带三个儿子，但是大的还不听我的，小的两个倒是听我的。我有时候想说，我看看这辈子能不能指挥得动他去倒一次垃圾。不过，工作上，说实话，幸亏我丈夫是自由职业的状态， 到后面又是全职状态。我们家孩子有什么问题，生病送医院， 我很少请假。虽然有两个孩子，但是我很少请假。而且我们加班狂多，每到年底从 10 月份开始一直加班，我每天晚上都是 8 点以后走，几乎很少有 8 点以前回家的时候。去年下半年，10 月份之后一直到年底，每天都是他接好孩子，伺候孩子们吃饭， 督促他们写作业。佳莉总是习惯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同事中还有几位二孩妈妈， 因为孩子生病，不时需要请假，显然领导是介意的。佳莉作为副职领导，会和同侪互相关照帮忙，但内心这个时候不得不承认，职场妈妈遇事手忙脚乱，确实很难两边都兼顾好。而她家里因为有王鹏这个全职爸爸，碰上孩子感冒之类的小毛病，她从来都不用请假， 对她的工作也确实是很大的帮助。写在结尾
这两个全职爸爸二孩家庭，还有个共同点，就是两个孩子都随爸爸姓。这种情况当然是普遍的，但我们的受访者中，20% 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孩子随母姓。仇臻娅的姓比较少见，而丈夫姓陈，她觉得自己的姓太小众，不好，孩子们都随丈夫这个极平常的姓氏，容易取名字。李佳莉说她考虑了一下，对于传统又十分大男子主义的夫家来说，没有提二孩跟自己姓这个建议的必要，她不想自找麻烦。她也不是很在意这个姓，“以后可以告诉儿子，其实跟谁姓都可以，只是方便就让他们跟爸爸姓了”。而这个看似不起眼、实则意味深长的家庭决策，也从一个维度透露出“父职参与”这个议题的微妙 处境。“父亲赚钱、母亲照料”的经典亲职模式，覆盖了人类社会长期的时间跨度和广泛的地理空间。父亲的“传统角色”，是为家庭提供社会经济保障和有限的育儿指导。但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产领域，传统的亲职模式难以为继，儿童照料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鼓励父亲更多参与儿童照料的话语实践应运而生。在西方社会，这被称为“新父职”观念，引发了人们对新型父职的想象与讨论。区别于工业雇佣时代以来父亲为“面包赚取者”的经典形象，“新父职”围绕儿童养育和家庭职责注入了新 的要求，即兼顾工作与家庭，既能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又能积极参与家庭事务，为孩子提供情感关怀与生活照料。国内也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逐渐提升，甚至还涌现出不少 “全职奶爸”“家庭煮夫”。然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样一种家庭关系结构的转变和更新，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惯常语境下人们常常以“父职红利”作为“母职惩罚”的对偶表达，但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当职场环境和性别结构文化仍遵从于传统框架，父亲在家庭照料和育儿事务中的投入增加，带给男性的是和女性一样的“惩罚”而非“红利”。毕 竟，所谓“母职惩罚”概念的提出，背后已涉及工作领域秘而不宣的“理想雇员假设”，即没有家务负担的男性才是最优质的雇员。对于雇主而言，雇员的男性身份往往意味着工作时间长、精力高度集中、毫无后顾之忧地加班、出差，以及豁免于家庭照料的职责， 也就是仇臻娅口中的“好使”。同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男性作为父亲的角色被工作场域忽视和排斥。“新父职”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揭示的是当前男性参与育儿照料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有时表现为政策层面的缺陷与实施障碍。以目前已在全球四十余个国家实施的父母亲职假制度为例，父亲们普遍面临着休假比例低的问题。北欧国家历经四十多年建立起的目前最为完善并颇具弹性的父亲假政策体系也暴露出不足。研究显示，挪威的弹性陪产假制度反而强化了工作对于父亲的重要性以及母亲作为主要照料者的角色，父亲即便是在假期也往往难以拒绝工作的要求，这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将育儿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目前我国并未从国家层面明确设定陪产假制度，但可以从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查询到七天到三十天不等的相关规定。绝大多数地区的陪产假平均只有十五天左右，相关的条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也很少能够足额足量地落实。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影响着广大父亲们的育儿参与。有时，挑战表现为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中的刻板印象。男性较少参与育儿的传统观念影响着雇主的判断，休假的角色一般被留给母亲而非父亲。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经验表明，父亲较少能够申请到强制陪产假外的其他假期，可选择的低薪育儿假有可能被雇主视为过分的要求而予以拒绝。即使父亲们成功申请到陪产假，也会被用人单位视为“不务正业”，从而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在用人单位的逻辑里，孩子被视为一种“责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陪产假会促使父亲投入更多的时间在亲子互动上，必然导致在工作上时间和精力的不足。而在这一章两个家庭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尽管地处开风气之先的上海，两位高学历、高能力的二孩妈妈看似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接受了配偶成为全职爸爸，同时也都通过维系传统的家庭权力关系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丈夫的男性自尊。“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看似已经发生动摇和反转，但时代尚未进化到建构出与现实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家庭观念，也阻碍着男性坦然自信地承担起家庭中照料者的全部职责。家庭照料的分工格局和家庭权力关系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新父职的实践仍步履维艰，生育友好、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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