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美国高校史，讲述女性高等教育的变化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美国学院和大学史》是一部全面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史的阐释性著作，弥合了教育史和社会史之间的鸿沟，详细描述了自殖民地时期到 20 世纪中叶美国高等教育如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一起塑造美国的历史，涵盖了大学机构、课程发展、女性教育、体育活动、学生生活等各个议题，生动展现了教育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价值与作用；同时，对于美国学院腐朽没落状态的揭示、对其变革缓慢和保守方面的批评也都保持了深刻的洞察力，至今仍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经典著作。

两类院校在妇女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赠地学院和实行男女同校的州立大学；还有 3 所新的女子学院，它们也为提高女子高等教育的标准和声誉做出了巨大贡献。1855 年的艾奥瓦大学、1863 年的威斯康星大学先后向女性敞开了大门，随后是印第安纳、密苏里、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毫无疑问，西部院校愿意接受男女同校的部分原因在于西部的生活现实，在那里，在农场的日常工作中，男女是平等的。西部女性也不例外，她既不娇生惯养，也不柔弱造作，甚至不像女人该有的样子，但她凭借自己的能力赢得了男人的尊重，因为她勇于承担责任、努力工作。

因此，当州立大学从战前狭隘的阶层立场转向发展大型的大众化院校时，很自然地会将女性考虑在内。因为州立大学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成功地将公共学校、高中和大学结合了起来。通过帮助贯通的初等和中等学校进行扩张以获得有效的高中地位，大学强化了长期实行男女同校教育的公立学校体系。作为州立教育阶梯的最后一级，西部的州立大学既没有立场也没有意愿去否定为州内年轻女性提供高等教育这一伟大成就。

在东部，情况略有不同。在那里，私立学校和私立学院早已确立了一套模式。独立的男校将学生输送到男子学院，而私立学院和大学无法领导发展有效的州立公共教育体系。资金充足而有影响力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缺乏州立大学，因此在东部缺乏建立协调一致的州立教育系统的动力，而在西部，这一系统对发展高中教育和男女同校教育意义重大。各地的赠地学院起初在使男女同校教育合理化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它们很难将“农业”和“机械”与男女同校联系在一起。此外，在新英格兰，赠地基金绝大多数附属于成立已久的男子学院。以上这些制度因素阻碍了女性高等教育理念在东部的迅速崛起。此外，像霍利奥克山学院和艾玛·威拉德在特洛伊的学校这些较好的女子学校不愿意承担学院水平的工作，这也导致女子学院失去了一个天然力量来源的支持。

除了这些障碍之外，还有各种社会和智性方面的固有观念，这些观念认为妇女最应处于的位置是家里，而待在家里至多只需要中学或学园层级的训练就够了。东部社会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它可以把女人看作是既不如男人而又超越男人的群体。东部经济可以支持一定程度的骑士精神，有财力宠爱女性，为她们提供爱尔兰女仆，纵容她们迷恋于衣服和珠宝，换句话说，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女性世界。女性所处的地位当然不能等同于男人，但是男人可以以崇拜奢侈的方式拜倒在她脚下。在南方，浪漫的骑士精神已经将南方女性转化成了地区文化的象征符号，具有较高教育质量的女子学院或学校在战前就已经在南方社会中具有一定地位了。但现在，就像几乎所有其他事情一样，贫困阻碍了教育的发展。而南方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反而倒退了。

然而，西部并不是唯一日益重视女性教育的地区。战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妇女走出家庭，使她们置身于需要技能、品格和责任的环境中，而以前这些环境通常只向男人开放。她成功地应对了战时的挑战，这不仅让许多批评她的人偃旗息鼓，也鼓舞了美国女性本身，让她看到了长期以来被“男人的世界”所否定的杰出成就，以及有用而有趣的生活。

在东部，对女性高等教育的怀疑，甚至是敌视，在康奈尔（东部第一所在高等教育层面开展男女同校教育的院校）男女同校这一成功案例的冲击下，在瓦萨、史密斯和韦尔斯利等一系列高层次女子学院相继开办的影响下土崩瓦解了。埃兹拉·康奈尔致力于一项帮助所有人都能按其意愿接受教育的计划，其逻辑必然要求女性能被这所新大学录取。当一位捐助者为康奈尔捐建了一栋女子宿舍时，事情就这样定了。1872 年，女性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平等的投票权。即便如此，埃兹拉·康奈尔在第二年开始建宿舍时还是非常谨慎，他在地基中塞入了一份备忘录，以备在未来如果男女同校教育失败了，可以向后人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安德鲁·怀特周游全国，一处接一处地考察了男女同校教育实验，每到一处，他必问的一个问题是，男女同校教育是否培养了“意志坚强”的女人和“没有男子气概”的男人。

埃兹拉·康奈尔

与此同时，马修·瓦萨在 1860 年的声明也支援了女性高等教育事业。瓦萨是一名来自纽约州波基普西的啤酒酿造师，他打算建立一所女子学院。这一声明本身就引起了对整个女性高等教育问题的大量讨论，并帮助瓦萨获得了大约 100 万美元的捐款。而对约翰·霍华德·雷蒙德而言，他的任务是让波基普西的新学院最终成为一所建立在传统男子学院模式之上的女子学院。

整个世界都需要能证明女性值得接受大学教育的证据，但如果只向女大学生提供一套专门针对女性需求的课程——例如，家政管理或家政科学，如何以家政为职业，解决针线活中的挑战性问题，把家打造成美丽的港湾，通过园艺和室内装饰获得男人的垂青，等等，这些显然不是理想的证据。这类课程可能对一般的美国男性很有吸引力，而且实际上，在不久之后，家政经济学和家政科学就成了赠地学院和州立大学独特的女性课程专业。但瓦萨、史密斯和韦尔斯利的早期规划者们决定给年轻女士们提供的课程大部分都是男子学院的标准教学内容，其目的就是证明女性能够学习一门严肃的课程。所有院校都引入了一些基于女性特性和灵感的学习课程，并设置了一些重点内容，但东部新建的女子学院课程发展的主线还是来自战前的传统古典课程，因为这些课程长期以来在耶鲁、普林斯顿、阿默斯特和威廉姆斯等院校得以完善，运行良好。

如果说瓦萨最早的项目定位有些模糊，还允许设置一些甚至在男子学院都不太可能出现的科目，那么毫无疑问，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提供的课程“几乎与最好的男子学院相同”。这两所同时成立于 1875 年的新学院在瓦萨学院成功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争取公众支持女子大学教育的道路。的确，尽管马修·瓦萨在 1860 年宣布他计划建立一所类似于男子学院的女子学院的声明引起了广泛评论，但到了 1870 年，当索菲娅·史密斯（Sophia Smith）的遗嘱公布时，女子高等教育显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是成了一种现实。索菲娅·史密斯决定为位于北安普顿的一所女子学院提供大约 50 万美元，这一决定是由约翰·莫顿·格林（John Morton Greene）促成的。他是阿默斯特学院的毕业生，也是马萨诸塞州哈特菲尔德索菲娅·史密斯教堂的牧师。索菲娅·史密斯双耳失聪，生活简朴，终身未嫁。1861 年，在 60 多岁时，她从一位节俭的单身汉兄弟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位兄弟是一位成功的投机商，索菲娅·史密斯为此向格林牧师寻求安慰和指引。格林试图以自己的母校阿默斯特学院以及南哈德利女子学校来引起史密斯小姐的兴趣，但都没有成功。他见证了她前前后后立的五份遗嘱，最后一份为北安普顿的女子学院提供资金的遗嘱立于 1870 年，也即史密斯小姐去世的那一年。这一时期，霍利奥克山学院错失了两次捐赠机会，第二次是亨利·福尔·杜兰特（Henry Fowle Durant），他是学院的董事之一，在他女儿于 1870 年去世后，他决定将自己的财产和余生用于建设韦尔斯利女子学院。

索菲娅·史密斯

在这些发展的影响下，女性高等教育运动变得势不可挡。尽管它在 19 世纪并没有流行起来，而且在公众看来，学院培养年轻女性不如培养年轻男性重要，但这一斗争仍取得了诸多胜利。早在 1872 年，威斯康星大学理事会就宣称：“在 19 世纪如日中天的盛景中，我们已经不能再忽视女性高等教育的需求了……任何能使她变得更聪明、更好的，她都应该学习，任何她可以用来增进自己或他人幸福的知识，她都可以正当地获取。”越来越多的院校认同这一观点。1888 年，一所依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的院校在费城郊区成立了，不久，布林莫尔学院就开始颁发高级学位。1888 年，南哈德利的学校决定升格为一所学院。

到 19 世纪末，一批天主教女子学校，包括位于曼哈顿维尔（Manhattanville）的圣心学校，开始升格为学院。而在 1900 年，华盛顿三一学院成为第一所不是由中学升格而来，而是直接开办的天主教女子学院。

在男女同校教育和隔离的女子学院之间也达成了一种妥协，即发展出了一种被称为“合办学院”的隔离女子学院。早在 1874 年，哈佛就表示愿意让女性参加考试，只要她们通过考试就可以获得证书，不论此前在哪里接受的教育。这些显然只是象征性的安抚，女性依然未被允许进入哈佛课堂，但他们确实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你们是女性，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考试”。1879 年，在伊丽莎白·加里·阿加西（Elizabeth Gary Agassiz）的指导和领导下，一群哈佛教授开始在校外为女性开设课程。这些课程是在“大学妇女教学协会”赞助下开设的，它们构成了众所周知的哈佛附属课程。1893 年，附属课程获得了拉德克利夫学院全盘的认可和吸纳，当时该学院正在发展成为一种由习俗、传统、恐惧和困惑组成的奇怪混合体，而到 20 世纪中叶，外界依然将哈佛看作是一所男子学院。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纽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巴纳德学院。即便由男子学院给予女子学院生命这一隐喻使人感到困惑，但亚当确实是在夏娃之先，依此而言，拉德克利夫可以被认为是哈佛的肋骨，而巴纳德则是哥伦比亚的肋骨——以此类推，索菲·纽科姆（Sophie Newcomb）是杜兰的肋骨，彭布罗克（Pembroke）是布朗的肋骨，杰克逊（Jackson）是塔夫茨的肋骨，弗洛拉·斯通·马瑟（Flora Stone Mather）是西储的肋骨。

但是，无论是合办教育还是隔离的教育都不会成为主流，因为尽管这两个运动都确立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甚至以多种方式证明了女性可以接受与男性同等水平的教育，但能代表美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典型院校依然是男女同校的学院或大学。事实上，除了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一些大西洋中部的州，男女同校的学院或大学也正在成为美国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典型院校。

密歇根大学本科生院系的招生数据揭示了文理学院男女同校的意义：1870 年，1 名女生，429 名男生；到 1898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588 名女生和 745 名男生。事实上，女性入学率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在 1898 年密歇根大学当年授予的文学士和哲学学士学位中有 53% 是女性获得的。对于所有男女同校的大学来说，从 1875 年到 1900 年，男学生增长了 3 倍，而女学生则增长了 6 倍。在西北大学，女学生的入学威胁到了学校男女同校的性质，因此学校增设了工程学课程，以增加日益减少的男性力量。在斯坦福，1892 年，女学生的比例为 25%，1895 年为 33%，1899 年为 40%。最后，为了防止院校特征发生不必要的变化，学校采取了限制措施。

男女同校院校中女生比例的增加，无疑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高中毕业的女性比男性多，虽然上大学的男性明显比女性多，但女性比例正接近某种程度的平等。另一方面，技术学校基本上都是男性学校。

因此，这些发展引发的一个趋势是，认为文理专业和课程本质上更适合女性的想法日益流行。男女同校有助于将课程和科目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有用的、充满活力的、男性化的，另一个则是装饰性的、业余的、女性化的。在男女同校的教育氛围中，所有古老的自由教育科目，所有人类历史和现实中最高贵的遗产，都被视为属于后者。

尽管男女同校教育当时挽救了许多男子学院，但同样真实的是，一些男子文理学院，如耶鲁、普林斯顿、阿默斯特以及一些合办院校，如哈佛和哥伦比亚，试图通过使其远离娇弱化、女性化、腐朽化的影响来保存美国西方文明的自由遗产。在男女同校盛行的地方，这些不良影响已经日益显现。在西方传统模式中，女生当然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但在美国，这种传统培养模式有被女性垄断的危险。甚至在男校，语言学科、人文学科、历史学科的学习都被蔑称为“文化课程”，但在以往没有被女性垄断的时候，对这些学科的捍卫、培育以及增进难道就更容易吗？

来保存美国西方文明的自由遗产

专为女性服务的学院与专为男性服务的学院一样，都经历了许多相同的困难和运动。它们在财务上遇到了困难：一位捐助者只花了 5000 美元就得以给亚拉巴马州玛丽·夏普学院（Mary Sharp College）冠名。在内战刚结束的几年里，女子学院沉溺于对女性设施的过度扩张，与男子学院运动早期的情况如出一辙。直到 19 世纪末，它们还依赖预科部门来培养潜在的学生，或者依赖直升学校这一特殊安排。它们变得深深地信奉学院生活方式，认为这一套传统和措施能够使年轻女性远离生活的危险和诱惑。它们乐于投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科学化的新方向，也乐于发展选修课。

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异。应该如何称呼一位一年级女生？当然不能叫“新生”！埃尔迈拉选择了“布鲁图弥茜娅”（protomathian），罗格斯则选择了“娜薇安”（novian），但最终还是“新生”获胜了。在非男女同校的女子学院的校名中是否应该使用“女子”一词来做区分，这个问题得由职业女权主义者来决定。“你所谓的女子是指什么？……一头母驴？”马修·瓦萨学院的萨拉·黑尔（Sarah Hale）就是如此发问的。不久，波基普西的这所学院的名字中就没有了“女子”这个词。但名字的改变并不能掩盖一些实质性差异。公众认为，大学女生在智性生活的压力下会日渐消瘦，因此女子学院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女性的健康、卫生和生理。它们和男女同校的学院一样，都认识到教书是获得解放的美国妇女有可能从事的职业，因此非常重视教师培训项目。康奈尔大学、布林莫尔学院和瓦萨学院率先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男女同校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典型模式的趋势将消除许多起初看起来非常重要的差异。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隔离的院校，还是在合办的院校，或是在男女同校的院校，女性都实现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这些院校消除了像约翰·托德（John Todd）牧师这样的人的恐惧，他曾反对说：“难道我们必须要把教育强加在我们的女儿身上吗？难道为了让她们变得‘理性’，就要使她们变得弱小、紧张，使她们整个的尘世生活都处于生与死的斗争之中吗？”它们还遭受了奥柏林学院早期的一位批评家的正面抨击，他坚持说：“这种性别融合是不可行的。如果你住在一个炸药库里，你很快就会被炸飞。”女子学院部分解决了一位女大学生在和她父亲对话中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在对话中，那位女儿自豪地向父亲报告：“我代数得了 100 分，拉丁语得了 96 分，希腊语 90 分，精神哲学 88.5 分，历史 95 分。你对我的学习成绩不满意吗？”她的父亲回答说：“是的，的确如此。如果你丈夫碰巧懂得一些家务、缝纫和烹饪方面的知识，我相信你们的婚姻生活将会非常幸福。”

当然，女性高等教育理念并非取得了全盘胜利。晚至 1895 年，弗吉尼亚大学的教师们还宣称，经过深思熟虑，他们还是认为在学习压力下，女生通常在身体上会失去女性特征。而在范德比尔特，一名学生指出：“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在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妻子在试验制造人造黄油的新工艺，或者在天文台里扫视天空，寻找彗星。”对一位早期到访韦尔斯利学院的外国访客所提问题的回答确实有些模棱两可：“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是如何影响她们（结婚）的机会的？”安德鲁·怀特曾报道过俄亥俄州男女同校教育，他说：“没有哪所大学能像奥柏林和安提阿这样，有这么多勇敢、果断、坚毅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男女同校教育剥夺了女性某些无边的魅力和温柔，也剥夺了男性的严厉和粗犷，而保卫社会需要这些品质。

《旧金山观察家报》在 1892 年提到的问题有可能得到完全解决吗？“当长着翅膀的小神从窗户进来的时候，”该报写道，“学习就飞出去了。”当然，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正如康奈尔副校长威廉·拉塞尔（William C.Russell）在 1879 年坦承的那样：“当我听说一位女学生把一个年轻男子叫进房间，关上门，亲吻他时，我就会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已经折磨我好几个月了。”当 19 世纪 90 年代的斯坦福大学在体育比赛中输给加州大学时，有人认为是太多的“女王心态”导致缺乏艰苦的体育训练。女孩们也有她们的烦恼，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在世纪之交，一位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年轻学生，她接受的教育成为她在当地一所学校教书的通行证，“在学校里，她被迫鞭打那些大块头男孩，因为正是他们的耐受力使她能够如此行事”。在巴纳德，至少有过一位年轻女孩站在哥伦比亚图书馆巨大的橡木大门面前，手足无措，直到富有骑士精神的男生帮助她打开了这扇沉重的大门。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是如何影响她们（结婚）的机会的？

但女性高等教育运动终究等来了成功的回馈。奥柏林发现，男女同校有助于促进餐桌礼仪和晚宴交谈。堪萨斯报道说没有听到过什么“丑闻的呜咽”。艾奥瓦将男女同校描述为“是对每一种美德的激发”。安提阿坚信年轻男子会因此变得更有男子气概，密歇根则准备将男女同校教育与婚姻联系起来。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在 1897 年总结道：“这种相互和平等的训练让年轻女性不再傻笑，让年轻男性不再粗鲁。”

哈佛的布里格斯院长在 1904 年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演讲中指出，女性高等教育运动可能确实会造成严重的“理性激荡和摩擦的危险，因为在今后的日常生活职责中，在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生活中，能有助于她的理性发挥作用的机会太少了”。但另一方面，女性高等教育运动已经实现了伦道夫—梅肯学院的董事们在 1891 年为自己树立的理想：“建立……一所学院……在那里，我们的女儿可以获得能力充分发展的尊严和力量，以及最高文学文化的魅力，而同时又不会失去女性的最高荣耀——她的温柔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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