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近期改版。我们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经“磨铁”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上一代的过去变成业报，构成了年青一代的现在。艰难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应该及时地回顾过往。”
黄晳暎在上韩国综艺节目的时候开自己玩笑：黄晳暎去的地方你们不要去，去的话就出大事了。这是实话。
很少能找到一个作家，生活行进到哪里都能变成历史现场：1943年出生在中国长春；母亲是朝鲜人，在他2岁那年回平壤外婆家暂住，期间迎来了朝鲜半岛剧变，母亲带着他偷越国境到了汉城（今首尔）；读小学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23岁加入韩国海军陆战队，并被派往越南战场作战；参与“光州事件”，被当局迁往济州岛；1989年即46岁的时候秘密访问平壤，受金日成接见倡议南北作家共办杂志，因此导致海外流亡，直至1993回国投案，获刑7年……这仅仅是黄晳暎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他的文学才能受益于天赋，也杂糅了极为复杂的经历，不同的作品折射着韩国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进程，因此有“韩国文坛太史公”之称。
《日暮时分》写的是被现代化大潮甩开的人，黄晳暎用两代人的视角——从底层打拼上来的中年人，靠打零工活着的年轻人——呈现故乡的消失。正如开头作者的这句话，他的作品是提醒别人，要及时回顾过往啊，在艰难到来的时候。而我忍不住想的是：如果他在2岁那一年并没有被母亲带往平壤，而是留在了长春，历史现场一样会像车轮一样碾向他，他的天赋又会被安放于何处呢？
我们摘录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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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埋葬还没有结束，就像静止的废墟中覆盖着野花和杂草的锈蚀的火车头。
最后一句台词说完，练习也结束了。明天进行最后的彩排，后天开始演出。演员们四散而去，我走进小剧场门口旁边的剧团办公室。代表正在打电话，看到我进来，冲我做了个手势。打完电话，他看了看手机短信，对我说：明天有两个采访，郑大哥是导演，应该采访你吧？他以为我会很开心，可我累得什么都不想回应。放着郑友姬这好端端的名字不用，非要像对男人似的称呼大哥，这点我也不喜欢。明明是使唤人，说话语气却像战友关系。从午饭开始我就什么都没吃，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我连肚子饿都忘了。这是征得原作者谅解之后对小说进行改编的作品，没有版权费，却还要支付改编费。我担任导演，绞尽脑汁改编了好几个月。别说改编费了，我连导演费都没拿到，当然演员们也是如此。不过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代表是导演出身，也是我们学校的前辈，和我们组成话剧社团，好不容易从早就对他失去信任的父母那里得到支持，才在地下室里艰难地开了家小剧场。这里聚集了很多大同小异的剧团和小剧场，观众总是有限，租金却不断上涨。开幕第一周，前两天还有些观众，然后开始减少，五六天之后，观众人数就很难超过十人了。从那之后就只能亲自上场，勉强维持演出。尽管也有文化部门的支持，然而大部分都用作小剧场的场地费，获益的只有业主。我们每周都要拿着各界人士的名单发送邮件，邀请对方加入会员。这里还能像什么公司嘛。不管怎么说，总要出去演出，才能赚点儿钱，不是吗？你需要多少？五十万左右。（本文中出现的货币单位均为韩元。—编注）我必须交点儿拖欠的房租，才能撑过这个月。他打开钱包，说道：倒是有点儿策划费 …… 不过现在每分钱都舍不得花。这里有三十万。他无奈地递过六张五万元纸币。我趁他还没改变主意赶紧夺了过来。我转身要出去的时候，代表冲着我的后脑勺喊道：我叫郑友姬，已经二十九岁了，是个毕业于艺术大学的菜鸟剧作家兼导演，中途为了混口饭吃而放弃话剧，进入职场。我投了几十份简历，无数次面试失败，好不容易进了家小出版社，大概工作了两年。听说效益好的出版社能出畅销书，盖办公楼，职员工资也丰厚，可是这家出版社的社长好像底子不厚，根本买不到受欢迎的翻译作品，只能杂七杂八地拼凑些无须支付版权费的老古董或可疑的散文，再加个像模像样的题目就出版了。从校对、润色、改写到宣传、联络作者，我自己要分饰多个角色。所谓职员，除了我，还有社长和他的后辈，以及刚刚毕业于专科院校的小女孩。人手不够，工作却必须准时完成，所以我们动不动就加夜班。夜班没有加班费，为了不伤害家庭似的气氛，我们只能满足于简单的夜宵。这样坚持了两年，原因在于我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除了交房租和税金，赚来的钱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我像钟摆似的往返于家和出版社之间，都没时间花钱。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修改、润色别人的文章，有时会有种虚度岁月的空虚感。我常常去楼梯间，坐在那里连抽两三支烟，心里似乎能平静些。有一天，我去大学路见作者，偶然在咖啡厅里遇到了话剧系的前辈。他说本来也在找我，让我写个作品。我正想找个合适的借口离开出版社，于是再次投身到这泥潭般的话剧界。大学毕业后我在剧团做剧务，跑龙套，在底层摸爬滚打，看不到希望，于是下定决心不再从事话剧行业，就此离开。这次回来把从前写了半截扔掉的剧本做了修改，好不容易赶上演出日期，参加那年秋天的话剧节，竟然获得了新人奖。所以现在已经不能收手了，无论如何，我也只能踩着小剧场这个巴掌大的舞台站起来了。我有个单身妈妈，还有个姐姐。读大学的时候，当过老师的父亲去世。姐姐已经毕业，我在叔叔的帮助下勉强读完了大学。从我考入艺术大学话剧系开始，父亲就强烈反对，他要求我要么选择其他专业，要么转学到离家近的地方大学，否则就不给我交学费。我在母亲的袒护下艰难地读完了大学。叔叔供我念完最后两个学期，也是因为得到了我的保证，毕业以后绝不从事话剧行业。我很早就明白，如果自己不千方百计地独立，就什么也做不了。姐姐为了准备教师资格考试也花了好几年时间，终于成为地方中学的老师。母亲做过各种副业，做过家政，现在和姐姐在小城市过着平静的生活。即使有事我也尽可能不跟她们联系，这样有助于她们保持平静的日常生活。两件五千元的 T 恤和一条万元牛仔裤，足以让我从春天穿到秋天。除了餐费和交通费，几乎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在大城市生活，最大的问题还是住宿。辗转于各个考试院，后来去出版社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攒了点儿钱，租了多户型住宅的半地下房间，交完保证金之后，每个月只要再交点儿房租就行了。我在首都圈周边找房子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和我相似的同龄人。他们就像密林里机灵的小型哺乳类动物，蜷缩着身体夹在猛兽中间，只有眼睛闪闪发亮。从小剧场出来，我昂首挺胸地穿过咖啡厅、酒吧、餐厅林立的街头。下班时间早就过了，公交车上空座很多。刚刚坐下，我就靠着玻璃窗打起盹儿来。每当溪水流淌的声音从腹部涌向胸口，我就会惊醒，然后重新入睡。前往新建的公寓区，交通拥挤时需要一个多小时，赶上这会儿只需四十多分钟。不过现在，我并不是要回我的安乐窝。不用特别留意，我也会在目的地前一站自动醒来。下了公交车，我看见位于十字路口旁边的兼职工作地。等待信号灯的时候，我看了看对面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灯光。绿灯亮起，我立刻跑了过去，气喘吁吁地推开玻璃门。我的动作有点儿夸张。大叔只是默默地瞪着我。我急忙穿上便利店的围裙，咋咋呼呼地说道：运来的东西放在那儿了，友姬你来整理吧。明天到九点。大叔下班了，早晨他会再来跟我换班。白天，他的妻子会过来代替丈夫工作一两个小时，让他吃饭和休息。他们夫妇睡觉的时候，打工生值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工作十个小时。夜间打工生有两个，除了我还有个男生，不过他只在周末上班。我也算是五天工作制了。如果想多赚钱，便利店的工作当然不合适了。我试过很多工作，便利店工资最低，对于不会自己利用时间的人来说，无聊得令人绝望。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如果利用深夜时间学习或看书，那么这段时间会过得很充实。过了午夜，即使在市中心也没什么客人。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生活节奏反而很稳定。这之前我干过各种工作，咖啡厅、餐厅、比萨店、汉堡店、寿司店、商场停车场服务生。便利店夜班有个好处，就是晚上少睡点儿，白天可以做别的事。话剧方面的工作还不如打工有实际意义，然而梦想带给我的安慰岂是打工可比的。晚上九点运货车会送来乳制品、饮料和零食。我换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大叔接收的货物，所以把晚饭时间定在这个时候。晚上八点一过，三角紫菜包饭和三明治就要做过期处理。凌晨的货物送到之前，还要事先清理陈列柜里的便当。我从陈列柜上取下大叔没来得及处理的三角紫菜包饭和便当，堆放在收银台下面。空出的位置换上新的商品。牛奶、饮料、点心等新商品放在最下面或最后面，原来的放到前面。食品保质期必须严格遵守。处理好条形码，废弃的食物垃圾装进计量垃圾袋里，乳制品或饮料、零食等单独分类，保存到卖场的仓库里，准备做退货处理。今天吃什么呢？“2+ 1”商品里有几种夹带饮料的套装，我先挑选饮料。有的客人只带走了要买的商品，没有拿走赠送的饮料。香蕉牛奶、草莓牛奶、可可牛奶、大麦茶，我选择了玉米须茶。今天感觉格外饿，我要吃个塞满了火腿肠、炸猪排和鱼饼的七格便当。我把便当放进微波炉。这是今天的第一顿饭，也是晚饭，已经深夜十一点多了。我拿出四个放辣酱金枪鱼和炒辣白菜的三角紫菜包饭，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冷藏格。这是留着明天早晨回家吃的。这样稀里糊涂地吃饭无疑对健康有害，可是为了节省生活费，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虽然时薪很低，不过这也是在便利店打工的优势。肚子正饿，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困意袭来。听说最近有和我一样贫困的年轻人深夜持刀抢劫。这里是中等规模的便利店，没有安装取款机和摄像头。不过大叔在收银台下面安装了按钮，按下去就会闪闪发光，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也做过几次试验。他说就像安装在汽车上的报警器。偶尔有想吃夜宵的客人来买烟、酒、饮料、零食或大碗面，两点左右人就少了。两点到三点之间有运送货物的车辆来来往往，时间总是一样，三点左右到达这个便利店。我检查大叔电脑上列出的进货清单。坐在收银台前睡了又醒，不知不觉间配货车来了，送来货物。我把饮料、酒水、点心和便当之类放进陈列柜。打扫卫生的时间到了，扫地，拖地，擦拭门口两侧的铁椅子和桌子。清理垃圾，放到路边收集垃圾的位置。凌晨四点，垃圾车准时到来。垃圾车开走之后，我可以再睡一个半小时左右。像这样在工作时间不时小睡片刻，有时很甜美，有时也会想着伸展腰身，找个地方躺下睡觉。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一天又过去了。回想过去的时光，总是模模糊糊，没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该死，怎么忽然就老了呢。如果成为著名剧作家或导演，生活会变好吗？看看前辈们的生活，似乎也没变好，同样茫然。结婚 …… 偶尔想过，不过成为某个男人的妻子似乎不大可能，就像养个宠物的小愿望一样难以实现。喜爱、在意、担心、照顾、关心、陪伴，继而厌恶、不耐烦，然后又喜欢、爱抚，爱不释手，看到同龄的朋友养狗养猫，我感觉很是郁闷。朋友出去度假十天，托我照看她的马尔济斯犬。白色的小狗很漂亮，不过它对照顾者的依恋和察言观色的态度太恐怖了。让它别做什么，它绝对不做。男人，现在也让我感觉很有压力。我有值得回忆的恋爱事件吗？倒是有过一两个人，可我不确定是否值得回忆。第一个遇到的是大学同级校友，来自美术系。我们两个人都不太懂事，他更是这样。他在校门口租了单间公寓，自己做饭。四年级时我没地方可去，就住进了他的单间公寓。那时候父亲去世，叔叔帮我支付学费。没过多久，那家伙频繁提出结婚的要求。他家在外地，好像属于中产，不是很富有的那种。他多次提出要来我们家见见我父母。我站在养育两个女儿的父亲的角度问他：将来你打算怎么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美术能算职业吗？混账！房子怎么办？—我住的是单间公寓，如果两个人住着不方便，我会搬家。我喜欢阁楼。—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住阁楼？以后不要再和我女儿见面了。我这样恐吓他说，你会被当场拒绝。毕业后我进了剧团，他家境比我好，考了研究生。前不久在街头偶遇，他说自己在美术画廊做策展人。搞笑的是，话剧圈和他们那行的情况彼此彼此。他和我的关系不像恋爱，更像是游戏或玩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我遇到了第二个男人。他是记者，比我大三四岁。也许他经济实力比较强，也许是父母帮忙，买了二十坪的公寓。他并不期待成为充满正义感、追踪杀人案或政界人士腐败真相的新闻工作者。他毕业于名牌大学，也就是那种西装革履打着领带坐办公室的普通工薪族。有一次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一个半小时，其间他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发条短信过来。我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在某位即将离婚的电影演员家门口蹲点，从那边赶过来的。他讲了女演员的丈夫，又提到了她的新恋人。这就是他的工作。说完这些，他又谈到了萨缪尔·贝克特、贝尔托·布莱希特，表现出自己对话剧的了解。然后他去了自己很熟悉的地方，跟踪某个涉嫌赌博的歌手。他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几个独家报道。我有些厌烦，便放了他几次鸽子。他在电话里对我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然后就断了联系。我删除了他的电话号码。后来我遇到了黑衬衫。他叫金敏宇。他比我大三岁，处境和我差不多，但是和我不一样。他是那种条件越恶劣越要热烈生活的类型。他就像擦完枪装好子弹，随时准备进攻的士兵，远远地注视着死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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