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近期改版。我们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已经得到“守望者”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进入罗伯特·休斯的世界有好多个入口，他写过一本《我不知道的那些事情》，记录自己前半生，如果你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不好意思，戛然而止了。这本传记很不得一些人喜欢，因为跳跃又毒舌，且征引了太多陌生名字和他们说的话，总之，不够友好。但罗伯特·休斯是写《新艺术的震撼》的人啊，如果说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是个活泼耐心的厚重好人，休斯就和汤姆·沃尔夫站在一个教席上，毒舌、泼辣，见过足够多的荒谬和虚伪，挑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你。
这样一个人，有一天写起了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因为在做艺术纪录片的时候难以回避澳大利亚这个存在的由来。他和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提醒大家不要遗忘，不要修饰，要老老实实对待自己的过去，不是为了赎罪，只是出于一个好人的正直。这本后来被称为“澳大利亚版古拉格”的书和休斯的艺术著作相比，有一副更严肃的脸孔，如果你从这里认识休斯，值得回到他的艺术世界，看一看他严肃内心的另一个出口。
我们摘录了书快结尾时的一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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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流犯往昔”已经成了一个晦暗朦胧、关于行为的包罗万象的名词。例如，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过去，澳大利亚人才对权威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有了这种过去，澳大利亚人才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由于太多的澳大利亚人都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同时又怀疑一切，“流犯遗产”才被认为更具渗透力。现在的社交行为也许有些根子，以晦暗不明的方式，蜿蜒曲折地回伸到流犯时代。澳大利亚人有个人所熟知的习惯：背后咒骂当权者，当面却谄媚奉承。这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澳大利亚的性别歧视从监禁生活的心理遗产中，可能也接受了某些动力。但绝大多数欧裔澳大利亚人不是1850年后来的盎格鲁爱尔兰苏格兰的后裔，就是1945年后来的希腊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巴尔干半岛人、波兰人和德国人等的后裔，因此根据这条线进行探索好像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当年不把澳大利亚当作一座空间无限的监狱开拓，澳大利亚人的表现会很不一样吗？当然会。他们会更多地记住他们自己的历史。一百年前，澳大利亚人一心迷恋的文化事业，就是把这个历史彻底忘掉，把它贬低丑化，也不协商一下就把它驱逐到隐秘的角落中去。这一点——从政治修辞，到对空间和风景本身的看法等——影响了整个澳大利亚文化。在美国，空间一向充满乐观情绪，你面对的空间越多，你就越感到自由：“去西部，年轻人！”以澳大利亚的观点看，去西边等于上西天，而且，空间本身就是监狱。无论在诗歌还是绘画中，澳大利亚的大自然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物，只有在去除了从流犯关于大自然就是监狱的看法中诞生的“忧郁丛林”这个滞定型之后，才能鲜花盛开。1888年，澳大利亚纪念一百周年诞辰，新闻报道和诗歌中都有大家爱用的一个比喻，那就是把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凝视着初升的太阳，背对着过去黑暗而匍匐的阴影。墨尔本的《阿尔戈斯百眼巨人报》曾发表了一首题为《百年之歌》的诗，表达的意思很到位，既防范，又乐观，同时提出诉求，请人们审查澳大利亚早期的历史——最好根本别去写它：玷污我们力求达到并征服的目标，这公平诚实吗？是男子汉做的事吗？每宣布一次复兴，其中心内容就透出一种想要患上健忘症的渴望，而澳大利亚人踏上征途，寻求遗忘，竟然带着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他们甚至不想记住，他们的前辈曾经是为政府干活的犯人，或曾与那些犯人有过交往。不久，他们就成功了。谁也不能否认，流犯曾经到过澳大利亚。事实上，1888年，有些“老爬虫”依然活着，只不过差不多都奄奄一息，但没有人邀请他们跟着游行队伍“爬行”，百年大庆也没有进行沉重的历史回顾。人们把画笔在“污点”上蘸一蘸，为的是在象征着澳大利亚当前和未来繁荣景象的金合欢花、小麦、英国国旗与金羊毛的后面，再加上一点点黑暗。纪念相册的封面上有着笑翠鸟的旋涡花饰和印着明轮船的金箔，其文本向人们暗示，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殖民时代，曾经发生过恐怖的事情，但新的一页必须一尘不染，而且，时候已经到来，终于可以拉下窗帘遮住如此之多的屈辱和痛苦，终于可以凝视黎明的到来了。一位百年大庆支持者写道：“流犯阶段像一段噩梦，已经被人遗忘。今天，新南威尔士每年进出口贸易几乎达到五千万英镑……铁路长达1727英里……电报线路有19000英里。”在塔斯马尼亚，“大自然虽然缓慢却很有把握地在收复失地，已经在抹去恶名昭彰的纪念物，那是谁都不愿回头看一眼的。人们可以一章章地撰写亚瑟港的编年史，但那与这新的一页的基调很不协调”。澳大利亚的平民百姓固执地依恋他们的丛林土匪英雄，不肯忘记很久以前那个大胆的杰克·多诺霍和不久之前的奈德·凯利，但官方文化的工具只要有可能，就试图淡化这一点。人们记忆中的英国军官及其惩罚记录本、令人憎恶的强制劳动和鞭笞的机制及实行，这一切都移到了背景之中，因为继续“端详”是很不健康的。澳大利亚政治家把百年庆典的构思和运作，都当作沙文主义的一次盛宴，盛赞心地善良、包容一切的大英帝国：没有不列颠的市场，澳大利亚商业就不可能幸存下去。没有不列颠的制度，特别是其君主立宪制，澳大利亚的道德就会沉沦；没有不列颠的无畏战舰，中国式平底帆船就会蜂拥而来，就会把澳大利亚人鲜红的血液变黄。小三角旗、旗帜、游行、演讲，以及更多的小三角旗，都被强塞进老百姓的喉咙里，只有支持共和政体的人才被这些东西噎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的抗议喉舌就是《公报》，一份反帝国主义的报纸，它猛烈抨击把百年庆典当成澳大利亚奴颜媚骨、依附英国的一场盛宴的整个思路。该报认为，澳大利亚头一百年是监禁殖民地，一百年结束之时，却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殖民地，虽然摆脱了锁链，但其他一切都没变。该报一位漫画家用两幅素描表现了这一点：第一幅标为1788年，描绘了一个爱尔兰流犯戴着脚镣手铐，跳着吉格舞，供一个英国军官欣赏；第二幅描绘的是一个现代丛林拓居人，头戴甘蓝树帽，1888年还在为约翰牛跳同样的舞蹈。在题为《我们被押往监狱的那一天》的头条编者按中，《公报》称这次庆典“是虚弱的、醉醺醺的五流行为——结合了头皮舞和杜松子酒的学术谈话会——庆祝的是（我们）简短历史中最恶心的事件”。澳大利亚百年大庆不过是1876年美国百年大庆的“脆弱翻版”：“完全缺乏宏大的要素。伟大的共和国欢天喜地，不是因为时光飞逝、空无一物（无论对人还是对兽来说，都是如此）……而是为了纪念自由的胜利——打败了贪得无厌的暴政。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所庆祝的，是一个始于乌有，也终于乌有的世纪。一百年离她而去，她还是一百年前被发现时的老样子——有其名而无其国，一座辽阔无边的大陆，却甘愿做一个蕞尔小岛的附庸。”无论这些议论多么不受欢迎，其中的确含有大量实情。《公报》把从前的帝国主义与现在挂钩时，就讲出了更多的真话：那一天，开始了令人憎恶、道德沦丧的奴役统治——现在却成了一个节日，号召我们尽情欢乐。但是，如果澳大利亚能够证明，她已经摆脱了旧的锁链和那个黑暗时代旧的迷信思想，那也许还有救……但是，她的服装上依然沾染着旧的、奴隶的污点。她用铁链换来的不过是金链而已。该编者按继续说，英国的资本每天都有进口，以发展澳大利亚资源——“因此，很自然，英国资本家就为自己夺走这资源，以抵偿他们的花费”。《公报》以智利、墨西哥、瑞士特别是布尔共和国为例敦促说，最好保持贫穷和独立，因为有了后者，“农场主组成的一支小小军队，就几乎铲平了英格兰俗气花哨的部队，在马图塔山一举干掉了他们的贵族司令官……就连女人气十足的埃及士兵也是在进行了英勇的抗争之后，国土才落入英格兰之手，成了英格兰的一个封建采邑，但澳大利亚通过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口，如吉利斯和帕克斯，宣布自己比埃及更贱，比布尔共和国更低。他们的这一宣言很适合这个场合，也为这一天的纪念而增光添彩，但就在这一天，我们的第一批家人——被‘出口’了”。澳大利亚人对帝国主义保护伞感激涕零，这是他们的应有之情，决不允许他人淡化。殖民化的精髓所在，就是他们不能宣称自己拥有历史。百年庆典的三十多年前，英国淘金人约翰·谢热曾抱怨说，在对跖点的风景中，历史是一片空白，几千年来，能够识别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没有什么比在丛林散步或行走更单调无聊了……丛林里联想不起任何跟过去有关的东西。你的眼中看不到某座雅致古堡的“灰色废墟”……想象力停滞不前——基本上陷入泥沼，就像你的肉体也陷入泥沼一样。没有神圣的树丛……没有历史悠久的寺庙，因好客的善行而让人感到更加圣洁……没有能让人回想起暴政垮台的战场……没有任何能唤起回忆、提升心灵的东西值得参观。没有值得记忆的天才出没之地。没有伟人诞生之地……这一切都没有。一切无不死气沉沉，了无生趣，全是泥巴活计。但是，如果风景唤不起任何此类联想，那就让澳大利亚的儿童来唤起吧。大人要他们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了解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懿行，像鹦鹉一样背诵历代英国国王的名字，背诵无法解释的重大事件的日期，如尾闾议会和火药阴谋，背诵他们从来都没见过的欧洲河流的长度——与此同时，正如诗人亨利·劳森1888年在《共和政体报》上抱怨的那样，孩子们看到的历史从来都不早于1850年。教育家们在这一点上也发挥了作用。结果，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学校使用的任何历史教材中，完全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关于监禁地澳大利亚的叙述，甚至连条理清楚的叙述都没有。这段“历史”如此贫乏，它能算啥？记载的都是外省的痛苦生活，不过是英帝国政策中一段次要的插曲，还是忘掉为佳。在时间和空间上隔得遥远的东西反而真实，离自己近的一切却被丑化贬低，成了社会噩梦中的材料。健忘症和羞辱啃啮着历史记录的边缘，但并没有把它改变多少。某个市民也许可以把船上装订好的契约拿来，用墨水把姓氏涂改掉。新南威尔士中级法院关于审判和定罪的记录册有时会被烧掉，以便清白无辜的后代在社会上免受其苦。但是，流放制度结束后，留下的文件成山叠海，多得难以清除。纸张的寿命比砖石还要长久。澳大利亚与流放制度直接有关的大多数建筑物早就荡然无存。1835年之前在新南威尔士或1850年之前在塔斯马尼亚的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教堂、仓库、市政厅、法院、别墅、牧场庄园及桥梁——不是全部，就是部分地由流犯劳动力建造起来的，其中很多至今犹在，特别是在塔斯马尼亚，因该地没有足够财力拆毁重建。但是，让过时作废的监狱和营地依然矗立，作为鬼影憧憧、萦绕不去的往昔的纪念品，似乎没有太大意义，而今天留存的少数建筑物差一点没逃脱全面的摧枯拉朽工作。在诺福克岛上，五角星样的新监狱和金斯顿的巨大的囚犯营地，以及不少较不重要的建筑物，早就被新来的居民拆毁，为的是取用其建筑石料，他们在最后一批流犯离开之后搬到了岛上，即弗莱彻·克里斯庭领导的那批哗变者与1856年从皮特凯恩岛搬迁过来的塔希提女人结合的后裔。绿色地毯般的草皮中，依稀可辨地露出已经风化剥蚀的囚室基石，除此之外，原来的驻地几乎一物不存。就连汗如雨下的工作帮垒起的高墙和大门，也在1959年因建造一座野餐公园，而差一点没逃脱被推土机夷平的厄运。悉尼湾现在改名为环形码头，在它的头部，已经看不出任何流犯往昔的痕迹了。倒是有一件平庸乏味的雕塑，有两个连成一体的椭圆形青铜件，看上去代表的是脚镣，结果却是一件寓言作品，歌颂悉尼和朴次茅斯之间的友谊纽带。时至今日，从没有人为第一舰队的男男女女树碑立传，1988年的两百周年大庆好像也没有这个计划。尽管人们不去理会，试图遗忘，并无意识地做出成千上万种行为对流放制度进行审查，但这个制度依然活跃在老百姓的记忆中——就像大基诺剧院的表演。19世纪80年代，霍巴特的旅游景点很少，但有一艘“成功号”，这是一艘在菲利普港停泊多年的囚船，因该船囚犯参加了刺杀“魔鬼”约翰·普赖斯的行动，得了一个很好听的血腥名字。富有创业精神的人把船买下来后进行了翻修，装上假流犯和一整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脚镣手铐、门窗铁栅、处罚绑带、处罚铁球、长铁链和九尾鞭（全都货真价实——当时，这种东西还没有成为昂贵的殖民古董），外带丛林土匪奈德·凯利在葛林罗旺镇最后抵抗时用的黑色铁甲胄。当塔斯马尼亚的大多数人从该囚船鱼贯而过之后，船主把“成功号”开往悉尼，希望能有更多人前来参观，但很快就遭到查禁：夜深人静之时，义愤填膺的市民把船砸沉，因为他们不想回忆那个“污点”。结果，“成功号”在停泊的地点沉没，船上所有蜡像丢失尽净。那段Locus classicus却始终无法被湮没。亚瑟港于1877年关闭。这时，该地花名册上的在狱犯已经减少到还在那儿为他们累积的刑期服刑的64名流犯、126名赤贫者和79个疯子。后来，他们被转到霍巴特。在一群目瞪口呆、嘻嘻哈哈的人围观下，流犯走上岸来，戴着脚镣手铐，尽管大多数人都已年老体衰。在流放制度的最后岁月中，前来探访的人不仅有安东尼·特罗洛普，还有年轻的澳大利亚小说家兼卖文为生的记者马库斯·克拉克。他在墨尔本公立图书馆看了大量有关流放制度的文献资料，在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的激励下，决定自己写一部罪与罚的史诗。克拉克的《无期徒刑》从1870年3月起在《澳大利亚杂志》上连载，持续了两年，到最后丢掉了大多数读者，但1874年作为图书出版，又重振雄风收复了读者——而且，随着该书的出版，大众又恢复了对流放制度及其恐怖的缩影亚瑟港的兴趣。克拉克及其追随者给这个地方赋予了大基诺剧院的全部特征，因为他们知道观众是谁。不久之前，为什么有人从“口头传统”（也就是游客讲的“高故事”）中听说，有儿童为了逃脱鞭笞和强奸的苦难生活，像小旅鼠一样，从普尔岬的悬崖峭壁上集体跳海自杀？为什么有人听说像奴隶一样干活的流犯，在布斯司令官黑暗的矿井下面嚼食人的尸体呢？这是因为，克拉克的小说出版之后的七十多年来缺乏有关流放制度的严肃历史作品，以至这些故事弄假成“真”。很久以前，亚瑟港的惨无人道就一直被说成流放制度的核心神话——这是范迪门斯地的报界中乔治·亚瑟的敌人所干的事。19世纪70年代，克拉克和普赖斯·瓦伦（后面跟着一大堆滥竽充数的文人）开始写作他们那个版本的流放制度时，这个神话已经成了“现实”，可以幻想对其进行重新投资。因此，克拉克最为鲜血淋漓的情节，如嘎贝特在亚瑟港吃人一段（这是几乎未加掩饰的皮尔斯逃跑的版本），就从19世纪20年代的麦夸里海港转到了19世纪30年代的塔斯曼半岛，被用来“典型化”地表现流放制度。同样，克拉克写的从普尔岬悬崖跳下的男孩汤米和比利的自杀，也是维多利亚时代虚构小说作品中至为揪心的一段描写——那是监禁地对狄更斯《老古玩店》中小耐尔之死的回答：“我好害怕呀！哦，汤姆，水太深了！别离开我，汤姆！”较大的那个孩子从脖子上取下手帕，把他的左手和同伴的右手绑在了一起。“愿上帝怜悯这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汤米重复了一句。说着，这两个孩子在岩壁的边缘跪下来，把绑在一起的手举起来，举头望天说：“愿上帝可怜我们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他们互相吻了一吻，就跳了下去。普尔岬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但游客太喜欢这种故事了。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整个19世纪80年代，只要周末晴好，就有成百上千的观光客乘坐蒸汽动力的明轮船从霍巴特到该地，在沥青一样黑暗、石头一样无声的哑巴囚室关上几分钟，然后激动地发出尖声叫唤，用靴子咯吱咯吱地踩着发出回声的教养院宿舍，快乐地叽叽喳喳地讲着话。有时候，游客还可以从一个“当地人”那儿，买一只生锈的脚镣或一只烂掉的钉有平头钉的半筒靴。当亚瑟港正式改名为卡纳冯，重新合并成一个市镇后，这些“当地人”汇成一股涓涓细流，又回到塔斯曼半岛。霍巴特当时有一个名叫约翰·瓦特·比蒂的摄影师，倒是对监禁纪念品很有胃口，他记录了建筑物和亚瑟港的几个幸存的老手，甚至还造访过诺福克岛。他还印制了有监狱标记的明信片——十分精致的静物写生，上有脚镣、手铐、钥匙、卫兵的卡宾枪和来自模范监狱的随身用具，周围环绕着袋装的树叶和野花。他做得不错，把这段招人厌恶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因为不久之后，早就迫在眉睫的索多玛的厄运就降临在塔斯曼半岛上。先是发生了一场地震，接着在1897年，一场森林大火把这座监禁拓居地吞没了。这场林火在四层楼高的教养院疯狂肆虐了两天两夜。这座模范监狱曾是南方大陆一个不祥的彭顿维尔复制品，一度像沉默不响的蜂房，聚集着戴着兜帽、标着号码的犯人的雄蜂，现在却被烧得只剩一副空架子。许多塔斯马尼亚人都很难掩藏喜悦，只希望把那片废墟摧枯拉朽地处理掉。今日的游客与其他游客一起，在教养院的断垣残壁中漫游之时，几乎难以感受当年它所代表的那种隔膜。也许，根据大自然本身，根据英格兰选作罪犯寓所、几乎难以穿透的这座空间迷宫，可能比较容易推断出这种隔膜感。若想看清这一点，只需回到仿佛框住塔斯曼半岛的黑色玄武岩绝壁上，爬着穿过丛林，来到无遮无拦的边缘，凝视下面那片波光粼粼的囚牢般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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