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人弗兰克•李

一束时光，反复的书写；一程山水，万千的情意。心中始终有一幅风景，如镌刻的记忆，缠绕在心头，难离难弃。寻寻觅觅半个世纪，走过非洲、欧洲、美洲，绕过地球一整圈，才回到魂牵梦绕的梅州，归乡路是如此的漫长！

2017年圣诞节前，我照例去给弗兰克寄节日贺卡。邮局人很多，大家排队给远方的亲友寄信寄礼物，充满对节日的期待，我也是兴冲冲的。老先生年纪大了，很少回信或电子邮件。圣诞新年期间我在家休假，便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拨通了电话，不料，传来的是电话公司的语音：这个号码无人使用。我心里一沉，预感不祥，但还心存侥幸，或许老先生健康有问题，搬到老人院去了？我开始找朋友打听。新年后，传来噩耗，弗兰克于2015年12月去世了。二十六年的朋友，去世两年了我才知道，哀伤笼罩着我的心头。

我与弗兰克是1991年认识的。当时我在深圳工作，有一天，我的中学英语老师林先生打来电话，说有一位叫朱金记的先生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市回到梅州寻根，要到深圳游览，叫我在深圳给他导游一下。当我见到朱先生时，很愕然，这位白人老先生怎么看也不像朱金记。他一头灰白的头发，白皮肤，湛蓝的眼睛，鼻子尖尖的，嘴唇薄薄的，典型的白人长相。见我惊奇的样子，弗兰克解释说，他父亲是梅州的华侨，母亲是德国人。

在深圳的日子里，弗兰克很节俭，租住在郊区农民建的小楼里。我陪他游览，慢慢熟悉了起来，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他的父亲是广东梅州人，20世纪初到南非谋生。到了南非，船靠岸前，大家商量，到了这异乡别人也不会叫他们的中文名字，就都起了英文名字。姓氏也改，像朱姓，怕人不知道，“LEE”是有人知道的，再加上“tion”，变成“Leetion”，就有了个有模有样的英文姓氏。

华侨当中男多女少，与外族裔通婚的很多。弗兰克的父亲娶的就是一位逃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困顿绝望的德国女人，他们生了八九个孩子。弗兰克排行第六。然而，贫困的生活，文化与习惯的迥异，语言沟通的困难，没有节育措施时代无穷无尽的生育，终于让弗兰克的母亲无法忍受，离家出走了。弗兰克也因此变得内向孤僻，寡言少语。他小时候记不清母亲的模样，只记得有一晚睁开眼睛，见母亲深夜悄悄回来了，抱着他哭泣。多年以后，弗兰克只再见过一次已经老去的母亲。

母亲出走后，父亲一个人撑起一个家。父亲却从未忽略过孩子们的教育，那是改变他们生活的希望。弗兰克很爱学习，长大后在南非当上了医生，并娶妻生子。然而，当医生也很艰难。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混血儿也是被歧视的。他只可以给有色人种，主要是穷苦的黑人们看病，不可以接触白人——那是所谓的上等种族。后来他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市进修X光学，认识了第二任妻子凯瑟琳。弗兰克的婚姻不幸福，凯瑟琳婚姻也不幸福。他们同病相怜，逐渐相爱，双双移民到北美。他们先到美国，但是美国人对他们很不友好，后来他们又辗转到了加拿大，最终在温哥华安了家。凯瑟琳是拍X光片的技师，在医院里给病人拍片子；弗兰克是X光专家，负责看片子给病人做诊断，这样他们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后，他们经常在加拿大、英国和南非之间旅行，探亲访友，后来又来到了中国。

在教育和职业方面，弗兰克很成功，但是他还是有一大遗憾，那就是没能在少年时代回到中国。到孩子们十几岁有独立生活能力时，弗兰克的父亲会像其他华侨那样，把孩子送回梅州学习。弗兰克的哥哥就回到过梅州学习，这让弗兰克很羡慕。当弗兰克到了年龄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局势混乱，他因而未能成行。为此，弗兰克一直耿耿于怀，坚持自学中文。退休后来到中国，一为寻根，二为学中文。他在深圳住了下来，自学中文。之后多年，他常常用中文给我写信，写卡片，字迹工整秀丽。

1991年我正在办理自费出国留学，因为波士顿大学只给了半免学费，我需要提交经济担保书才能办理签证。为保险起见，波士顿大学还要求我预付另一半没有免除的学费。我问弗兰克可否帮忙，他一口答应，而且马上预付了四千美元学费。材料备齐，我便去申请美国签证。第一次签证我被拒签。眼看学校要开学了，我赶紧准备第二次去申请签证。弗兰克也很着急，于是陪着我去广州签证， 不料又碰到上次那位签证官，尽管弗兰克帮忙陈情，我还是被一口拒签。走出领事馆，弗兰克气得满脸通红，大声斥责她，我从未见他如此生气过。学校已经开学了，我想再试一次吧，就第三次去申请签证。这次碰上不同的签证官，马上就签了。回到深圳，我赶紧告诉弗兰克，他听了很高兴。

弗兰克的妻子凯瑟琳听说他担保了一位女生，再到深圳的时候，她专门与我见了面。她和我聊得投缘，高兴地打开带来的相册，把家里的许多照片指给我看。这位X光片技师，非常爱照相，把家里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后来，她也担保了两位女生去英国留学，在英国办文件时也遇到困难。这位粟色头发、个性刚强耿直的苏格兰女士直接冲进政府办公室，质问官员身为公仆为什么拒绝公民的合理要求。面对她的凛然与执着，官员只好批准了她要的文件。

在深圳，弗兰克交了些新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从梅州到深圳去看他的老伯，弗兰克很郑重地介绍给我，说这位朱先生是他梅州老家的族长。就是他，在文革时把家谱藏进砖墙的缝隙里，才保留下来。显然，族长是弗兰克心目中的英雄。他们一起给我看朱家家谱，家谱上赫然写着“朱金记”这个名字。弗兰克指着他的名字，脸上是灿烂的笑容。

1992年1月，我抵达波士顿，开始了留学生涯。最初的新鲜过后，面对的是艰深繁重的语言学博士课业和身处异国的孤独感。对付完课业，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打工，以免用掉家里让我带走的所有积蓄和父亲友人的赞助。弗兰克很不放心，1992年9月他和凯瑟琳专门飞到波士顿来看我。我知道他们节俭，找到附近的小客栈安排他们住下，并陪他们在波士顿市区观光。凯瑟琳带来了她认为女生很需要的化妆品，还带来一双英国高筒皮靴。就是那双驼色的皮靴，帮助我安然度过了波士顿好几个严寒的冬天。1993年秋天，我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转入麻省州立大学学习金融学。于是，我应用刚刚学会的贷款复利计算方式，按照当时美国银行的利率算出我欠弗兰克的本息总数，把弗兰克垫付的学费还给了他。想来弗兰克接到我的信和支票时，定是在为我挺得意的新本事微笑吧。

从那以后我忙于学业、工作、结婚、生子，好多年没有见到弗兰克和凯瑟琳，但我们一直通信。弗兰克告诉我，他后来又回过深圳，还在卫生学校教医学英语。弗兰克的英语口语有浓重的南非口音，他曾告诉过我许多南非特有的词汇，例如，祖父叫Oupa, 祖母叫Ouma。

2005年岁末，弗兰克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凯瑟琳因病去世了，临走前很痛苦，但没有一丝抱怨和畏惧。我于2006年8月底到温哥华去看望他。他已经80岁了，我准备好从航空公司空中商城网购的小折叠椅与拐杖二合一的东西送给他。那是我第一次去弗兰克家。他家在西威斯敏斯特区弗雷泽河边离码头不远的一个幽静的小区，小区里有多栋四层公寓楼，正面临街，背面临河。河边是木板铺成的数里长的人行小道，路边有双人座椅，沿路还有不少吊篮，装着盛开的鲜花。弗兰克接我住他家，我想也好，他在家太寂寞了，我这个访客陪陪他也是一种化解。他家是个复式公寓，一层有餐厅、客厅、厨房，以及两个卧室，二层是个大露台。他幽幽地指着家具和墙上的装饰画，说都是凯瑟琳布置的。凯瑟琳似乎着意把这套房子布置成南非海边的度假公寓。靠窗放着浅色小桌和白色藤椅，墙上的画也是海景。我伸头看看主卧，双人床上明显只有一边的被子枕头有用过的样子，另一边则是静默的齐整。二层的露台有个大木箱，弗兰克把所有剩饭菜和其它果蔬类垃圾都埋在里面的泥土里，变烂化成肥土后，用来培育周边各个盆里的花草和蔬菜。西红柿、辣椒，长得鲜亮水灵。弗兰克身体精神都很好。他白天开车带我到城区观光，碰上商店我进去浏览，他就打开拐杖小折叠椅坐在外面等候。傍晚回到家，他还亲自准备晚餐。他的厨房锅碗瓢盆一应具全，干净整齐，全然不像家里没有主妇的样子。其中还有中国式炒菜锅，看着他站在厨房很娴熟地炒菜，我很惊讶，问他怎么学的，他说从小就看见父亲天天这样炒菜给他们吃。我想起凯瑟琳以前说过，弗兰克在家总是很帮忙，做很多家务。吃完饭，我帮他收拾整理，他告诉我，这个案板有三十年了，那个炉头有四十年了。每件东西都有惊人的年头了，但都完好无损。

那几年，我先生已回中国国内工作，留下我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华盛顿，我们处于分居状态。我对婚姻很迷惘，问弗兰克我该怎么办，他长叹了一声，说：“我年轻时逃避了不幸的婚姻，但一辈子被内疚感所折磨。我真的没有好的建议可以给你！”弗兰克事实上早就把前妻和孩子们从南非搬到了爱丁堡，他买了一栋楼改成客栈给前妻经营，这样她就不愁工作和收入了。我问他孩子们的婚礼之类的场合他有没有去参加，他说没有，自己没尽责任，在那种场面出现会让前妻尴尬。

最后一次见到弗兰克，是在2015年9月初，我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我的先生已经回到华盛顿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去西雅图看过亲友，便开车过境到温哥华看望弗兰克。弗兰克在弗雷泽河边小道上一张长椅上坐着等我们。他的步履慢了，也不太做饭了，但还是自己照顾自己，身体也挺好的。他有个邻居琳达，两人约好互相照应，经常打电话关注对方的情况。弗兰克带我们去一家中餐厅吃饭，他自己却像往常一样不多吃。他觉得，人在四十岁以后，心思就不能放在食物上了。他看着我们吃，听着我们赞叹温哥华竟有如此正宗美味的粤菜，挺得意的样子。饭后，他请我和孩子们上他的车，我有点犹疑，毕竟是88岁的老先生开车呀！孩子们很喜欢弗兰克，兴高采烈地上了车，我也就上了车坐在他旁边。弗兰克嘴角荡起一丝微笑，车窗放下，双手精准地握着方向盘，一踩油门，汽车又快又稳地开出去了。一路上坡下坡，暖风呼呼地拍着脸，孩子们雀跃了。

我们离开温哥华前，弗兰克把我以前送给他的大学校徽和其他小礼品还给我，说那些东西对我会更有用。我一阵难过，心想，Oupa, 我还不想说再见啊。他就是这样有条不紊的人，所有事情都要提前安排好。当我们别过弗兰克，他黯然地回头在人行道上慢慢往回走。他个子不高，望着他那孤独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他是那么典型的一个梅州人。

琳达告知我弗兰克的死讯时提到弗兰克去世前离90岁生日只差几个月。验尸官说弗兰克死在厨房烤箱边，应该是试图换烤箱里的灯泡，因为头伸进烤箱太多，身体的重量引起烤箱倒向他，击中他的头部。弗兰克的家人从苏格兰赶过来处理了后事，把骨灰带回去，撒在爱丁堡郊区他经常散步的一条小径上。

每当我想到弗兰克，便忆起他激动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永远都忘不了那第一次回梅州老家，踏进祖屋前族人为他放鞭炮的场景。他说，以前从来没有人为他放过鞭炮！寻寻觅觅半个世纪，走过非洲、欧洲、美洲，绕过地球一整圈，才回到梅州，归乡路是如此的漫长！

原载《寻根》2018年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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