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着，过生活（一）

常听说时代的一片雪花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但我们很少听过有人在这座大山压来之后的故事。

时代的一次意外让人生在毕业前夕突然变轨：名字从研究生录取名单中撤下，也失去了留京工作的机会。

刚在家乡的企业渐行渐稳，却听从内心的召唤，辞职下海。几经风雨辗转，终于在九十年代凶险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跟，却又在2000年抛下稳定的生意，“漂”回北京，从零开始，重回法律赛道，成为精英律师……

阅尽世情，天道酬勤。北大才女归去来兮的不凡经历，进退取舍的果断决绝，通透乐观的生活态度，还有一路上无数像“氧气”一样无私帮助的朋友们，成就了她精彩丰富的人生。

2020年，对于北大86级的同学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距离我们青春飞扬时离开北大，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人生能过几个三十年？散落在全球各地的2000多名86级同学要来一次盛大的聚会，纪念从北大毕业三十周年，也纪念我们难忘的青春。但2020年，对于全中国的人乃至全世界的人来说，又是特殊的一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新冠疫情就长驱直入，把疾病、死亡突然拉到我们眼前，硬生生地把大家拆散、分开……

这大概就是人生吧：意气风发中戛然而止，百转千回后柳暗花明，超越你的想象，出乎你的预料。也正因如此，人生才给了我们无限的期待！于是，86级同学的三十年聚会便在这种特殊中，从传统的面对面聚会改成了通过互联网上的“云聚会”。“云聚四海”，一个特殊中的意外，一个意外中的美好！因了这个出乎意料的“云”聚，我也停下来，回忆和梳理一下我的三十年。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的生活大致可以分成两大段，前十年从北大回到太原，在太原度过十年；十年后回到北京，一转眼就整整二十年了。所以，今天就从我的离校、返乡、回京这三个转变写起。

“微笑着，过生活”。这是我三十年前离校时给自己未来定下的生活基调。所以，这三十年，我就这样一路微笑着，过生活，直到今天，也希望，是永远……

壹

我们86级同学1990年的离校，确实极其特殊，我们走的安静、落寞，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学位授予，更没有欢送和鲜花，用徐志摩的诗形容最为贴切，那就是“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有一张班级毕业照，聊以纪念我们曾经飞扬的青春。

但是，我的离校，除了这些和大家一样外，有一点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我本没打算离校，也自以为不用离校，但最终却不得不离校了。这是在我长到23岁时收获的第一个大的意外。

我从来不喜欢把这种意外或者变故称为挫折，因为在23岁遇到这个意外后，我很快就明白，在我的生命里，这类意外一定是会来的，这是一种宿命，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区别而已；所以，我接受它的速度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快的。

我原本的计划是比较完美的：我喜欢北大，觉得四年还没有在燕园呆够，所以毕业前一年的秋天我决定留下来继续读研究生。当时有两个考虑和发展路径，一是考上研究生继续学习，同时再考取律师资格，研究生毕业后在国内做律师；二是读研后就有资格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可以到美国去读书，看看那个还不曾了解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两个看上去进退自如的目标都需要上研究生。

那年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我们考研取消了全国统考，由各系自己考核招生。我毫不犹豫报了魏振瀛老师的民法专业。一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专业，二是我很了解魏老师在民法学界的地位，希望能跟从最好的老师学习。但魏老师并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考研之前也不认识我，心里还是很忐忑的。那一年法律系的考核有四步，先是基础知识的考试，和通常的考试一样，现场做题、交卷、打分；然后是场下命题论文撰写，大家都可以去图书馆查资料，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上交即可；第三步是现场写论文，大家按照考试现场给出论文题目，在2小时内完成论文撰写（相当于写出论文提纲、脉络）；第四步是面试，对面坐好几个老师提专业问题，马上要回答出来。这四轮考核比往年的研究生统考似乎还要难一些。

通过这样四轮考核下来，魏老师才认识了我，对我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考研结束后我在法律系资料室看书，遇到当时的一位研究生（后来知道他姓L，现在是北大法学院教授），当时系资料室人很少，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我俩攀谈起来，他很吃惊地说，“哦，你就是贺芳？魏老师说我们很快就有一个小师妹了，原来就是你呀！魏老师说了，你论文写的好，字也写得好”。我听了这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因为魏老师平时看上去是个很严谨、很严肃的人，在我心里他是不会轻易夸人的，他能在这么短短的几次接触中给我这样的肯定，特别是他愿意收我做研究生的这个决定，在当时确实特别鼓舞我，让我心里有底了。之后系里给出的消息也是正面的，我的成绩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在之前我也曾因为大学四年成绩一直不错，虽经周折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北大第一届光华奖学金。这三方面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我读魏老师的研究生应该没有问题了。

但是，前一年夏天我曾经在某楼广播站里客串过一小段时间播音员，因此秋天我就被找去谈话了。尽管我选读的都是各大报纸上发的官方消息，但审查又是必须的。总之，这个谈话进行了很多次，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研究生考试结束也没有下结论。这件事给我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我是否能获得光华奖学金。虽然按照大学四年的考试总成绩我毫无争议地有资格获得，但还是遇到了阻力，最终上到校级层面讨论才通过了。因为有这个前提，所以当系里和魏老师给出我肯定的信号后，我就自认为读研是十拿九稳的了。于是，完全没有做找工作的准备，轻松等待着毕业的到来。

大约五一节之后，系里会出榜公布研究生的正式录取名单。我记得出榜前一天我出去玩了，很晚才回来。宿舍的同学告诉我说，刘老师来找你，让你明天一早去系办公室找他。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四院法律系办公室找他，一进来就看到走廊墙上贴着大红纸，研究生录取名单张榜了！我就在上面找我的名字，从头看到尾，再从尾看到头，怎么没找到我的名字呢？我很诧异，赶紧到刘老师办公室。他是法律系84级的师兄，毕业后留校工作。我急急地问他，为什么没看见我的名字呢？他很沉重地说，昨天去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的名字被拿下了。他顿了顿，又说，我们系里也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急切地问他。他说真的没有办法了，然后是沉默。当然，也只能是沉默。我知道，这确实是、并一定是真的了！

我整个人都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是怎么从他办公室走出来的。刚走出楼门，迎面有个人和我打招呼，是我的一个老乡，一直对我关怀有加的81级闫师姐。当时她已经留校了，我们两个缘分极深，我2000年再回北京后我们共同做过些事情，后来还成了我在百瑞律师事务所时的同事，至今我们仍不时见面叙聊，是我永远的好师姐。她很惊讶地问，贺芳，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这个时候的自己，完全不知所措、软弱无助，突然听到这样一句关切的话，自己就像突然醒过来一样，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这可把她吓坏了，她从没看见过这样的我。于是就赶紧安慰我说，别哭别哭，到我宿舍去吧。她就拉着不停流眼泪的我到了她的宿舍。我告诉她我研究生读不成了，然后就是一直哭。那一天，那个时候，她是怎么安慰我的，对我说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让我可以尽情地哭，尽情地流泪，尽情地软弱……

到了中午时分，她给我做好饭，端给我吃。这时候，我就慢慢平静下来了，我默默地吃饭，一边吃，一边想我该怎么办。等我吃完饭，我内心就已经急不可耐了。我说，我不能在这里哭了，我下午得出去打简历，我得要去找工作了！她说，你行吗？我说，我好了，我坐在这里哭没有什么用，我现在研究生读不了了，工作又没去找，哪还有时间哭呢？我要赶紧走了，走了！

就这样，从这天下午起，我先跑出去打简历，然后就是投简历、找工作……我去过最高人民法院、去过民政部、去过计生委，等等很多单位。把我四年没走过的北京的路都走了一遍，没坐过的公交车都坐了一轮。我是个天资并不是很好的人，来到北大对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了。大学四年，我笨鸟先飞，比较用功刻苦，所以各方面还算是表现优秀吧，学习成绩四年总成绩班里排名第一，做过班长、团支部书记、法律系团委副书记，期间还入了党，业余时间加入北大艺术团，学习唱歌，在广播站担当播音员等等，这些写在简历上也都算光鲜亮丽了。因此，所有单位都问了我同一个问题：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于是，我如实回答他们的疑问。当然，结果就都是一样了。他们都对我表达了足够的善意、足够的喜欢和足够的惋惜，但也都表示无能为力，他们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我一边找着工作，一边觉得还应该做些什么。我先去找我唯一熟悉的张副校长。我曾跟着他的夫人学唱歌，所以会常常去他们在朗润园的家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救命稻草。但不巧的是，张副校长携夫人出国去几个大学访问，要很久才能回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这棵稻草是抓不住了，我决定去找当时新调任北大校党委副书记的林老师。我很清楚这应该也没什么用，但似乎是要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似乎把自己能做的所有努力都做了，才会安心。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找到林老师的，但我确实找到他了，并为自己据理力争，认为学校不应该把纯学术的研究生考试和录取与其他问题混为一谈，等等。现在想来，我还是很感谢林老师拿出两个小时和我谈话。他对于我，谈话当然更有艺术，更知道如何说服我。他给我讲他下放农村的经历，讲他坎坷的人生，并让我觉得无论你遇到什么都是生活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历练。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的家里还保留着一个修鞋的机器，他会很坦然地随时准备着用这个机器去谋生。他和我的谈话很平和，没有过多的说教，但他明确地传递给我两点，第一，我研究生这件事已经是确定的了，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第二，这其实没有什么，人生的路很长，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这次谈话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了。做了23岁的我当时能做的所有努力后，我已经非常清楚，我没有办法留在北京，我得回我的家乡太原了。

我该怎么回太原呢？这时候我需要做好两个准备：

一个是心理准备：在考研留校失败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回太原。但现在我开始告诉自己，要坦然接受现实，要“微笑着，面对生活”。我想，太原毕竟是我的家乡，有我的父母姐姐，有贫困但温暖的家；太原毕竟是省会城市，有几百万也在努力改变命运的同乡。如果我回到太原就一事无成的话，那一定不是太原的错，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一切就释然了。

但，我回太原到哪里找工作呢？我19岁离开家，除了老师同学还认识谁呢？一个都不认识。我的父母因他们父辈的原因是隐姓埋名流浪到太原的，爸爸低头做最底层的工人，妈妈默默做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可以帮助到我的社会关系。因此，我只能靠自己，我必须在北京做好回太原找工作的所有准备。于是，我找了三个人给我写推荐信，他们是我生命中三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一个就是愿意收我为徒的魏振瀛老师。他对我的肯定让我鼓起勇气去找他，请求他把我介绍给他太原的朋友。他欣然同意，给山西大学的一位老师写了推荐信，介绍了我。在我回到太原一年多以后，还是魏老师当时的研究生，现在北大法学院的楼教授到太原讲课，特意辗转找到已经在山西大酒店工作的我，问我是否还愿意报考魏老师的研究生，魏老师让他转告我如果我报考，他仍然愿意收我为徒。这样的口信实在是太让我非常感动了！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历练，我已然明白我并不适合搞研究、做学问，已然清楚自己喜欢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了，但魏老师的口信仍然极大、极大地鼓舞了我！

第二个人是我高中同在太原十中读书、又同在北大读书（国政系85级）的挚友马学姐。她是极优秀、极全面的人，现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担任重要职务，工作特别出色，当过北京卫视的主任，“跨界歌王”“上新了故宫”“养生堂”等节目都很有名，还曾荣获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奖”，我们至今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来往。她给在太原的父亲写了信，让我带回去找他。她的父亲当时在省人事局工作，打交道的人很多，她觉得可以给我引荐些工作机会。

第三个人是我大学班主任齐老师的同班同学，当时是中央党校的老师，住在党校一个简陋、朴素的小平房里。大一暑假齐老师安排我们到他挂职副县长的河北宁晋县做了一个月的普法宣传，都是他安排的，他对我们这群学生关怀有加。因此，他和我们这些暑期去宁晋县的同学就很熟悉了，像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一样。宁晋回来之后我也常和一帮同学去他家里蹭吃蹭喝；加上他是山西人，有一份天然的亲近，所以在自己走投无路时，就去他家里找他，告诉他我的情况和准备回太原但又不知该怎么办的窘困。他二话不说，立即写一封信给他的弟弟，让我去找他。他的弟弟当时在山西省某局任职，酷爱书法，现在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兄弟两个都是有大才但又特别平和、谦逊的人。

这三个人，在我年轻的生命里、在我最脆弱、无助的时候，给我伸出的不仅仅是温暖的手，而是一种信任，一种鼓舞、一种结结实实的支撑。

于是，我带着这三封沉甸甸的信，就回太原找工作去了。

下期再讲回乡后的故事。如果说离校是意外，回乡后则是跌宕起伏，甚至命悬一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