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岁月：微笑着，过生活之二

北大才女回到家乡就业，沉下身心，微笑着迎接职场的全新挑战；跟随前辈，学会坦然面对不公和别人的怨念，抓住生活的重点。面对九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改革热潮，她毅然辞职。别人“下海”，她却“上山”，到吕梁山深处贩运熏枣。经历了种种危险和意外，也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然而全新的赛道又出现在远方。

贺

芳

山西人，1986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法律学专业。1990年毕业回家乡太原，在山西省旅游局下属中外合作山西大酒店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创业，自营公司。2000年回北京，成为“北漂”一族。2002年加入创立中的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从实习律师做起，后成为该所高级/管理合伙人；2021年2月，发起创立北京万景律师事务所至今。热爱律师职业，喜欢迎接挑战，享受工作乐趣，打算在律师职业上从一而终。 

贰

这三封信确实很有分量，我回去分别拜访了三位后，很快就有两个单位同意接收我，一是山西省税务局，二是山西省旅游局。离校时，学校发给我的派遣证上先写着旅游局，后面又划掉改成税务局。我当时没在意，拿着这个涂改过的派遣证就回太原了。

因为不得不离校的这个变故，我离校同学给留言时就基本把我大学的前三年都忘了，似乎只记得我第四年遇到的种种，所以写的内容大多是带有悲情的或带点鼓励的话，比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等之类的内容。但其实，我的自我修复功能还是比较好的，等回太原找好工作再返回北京等待毕业的时候，我内心就恢复如常了，决定用微笑迎接未来的生活。于是，我在自己的毕业纪念册首页上郑重地为自己写下寄语：“微笑着，面对生活”。这句话是我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定下的颜色和基调，我希望用微笑贯穿我的整个生命。

回到太原之后，因为派遣证有修改的问题，导致省税务局方面给了我一些小的阻碍，正好让我有机会认真思考我未来的职业选择。于是，我坚决地回绝了税务局的工作，去了不被所有人看好的省旅游局，而且还是去了旅游局下属的、当时山西第一家中外合作的星级酒店山西大酒店。做这个选择，与我个人的价值观有关，这里不再赘述。

我是被旅游局一位副局长看中招进去的，他同时是山西大酒店的董事长。山西是个极为保守的地方，他力排众议，一手操持，终于在太原建起了山西省第一家星级酒店。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酒店办公，于是，我就跟随他在酒店的办公室做秘书。

进入山西大酒店的最初两个月，是我成长比较快的一个阶段。这一年，酒店一下招了十几个大学生，大多都被安排在前台、大堂、餐厅等处，穿着漂亮的酒店制服。我呢，则被局长叫去“密谈”。他说，你不用羡慕他们，你给我去工程部呆一个月，在工程部办公室、电工组、机修组、中控室等每个班组各呆一个星期，快速学习、了解清楚酒店光鲜外表背后的情况。他告诉我，工程部才是酒店的核心和心脏，不把这里搞清楚是不行的。

就这样，我就穿着工程部土色的工作服，跟着工人师傅到处转、到处看，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把图纸拿出来细细研究、学习。这对我一个文科生来说，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但北大人的特质之一就是不服输，硬着头皮也要往下看，不懂就问师傅。

山西大酒店期间

一个月下来，我对酒店的情况掌握了不少，同时我也慢慢知道，这个酒店的建设是很有争议的，建好不久告状信就不断飞到各个部门了。在我报到上班之前，审计署已经派人在这里审计了。等我在工程部一个月工作完了，审计报告也出来了，找出酒店项目中所谓的很多问题，当然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方面，要求酒店方面给予答复。

这时老局长就把我叫来说，“你情况也了解完了，从今天起，你住在酒店，我给你半个月时间，把审计报告中提到的问题一一作答，涉及到财务数据，就直接找财务经理，我让他们全力配合你。”

就这样，我吃住在酒店的房间里，把刚刚了解到的工程上的皮毛，结合财务数据，不懂就找来工程部、财务部的人和他们学习讨论，用了半个月，把审计报告的回复意见写出来了，每一个回复意见和观点都附上相应的证明材料，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证据，和我现在做律师写法律文件都是一个原理。老局长看了很满意，几乎没有提大的修改意见。写完这个回复意见后，我就正式回到办公室，兼董事长秘书了。

审计署看了这个回复报告，生气的程度可想而知，等于推翻了他们几个月“辛勤”工作的全部审计成果。有一天，审计署的领导叫老局长过去，局长让我和他一起去，如果还需要写补充意见的话，我也可以知道第一手情况。我们这个局长是个老革命，资历老，胆子大，勇于创新，敢担责任，多年来一直做接待工作，当时的省长、书记见了他都很客气，工作上也很支持；审计署这个领导，级别上可能和我们老局长差不多，但他年轻，资格浅，按理说总要给留点面子。但我们一到审计署，在这位领导的办公室还没坐定，他就开始劈头盖脸、声色俱厉、气急败坏地骂开了，可以说是斯文扫地、破口大骂。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架势，大致是说，我们审计出的问题你们全都不认账？难道我们审计错了吗？你就这么好意思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等等。留给我一生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局长神情安详、平静，一言不发。就静静地听着这个审计署年轻领导骂着，骂了很长时间，直到他自己都觉得骂的实在没什么意思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可骂了，停下来了。然后，我们老局长缓缓站起身来说，你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之后还有什么事，再随时说。然后平和地带着我离开了。

我真的很诧异，一般人面对那样的辱骂，很少能忍得住，我作为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小女生，如果这是骂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忍不住回击的。老局长似乎看出来我的疑惑了，他就对我说，你看，人家派了那么多人在酒店辛苦工作了几个月，抱着很大的信心要抓个“大老鼠”出来，结果我们全都不认账，全怼回去了，能不窝了一肚子火吗？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不让人家好好骂一顿，发泄发泄心里的恶气？这样他内心才能平衡呀！这是我初入职场，上的最深刻、最鲜活的一课！从这件事情上以及之后的交往中，我从我们这位老局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一就是凡事要抓本质，抓重点，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抓到了重点，其他的东西就不要放在心上；第二就是要有胸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这样就会有涵养、就能忍耐。这在我后来的每一次改变和选择上，都不知不觉地用上了。

在酒店的第一年，对我来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新鲜的，同时酒店这样一个特殊的所在，也在眼前打开了一个飘动着浮华的世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办公室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家都很满意；同时，接待各个地、市、县来参观酒店的人，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和学到了酒店管理上的一些知识，学会一点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但到了第二年，我就发现我只需要把前一年写过的稿子拿出来修改一下时间、地点以及人物关系，基本上就可以了。因此，原来工作上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了，内心开始不安和骚动；但由于老局长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就不好意思提出来离开，当然也没有想好离开了去干点什么。到1992年初，老局长到了离休的年龄，再加上当时在山西那个保守的地方建了一个豪华的酒店，处处有人盯着你、暗算你，所以老人家也就顺势退下来了。他的离开，一是让我没有了背弃他的心里负担，二是他离开后的人走茶凉，也深深地刺激了我。于是我也就下定决心离开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真是一个特别热闹、特别刺激、特别适合年轻人折腾的火热年代，而那时的我们刚好又正年轻。这时，我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出现了，他就是我同一年到酒店工作的同事。他也在躁动着，不安于酒店的工作。于是，几个在酒店的大学生常常聚在一起，想着做点什么。他是湖北人，但在山西省一个当时很偏僻、很贫穷的石楼县参加高考，顺利考上山西大学，可见他的头脑很灵活，会投机；在大学他又很有目的地和他的同学、当时某副局长的女儿谈恋爱。借着这个社会关系认识了山西省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的两个人。石楼县位于吕梁地区，在黄河沿岸，黄河沿岸地区出产红枣，农民们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红枣经过烟熏后加工成熏枣，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很受欢迎。他就鼓动我说我们可以和土畜产公司联手做熏枣生意，他在石楼有熏枣生产基地，拉我一起辞职下海，成立公司。

当时我正想着辞职，他这一鼓动，又有了明确的方向，当时也觉得“民以食为天”，做农业产品、食品肯定没问题，于是，一拍即合。1992年的10月，我就和他去了石楼考察。那时候去一趟石楼县很不容易，我祖籍是吕梁离石县的，本已经很偏远了，但翻山越岭到了石楼一看，妈呀，比离石还要差很远。坐上他寄住过的那家人的蹦蹦车，即小电动农用三轮车，在大山里穿行，看各个加工点。风没遮没拦地吹在脸上，一天下来生疼生疼的，但那时候一点也不觉得苦。

回到太原，立即提出辞职。我辞职，第一个要说服的其实是我的妈妈。我和妈妈说，我现在每天在单位写材料、处理办公室杂务，一个月可以挣到大约400块钱，如果我辞职后有一天自己干不下去了，再去找个工作，继续给别人写材料，你觉得我能不能挣到400块钱呢？妈妈想了想，说应该能吧？我说我也觉得能，那我辞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我再找个工作呗！就这样，妈妈不但同意我辞职，还被我说服把我两年工作攒的钱加上她给我准备的嫁妆钱一共一万块都拿给了我，说你出嫁的时候就没有钱给你了。我说没问题，我相信我出嫁时不需要妈妈给嫁妆了。就这样，我去单位辞了职，开始了我之后28年自由流浪、跟随本心的生活，直到现在。

这在当时封闭的太原，大家都觉得我疯掉了。我也懒得解释，义无反顾地去做我的熏枣生意了。

我们按约定，我和同事各出1万（我只有1万元，他其实连1万都没有），土畜产公司的两人出3万，成立一个注册资本金5万元的公司。我和我的同事伙伴负责干前端最苦力的活，就是去大山深处用现金收熏枣，土畜产公司的伙伴负责让自己公司全部收购下来，他们公司再出口到海外。我们中间每斤赚1-2毛钱。听起来满不错，苦是苦点，但产销都搞定了。

辞职创业期间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实操，发现公司的5万元（其实还没有5万，我那个伙伴的钱找了许多借口没有到位，实际只有4万元），根本就不够一车货的本钱和运费。怎么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能想办法去借。这时候一共事，才发现我这个伙伴基本没有一句靠谱的话，他是指望不上了，但事情又不能不做，万般无奈，我就去找我的老局长借钱。他退下来前成立了一个公司、一个协会，还有一点小钱。老局长二话不说，借给我7万块！当时我拿着这个钱，手还发抖呢。我说侯局长，我刚出来做，难道您就不怕我生意做砸还不上您钱吗？他说了一句至今想起来我仍然特别感动的话，他说：“你去折腾吧，折腾到头破血流了你再回来”！于是，我带着这笔当时的“巨款”，带着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包容和踏实，上路了。

从1992年的10月开始，到93年的春节前，大约半年的时间，我学会了坐在满墙都是黑乎乎苍蝇的农民家大炕上吃饭，学会了站在院子里插着腰和他们吵架，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还得穿着军大衣把自己裹起来蹲在深冬的野地里，看着农民装箱三天三夜不敢闭上眼睛，你一闭上他们就把不符合要求的小颗粒枣放到箱子里以次充好；我也经历了所有在长途路上下雨、下雪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

那时候，我们需要去到最偏远的山村才能搞到符合出口要求且价格合理的熏枣。前面有公路的地方是要在吕梁的大山里上下穿行，最后的一段山路就只有土路了，遇到秋雨，巨大的货车在泥泞里原地打滑，甚至向后滑，我们要下来拿着铁锨从旁边把带着石子的松土追着车，垫在轮子下面，车发动向前开起来后又不能停下来，你就要在后面追一段，至到安全地带才能上车。这都还不算什么。最后一次我跟着车去石楼，是1993年的一月，大约春节前五六天吧，我们决定最后再拉一车货就歇了。当时刚下过雪没几天，在城市里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晚上从太原出发。我穿着大棉袄、大棉裤坐在驾驶室里。当时雇来的车已经是太原最好、最大的日本进口车了，但不记得是这辆车没有空调还是空调坏了，冬天必须开着车窗，不然人呼出来的热气很快就把挡风玻璃弄的看不清楚了。就这样，北方深冬的大山里刺骨的寒风就那么没遮没拦的吹进来，脸上、身上，无处躲藏；好在那时候的大货车车速都不快。

车开到吕梁山薛公岭时已经是半夜一两点了，山路上人迹罕至，所以雪完全没有融化，到了坡度比较大、转弯比较急的地方，车轮就在地上打滑，完全不能向前走了。司机没有带防滑链，万般无奈把备用的钢丝绳绑在车轮上充当防滑链，但发动起来钢丝绳在雪地上飞转，在一片漆黑、寂静无声的大山里，打出层层火花！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非常震撼也非常惊恐。路的一侧是山坡，另一侧就是不知多深的悬崖峭壁，稍一不慎滑落下去，那真是万劫不复。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死亡的气息。我不敢在车上坐了，下了车装作查看情况。司机师傅准备好后要再做一次冲刺，我说好的，我在后面看着点。其实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不敢上车，当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论如何，我得活着。结果这一次冲刺成功了，车一旦向上开动就不能停下来，在墨一般的大山里，我和另一个同伴在后面追，突然想起我们这一车的货款7万多现金现在还放在车上，如果司机师傅开跑了，哇！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时候黑暗的恐惧，钱被卷跑的更大恐惧一起袭来，我们拼命在后面跑着、追着……

过了好一阵，前面出现了一丝微光，两个司机师傅打着手电筒下来接应我们了！这时候身体突然就软下来，悬在胸口的心也终于落了地了。师傅略带歉意地给我们解释说，他们必须一口气开到山顶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就赶紧来找我们了。那时候，这两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人，他们的质朴、善良和美好，把我的心和漆黑的山都照亮了，特别的亲切和感动。

回来的路好走了很多，但更大的麻烦却迎面而来。载满几十吨熏枣的大货车刚刚翻过薛公岭山，突然听到开车的司机师傅对另一个师傅说，坏了坏了，车流瓦（wa，不知是哪个字）了，完了完了。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问他们到底怎么了。他们告诉我，车坏了，也修不了，彻底开不了了。他们一边说着，一边慢慢靠着惯性向山下溜着车；万幸的是我们已经翻过大山接近平坦的道路，溜车没有什么危险了。

这时是春节的前两天，所有的人此刻都变得焦虑、暴躁，觉得倒霉透了，完全不知所措。我却不知为什么，竟出奇地平静，唯一想到的就是得很快找到一个暖和的落脚地方，要有饭吃，要等天亮，搞清楚现在在哪里。

天无绝人之路，车溜不动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矮小、破旧的房子，于是赶紧奔过去，敲门，灯亮了，果然有人。敲开门，请求给我们做点热饭，并请求在这里过夜到天亮。这家人爽快的答应了，起来给我们生火、做饭。我们一边等着，一边和他打听现在的位置，如何向太原通报消息。没有想到的是，他告诉我们大约5里地之外有一个邮电局，可以打长途电话。那简直是太好了，我们可以向太原的运输公司求救了，请他们派一辆空车过来把货倒到好车上，再把坏掉的车拖回去。一切都有了希望。于是，我们安心吃饭后大家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席地而坐，眯着睡觉，等着天亮。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我和一个师傅去邮电局给太原打过电话后，回来继续等着。到下午三点左右，一辆载着大家希望的大货车终于来了。接下来，除了我，五个男士一起把满满一车货从一个车倒到另一个车上，天黑时，终于把车装好，再次启程回太原。车太大了，自重很重，一路上拉断了好几次拖车的钢丝绳。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蹒跚着，摇晃着，终于在腊月三十的下午回到了太原。

这一次的经历，永生难忘，历历在目。加上之前离校的变故后坦然下来的心态，我就常常想，从北京回到太原，从太原又走过大山深处，体味了文明和落后，感受了浮华和贫瘠，经受了安逸和惶恐，未来的路就自由了，无论再发生什么，都不会太惊慌，不会太沮丧，没有什么苦是吃不下的，没有什么坎是迈不过的了。自己好像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但这次回来后，我决定放弃贩卖熏枣这件事情。首先是，我认为无论做什么，有多大的意义，只要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我得活着，因为，对我和家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我的合作伙伴，除了因为他的原因让我下决心辞职下海的功劳外，他在这半年里基本没有给我什么帮助，更要命的是他的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让我在旁边脸红，听不下去，忽悠的程度颠覆了我的世界观，这是我和他没共事之前完全没有看到的一面。于是，我坚决地和他把账算清楚后彻底分开，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小公司。

当然，这一番折腾下来，我拼尽全力去做，老局长借给我的钱一分没少，全部还上了，让我可以很体面地、很有尊严地站到他的面前，没有食言。虽然没有头破血流，但也遍体鳞伤了。我决定一个人重新开始。在那以后，老局长又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一直和他保持着亦师亦友、同时还像父女一般的真挚的关系，直到他罹患癌症，到虚弱到需要别人的帮助，最后安然离世。

在我一个人开始的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人是我不能跳过去的，那就是经济系的杨文毓同学。我和小毓在大学时其实并不认识，但1990年我俩同时落寞地回到太原，由此相熟成为朋友，像是两个相依为命的人，互相给对方一点温暖。我所在的山西大酒店和她所在的山西广播电视厅一墙之隔，这样我俩就很方便地见面和来往。后来她和现在的先生恋爱、结婚，过着稳定的生活。而我这时还是单身，第一次的下海创业又以分家告终，接下来再干点什么，其实完全没有想法，这期间胡乱折腾着，也发生了很多故事。那时候，每天早上离开家，其实真的不知道晚上会在哪里结束，那种迷茫的感觉估计很多当年下海创业的同学会有点体会。游荡到中午实在没有去处了，就跑去小毓的宿舍蹭中午饭。她每一次就那么安静地、恬淡地欢迎着我，我和她一起做着饭，然后一起吃饭，轻松地聊聊。好像每一次吃完饭，我都感觉自己也静下来了，然后好像又有力气去继续我的迷茫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小毓那个小小的宿舍、小小的家，我随时可以敲开门，坐下来吃饭，那种你不用开口说话她就能懂你的感觉，你随便折腾她就那么静静地陪你吃，静静地看着你、听你说话的感觉，就像氧气一样，你闻不出她的味道，但你却感觉得到，因为你的呼吸顺畅了。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第一次对小毓，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学，说一声我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谢谢”！小毓，不知道你听见了没有？

当然，慢慢的，在迷茫中逐渐又开始了新的事情。我曾经在酒店里待过两年，后来老局长又让我给他做山西旅游饭店协会的办公室主任，和山西省的各旅游饭店老总们都很熟悉了。于是就开始做酒店用品的业务。这一做就是八年，过程中也起起伏伏，但因为没有了生命危险，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当时在太原这个行业里也算小有名气。慢慢的，基本上解决了我最初的原始积累，让我的父母全家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至少他们变得心安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尽全力支持我，给我帮助，给我无限的温暖。所以，他们对我的爱，也让我成为一个亲情观念很强的人。我回到北京后，买了房子第一件事就是把父母接过来，再慢慢把姐姐的孩子在北京安顿下来，最后再把姐姐、姐夫也叫过来，所以我们家原本人口其实并不多，我只有一个姐姐，但几家人都聚在一起了，在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了。2020年这次疫情期间好几个月，我们一直都是五家四代十个人一直住在一起，无比温暖和安心。

这期间，我也到了早该结婚的年龄，但真的不容易碰到真正合适你的人。无论如何，我认为在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年龄的事情。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前夫，在太原结了婚，但很快就发现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的想法不在一条线上。我们之间，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因为我们两个无论是心性、观念还是性格，完全不合适在一起，于是开始分居。

太原的十年结束了，下期再讲回京后的二十年。回京后，事业的赛道也又重新开始。一切从头再来，包括个人生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