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后人类教育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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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当我们开始构想一个不以人类为中心的教育及世界时，首先需认识到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深受当代西方文化及权力关系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人类”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试图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多种因素和关系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中。

基于后人类主义教育的立场，本文探讨了人类系统性非人化的根源，旨在将个体从当前教育体系的机器规训中解放出来。我们应重新审视知识的定义，不再将其局限于对人类有价值的信息，而是以更为开放的视角看待教育中的知识，认识到人与周遭世界所处在的纠缠之中。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重新构建教育的意义，还为我们理解人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注：本文为编译，

引言

无论是否有意识，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习惯于将学校视为人类共同学习和积累社会技能的场所。然而，尽管学校在许多方面与非人类世界联系紧密，我们依然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学校里不仅有人类，还包括各种非人类元素，如建筑内外的管线网络，食堂里的动物尸体，教具中的生物标本等。此类现象表明，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

后人类主义思潮在文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但在教育研究领域却尚未普及。首先，我们讨论后人类主义如何挑战历史上形成的有着强烈人类中心倾向的“人文主义”。然后，我们简要介绍后人类主义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兴起，讨论物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简称OOO）的出现，审视了人类/动物/机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探讨后人类主义思想如何重新定义政治和“知识”，这将对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提出后人类主义并非作为一种替代性新的“话语”，而是作为一种方式来认识到各种看似不同的批判方法（女性主义、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思想、技术研究、生态学等），在直接挑战人文主义限制政治和教育的方式上有共同点。

后人类主义作为对人文政治的挑战

“人类”这个概念长期以来被用来划定政治的边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唯一的“政治动物”。人文主义强调，政治应限于人类主体及其互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发展使得人类被理解为既非完全的动物，也非完全的神圣存在。

在十九世纪及其“世俗化”版本的人文主义中，人类被理解为既非完全的动物，也非完全的神圣存在。文艺复兴让位于启蒙时代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世俗逻辑出现，认为生命的意义应在人类的追求中找到。这一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奴隶制的开始，使得追求“完全人类”的概念变得尤为重要。十八世纪“人权”观念的兴起，使得这一区分变得更加紧迫。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类而拥有权利，那么不被承认是人类（例如女性、黑奴和被殖民的土著人）便会沦为物品，成为人类使用的对象。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和康德回到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人类不仅仅是一个存在的存在，而是通过教育可以成为的存在。

我们看到“人类”的概念并非不证自明。作为一种生物学上的“物种”，人类可以被认为是生物学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类别，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并在现代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后人类主义促使我们考虑，在现代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词汇，来开放对非人类主体的政治，同时也要开放对现代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低于人类”的人的政治。

后人类主义学者对“后人类主义”本身虽未达成共识，但他们都赞同的是，几乎每一位西方思想家都误解了人类。大多数西方思想家认为人类不同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存在，他们经常通过与动物、机器、“野蛮人”、奴隶等进行比较来澄清这种独特性。后人类主义视角谴责人文主义将非白人和非西方定位为低于人类的行为。后人类主义研究还关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连续性。例如，一些后人类主义者关注网络环境、虚拟现实、假肢、机器人技术，甚至药理学，探讨这些技术如何重新塑造人类认知、体验和与更广泛世界的关系。

如果说长期以来人类是万物的尺度（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主义则试图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解释事物。这种“新”思维方式，只是在于它将人类重新置于他们始终存在于的厚重本体论和政治关系中，而这必将对我们如何构思教育实践和机构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人与技术的纠缠

后人类主义对教育学者来说，最熟悉的是人类与机器、计算机和技术的交集研究。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指出，人类与动物和机器的边界已被打破，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基于自然或自然的知识论或政治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不存在：世界是根本混合的、整合的。

后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从未与机器分离，“人性”的概念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无法产生。战争中的老兵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器解构了他们的主体性，重新塑造了他们，并派他们去战斗，以高效、有纪律和无情的方式。这种机器被福柯和其他人称之为装置或机制。失去了个体性、灵魂和身体部位，这些军人变成了不同的“机器”，成为英雄工业的一部分。年轻人进入小学后，立即成为学校这个人类学机器的一部分。他们迅速学会了安静、排队和在走廊里保持安静等行为规范。这些年轻人被塑造成未来的工人，通过赚钱和消费来拯救经济，成为社会经济运作的齿轮。

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哈拉维的告诫：要庆祝和肯定自然与“人工”之间模糊的边界。海尔斯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一书指出 “尽管当前的某些后人类版本指向反人类和末世论，但我们可以创造出其他有助于人类和其他与我们分享地球和自我的生命形式（无论是生物的还是人工的）长期生存的版本。”

动物性与课程研究

所谓的“文明”往往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幌子，试图抹去和驯服人类的动物性。人文主义将文明置于进化的顶峰，认为文明优于野性或动物性。后人类主义话语质疑“文明”的善，并将人类视为“人类动物”，甚至是“人类动物机器”。肯定我们的动物性，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与其他非人类动物的关系。达尔文及动物行为学家指出，其他非人类动物也有情感、文化，甚至语言。这些特质不是人类独特性的标志，而是连接可以产生的点。

人类是“文明化的”动物，通过教育变得文明，这既是历史也是当今教育的目标。学校教育试图驯化我们的野性动物冲动，使我们在狭小空间内长时间坐着、书写、操纵符号，并将注意力从身体转移到“理性”思维上。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提到，这种驯化导致了不满，因为我们失去了动物性，文明的需求毁了我们。学校传授人类例外主义观念，同时合理化某些人对其他人的恐怖行为（译者注：因为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人类”或者“更文明”），以及人类和其他动物在学校中的具体关系：生物课上的解剖，在食堂和走廊里吃死去的动物，在体育课上用它们的皮制成的球。学校系统地教导我们，动物与我们如此不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们。

托马斯·纳格尔在《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中提出我们无法理解其他生物，甚至无法理解自己。这种不可知论对学校强调“知道答案”提供了制衡。教育应该关注未解的问题，而非仅限于事实储备（译者注：我们的世界正是被无数未知驱动的）。哲学家如Calarco建议在伦理上保持不可知论，不预设任何规范，倡导在具体遭遇中进行伦理行动。我们不能在具体的、交织的遭遇之前设定任何预先的伦理规范。我们认为课程研究必须询问这种生活关系对学习意味着什么。马克·罗兰兹与一只野生狼生活在一起，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能理解野生动物吗？更重要的是，这是否可以开启一种不需要“理解”的共生生活方式（哈拉维称之为“共同生成”（becoming with））？课程研究应探讨这种关系对学习的意义。课程研究应更多关注跨物种交流，可以从伴侣动物如狗开始，或通过思考学校中的动物。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也是动物，没有“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明确界限，并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政治（Anthropocentric politics）体现了统治观念，将动物和环境视为可随意处置的对象。它支持殖民主义，授权屠杀动物，并将农业转变为商业农业。这种统治支撑了人类中心主义幻想，认为人类是独特且特殊的物种。

然而，最近的后人类主义研究表明，仅仅关注人类/动物/机器的三角网络仍然保留了对人类的去中心化关注。如果有一种观点，不将所有事物与“人类”联系起来，会发生什么？这是物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所追求的问题。

超越连接三角形：思考事物的本体论

后人类主义思维仍然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依然需要人类作为行为主体。推测现实主义者Quentin Meillassoux提出，康德的相关论是哲学思维中的保守极限，相关主义主张世界通过思维和存在的关联而存在，因此，世界仅在其对人类存在的范围内存在。

在教育思想中，这种相关主义在对认识论（什么知识对人类最有价值？）的重视中显而易见，认识论被视为社会现实的主要战场。更进一步，这种相关主义的以人为中心的自负延伸到“性别化”地球的隐喻，将后人类主义简化为跨物种关系（其中人类是主要代理），以及后人类的形象（如半机械人、吸血鬼、人-动物），这些形象仍然依赖于人类作为思维差异的充足基础。

思辨实在论者（Speculative realist）Graham Harman提出的问题是，在后人类思想中，粘菌、水晶、河流和其他非动物组合应具有什么地位？这些东西因其表面上的缺乏活力、意志、对人类传递的感受性或人类情感和动机的投射，难道就不那么重要了吗？在这里，思辨实在论开启了后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

物本体论认为，一切都是对象，所有对象都是“机器关系”的生态系统。人类、蜱虫、黏菌和岩石都是对象，能够构成独特的生态关系，不可归结于预先分配给它们的品质。物本论认为关系独立于预先形成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事物进入的关系，通过它们形成的联系和它们能够产生的效果来认识事物。换句话说，我们无法预先确定或知道关系中会产生什么，也无法预先确定将进入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新兴的伦理，关注事物之间独立于人类思维的关系。这样一种重新定位不会依赖已经构建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好奇地追求在思想之前身体或事物可能在共生生成行为中所做的影响力。

物本论通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球哲学，重塑地球形象为一个充满关系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在被人类思维假定之前便已存在。这一思维转变不仅解构了人类及其关系，还引入了一种积极的、生成性的力量，强调了关系的生成并非仅由人类身体所主导。

向后人类主义政治迈进，课程理论的一个可能视野

重新评估人类与技术、动物和物体的关系，对我们来说与重新思考我们理解事物（无论是活的还是非活的）的方式密不可分，特别是政治和知识。Braidotti在《后人类》中强调，后人类主义未导致主体性丧失，而是重构了身份和人文实践，形成新的主体性。这一变革需要学术界的“概念地震”，打破人类与动物、机器、活物与非活物的二元对立和由这些对立构成的权力关系。

人文主义的历史被其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所破坏，导致对非欧洲人民和女性的非人化。后人类主义需要关注这一非人化现象，并重新审视全球互动及其对性别和种族的影响。解构这些二、、元对立是激进民主教育的关键。

在美国，种族灭绝和强制迁移土著人民以及通过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时代对非裔美国人的非人化达到了压迫的极端形式。父权制或男性至上主义逻辑对女性的非人化达到了类似的形式，将她们变成了贸易、欲望和消费的“对象”。这种由“非人化”促成的暴力一直持续到今天。后人类主义首先要认识到在全球化新时期人文主义的民主可能性和局限性，与前殖民主人和主体之间的全球互动，以及不再简化为两种类型的性别主体之间的互动有关。正如哈拉维所言，“被殖民者、被奴役者、非公民和动物之间的言辞纽带——所有这些都被简化为类型，都是理性人的他者”。

后人类主义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酷儿活动的政治教育项目结盟，因为它面对的是西方政治权利形式下的人类系统性非人化。而且，只要政治的边界划在人类周围，就有可能发生非人化：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全球舞台上的非国家行为者）可以宣称我们中的一些人是“非人”或低于人类。因此，解构现行的人类-动物二元对立必须将人类重新定位为动物，即回到动物世界，作为生命生态网络的一部分。我们相信，超越我们当前的文化心态和权力关系，拯救地球和我们自己的斗争，必须涉及解构人类这一范畴。

自达尔文以来，我们知道人类是动物，但这种二元对立仍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意识中，并与宗教信仰有关。这种对立威胁着生态环境，因为它不仅允许剥削和破坏动物，还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自然只是等待被开采和剥削的资源，而不考虑可持续性。这也是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结果。虽然我们认为教育是政治的，但这一点不能仅用简单的人文主义术语来理解。后人类主义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狭隘的政治概念。

制定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摆脱一些最持久和无意识的信念和偏见。这对地球的持续存在至关重要。这种新政治需要新知识和新的思维方式，即我们所说的意义。事实上，意义和政治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总是与另一个相关。我们还需要质疑提出新政治的“我们”是谁。课程研究应强调民主形式的共同学习，而不是坚持人类例外主义。

后人类主义、人文学科和思想的变异

知识是人文主义的核心概念，涉及通过感知收集数据的具体现者。Donna Haraway指出，知识既是高度局部的，又具备一种超然的观察视角。后人类主义应解构而非替代知识，创造新的概念和词汇，以迎接复杂性和变化的可能性。

这样的陈述假设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暗示我们从人文主义的宇宙中心转向后人类的认知，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知识应被视为我们在生活中行动的描述，尽管这种自我中心性仍然是“非常人类的”。关键问题在于，能否以非人文主义的方式理解我们的知识。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知识获取方式发生了显著转变，后人类的出现可能是这些变化的表现，促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与依赖性。知识与人类是相互构成的，我们需要关注与其他实体的关系，而非仅仅关注人类，超越西方主流知识哲学，转向更广泛的、本土的和多样的知识体系。

后人文主义教育应考虑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差异，重视意义而非知识，因为意义涉及信息创造的模式及其潜在随机性。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人文主义通过权力关系维持其全球统治，而关于“我们是谁”及与其他存在的关系，还有许多不同的思考方式。因此，后人类主义课程理论需要在主导的西方框架之外进行探索和发展。

结论

我们呼吁课程学者探索不以人类为中心的实验性教学和机构实践。为此，我们需从批判知识的封闭性转向新的研究方法。现有的课程研究方法预设了人类主体性，依赖于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后人类主义思想应放弃这种区分，思考意义在主体间如何生成。Isabelle Stengers的工作展示了科学如何通过让其“对象”说话来成为科学。研究必须保持开放，允许“对象”参与并让研究者感到惊讶，而不是预先决定结果。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科学，考虑文化、政治和历史因素，超越已知，理解我们与人类、动物、机器和物体的关系。

原文注：

1. 在当前学术研究背景下，在西方现代哲学和知识维度之外后人类主义很困难。但后人类主义课程理论不仅仅是简单地从人文主义转向后人类主义（这种方法可能会被批判为新奇，但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范式）。对新的、更平等关系的追求本身是一种通过无数知识参与者的具体关系进行的以体验证实的实验。

译者注：

纠缠：

“纠缠”的概念在后人类主义和相关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几位关键思想家的理论，包括：

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的“装置”或“机制”概念揭示了社会、技术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表明个体主体性是如何被社会系统所塑造和规训的。

2.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主张社会和自然界中的所有实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都是通过复杂的网络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拉图尔认为，科学、技术和社会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任何个体和物体都无法独立存在，而是通过相互关系和作用定义自身。

3.     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巴拉德提出了“物质-话语实践”（agential realism）的概念，强调物质和话语的不可分割性。她引入了“纠缠”（entanglement）的概念，指出所有事物都通过相互作用和关系形成，无法在不考虑其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理解。她认为，主体和客体、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都是在互动中共同产生的。

4.     多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提出，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强调了人与机器、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她的观点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呼吁我们认识到我们与技术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深度纠缠。

机器：

这里“机器”的概念主要来源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福柯提出了“装置”（dispositif）或“机制”（apparatus）的概念，来描述各种社会系统和结构如何通过规训和控制个体来维护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他的思想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日常的规训和规范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军事、教育和经济系统。

在后人类主义的讨论中，这些概念被用来强调人类与技术和社会系统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后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从未与这些“机器”分离，“人性”本身就是在这些“机器”的影响下产生和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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