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作者
《几何原本》出版第二年，徐光启在上海试种甘薯。
这当然因为发生了变故。译完《几何原本》后，徐光启的父亲就在五月份去世。按照规定，他必须辞去公职，回老家守丧三年。这个请求照例得到恩准，徐光奇也在八月份启程南下。据说，他们一行刚上船，北京就暴雨倾盆，徐家寓所全被淹没，只有已在舟中的徐光启和灵柩安然无恙。
很自然地，这被解释为孝感于天并广为传颂。
没想到第二年，江南也遭遇水灾，大片农田被淹，房屋被毁，人或为鱼鳖。徐光启紧急上书朝廷，建议留税金赈济苏州、松江和常州，拨款赈济杭州、湖州和嘉兴。这个方案被皇帝批准，无数民众得以存活。但这只是应急之策，并非长远之计，必须有科学方法让人民永久性地免于饥荒。
的确，粮食产量不足从来就是中国的问题。据未必精准的统计数据，这个农业帝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耕地面积却只占十二分之一，而且主要在华北平原，以及长江的中下游。不幸的是，这两个地方很容易遭受水灾。历朝历代只好竭尽全力兴修水利，却仍不能幸免于难。更何况，并非所有地方都能种植小麦和水稻，其他地区又该如何？
灾后重建也是问题：此刻的江南，能种什么？
徐光启想到了甘薯。
甘薯走出美洲是大航海的结果，传入中国则应该有多种途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无疑是功臣之一。他在菲律宾经商时发现了甘薯，便将甘薯藤混编到绳索里，躲过西班牙海关的检查，瞒天过海，带回了中国。与此大致同时，广东人陈益也从越南将其引进。由于来自番邦，所以也叫番薯。
实际上甘薯应该早就来了，因为万历四年的云南地方志就有种植记录。更传奇的故事属于广东电白人林怀兰。这位医生治好了越南公主的病，由此结识甘暑，只不过，他没有陈振龙聪明，因此在海关被截获。幸运的是，关将为其精神所感动，宁可投水自尽，也让林怀兰将甘薯带回中国。
这些故事，哪个是真？也许都是。
不过，陈振龙种植成功后，也只是将它作为外国的新鲜玩意儿馈赠亲友，甘薯作为粮食作物要到后来。利玛窦在江西改穿儒服那年，福建发生饥荒，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正好是巡抚金学曾的幕僚，便向他推荐了甘薯。金学曾发现这东西确实能够解决问题，立即在境内大力推广种植，结果是大获成功。依靠甘薯活命的当地人，竟多达百分之八十。
此后，中国人成为大规模接受新事物的群体，来自美洲的粮食作物遍地开花。于是，从清代的乾隆后期开始，中国人口也狂飙式的增长，最终有了四万万同胞。对此，必须说甘薯功不可没。当然，还应该加上玉米和土豆。
徐光启的甘薯种，就是从福建莆田弄来的。不过引进之后他也马上就发现了问题：可爱的甘薯虽然不怕风吹雨打病虫害，却怕湿怕冷难过冬，难怪最先种植的地区是广东和福建。经过试验，徐光启用稻草克服了困难。按照他发明的两个办法，甘薯的块和藤都能平安度过湿冷的江南之冬。
解决了留种过冬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繁殖。甘薯是扦插方式无性繁殖的作物，扦插前先要育苗。这两方面徐光启也都有发明：育苗有切块直播法，扦插有剪茎分种法。至于改良土壤，也有切实可行的方案，保证甘薯茁壮成长。
其实，试种甘薯，只是徐光启农学研究的一部分，他还系统总结了南方稻田的旱作技术和棉花的栽培经验，包括在稻田里种小麦、种棉花、种油菜，以及小麦和棉花、水稻和棉花的轮作。他的农业试验也不止于在上海，研究范围更是涉及方方面面。崇祯元年，六十七岁的徐光启第五次进京为官时，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已接近完成。后来，这部书由陈子龙等人修订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但，这跟他翻译《几何原本》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在富国强兵的愿望，实事求是的精神。利玛窦去世六年后，南京礼部侍郎沈㴶发起“驱逐远夷”运动，徐光启上《辨学章疏》为“洋鬼子”辩护，其中有云：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
这是远远高于“华夷之辨”的见识。科学技术原本不分国界，兼收并蓄才是中华文明的本色。只要利国利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学习吸纳，拿过来为我所用的，无论是难懂的数学、好吃的甘薯，还是管用的泰西水法和西洋大炮。
不过，徐光启最后的岁月，献给了修改历法。
说起来这也是久意不决的事。建国之初，朱元璋就确定以《大统历》为官方历法，以《回回历》为参考资料。然而，前者其实是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翻版，后者也年代久远难免缺憾。结果预测不准的事情时有发生，修改历法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可惜那是祖宗成法，再说此前又哪有更加先进的方案？因此，正如时人所说，非惟不敢，亦不能。
变化发生在崇祯二年。钦天剑和礼部侍郎徐光启，分别预测五月初一日蚀。结果，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颇有误差，使用西洋历法的徐光启准确无误。于是徐光启趁机请求修改历法，很快就得到皇帝批准。
有了圣旨，徐光启立即组织历局招聘人才，只争朝夕地干了起来。即便后来以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也仍然主持撰写历书的工作，直到崇祯六年才因病辞去历职，交由山东参政李天经负责。李天经也不负厚望，在徐光启去世后继续他未竟之事业，于崇祯八年完成。全书一百三十七卷，其中三分之一为理论部分，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
那么，大明帝国改历法了吗？
没有，因为有人搅局。起先是保定府满城县平民魏文魁上书朝廷，推荐自己的历书，被徐光启驳回。但是，徐光启去世后，魏文魁又浮出水面。结果是四家争鸣，主张《大统历》的钦天监、主张《回回历》的回回科、魏文魁的东局和李天经的西局。孰优孰劣，只能等待实践的检验。
结果不出所料，崇祯十年正月初一日蚀，李天经的西局预测最准。眼看新历书即将法定，东局负责官员郭正中赶紧跳了出来说：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四历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这个表面上不偏不倚的说法触动了帝国敏感的神经，徐光启的“新船”暂停下水。
有人作梗毫不奇怪，按照明代制度，历官是世业，祖孙父子代代相传。如果说前期还有改革可能，后期就只会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改历法其实是砸饭碗，岂能赞成？
李天经则坚忍地继续努力。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他制定了下一年的新历，并且做出种种预测。这时，天子已经深信西法缜密。到崇祯十六年，西法的精准又被三月初一的日蚀再次验证。这样一来，争论已没有意义，崇祯皇帝也在八月下诏，称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
可惜，第二年三月，他就自缢于煤山。
帝国大厦轰然倒塌，李天经却没有跟着去死。他归顺了李自成，职任光录寺少卿。后来又归顺了大清，官居通政司左通政。不久，他因故降级，以后就告老还乡，以八十一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于老家景州吴桥，再也与新历法无关。
新历法则被大清帝国采纳。崇祯帝驾崩半年后，清世祖福临就迁都北京。在此之前，新历被一个“洋鬼子”献给了先期到达的摄政王多尔衮，并被命名为《时宪历》。
这个“洋鬼子”名叫汤若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