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作者
张居正被抄家那年，有个外国和尚不无烦恼的走在肇庆街头。他的感觉不算太好，最后只能加快了脚步。因为此处居民从未见过洋人，总是把它们当作笑料和稀罕物件，还给这些外国佬取了无数绰号，其中最常用的是“洋鬼子”。
这个“洋鬼子”就是利玛窦。
利玛窦抵达中国的第一站是澳门。澳门在明代，原本是广州府香山县的小渔村。由于盛产牡蛎，得名濠镜澳。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居留地，并且因濠镜澳的标志性建筑是妈祖庙，将其命名为Macao（妈阁）。
这件事的时间和原因有不同说法。据《明史》说，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受贿，将南洋各国的交易市场，从电白县移到濠镜澳，葡萄牙人趁机混入。此后的小渔村，高栋飞台鳞次栉比，闽粤商贾趋之若鹜。久而久之，越聚越多且彪悍野蛮的葡萄牙人吓跑了各国同行，最后独占了这里。
另一种说法，是嘉靖三十六年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以所谓“借地晾晒供物”为由，买通海道副使汪柏，获得在此暂住的许可，后来就赖着不走。当然，除了贿赂官员，葡萄牙人也贡献了税金，并帮助官方评叛缉盗，绥靖沿海。这就让朝廷觉得，容留些许洋鬼子在家门口也未尝不可。更何况这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孺子可教，很快就学会了表示臣服的跪拜礼仪。既然如此，给他澳门又如何？反正天朝上国地大物博，胸怀宽广，并不在乎一个小小的渔村。
葡萄牙人终于获得了可靠的基地。
与郑和的事业戛然而止不同，那些“胡椒商人”开辟的海路上，后继者热情高涨，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堪称“精神商人”的神职人员。这个称号或许略带调侃意味，却也恰如其分。的确，他们的使命，不仅是要给难免酒精中毒或野性发作的殖民者以精神抚慰和灵魂拯救，让建立在他人国土上的据点看上去显得圣洁，也希望那里的人们能够皈依。
利玛窦不是第一个来中国执行任务的精神商人。最早的是沙勿略，而且是受了日本人的刺激。在他与日本僧侣辩论之时，对方反唇相讥说，你们传播的道中国人知道吗？如果连中国人都不知道，那就说明不是真理，没有价值。
这样啊？沙勿略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明白了中国人才是日本人老师和宗主的沙勿略，很快就进行了筹划。他甚至说服了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总督，让他派使团前往北京，自己则作为教廷代表随行。可惜，这计划由于马六甲总司令的阻挠未能实现，沙勿略只好豁出去，选择了偷渡。不过，这个勇敢的人最终既没能进入皇宫，也没被关进监狱，而是孤独地死在了名叫“上川岛”的地方。
沙勿略的努力付诸东流，传播方针则得到肯定。更多的同行认识到，中华天子才是这个文明圈的主宰，而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文字，懂得他们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于是，在《沙勿略传》的作者和中国行动总策划范礼安的不懈努力下，罗明坚来到了澳门。
跟他的中文名字一样，这个意大利人聪明而坚定。尽管葡萄牙同行不以为然，罗明坚的热情却有增无减。事实证明，中国人天道酬勤的古训完全正确，他在六个月内就学会了一万个汉字，两年后又增加到一万五千个。
这个成绩让他的中国老师大为惊诧，事实上也给他们的事业带来了好处——在大声读出新任海道的字条后，罗明坚得到了一所寺庙，并将它改造为礼拜堂。
不过，最大的成就还是罗明坚以其中文水平、无畏精神和一把大胡子（也许还要加上一架西洋钟），赢得了两广总督陈瑞的好感。后者同意他在自己的住节地肇庆修建住宅和会所，条件则是不能再穿外国和尚的奇装异服，必须换上中国出家人的僧袍。
罗明坚明智的照办，还剃掉了头发和胡子，陈瑞却因为张居正的去世被勒令退休。新官不理旧账，何况总督衙门里也没有发现前任的有关批文。罗明坚万般无奈，只好沮丧地回到澳门，他的同仁巴范济则离开中国去了日本。
幸运的是，肇庆知府王泮受理了罗明坚的申诉，利玛窦也在前一年来到了中国。这时，两个人除了长相，穿着打扮都跟中国和尚没有两样。他们被视为印度佛教僧侣，也因此得到了土地，盖起了中式和西式混合的两层楼房子。
王泮也很高兴。不到一年，他的夫人就生下了儿子。这是他盼了三十年的事。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两个“印度和尚”给他带来的好运，他们居所悬挂的画像上，那个怀中抱着婴儿的女人，则无疑就是洋人崇拜的送子观音。
两个“印度和尚”对此装聋作哑，罗明坚还以中国名字和“天竺国僧”的名义，用汉语撰写了教理问答。王泮捐款印了三千多份，也承包了世界地图的印刷。地图是由利玛窦翻译为中文的，而且巧妙地将中国放在中心位置。罗明坚的书则大量使用儒家术语和观念，让士大夫们颇为满意。
为了表达善意，王泮和同僚郑一麟邀请罗明坚到自己的家乡做客。在那里，罗明坚为绍兴知府祈祷，只过了几个月知府的夫人就怀孕了。不过，尽管罗明坚明显感到广东以外的人更加友好，却被王泮紧急召回，并受到冷落。这件事的背后原因不得而知，但已经升官的王泮显然有压力。在实行海禁的大明帝国，与外国人过从甚密是风险很大的。
敌意确实存在，罗明坚甚至被指控与人通奸。这个阴谋虽然被新任肇庆知府郑一麟粉碎，诬告者也受到惩罚，灰心的罗明坚还是回到了欧洲。他已经意识到，民间交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由教皇亲自出面。可惜，新选出的教宗接二连三相继去世，与中华天子的联系提不上议事日程。罗明坚的故事成为遥远的回忆，十八年后他去世于故乡。
留下来的利玛窦继续努力，并成功地将自己的会所变成类似博物馆的地方。这又给他带来好处：一位北京来的御史表示了参观的愿望，新任总督刘继文只好陪同。事实上当时刘总督已经下达驱逐利玛窦的命令，并且只肯付出十分之一的赔偿金，还拒绝接见外国和尚，事情正处于僵局。
僵局由于参观被打破，总督在衙门里见了利玛窦。当他听说利玛窦连十分之一的赔偿金都要放弃时，这位以“海瑞第二”自居的封疆大吏紧张起来，很担心自己的清誉会因此受到质疑。早就变得像中国人的利玛窦却恭敬的回答，大人的用心非常仁慈，自己的遭遇则颇为悲惨。所以，只要能够让在下免于海上航行的危险和痛苦，则敢不铭记在心？
挽回了面子并保住了名声的刘继文顿生好感，为洋和尚指定韶州作为新的居留地。这个决定改变了利玛窦的人生和道路，转变之一便是脱去袈裟，留住发须，换上儒服，从此不再以“外国和尚”而是以“西方儒生”的身份出现。
最早提出建议的是肇庆知府郑一麟。后来，作为学生和朋友的瞿汝夔同样强烈主张。这时在肇庆的遭遇也让利玛窦认识到，僧侣的地位在日本和中国并不一样。中国人只喜欢有学问的，丝绸长袍和四方高帽才是受人尊敬的服饰。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完全正确。
流利的中国话，典雅的文言文，更让“西儒利玛窦”在士大夫阶层如鱼得水。离开肇庆以后，与之交往的名士越来越多，包括后来担任了首府的叶向高和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他们谈玄论佛，也讨论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毫无疑问，这样的文化沙龙主要是在南京，李贽正是在那里见到了利玛窦，并以独到的眼光对他做出评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毕竟不知道此何干也。
当然不知，但利玛窦不会忘记。
